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 常顺利：论全球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趋势
▲周洪宇
摘 要：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来临之际，研究生教育不仅在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使命，而且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放眼全球，研究生教育多样化、弹性化、专业化、优质化、创新化、法治化、信息化、国际化和开放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显现。在此情势下，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方向应为：以学位类型改革为突破口，继续积极稳步推进多样化改革；注重政策灵活性；同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化建设；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与“双一流”建设相互呼应；加快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修订工作；发展远程研究生教育，提高研究生信息管理的数据化水平；坚持深化改革，努力提高国际化和开放化水平。
关键词：全球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多样化;专业化;优质化;法治化;信息化;开放化
作者简介：周洪宇(1958-),男，湖南衡阳人，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教育史、教育理论与教育政策研究;常顺利(1993-),男，河南尉氏人，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史研究。
文章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25(01),10-23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23.01.002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教育学重大课题“建设教育强国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VGA180002)。
人类发展处在了人类历史变迁的拐点处——工业文明的十字路口，世界正步入第三次工业革命[1]。实际上，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已经向世人展现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雏形。党的二十大以来，“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成为教育界新的共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旨在培养科技人才的研究生教育使命更加凸显，作用日益重大。当今，全球研究生教育多样化、弹性化、专业化、优质化、创新化、法治化、信息化、国际化和开放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显现，我国研究生教育亦应顺应世界潮流，推进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改革。
一、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
当今世界，以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与互联网的高度交互融合与创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扑面而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所需求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创新型人才给全球的人才培养模式带来了严峻挑战[2]。在这种形势下，作为高级智力人才培养的研究生教育必然备受社会关注。因此，研究生教育需要适应时代变革，走创新式发展道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研究生教育越来越处于高等教育的中心。
2020年9月22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应对全球人才竞争的基础布局。”[3]可见，研究生教育对于培养高层次人才，参与全球经济科技竞争，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一)研究生教育对于国家战略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1.为国家应对全球国力竞争提供智力支持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研究生教育重要的价值所在。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生教育为我国培养了大量面向市场经济的高素质人才，成为推动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全球疫情与中美贸易战相互叠加，国家发展环境面临着复杂的变化，疫情给全球经济按下暂停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势力抬头。实际上，二战后所确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体系正在走向瓦解。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幻中，综合国力成为我国在面临现实挑战和谋求未来国际秩序战略主动的最关键变量。
要想在全球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坚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向，坚持科教兴国与国兴科教相结合。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对于提高国家全球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可以说，研究生教育对于一个国家当前与未来的重要作用再怎么高估也不过分[4](P1)。因此，无论是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还是应对全球国力竞争，加快推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对于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意义。
2.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中赢得发展主动
世界近现代史表明，后发国家只有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才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实现国家的跨越式发展。目前，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5G技术的发展显示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已经到来。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许多的科技领域仍然有不小的差距。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关键元器件等的自给率仅为1/3。2019年，芯片进口总额为3 040亿美元，自给率不足3%[5]。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优质的研究生教育提供创新型高层次人才供给。
(二)研究生教育需要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多样化高层次人才需求
