留言赠书 |《北极的疯狂：人类学的一个幻想》
皮埃尔·德里亚奇（Pierre Déléage），法国人类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社会人类学实验室研究员。他的研究范围包括亚马逊的沙兰纳华人的萨满教，北美原住民的书写系统的发明，科学对象化的限制等。其代表著作有：《另一种头脑：科幻作家中的人类学形象》《论矫揉造作的自然》《死去的文字》《发明书写：17-19世纪北美印第安人的先知和萨满教仪式》等。
尽管埃米尔·佩蒂托表示了对女人的厌恶，但是单身生活仍对他有着很大影响，因为他难以对年轻男子无动于衷。他喜欢用土著人或梅蒂斯人的题材作画，在他的回忆录中，他饶有兴致地描述了一位名叫德赞尤（Dzanyu）青年的情色肖像：
他是个英俊的德内人，族人们相貌平平，他就是其中的阿多尼斯。他有一双慧眼，乌黑而柔情。长长的睫毛低垂，浓密的眉毛高耸，笔直的鼻子在脸庞中间舒展，嘴唇倨傲地呈出一抹弧线，前额高展但显秀小。然而，这惹人喜爱的相貌有时也显露出奇怪的阴谋。他的目光，通常充满快意和友善，但也会显得诡谲多变。他的脖子向前伸展，暗示着某种令人憎恶的东西，他狭小的太阳穴还在固执中青筋暴起。在那些时刻，我不知道是什么魔鬼潜入这个天使般的印第安人体内。我认为，他的身心都是极北地区丹尼特人（Danite）青年的极佳典范。
但是，这些德内青年只是短促地经过好望圣母院。他们会突然出现，就像从哪里冒出来一样，面带着微笑，议论纷纷，然后忽然消失于眼前。德内青年人离开教堂去远行，他们被一个徒步旅行队吸引，还发现了一个钟意的女子；又或是他们渴望去偏远地区探索，以此来证明他们的狩猎技能。无论如何，埃米尔·佩蒂托都为这些离开感到痛苦：
这位传教士对德内青年感同身受，常常对他们若有所思，幻想着在远离教规的地方培养男性友谊会是什么样子。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要求留在离哈德逊湾公司几公里远的传教所。传教所有四间木屋，顶部是山墙屋檐，烟囱不断地吐露烟尘。小木屋围绕着一座教堂，埃米尔·佩蒂托通过装修这座教堂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教堂的钟楼正对着河流，土著人和梅蒂斯人的船在这里来来往往，与他们迎面的是一个巨形的木制十字架。埃米尔·佩蒂托和他的同伴让·塞甘住在这里，让·塞甘来自于奥弗涅，大他五岁。塞甘性情较为粗鲁，深居简出，对土著人的语言不感兴趣，对他们的习俗也不好奇（这就是修道士的典型态度）。在几位雇员的帮助下，帕特里克·科尔尼（Patrick Kearney），这位爱尔兰圣公会教士负责让两位神父的舒适生活和生命安全——只要他们愿意待在教会的园子里，并且保证这块贫瘠的土地有一定的产量。四周都是森林，狭小的传教所与极北地区广阔无垠的土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土著人的土地外，这里的大部分土地都属荒芜，未被开发。
他在极圈附近待了多年，独身神父的身份让他饱受折磨，他认为种种桎梏糟糕透顶，并将其描述为 “教会的创伤”。“第九世纪才采取的戒律清规，无疑是由那个世纪的混乱与滥用所决定的，在另一个世纪就可以出于公众启蒙而完全废除它，罗马教廷的一句话就足以做到。”佩蒂托发现几乎不太可能去遵循教会强制的定居模式，只要他找到机会，就会随便编个理由去追随土著人，和他们一起穿越冻土、森林和苔原，而这通常违背了他上级不断重申的命令。由于长期的不满，他一到目的地就考虑离开，设想自己是“一个年轻的传教士，梦想着遥远艰险的远行和地理上的发现，以及让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但是，他无法拒绝在狩猎小屋中共享床铺的乐趣，有时在持续数周的远足中，大家每晚都在那里栖身，他也无法抵御从德内美男子感受到的诱惑。特别是英俊的德赞尤，埃米尔·佩蒂托以最为庄严的天主教仪式为他洗礼，以阿波罗（Apollo）和泽法尔（Zephyr）争相喜爱的美丽异教青年的名字“亚森特”（Hyacinthe）为他命名。
