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的春天

  喵族码字员：小明

春天花会开。

美国文豪海明威曾在他的巴黎旅居回忆录《流动的盛宴》中写道："当春天降临，即便是一个虚假的春天，除了寻找什么地方最快乐之外，再没有别的问题了。"

春天是一年中重生和更新的时刻，它是动物世界中交配的季节，它给树木带来了花朵，并将寒冷、死寂的冬天记忆驱赶到另一年。

但是，在电影中，春天也许是最不值得庆祝的季节，与故事背景发生在夏季、秋季和冬季的电影相比，关于春天的电影中，其色彩的丰富性却要少得多。

从胶片时代到数字时代，很多著名导演都热衷于拍摄春天，我们可以列举出长长的片单：《春天不是读书天》《小城之春》《冬春的日子》《四月物语》《春夏秋冬又一春》《春天的故事》等等，日本电影巨匠小津安二郎还专门为春天接连拍摄了《早春》和《晚春》两部名作。

在这些风格各异的作品中，影迷们都可以看到在春天万象更新、绿意盎然的盛景之下，还隐藏着独属于每一个人的哀愁和迷茫，而这些纷繁多样的情绪，体现出了春天真正的包容。

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天开始从春天进入电影，开启今年的观影旅程。

提起中国电影中的春天，每个影迷脑海中第一个闪现出来的，必然是费穆导演的名作《小城之春》。

在美好的春日里，费穆导演并没有将镜头对准刚抽芽的柳树、渐渐解冻的冰河，或是满坡新绿的原野，而是更多地聚焦在被炮火摧毁的城墙和孤独的人身上。整部影片的基调也很晦暗，大多数镜头的使用十分隐忍克制。

片中的人物感情，除了使用女主角玉纹的第一人称叙述外，往往是通过眼神、微妙的动作和肢体语言来表达的。并且费穆在影片中避免了音乐的使用，最后只在玉纹考虑从摇摇欲坠的城墙上跳下去的场景中使用了配乐，这样观众的情绪就不会被轻易调动，反而会真正沉浸其中。在本片上映的1948年，这绝对是一种新鲜而又大胆的表现手法。

自《小城之春》上映后的几十年中，本片都默默无闻、被人忽视，这与它的名声极不匹配。直到1980年代本片的全新拷贝被发现，才让它找到了更多的受众。自此以后，《小城之春》成为了各个时代中国电影导演的电影美学“教材”，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王家卫和关锦鹏等中国最知名的电影人都或多或少地从本片中吸取过养分。

《小城之春》的影响可以在贾樟柯的长镜头中找到，也可以在王家卫电影中恋人之间的克制情感中找到，而第五代导演田壮壮甚至在2002年直接忠实地翻拍了本片。但它很少像这部一样有力量；一部真正的经典，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认可。

谈到小津安二郎，除了震烁影史的《东京物语》之外，还有两部以春天命名的影片足以传世，那便是《早春》（1956）和《晚春》（1949）。

《早春》算是小津最后一部与婚姻相关的电影，很少有电影能完美地一段婚姻被慢慢侵蚀的细枝末节，以及足够准确地描绘出婚姻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连接。《早春》完美地做到了（能与之匹敌的大概只有伯格曼的《婚姻生活》）。

《早春》还有足够强的社会学意义。本片将工薪阶层的生活和自雇人士的婚姻生活进行了对比，但镜头却足够平视，没有“捧一踩一” ，或许小津本人认为婚姻本身就是公平的，不管你是什么阶层的人，只要走入婚姻，那么结局都是一样的无言。本片的背景是战后支离破碎的日本，小津似乎又在隐喻，在这样一个破碎而撕裂的社会中，每一位结了婚的人，似乎都无法得到善终。

另外，小津在本片中批判了日本的工作文化，他认为当时日本公司中大量的工作都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员工得不到基本的待遇，却要日复一日地做着单调乏味又繁重的工作，有时候只是为了满足老板的控制欲，这不得不说是对日后风靡起的“社畜”一词的精准描绘。

尽管影片的基调很忧郁，但是也不乏幽默的桥段：小津淘气地将一个移动电风扇的镜头接到一个接吻镜头的后面，风扇头一直在摇来摇去，似乎在说着“No” ，否定二人的关系。

谈到美国的青春喜剧，约翰·休斯是无法绕过去的名字，他导演的《早餐俱乐部》《春天不是读书天》《红粉佳人》等片都是该类型电影中的经典之作。

《春天不是读书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可称为是最纯真的电影之一。本片讲述了三个精神抖擞、无忧无虑的孩子在一个晴朗的春日逃出学校的故事。对于那些整天在学校被各种试卷折磨的学生来说，本片可以说是振奋人心的，但是如今疫情肆虐，很多学校改为居家网课教学，那么这个时代再看本片，爽感可以说是大打折扣。

休斯的青春电影以讽刺学校上级人物见长，比如片中喋喋不休的老师、院长、家长等等，他们都是相对于学生的强者，热衷于对他们颐指气使、发号施令。但是在他的电影中，这些学生眼里的“大人物”，却都是终日郁郁寡欢的倒霉蛋，这种反差极大的描写，更加消解了这些掌握着话语权的大人的绝对正义性，观众自然会倾向于逃学的学生那一方。

《春天不是读书天》是一个极其浪漫的译名，代表着每一代年轻人对春天的美好想象。春天一切正好，或许年轻人就应该抛开书本，出门游玩，才不负这一片春光。

说到春天，就不得不提及法国电影大师侯麦“四季故事”中的《春天的故事》。

埃里克·侯麦除了是法国电影导演，他还是一位新浪潮时期的浪漫主义哲学家。他的电影同很多法国文艺电影一样，描绘着法国中产世界的生活，并且对康德、先验等各种哲学学说的探讨如数家珍。

侯麦的电影看的是一种味道，一种风格。他和前文中提到的小津安二郎类似，都是一辈子只拍同一种类型的电影，且产量颇丰。

《春天的故事》延续了侯麦的电影风格，故事发生在花团锦簇、绿草如茵的春天，哲学老师珍妮与她萍水相逢的好友的父亲陷入爱河，而那位父亲已经有了一位和她女儿年纪相仿的“情人”。虽然春日景色美好，但片中的每个人还是充满着烦恼。

这个很有伍迪·艾伦味道的不伦故事，延续了侯麦在“六个道德故事”中的道德困境叙事，用看似不道德的故事解构道德本身，最终用一个“玄学”结尾来展示命运的不可控。

侯麦笔下的人物虽然各个都有无解的烦恼，但是他们都饱读诗书，非常聪慧，他们不会沉溺于爱情的阴翳之中无法自拔，所以侯麦的爱情电影虽有悲伤，却无忧郁。他的电影之所以能获得大范围的成功，是因为观众在观看他的电影时，会想要与银幕里的主角结识、攀谈，然后会更加全面地认识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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