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发展的转型期，各行各业都需要高层次人才。研究生教育作为我国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其必然承载着个人与社会的最高价值期许。因此，研究生教育既是个人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经，也是劳动力市场寻求高价值人力资源的最佳场域。无论是个人实现“找到好工作”的朴素愿望，还是劳动力市场“找到雇主满意的员工”的社会需求。作为进行多样化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应社会特定职业领域所需而生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承担着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历史使命。
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117.65万人。其中，招收博士生12.58万人，硕士生105.07万人。在学研究生333.24万人。其中，在学博士生50.95万人，在学硕士生282.29万人[6]。目前，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总体规模仅次于印度和美国，排在全球第三[7],中国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人数占比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每千人中约有2个研究生，而美国每千人研究生人数占到9人左右[8]。因此，推进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有效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重要课题。
(三)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迈向新征程的需要，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教育自身跨越发展的要求，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9]。然而，没有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既要符合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也要满足党和国家对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要求和价值期许。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0]可见，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以“人民满意”为价值尺度。那么，坚持人民立场的研究生教育究竟该如何发展呢?王战军教授认为，研究生教育位于国民教育的顶端，必须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道路[7]。实际上，就我国的高等教育历史来看，我国的高等教育大致经历了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三个阶段，其发展方式也经历了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做为高等教育其中一环的研究生教育，其发展历史与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基本一致，也正经历着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战略转型。总之，教育高质量发展呼唤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而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以“人民满意”为价值尺度，以内涵式发展为实施战略，提升整个国家应对全球国力竞争的“软件系统”。
二、全球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的主要表现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既要顺应科学的育人规律，也要积极地吸取全球研究生教育发展经验，洞悉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为制定“全球视野中国立场”的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中国方案，提供尽可能多的域外经验。因此，从全球视野把握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就显的十分必要。在近三十年多次实地考察调研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整理和历史审视，全球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的主要表现如下：
(一)研究生教育的多样化趋势
1.培养目标的多样化
英美等国“分权传统”的教育管理体制使其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具有“因势而动”的特征。在研究生教育形成时期，是以德国的师徒制培养模式为范本，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强调知识创新和对永恒真理的追求。实际上，德国模式的研究生教育是一种博士生教育，其旨在培养追求“纯粹科学”的学者。二战后，高级学位教育获得者的服务主体由大学转向市场，研究生教育的价值追求不得不兼顾“科学理想”与“雇主满意”。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在培养传统学术型人才的同时，越来越重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例如，英国授课式(Taught-course)研究生教育及兼读制(Part-time)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都是全球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多样化的重要表现。
2.培养模式多样化
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变革是不同时期各个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制度性产物。全球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学徒式培养，该模式只重视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以小作坊式的师徒合作专注于知识的创新；第二阶段是专业式培养，该模式则是“德国大学的研究传统+英国学院的知识传承传统”的完美复合体，这种研究生培养模式既重视知识的系统传授，也重视研究能力的培养，以研究生院的组织模式进行教学和科研活动；第三阶段是协作式培养，该模式是科学的浪漫理想与职业的实用目标联姻诞下的时代结晶，这种研究生培养模式重视理论知识在实践领域的应用，科学被视为职业专业化的最佳手段。当然，有学者亦总结出了四种研究生培养模式，除上述三种之外(这里学徒式被称为研究式),认为还有教学式(也称授课式)培养模式——以授课为主，不重视研究能力的培养[11]。
无论对研究生培养模式如何划分，各国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新的蓝图绘就总是建立在自己的历史传统之上。因此，各国现行的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不是“过去和他者理想类型的复制”,而是新旧创新融合的新的时代版本。例如，尽管研究式是最传统的培养模式，但现在仍然是英国的哲学博士和哲学硕士的主要培养模式。另一方面，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兼读制研究生发展速度超过了全日制培养模式[11]。而在德国，研究生教育模式开始向欧美靠拢。德国学习美国建立研究生院，使得研究生教育进入以传统师徒制为主，结构化培养(非实体化的德国研究生院)为辅的时代。在德国的研究生院中，柏林自由大学的“达勒姆研究院”,柏林洪堡大学的“洪堡研究生院”是德国新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佼佼者[12]。总之，培养模式多样化已经成为全球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3.学位类型的多样化
