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保护地体系和民间力量联合推动保护工作 | 大连斑海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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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绿会召开大连斑海豹保护讨论会，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自然遗产与生态保护研究室杨海明主任围绕斑海豹自然保护地建设发表意见：

在践行生态文明的当下发生此事令人十分震惊。本人其实与大连的野生动物保护有着不解之缘，从大连前些年参与老铁山猛禽救助开始，持续多年关注当地志愿者工作。

今天与大家分享中国海洋型自然保护地社区发展研究的探索。

大家知道，在中国大部制改革以后，中国自然保护地建立五级分类体系。第一级是世界遗产，第二级国家公园，第三级自然保护区，第四级自然公园，第五级自然保护小区等代表的公益保护地。

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新华社等权威机构密集报道了以国家公园为代表，自然保护区为基础的中国保护地体系建设最新进展。

在自然保护地建设中，你会发现一些事件影响推动着中国世界遗产和国家公园的申报和建设。比如说勺嘴鹬迁徙国际合作保护推动了中国  黄渤海湿地进入世界自然遗产2019年预备名录。

从国家公园来说，国家公园本来有九个试点，因为祁连山事件爆发的巨大争议，最后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下，将祁连山升格为国家公园试点。现在国家公园已经有了十一个试点，但海洋型的国家公园在哪儿？我和国家海洋局陈尚研究员对此沟通过。

海洋型国家公园和国家海洋公园不是一个概念。国家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顶层设计逐渐明朗化：原来的各级湿地公园、海洋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等逐渐改制为自然公园，作为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的有益补充（世界级授权如世界地质公园除外）。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环保类型、林业类型、海洋类型、农业类型自然保护地全都要进入国家自然保护地新的管理体系中，从多规合一角度来说就是：“一张蓝图干到底”。

为此，自然保护地要再次测绘划界，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蓝本，依托生态红线，在国土空间规划空间体系内重新核定自然保护地的边界范围。

打开中国滨海地区的自然保护地专项地图，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大家深思：海洋类自然保护区通常是按特定海域坐标拐点划定，而陆地型自然保护区通常是按河流、等高线等自然界定、或者行政边界设定，如果是多重生境的物种保护就会出现尴尬的局面（比如：具有咸淡水洄游特点的水生生物跨区域联合保护，农业、海洋、林业、水利等部门经常是莫衷一是）。

所以滨海地区自然保护地的体系如果不进行陆海统筹、多规合一、不利于后续的统一科学管理，这些曾经的部门屏障必将随着自然资源部的统筹规划得到逐步解决。比如在山东东营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中我们发现：黄河口湿地有着多重空间相互叠加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林业、海洋、农业、国土、水利等部门），为此一定从从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护研究落实到国土空间规划的自然保护地多规合一实践，才能把区域尺度范围（比如环渤海区域）自然保护地的自然资源与社会发展本底梳理清楚，有助于推动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和中国国家公园试点等顶层设计工作。

最后总结如下两点：

第一，从自然保护地社区发展来说，我们发现民间正能量推动作用十分有效。不管大连猛禽志愿者的生态救助活动，还有广西“美境自然”推动的北海冠头岭“占领打鸟点”的公益志愿活动。通过自然保护地社区的公众正能量推动，开展科学观鸟、自然体验活动等；在相关领域学者指导下，通过志愿者的生态本底调查，将区域监管力度从政府平台扩展到公众视野。当然也要考虑因地制宜，国家林草局的《秘境之眼》是通过红外相机在荒野（陆域）中监测野生动物。但是在海洋上，红外相机就不如其他监测设备，有的斑海豹分布在浮冰上，不断流动难以追踪，这也对科学研究与执法监管提出高要求。

第二，通过当地志愿者建立平台，并向一些先进的NGO组织学习经验，创新观鸟、观兽等活动，推动社区发展。另外从现金流角度来说，一些博物学的亲子活动或者研学活动，可获得更加大的资金支持。公益保护地，如老河沟，包括绿会中华保护地，能选择的一条可持续发展社会路径。

作为国家级空间规划研究机构，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愿意统筹清华智库资源，特别希望能联合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等机构对斑海豹事件后续的自然保护地规划设计咨询与社区发展研究提供公益性的技术支撑作用。

整理/飞 审/杨海明 编/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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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海豹回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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