抵达极北地区的两年后，埃米尔·佩蒂托向他的主教忏悔，他的意志如此薄弱，灵魂亦缺乏力量，这使他无法对诱惑保持定力。“我对自己的不满之处就在于，我有一颗过于慈爱的心。无论我对于女性感到多么厌恶，我都难以保持对戒律的服从，我在此承认我的错误。”主教亨利·法鲁德（Henri Faraud）是一个出生于法国的吉恭达斯地区的修道士，他的婶婶在大革命期间被处死。比起他的智慧，同事更多赞扬他的体魄。他觉得埃米尔·佩蒂托充满了才华与热忱，但是也显得自负和任性。他被一种热情奔放的性格冲昏着头脑，不情愿地服从着上级的命令，并且经常违反。这个年轻的神父并没有主动承认他陷入了“可耻的、非常严重的不道德行为”。只是公众谣言迫使他这样做，这些谣言无止无休地议论着他的“心上人”，他的“爱人”，或者干脆是他的“孩子”，如让·塞甘称之为的“迷人而邪恶的亚森特”，其认为没有理由对同性恋关系进行保密。
这位“自甘堕落的野蛮人”通过公开神父的罪行，使埃米尔·佩蒂托处于一个举步维艰的位置。他的天主教上级对他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传教士“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学习土著语言”的价值。德内人认为他的行为倾向只是一种有趣的怪癖，相比神父的终身行孤身誓言也并不显得奇怪，他们只是认为神父是一个有点古怪的萨满。但埃米尔·佩蒂托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邪恶的神父、可耻的神职人员、粗鄙的传教士”。他惊讶于德内人对同性恋表现出的单纯与宽容，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知道如何“为上帝牺牲一种特殊的友谊”，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心猿意马。他觉得自己在“和青年男子的罪恶关系中”越陷越深，这样的事此起彼伏，自我已经无法抵制这种反复出现的诱惑。他索性以一种其主教曾形容为“可怕”的坦率，向所有传教士同伴讲述了他的“特殊友谊”，甚至还在外面坦白：他呻吟，他哭泣，但他的激情却比他的意志更为坚强。
在那些充满爱的欢愉瞬间，埃米尔·佩蒂托忘却了所有的禁忌。好几次，他以见证“野蛮人的想法”以及“他们在基督教知识上的进步”为借口，翻译了他年轻情人的来信，并把它们寄送到了天主教报纸上发表。“我的爸爸，虽然我没有见到你，但是我想象着能牵你的手。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你也会这么想吧。当你看见我写的这些东西时，请马上为我祈祷，在这特别的一天。如此，我就能活下来。谢谢你，如果我再次见到你，我将会非常高兴。这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这样说话。如果你还记得亚森特，请给我写信。”佩蒂托作为神父，他的身份早已名不副实：他的行为与他负责向原住民传教的职责互相抵牾。
他充满了一种强烈的罪恶感，尽管他反复地忏悔，但每每见到亚森特他又将这些置之度外，亚森特无法理解这种关系的伤害。（“在这个有着温和、善良性格以及玩世不恭的部落里”——用埃米尔·佩蒂托的话说，就是意味着同性恋——“这不是一种恶习，没有人会对自己的堕落而感到羞耻，我相信所有人都是这样”）。只要亚森特一离开，这位传教士就会充满懊悔，想到来自地狱的折磨，尤其是他怀疑所有人——天主教神父、城堡里的新教徒，以及当地的土著人——都在嘲笑、侮辱和诋毁他。
他情不自禁地揣测，对他说的每一句话背后，都隐藏着讽刺、挖苦和嫉妒。
如果我们认可他同事的意见，这些嘲笑就很可能是臆想出来的，他们一方面认为，他的秘密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好望堡的新教徒不大相信那些流言蜚语，感叹道：“印第安人就是这样的骗子！”），另一方面，土著人则默默容忍着传教士的不当行为与自我矛盾。面对无法抵制的肉体诱惑和无处不在的嘲讽，埃米尔·佩蒂托开始寻找自我救赎的方法。
他首先考虑撤到加尔都西会\修道院，这是戒律最为严格的宗教组织之一，在那里将会有永久的隐居和绝对的宁静。类似的是，他有时还想加入严规熙笃隐修会。但这或许只是他的一种修辞策略，目的是以自认为是上帝和众人眼中为自己恢复名誉的最可靠方式，让上级允许他成为异教徒因纽特人的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