当今，研究生教育的学位日益多样化。学位类型除了传统的文理和哲学硕(博)士等学术型学位外，研究生层次的专业学位更是日益多样。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类型繁多，分布在教育、工商管理、医疗卫生、传媒等20个学科领域，几乎覆盖社会发展需要的全部领域[13]。英国一般硕士学位分为“研究型学位”和“课程(教学)硕士学位”。前者主要包括哲学硕士(Mphil, 一种向哲学博士过渡的学位)、研究硕士(MRes)等；后者则包括传统的文科硕士(MA)、工商管理硕士(MBA)等[11]。除了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之外，非全日制研究生规模的扩张也是研究生学位类型多样化的重要表现。在英国，非全日制研究生在校生规模一度超过全日制研究生[14]。日本函授研究生院也是成人及在职人员继续接受教育的典型案例。另外，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关于在研究生院培养高级专门职业人员》的咨询报告，建议设置“专门研究生院”并授予“专门职业学位”,以促进传统的研究生院职能由理论型硕士生培养转变为实践型硕士生培养[15]。
当然，研究生教育的多样化趋势还包括课程设置多样化、生源多样化和学制、学费多样化等。
(二)研究生教育的弹性化趋势
研究生教育的弹性化趋势与多样化趋势是一体两面的，后者可以说是前者发展的必然产物。研究生教育的弹性化趋势表现在：
1.入学资格的弹性化
生源的多样化必然导致入学资格的多样化。当今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追求“纯粹科学”的理想越来越让位于教育的实用性价值，科学日益成为研究生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相应地，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向社会开放，曾经被视为“非正规生”的职业人士越来越受到研究生教育机构的青睐。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届生和有工作经验的成人不可能适用同一套录取标准，建立弹性化的研究生选拔制度已成必然。例如，西半球有许多国家通过降低对博士学位申请者的年龄要求来增加入学资格方面的灵活性[16]。在东半球，日本研究生院规定优秀的本科大三学生，也具有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资格[17](P225)。
2.学习年限弹性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的学位培养类型对于学习年限的要求具有弹性化趋势。一方面，专业型学位越来越具有短期、实用的特征；另一方面，传统的学术型研究生也被鼓励尽快结束学业。例如，英国的授课式学位学制为1年，研究型硕士学位学制为1年或(兼读)2年；全日制的哲学博士学制为3年，兼读制学制则为5年；专业博士和新路线博士(New Route PhD)的学制多为4年[11]。
3.学习方式弹性化
近年来，研究生教育的学习方式也表现出弹性化趋势。英国兼读制研究生在校生人数已经占研究生总人数的40%以上。此外，兼读制研究生也是美国研究生生源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2022年，兼读制研究生在校生规模虽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截止至2022年秋季入学，兼读制研究生为1 327 000人，占研究生总人数的43.6%[18]。另外，远程研究生教育开始成就虚拟研究生院这种新型的研究生教育方式。
4.学位要求弹性化
长期以来，“独立撰写具有独创性的论文”几乎是博士生教育质量管理的共识。然而，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开始依据其培养目标对学位要求越来越具有弹性。例如，在英国有三类博士并没有对学术论文的严格要求：一是课程类博士(Taught doctorate),该类博士某种程度上是对中世纪大学教育传统的复兴，即此类博士需要有与学习课程有关的研究项目的产品，并接受口试，证明自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即可获得学位；二是专业博士(Professional doctorate),该类博士学位也以课程学习为主，专业博士生的科研部分也需要原创性的基于专业情境“项目工程”,该学位主要为希望能获得更好发展的职业人士设置；三是基于实践的博士(Practice-based doctorate),该类博士学位主要对那些具有创造性的艺术领域设置，基于实践的博士评价结果不是基于原创性的科研成果，而是具有创造性的作品[19]。
(三)研究生教育的专业化趋势
1.职业与科学：作为专业领域的研究生教育
研究生教育专业化趋势的第一层意思在于：作为一种高级职业训练手段和专门科学研究领域的研究生教育日益专业化。前者的特殊意义在于，接受研究生水平职业训练的人(尤其是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会被各自行业毋庸置疑地视为专业人士。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能够作为专业博士学位候选人本身就是对申请者专业水平的肯定；后者的特殊意义在于，作为新兴的科学研究领域“研究生教育学”在当今社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和急迫。
作为高级职业训练手段的研究生教育其专业化趋势其实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过程。实际上，研究型大学最早因其“高深学问的研习之地”被视为专业化的象征。因此，研究型大学的专业教育方式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职业专业化的最佳途径。在美国，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社会各界亟需高等学校培养各类实用人才掀起了职业专业化的历史潮流。在大学之外，各个学科组成全国性或区域性的专业联合会，成为提供专业资格认证的行业团体，使各专业逐渐实现标准化。在大学之内，美国高等学校开始将有关职业的知识系统地转化为专业课程，把培养专业人才纳入各层次的学位教育，其中就包括研究生教育。于是，在职业专业化的历史潮流之中，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教育硕士、教育博士、工商管理硕士等开始出现[20]。可以说，研究生水平的职业教育的历史就是其逐渐专业化的历史。
作为新兴的科学研究领域“研究生教育学”,实际上也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学科”。在国外，最早关于研究生教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但是，研究生教育被作为一个专门领域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60年，美国社会学家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在历经两年多的系统研究后出版的《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一书，被视为研究生教育专业研究的开端。虽然，早期“研究生教育学”学者来自社会学和经济学。但是，该领域的学术共同体成员更多来自于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学的学者们为研究生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了专业化的研究团队(虽然研究生教育问题一开始并不是高教界关注的焦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在高等教育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生教育的专题文章。例如，1984年6月，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新方向》(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杂志开辟了研究生教育专题，刊登了16篇研究生教育方面的论文。20世纪末，著名学者伯顿·克拉克更是开启了研究生教育跨国比较的先河[21]。总的来说，到20世纪末，以研究生教育为主题的专业化学术共同体、以定量研究为主的研究范式、高质量成体系的学术作品的产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所谓的“研究生教育学”基本结构。
2. 需求导向：研究生专业学位的风靡
研究生专业学位制度是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22]。20世纪60年代，专业学位制度开始快速发展[23],它代表了教育的市场需求导向，是现代大学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
美国、英国、法国专业学位制度较为发达，其中美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起步早、规模大、类型丰富、质量稳定。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包括专业硕士学位、第一专业学位(第一专业学位是职前学位，而其他专业博士学位是职中学位)和专业博士学位[13]。其中，专业硕士学位110 余种，50余种专业博士学位和11种第一专业学位[24]。英国的教学型硕士研究生也是职业导向极强的专业研究生学位；法国类似于专业学位的教育发端较早，历史悠久[25]。法国的大学校教育系统承担了高级专业学位教育的主要职能，其中巴黎高师和巴黎理工是高级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佼佼者。
