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读新刊】于永正：为什么这些老师让我如此难忘
今天，于永正老师将带我们走入他的校园记忆，看他的小学老师们如何用朴实、自发的教育行为，书写着素质教育的篇章。
文/于永正
一拿起笔，我的小学老师就一一浮现在我的脑际，清晰，真切，一如六十多年前。
最难忘的张敬斋老师是我初小的老师，即1—4年级的老师，教我们语文、音乐、美术和体育。
难忘张老师的微笑。1947年，张老师刚到我们山东莱阳徐家夼初级小学时，不过十八九岁。瘦高挑儿，大眼睛，尖下颏，留着分头，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他目光敏锐、亲切、热情，总是笑着和我们说话。四年中，我只见他发过一次脾气。
升入四年级时，班长“执法过度”，上自习课推搡了一位同学，张老师批评时，班长涨红了脸，犟了一句，张老师斥责道：“你身为班长，怎么可以这样呢？”片刻，张老师叹了口气，拍拍班长的肩，转身走了。四年，我只见张老师发过这一次短暂的脾气；四年，微笑只离开过他的脸5分钟。
难忘张老师教我们写字。张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柳体字，还能写美术字。升入三年级，我们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是写字课。先是写“仿”，张老师给每个人写一张字，每张12个，让我们把纸蒙在上面描。也不过描三四次吧，老师写的字就被洇模糊了。张老师就再给我们写一张。张老师不厌其烦地写，我们不厌其烦地描，一描描了一年。
升入四年级，开始“临帖”——每天照着字帖写12个字。张老师喜欢柳体，我们临的都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帖》。一临又是一年。
写得好的字，张老师则画个红圈，特别好的，画双圈。我们每天为“红圈”而奋斗。作为孩子，学习动力就是这么简单。我的写字兴趣是被张老师的“红圈”激发出来的。张老师的“红圈”吸引我步入书法艺术的殿堂。至今，我还能回味出儿时研墨散发出来的墨香，“非人磨墨墨磨人”。
且不说写字的过程让我获得的其他养分，在我的生活里，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我至少多了一方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无论是欣赏古今书法家的作品，还是自己挥毫泼墨，都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这种感觉不可言喻。这也是我当了老师后，之所以重视写字、希望学生能写一手好字的原因。
说到红圈圈，又想起了张老师在我作文簿上画的一条条红色波浪线。那醒目的波浪线，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张老师很重视作文教学，每周一篇，我们用小楷笔竖写。张老师用朱笔批改，有眉批，有总批。老师用毛笔画的竖波浪线一顿一顿的，非常好看。有时几乎画满了全篇。
如果说，我的写字兴趣是被张老师的红圈圈激发出来的，那么我的作文兴趣则是被张老师的红波浪线激发出来的。我当了老师后，深知波浪线的作用，也就从不吝啬红墨水了。
那时没有家庭作业，我的课余时间几乎全用来画画和拉京胡了。而今，我们的学生有多少能根据自己的兴趣，有选择地学习？没有兴趣的学习叫“应付”，被动学习很难出天才。
忘不了张老师的音乐课。音乐课上，张老师教我们唱《志愿军战歌》《歌唱祖国》《嗨啦啦啦啦》（一首关于抗美援朝的儿童歌曲）。能教的歌儿教完了，张老师便教我们拉京胡、唱京戏。后来发现我有小嗓（假嗓），又“因材施教”，单教我一段《汾河湾》中柳迎春唱的“儿的父去投军无音信”。
张老师应该是新中国把器乐演奏引入音乐课的第一人——1950年在音乐课上就教我们拉京胡，不是第一人吗？
张老师还教我们打锣鼓。“胶东秧歌锣鼓”热烈欢快，振奋人心，我们打得酣畅淋漓、如痴如醉。节假日，张老师带领我们敲锣打鼓去附近村庄宣传抗美援朝。我除了打锣鼓，还演活报剧。我演过李承晚（剧本是张老师编的）。至今还记得其中的台词：“我叫李承晚，南朝鲜，我来坐江山。我的江山坐不稳，认了个干爹杜鲁门……”
没有艺术的教育，是残缺的教育。艺术教育也不只是教唱歌，教画画儿。
那时农村条件差，学校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操场。张老师亲自为我们挖了一个大沙坑。体育课上，张老师教我们跳高、跳远。至今，张老师那“剪式跳高”的身影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课间，沙坑成了男生的摔跤场。张老师常常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有时还教我们一手。我的摔跤本领就是在沙坑里，在富水河畔的沙滩上练出来的。“文革”时，有个到小学“造反”的大块头儿中学生，挥着拳头向我冲来，被我撂倒在校门口。那男生像《水浒传》里的“洪教头”似的爬起来，头也不抬，悻悻地走了。
就我所知，那时农村小学没有体育课，张老师是凭着他的直觉和爱好，自己“开发”的。我和同学津津乐道的还有张老师带领我们游泳、给梨树掐花、慰问军属、拾粪等活动。
说到“拾粪”，现在还脸红。“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升入四年级，张老师要求我们每天早晨背着粪箕拾粪（即牲畜的粪便），然后背到学校，在校门口一字摆开“展览”。晨读后，再把粪背回家（那时我们每天先到校晨读，晨读后回家吃早饭，饭后再回校上课）。一年中，我只拾到过一次牛粪，其余的都是挖河里的淤泥充数。张老师说：“淤泥也是好肥料！”
