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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趣味教育和教育趣味

2016-11-19 人民教育

民小编说


我们一般知道,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但是他还有一张“名片”——据了解,他是中国近代较早并系统提出各科教材教法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是政治改良“救国图存”的重要手段,因此大半生致力于“教育救国”,不断地开展办学校、讲课、讲演等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梁启超先生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是引起学生的兴趣,他提到的当时教育中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现在看来依旧是教育难点;他同时认为,教育是最能够引起兴趣的职业之一,如果能够领略到教育的趣味,教师也就不会倦怠了。您是怎么看的呢?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抵?”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抵。”


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索。晋朝有位殷仲文,晚年常郁郁不乐,指着院子里头的大槐树叹气,说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一棵新栽的树,欣欣向荣,何等可爱!到老了之后,表面上虽然很婆娑,骨子里生意已尽,算是这一期的生活完结了。


殷仲文这两句话,是用很好的文学技能,表出那种颓唐落寞的情绪。我以为这种情绪,是再坏没有的了。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再不会有长进。何止没长进?什么坏事,都要从此产育出来。总而言之,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



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

“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我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简单说一说我的意见:


第一,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这是不错。但趣味的性质,不见得都是好的。所谓好不好,并不必拿严酷的道德论做标准;既已主张趣味,便要求趣味的贯彻,倘若以有趣始以没趣终,那么趣味主义的精神,算完全崩落了。


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固然容易如此;教育教得不如法,学生在学校里头找不出趣味,然而他们的趣味是压不住的,自然会从校课以外乃至校课反对的方向去找他的下等趣味;结果,他们的趣味是不能贯彻的,整个变成没趣的人生完事。我们主张趣味教育的人,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决定的时候,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这种教育办得圆满,能够令全社会整个永久是有趣的。


第二,既然如此,那么教育的方法,自然也跟着解决了。教育家无论多大能力,总不能把某种学问教通了学生,只能令受教的学生当着某种学问的趣味,或者学生对于某种学问原有趣味,教育家把他加深加厚。所以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以摧残趣味。


摧残趣味有几条路,头一件是注射式的教育。教师把课本里头的东西叫学生强记;好像嚼饭给小孩子吃,那饭已经是一点儿滋味没有了;还要叫他照样的嚼几口,仍旧吐出来看;那么,假令我是个小孩子,当然会认吃饭是一件苦不可言的事了。这种教育法,从前教八股完全是如此,现在学校里形式虽变,精神却还是大同小异,这样教下去,只怕永远教不出人才来。


第二件是课目太多:为培养常识起见,学堂课目固然不能太少;为恢复疲劳起见,每日的课目固然不能不参错掉换。但这种理论,只能为程度的适用;若用得过分,毛病便会发生。趣味的性质,是越引越深。


想引得深,总要时间和精力比较的集中才可。若在一个时期内,同时做十来种的功课,走马看花,应接不暇,初时或者惹起多方面的趣味,结果任何方面的趣味都不能养成。那么,教育效率,可以等于零。为什么呢?因为受教育受了好些时,件件都是在大门口一望便了,完全和自己的生活不发生关系,这教育不是白费吗?


第三件是拿教育的事项当手段: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他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我们若是拿学问当作敲门砖看待,断乎不能有深入而且持久的趣味。


我们为什么学数学,因为数学有趣所以学数学;为什么学历史,因为历史有趣所以学历史;为什么学画画,学打球,因为画画有趣打球有趣所以学画画学打球。人生的状态,本来是如此,教育的最大效能,也只是如此。


各人选择他趣味最浓的事项做职业,自然一切劳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劳作越发有趣。反过来,若是学法政用来作做官的手段,官做不成怎么样呢?学经济用来做发财的手段,财发不成怎么样呢?结果必至于把趣味完全送掉。所以教育家最要紧教学生知道是为学问而学问,为活动而活动;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学生能领会得这个见解,他的趣味,自然终身不衰了。

我们要选择趣味最真而最长的职业,再没有别样比得上教育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那第三种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他的意思是说教育家比皇帝还要快乐。他这话绝不是替教育家吹空气,实际情形,确是如此。我常想: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趣味,莫过于种花;自然界的美,像山水风月等等,虽然能移我情,但我和他没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他的美妙处,我有时便领略不出;我自己手种的花,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简直并合为一;所以我对着他,有说不出来的无上妙味。凡人工所做的事,那失败和成功的程度都不能预料;独有种花,你只要用一分心力,自然有一分效果还你,而且效果是日日不同,一日比一日进步。


教育事业正和种花一样: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生命是并合为一的;教育者所用的心力,真是俗语说的“一分钱一分货”,丝毫不会枉费;所以我们要选择趣味最真而最长的职业,再没有别样比得上教育。




教育家还有一种特别便宜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人和自己研究学问是分离不开的:自己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这种快乐,也是绝对自由,一点不受恶社会的限制。做别的职业的人,虽然未尝不可以研究学问,但学问总成了副业了;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面教育,一面学问,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


所以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是两重趣味。你想:一面学,一面诲人,人也教得进步了,自己所好的学问也进步了,天下还有比他再快活的事吗?人生在世数十年,终不能一刻不活动,别的活动,都不免常常陷在烦恼里头,独有好学和好诲人,真是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若真能在这里得了趣味,还会厌吗?还会倦吗?


文章来源 | 本文是梁启超于1922年4月10日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所作的演讲,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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