从专业学位的规模来看，就专业硕士而言，1971年美国专业硕士学位获得者是全部硕士学位获得者总数的74%,1976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80%,2012年上升到近84%[13]。就专业博士而言，专业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在 2012-2013 年度就已超过10万，2016-2017 年度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81 352人，其中专业博士学位的授予人数为108 509人，占比达59.8%,是学术博士学位的1.53倍[26]。英国教学型研究生在学人数远远超过研究型研究生，2018年，研究型研究生与教学型研究生在读学生之比已经达到1∶9.4[14]。
3. “通识化”转向：研究生教育过度专业化的问题
2017年10月26日，在首届研究生教育学国际会议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王雪莉教授就指出，“过度专业化”问题是世界研究生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27]。它的危害在于，即便是接受过“良好训练的”研究生毕业生也可能因为无法适应变动不居的市场环境而失业。以日本博士生培养为例，日本博士生就业市场低迷，2018届博士毕业生在毕业一年半之后就业率仅为67.2%[28]。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开启了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通识化转向”。200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发表了《新时代的研究生院教育——构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生教育》的咨询报告，提出通过构筑系统化的研究生教育课程，使研究生获得体系化的知识。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日本筑波大学的研究生院通识教育科目群和九州大学的“广域专业教育”都是贯彻“通识化”教育改革的著名案例[29]。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应对研究生教育过度专业化的问题，美国的教育改革更令我们熟知——跨学科研究生培养。跨学科研究生培养是研究生教育创新化的代表。
(四)研究生教育的优质化趋势
在当今国际高等教育激烈竞争中，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即各国一流大学建设与研究生教育的优质化趋势遥相呼应，德国大学的“卓越计划”和我国的“双一流”建设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可以说，优质的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国家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
当然，研究生教育的优质化还是取决于各国逐渐完善的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日本研究生教育实质化改革可以说是全要素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典型案例。自2004年起，日本政府以修订《学校教育法》为契机，将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点从扩容转向提质，研究生教育发展方式由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此后，持续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推动。如《新时代的研究生教育》(2005)、《研究生教育振兴实施政策纲要》(2006)、《研究生院设置标准的修订》(2007)、《全球化研究生教育——培养活跃于世界舞台的创新型高端人才》(2011)、《第二次研究生教育振兴实施政策纲要》(2011)、《引领未来的研究生教育改革——培养与社会合作的“知识型专业人才”》(2015)、《第三次研究生教育振兴实施政策纲要》(2016)等，这些政策文本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研究生教育实质化改革，切实提高了日本的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当然，研究生教育的优质化趋势也伴随着教育培养年限过长且淘汰率高的问题。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调研数据显示，对于某些学科来说，博士生平均培养年限在7年左右。另外，据调查显示，美国人文学科博士研究生平均毕业的年龄为34岁，而有的学科领域的博士生毕业时的年龄还会大3-4岁[30]。可见，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是需要付出极大的时间及其背后的经济成本的。然而，对于那些立志攻读博士学位的候选人而言，还有一个困难需要他们克服，即美国博士生严格的中期淘汰制度。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该校语言与文学学科的博士淘汰率高达63%[30]。居高不下的博士生淘汰率在保证美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教育资源浪费，这是美国博士生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提高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并不能直接解决研究生就业问题。再次以日本研究生教育实质化改革为例，这次改革在提高博士生教育水平的同时，并没有显著改善“博士就业难”的问题，出现了“质量高但就业难”的怪现象。
(五)研究生教育的创新化趋势
1.研究生院制日益流行
现代研究生教育起源于德国，德国研究生教育传统上依赖讲座和研究所进行培养，即以师徒制的形式培养研究生。美国研究生教育师法德国，但是在本土化过程中与英国式的学院传统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形成了我们熟知的研究生院制。不同于德国师徒制，研究生院制的优点在于它可以为研究生提供标准化的课程，同时又可以进行必要的学术训练。可以说，研究生院制就是研究生教育专业化的代名词。20世纪60年代，随着研究生教育在世界范围的扩招，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传统的师徒制已经无法应付如此庞大的研究生群体。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生院制日益流行，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德国的研究生院制改革。
随着博士教育规模扩大和博士教育的职业性不足等问题，德国开始引入研究生院来改革博士生教育。1989年，德国政府开始拨付专项资金进行研究生院项目，整个项目由德国研究会(DFG)实施。德国研究生院不同于美国研究生院，它不是一种教学科研实体，而是由结构化培养项目组成，项目完成研究生院即解散。1997年到2004年，DFG进行的实证调查显示，研究生院的博士在多个方面优于传统培养项目中的博士生[12],德国研究生院培养模式的优越性得到初步展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生院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德国传统师徒制培养模式的消亡。相反，1900-2004年，德国研究生院的总数虽然在增加，但是大约只有不到20%的博士生属于结构化培养[31](P56)。
2.研究生在线学习
信息技术正在塑造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研究生教育系统，学生不必亲自到校学习，其课程学习和评价管理均可在线上进行。信息技术这种使校外研究生课程的时空选择更加灵活的特点，为在职人员的学习深造提供了可能，他们可以在真实的工作场所进行创造性的项目学习，而学习时间也可以集中在周末。另外，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形塑传统的研究生教学组织形态，上网课和网上会议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代研究生学习生活的一部分。同时，研究生在线学习在推广应用性和经验性知识方面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据统计，2010-2015年间，美国参与在线教学的研究生人数以从 610万上升到1617万，参与学生人数也上升到总数的45.6%[32]。