什么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就是教师素质的教育，即教师有什么样的素质，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张老师是凭着他的品格、热情、认识、直觉和悟性来从事教育的。我断定张老师那时没有系统学习过教育学、心理学，更不知何谓“素质教育”，他是凭着他出众的才华、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爱好从事教育并影响着他的学生的。
非常庆幸，在我刚跨进校门的时候，遇到了张敬斋老师。张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小学《中国地理》课本是分省编的，即一个省一课。徐老师上课时，边画地图边讲。譬如讲我们山东省，他边画边说：“我们山东省像一头蹲下的大骆驼，头伸进渤海和黄海里，它的头就叫胶东半岛。”这句话讲完，山东的轮廓也就出现在黑板上了。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哇！真像骆驼！”然后，徐老师又标出省会济南和其他大城市，自然少不了我们烟台，顺便又标出了我们莱阳（课本中的山东地图并没标上莱阳）。接着画铁路，画泰山山脉，再讲物产，最后讲邻省和濒临的海。
讲到“烟台苹果莱阳梨，肥城蜜桃大如拳，乐陵小枣甜如蜜”时，我们都很自豪。紧接着，徐老师又加了一句：“烟台苹果莱阳梨，不如潍坊萝卜皮。”我们都大叫：“吹牛！萝卜皮有什么好吃的？”徐老师说：“潍坊也是咱们山东的，那里的萝卜确实好吃。”说完，又在地图上标出了潍坊所在的位置，我们又高兴起来。
我看到山东半岛“伸”进大海里，十分担心地向徐老师提了个问题：“老师，咱们山东半岛要是‘断’了，我们不就掉进大海里了吗？”徐老师嘿嘿一笑，道：“半岛可不是漂浮在海面上的，你这不是杞人忧天吗？”
徐老师的地理作业“千篇一律”——画地图。第一课讲全国行政区，就叫我们画全国地图，以后每教一个省，就画一个省。我有绘画的础，每个省都能画得很像书上的地图，经常得到徐老师的夸赞。
我的同桌孙绍君画得潦草，他画的山东地图活像一个不规整的梨，徐老师却说：“不错，不错，有点儿意思就行。”徐老师的口头禅是“有毛就是鸡”。孙绍君写的大字，笔画粗，同时担任我们五六年级书法课的徐老师却说：“孙绍君的字有颜体的味道。”常常在他写的某一笔、某一画上画个小红圈儿。圈儿虽然小，却让绍君每次写字都全力以赴。
当了老师，我明白了，不是徐老师要求不严格，这叫“尊重差异”“因材施教”。我当了老师，也学会了在学生写的字的某一笔、某一画上画红圈，也能在每个后进生身上找到闪光点。
学完了中国地理，画完了中国地图和各省地图，祖国就镌刻在我心中，永不磨灭。到中学读《世界地理》时，我依然保留画地图的习惯，画完了五洲四海，世界就在我心里了。
画地图让我养成了看地图的习惯。每当我站在中国地图前，徐国芳老师和善的面容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耳畔就会响起他那“嘿嘿”的、近乎天真的笑声。
白老师教我们历史。每讲一课，他就让我们看课后的思考题。“第一个问题怎么回答呢？”白老师问。然后引领我们画出书上的有关句子。我们把这些看似零散的句子连起来一读，居然通顺、完整。个别连接不好的地方，白老师会给我们添加几个词语，说：“这就是第一题的答案。”依此类推，把课后问题的答案，都在书上圈画出来了。一篇长文，我们只需记住其中十来句即可。
就这样一课课地画下去，让我学会了读书抓要点、重点。白老师从不布置书面作业，复习时，只是要求我们熟读每课圈画的句子。期中、期末考试，我们的历史成绩都很优秀。我们学历史感到非常轻松。
读中学和师范的时候，我把这个方法迁移到所有学科。期末复习时，我先把各科课本通读一遍，边读边用红笔圈画出每课的重点、要点（好多地方平时就画了，但用的不是红笔）。复习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的时候，我只读并记住我画的重点、要点，既省时又省力。每次考试，各科都得高分。95%以上的考试内容都在我的圈画之中。在初中和师范，我都是“三好”学生。
1977年，我到徐州党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每次考试，同班的大学本科生都考不过我。这得益于白老师教给我的读书方法。我能把厚书读薄，同样也能把薄书读厚。
白老师让我懂得了什么叫“授之以渔”。
我们从不称他为校长，都称他为“老师”。对此，他很高兴。他常说：“我不是称职的美术老师，我不会画画儿。”他常用“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滥竽充数”自我解嘲。
但王老师善于激励。他的办法是让我们的画儿“上墙”——一进校门的过道两边的“学习园地”上，贴满了我们画的画和写的大字。每期都有我画的人物、动物，还有京剧脸谱儿。
王老师经常站在“园地”前欣赏我们的字、画，连声赞叹：“好，好！”他那像欣赏心爱的宝贝似的眼神，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永远让我感动。
小学毕业，我到了徐州。王老师还亲自给我父亲写信，说我有绘画天赋，建议将来读美术学院。这让我深受鼓舞，立志长大当画家。
读中学时，我“移情别恋”，想当一名作家。但几十年来，业余时间仍不时挥笔作画，自得其乐。得意之中，总会想到瘦瘦高高的王其欣老师，想到他对我们儿时的欣赏与鼓励。人如其名，名如其人。王其欣老师让我学会了欣赏学生。
岁月无情。如今，四位老师都走了。倘若他们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