3.跨学科培养研究生
研究生教育的创新化趋势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培养研究生。愈加复杂的社会及职业需求、源自二战时期的美国跨学科研究、学科发展逻辑以及学者自发的学术探究等内外部因素共同构成了美国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动力机制。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启动了一系列研究生革新项目直接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生教育的开展[33]。为了与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相适应，美国研究生教育体系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在跨学科教育组织变革方面，美国跨学科研究生教育业已形成“学院主导式”“研究生院统筹式”“独立建制式”三种成熟的组织形式，其中“学院主导式”又涵盖“学院内部式”和“跨学院式”两种形式[34]。在入学要求上，要求遴选拔尖人才，确保其具有跨学科研究的志趣和能力。在课程设置上，强调“博专”兼备。师资队伍组建方式上，采取“联合聘任制”和“专职聘任制”两种方式。另外，美国研究型大学还根据跨学科教育组织形式的不同设计了完备的管理考核机制[33]。可见，美国跨学科研究生培养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4. 产学研一体化
日本的“产学研一体化”体系历来都是高等教育研究者的青睐之地，自20世纪末，经《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将“产学研一体化”定为基本国策以来，日本产业界与高校的合作日益密切。2019-2020年，有298所大学院进行了研究生课程实习，占日本大学院总数的46.4%[35]。21世纪以来，英国政府也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白皮书推进产学研一体的国家创新体系，诸如《高等教育的未来》(DEFS)、《英国创新投资框架，2004-2014》(Science & Innovation Investment Framework2004-2014)、《卓越科研框架》(Research Excellent Framework)等[36]。
总之，当资本以一种宰制的力量，顺应全球化的潮流裹挟着现代大学向着历史的深层结构进发时，研究生教育的创新化趋势便是应对变革的应时之举。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学者们一方面用充满希望的态度审视研究生院制的流行、在线研究生教育、跨学科研究生培养和产学研一体化等具体的创新举措对研究生教育未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警惕于 “学术资本主义”[36]对现代研究生教育生态的形塑之力。
(六)研究生教育的法治化趋势
严格地讲，研究生教育的法治化不仅是一种未来的发展趋势，它更是过去的教育历史成功经验对现在研究生教育的一种趋向性指导。可以说，主要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伴随着一个重量级的法律出台。美国是通过教育立法拨款促进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典型例子。1862年《莫雷尔法案》的出台，推动了赠地学院的蓬勃发展。而赠地学院实现了入学机会和学术发展双重意义的民主，通过丰富专业化科学研究的内容，引导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变革，促进研究生教育组织化，推动职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37],事实上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如果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德国大学的成功模仿是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化的标志。那么，赠地学院则为美国研究生教育开辟了新的赛道。美国学者可以专注于高级职业教育和研究，同时也不必依赖对欧洲同行的模仿和学习，就可以在各自领域进行专深的探索。而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更是催生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教育黄金时代。《国防教育法》极大地降低了美国自费研究生的比例，进而刺激了研究生入学人数的增长。1960年美国研究生总数为34.2万名，1970年达到90万名，增加了近3倍。继《国防教育法》后，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要向公立和私立高等学校提供定期的全面资助。此后，美国多次以1965年《高等教育法》修正案的形式扩大对高等学校的资助力度和范围[38]。可以说，正是美国一系列的拨款法令成就了美国世界第一的研究生教育体系。
当然，研究生教育的相关法令不仅要保障教育过程中的财政充足，更要确定实施教育过程中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德国研究生教育法治化过程就十分重视通过法律赋予大学相当的自主权。1976年，联邦德国颁布了《高等学校总纲法》。此后，《高等学校总纲法》及其修正案构成了德国研究生教育基本的法律保障体系。这一系列的法律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研究生教育的洪堡传统——学术自由，为二战后德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也明确了大学和政府的权利边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生教育法治化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推动研究生教育改革。1946年，日本颁布的《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奠定了战后日本研究生院制度的基础。1952年，大学设置审议会根据《研究生院标准》制定了《研究生院设置审查标准要点》,从而确定了日本的新式研究生教育制度。《研究生院标准》为战后日本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法律规范[38]。此后，日本重要的教育改革都通过对现行相关法律修改补充或发布新的法律来推动教育改革。例如，在日本进行研究生实质化改革的过程中，前后修订和颁布了《学校教育法》(2004)和《研究生院设置标准的修订》(2007)。纵览二战后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法治化的过程，我们应该认识到研究生教育法治化对于保障和推动国家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
(七)研究生教育的信息化趋势
信息技术对研究生教育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广播电视时代。但是，现在我们提到的研究生教育信息化更多的指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教育模式，它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研究生在线教育、远程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生信息管理的数据化。实际上，严格地讲，研究生在线教育和远程研究生教育在内涵表达上有所交叉，在某些语境中甚至同义。但研究生在线教育是更多地强调学历教育的一种新型教学方式，远程研究生教育则属于在职成人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
1. 远程研究生教育
美国研究生教育的信息化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大学的远程教育项目已经形成了规模扩张、质量保障和经济可持续的三维发展模式。21世纪以来，远程研究生教育迅速风靡美国，截止2020年，已有89.6%的美国大学开展远程研究生教育[39]。在质量保障和经济可持续方面，全美6 700所大学中，2 700所大学开展的远程教育项目规模较大，其学位授予能力和学习资源质量普遍得到认可，并且经济上实现了盈利[40]。
美国远程研究生教育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马里兰大学学院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niversity College, UMUC)的远程硕士教育项目。这种研究生教育模式迅速受到了想要攻取研究生学位的在职人士青睐。在这之后，远程研究生教育不仅风靡传统的美国大学，更催生了像凤凰城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 UOPX)、西部州长大学(Western Governors University, WGU)、普渡大学全球校区(Purdue Global)等这种专门进行远程研究生教育的机构。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统计数据，2019-2020年美国研究生远程教育参与人数超过160万人，占研究生总人数的51%[39]。在专业设置方面，美国远程研究生教育可以提供许多硕士学位项目和少量博士学位项目。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远程研究生教育招生对象是在职成人。因此，无论是硕士学位项目和博士学位项目都强调职业性和实用性。在诸多专业中，工商管理专业和护理专业最受青睐。另外，美国远程研究生教育已经构建起由评估认证、入学资格、学习过程管理和教师资质等方面构成的质量保障体系。
2. 研究生在线教育
在研究生在线教育方面，近三成的研究生通过在线学习课程的事实使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意识到研究生在线教育对研究生教学生态的重塑价值。2013年，美国研究生院在线教育理事更是推出了题为《在线研究生教育》研究报告，对美国在线研究生教育发展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在线研究生教育发展与坚守使命的关系、如何培养在线研究生教育师资、如何促进学习者的在线学习等[41]。可见，在线研究生教育正在重塑研究生的教学组织形态。
3.研究生信息管理的数据化
研究生信息管理的数据化不仅可以提高研究生管理的效能，而且为研究生教育的诸多变革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手段。就提高研究生管理的效能而言，美国高校的信息化程度和管理服务水平走在世界高等教育的前列。以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为例，学校的管理服务网络平台“One Start”为研究生教育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该系统运行至今已经三十多年，极大地提高了印第安纳大学研究生教育的治理效能[42]。就研究生教育变革而言，远程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难点就在于促进学生学习及其评价学生学习成果。研究生信息管理的数据化为远程研究生教育实施过程性评价提供了可能。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Boise State University, BSU)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自2008年起依托 Moodle平台开设“Eportfolio”(电子档案袋)课程。“Eportfolio”课程是为学习者量身定制的过程性评价工具，是信息技术促进学习者成长和变革研究生教育方式的典型代表[43]。
(八)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趋势
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趋势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的国际化流动；二是研究生培养方式的国际化。
1. 研究生的国际化流动
经济全球化促进着世界上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全球流动。其中，人才的全球化生产也是全球化大潮下的一朵灿烂浪花。2020年经合组织国家共有439万国际流动学生，其中95.7万在美国就读。在英语国家中，除美国外，英国有55.1万名国际学生，澳大利亚45.8万名，加拿大32.3万名。来自亚洲的学生是就读于各级高等教育课程的最大国际学生群体，占经合组织国家所有流动学生的58%[44]。与此同时，新兴工业化国家也越来越能吸引发达国家的研究生前往留学。
在欧洲，欧盟把推动教育和学术的国际交流作为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推进。其中，“伊拉斯谟(ERASMUS)计划”和“博洛尼亚(Bologna)计划”是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过程中最著名的两个例子。前者旨在以财政资助的方式推动欧盟学生在境外获得良好的研究生教育；后者则打破了欧洲学生跨国交流学习的体制障碍。在美国，通过海外设立分校、联合培养研究生、网络远程教育等形式开展国际研究生教育[45]。
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竞争不断加剧。即便是在研究生国际教育领域独霸全球的美国，近年来，令其不安的迹象已经显现。如，2020年，作为留学目的国，美国占全球教育市场份额的15%,而欧盟占全球教育市场份额的21%.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和英国分别占全球教育市场份额的7%和9%,中国为4%(与法国相同)。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硕士生有14%来自国际流动学生，博士生中的24%是留学生[44]。这表明，留学生总体市场份额的多少，可以较好地表征一个国家的研究生国际化水平。美国研究生国际教育面临挑战的大致原因如下：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极大地提高了欧洲各国留学生交流的便捷程度，美国研究生教育不再成为欧洲有志于攻读高级学位学生的优先选择；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英语国家也逐渐成为非英语国家留学的热门选地；中国等新兴工业国家国际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吸收了国外留学生留学；可见，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既是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是未来各国研究生教育激烈竞争的场域。
除了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留学之外，发达国家也有相当规模的留学生前往发展中国家。以来华留学生为例，美国、韩国和日本长期以来都是来华留学生生源的前三名。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是来华留学的重要生源国。以2018年为例，越南和老挝来华留学的研究生数量分别是3 563人和2 318人[46],分别占当年来华研究生的4.19%和2.73%。
2.研究生的国际化培养
与研究生跨境流动相比，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的开展能以更加高效和公平的方式加速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和共享。在研究生的国际化培养方面，新加坡可以说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例如，201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有超过60%的研究生来自海外。以南洋理工大学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为例，其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体系包括：(1)培养目标国际化。南洋理工大学确定了“使学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培养目标，“海外浸濡计划”是实现其培养目标的重要举措，该计划为南洋理工大学的优秀学子提供了进入世界一流企业实习的机会。(2)研究生生源国际化。南洋理工大学实施积极的招生策略和高水平的国际合作教育项目，同时其奖助体系也极具吸引力。这些措施使南洋理工大学成为全球留学生的热门目标院校。(3)导师队伍国际化。南洋理工大学积极在全球范围内招募顶尖人才，使其师资力量得到了有效保障。此外，南洋理工大学在课程建设国际化、联合培养和质量评估国际化等诸多方面也颇有建树[47]。总之，南洋理工大学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体系已经形成了“品牌效应”,这是其成为亚洲甚至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九)研究生教育的开放化趋势
当今的研究生教育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墙内”与“墙外”联系日益紧密
早期的研究生教育被形容成“象牙塔”,韦伯的《以学术为志业》更是奠定了“为科学献身”的学术伦理，同时也为学术研究披上了脱离世俗世界的神秘主义色彩。然而，二战以来，“象牙塔”与政府、工业界的交流日益密切。“墙内”与“墙外”日益紧密的联系推动了研究生教育的变革。这些变革表现在：产学研一体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跨学科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多个方面。
2.“国内”与“国外”联系日益紧密
全球化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日益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竞争和高层次人才争夺的关键手段。各国在鼓励本国人才出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在努力吸引国际学生前往本国就读。可以说，国际学生流动不仅是全球人才要素进行再分配的重要环节，更是新兴国家输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除了吸引国际学生之外，联合培养研究生和国际科研合作、开展网络远程教育也是研究生国际化的重要手段。
3.“线上”和“线下”联系日益紧密
全球化与疫情相互叠加，使得“线上”和“线下”培养研究生日益成为潮流。除了远程研究生教育这种特殊的研究生教育项目外，信息技术革命对研究生教育的组织形式变革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生教育“线上”和“线下”联系日益紧密，不仅正在变革传统研究生教育的教学组织形式，而且它正在塑造一种特殊的教育场域——虚拟研究生院。
三、全球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研究生教育多样化改革应继续积极稳步推进
从历史上看，我国研究生教育大致经历了单一学术型研究生培养、学术型研究生与应用型研究生兼顾到以应用型研究生培养为主、学术型研究生培养为辅的三大发展阶段。可以说，我国研究生教育培养重点的变化基本符合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同时也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正确发展历程。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多样化改革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以下简称《方案》)指出，我国专业研究生教育改革已经逐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截至2019年，累计授予硕士专业学位321.8万人、博士专业学位4.8万人[48]。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研究生教育的多样化趋势是包括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学位类型、课程设置等多方面的多样化。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多样化改革应继续稳步推进，研究生学位类型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口。我国研究生教育学位类型形成了学术型研究生和专业型研究生并存的二元格局。但是，一个已经被学界注意到的问题是，研究生教育学位类型二元结构因逻辑上的缺陷造成研究生教育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的裂痕。学者据此提出了将学位划分为科学型学位、应用型学位和职业型学位三种类型[49]。虽然，研究生教育学位类型三元框架尚需实践检验其科学性，但其指明的改革方向却值得借鉴。
(二)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应注意增加政策灵活性
目前，我国在研究生入学资格、学习年限和学习方式方面要求日益弹性化。在研究生入学资格方面，大多数学校都没有年龄、性别、民族方面的限制，并且允许专科学生以同等学历身份报考硕士研究生(部分高校和部分专业基于专业性的考虑尚不接受同等学历考生)。在研究生学习年限方面，部分高校也允许学习优异者提前毕业。在学习方式上，我国已经有相当数量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在高校就读。
当然，我国研究生教育弹性化化改革仍然任重道远。一方面，我国研究生培养还是以“论文研究生为主”,缺乏“教学式研究生”;另一方面，非全日制研究生在就业市场中受到普遍歧视，严重打击了广大学子的就读热情。在我国，非全日制研究生不仅是学生为了“提高职业技能”的理性选择，同时还是“考研失利者”的无奈选择。因此，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应注意增加政策灵活性，做到为不同类型的研究生教育“量体裁衣”。
(三)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化建设应同步推进
《方案》明确提出发展专业学位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重点并计划到2025年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2/3左右[48]。
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蓬勃发展相比，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化建设明显滞后。关于研究生教育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一直滞后于研究生教育实践，现实的巨大变革与理论的薄弱甚至缺失形成了鲜明对照[50]。可喜的是，经过我国相关学者的努力，自2015年起，我国研究生教育学发展按下了快进键。从学科形成的三大特征，即大学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的组织实体化、学术共同体形成和学术成果发表三个方面来看：首先，2015年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率先在全国相继自设目录外二级学科招收“研究生教育学”的研究生， 成为了专业化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和研究高地[51];其次，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为研究生教育学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52]。目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已有个人会员800余名；最后，根据相关学者的统计，自2015年以来，以研究生教育学为主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明显增多[51]。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在知网上以研究生教育为主题的论文已经数以万计。
总之，研究生教育的专业化趋势和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发展的现实启示我们，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化建设应同步推进。
(四)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与“双一流”建设相互呼应
全球研究生教育的优质化改革最典型的模式就是通过“重大项目”推进，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与“双一流”建设也是相互呼应的。《意见》更是明确指出：“研究生招生计划要向重大科研平台、重大科技任务、重大工程项目、关键学科领域、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和‘双一流’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高校倾斜。” 2017年1月25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办法》)。《办法》不仅明确将“有高质量的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作为遴选条件，而且多次提到“科研”[53]。除了官方的政策引导外，学界也自觉地将“双一流”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联系起来。例如，首届研究生教育学国际会议就直接以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发展新趋势”为主题[27]。可见，我国的“双一流”建设与研究生优质化发展具有深度耦合的关系。因此，我国应坚持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与“双一流”建设相互呼应。
(五)研究生教育要坚持深化改革
德国是研究生教育的起源之地，柏林大学是世界研究型大学的“母大学”。但是，德国研究生教育没有因循守旧，而是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积极学习美国研究生院制的优点，使其研究生教育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另外，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然到来，站在人类历史变迁的拐点处，研究生教育的生态正在被新兴技术重塑。曾经，现代学科分化促进了人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效率进行知识生产，而现在，支持人类向着“元宇宙”“人工智能”的宏大梦想前进的科学基础却建立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之上。曾经，现代大学“为科学而科学”的浪漫理想成就了其科学代言人的显赫荣耀，而现在，无论是“资本”与“科学”联姻所展示的伟力，还是学生个人的职业追求，都使得现代大学曾经遗世独立的高贵姿态如此格格不入，产学研一体化愈发成为历史潮流。这些既是全球研究生教育的创新化趋势的具体表现，也暗合某种历史的深层结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研究生教育要坚持深化改革，推进研究生创新培养体制建设。
(六)加快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修订工作
长期以来，我国都十分重视研究生教育的立法工作。从1981年1月1日起，我国第一部教育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开始施行。《学位条例》的许多内容都涉及研究生教育。例如，《学位条例》首先明确了我国实施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其中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54]。《学位条例》实施后不久，其配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实施办法》)也正式实施。实际上，《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构成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的专门法律体系。从此，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了以攻读高级学位为目标的规范化发展阶段。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颁布，它与《学位条例》一道构成了我国研究生教育法治化的法律依据。
1997年，《学位条例》的修订正式列入国家教委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的立法项目[54]。虽然，长期以来，《学位条例》的修订仍未完成立法程序。但是，我国对研究生教育法的立法工作日益重视。2017年，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根据学位制度改革发展的实践，积极推动有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释工作，构建位阶分明、系统完整的学位法律制度体系”[55]。由此可见，在新形势下，加快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修订工作已然成为实现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2021年3月15日，教育部开始向全社会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草案》的意见稿。可以想见，正在进行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将对研究生教育有更多的涉及，以确保研究生教育有法可依、依法办学。
(七)发展远程研究生教育，提高研究生信息管理的数据化水平
全球研究生教育信息化的趋势正在影响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走向。一方面，就资本市场而言，2012年后，美国在线教育浪潮更大规模地影响中国。在线教育迅速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宠儿，以新东方、网易、学而思为代表的教育集团开始在在线教育市场攻城掠地，并将其视为集团发展的重要项目。另外，腾讯网“企鹅智库”的非官方在线调查结果也证实了在线教育在年轻一代群体中的巨大市场潜力[41]。另一方面，就高校而言，有两个现实的问题使其不得不审视地思考如何提高研究生教育信息化水平。其一是非全日制研究生和专业博士研究生人数的增加使得高校要认真思考远程研究生教育的时空便捷性；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现实问题是，随着研究生的扩招所带来的学生管理压力，使高校不得不全面升级研究生信息管理的数据化水平。
(八)提高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水平，树立留学品牌意识
2022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演讲中直言，美国保持强大的关键在于可以吸引全球的人才为其效劳。他以中国的留学生为例，指出“近年来，超过80%的就读于科学和技术专业的中国留美博士生在毕业后留在美国”[56]。可以说，通过提高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水平，吸引全球高素质人才移民的做法是世界各国政府心照不宣的共同策略。因此，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坚持“走出去”,更要努力提高“引进来”的能力和水平。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开放更加深化，国际化水平显著提高。就“走出去”的情况来看，我国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大留学生生源国，其中攻读硕博士学位学生占很大比例。例如，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60.84万人，其中获得硕博研究生学历及博士后出站人员达到22.74万[57]。另一方面，我国也在积极打造“中国留学”品牌。数据显示，近年来，来华留学生总人数始终保持增长。来华留学人员主要来源于亚洲，且亚洲来华留学人员总数常年保持在60%,排名前三的来源国家主要是韩国、美国和日本。另外，通过整理近几年来华研究生教育情况(见表1),由数据可知，虽然来华留学研究生在保持增长，但是，我国研究生国际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因此，我国要提高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水平，树立留学品牌意识。
表1 全国来华留学研究生数据统计1
总人数 | 人数 | 人数 | |
(九)应继续提高研究生教育开放化的水平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开放化水平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一是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日益受到重视；二是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水平显著提高；三是研究生“线上+线下”教学模式日益普及，信息化技术赋能研究生教育管理的作用日益显著。总之，研究生教育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无论是从体制改革、国际交流还是技术革新的角度来看，研究生教育的开放化都将成为一种历史潮流。在新时期，我们应发挥“历史主动”精神，顺应历史潮流，继续提高研究生教育开放化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周洪宇，徐莉．站在人类历史拐点处探求教育变革之路[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7):3-8．
[2] 周洪宇，鲍成中．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人才培养模式变革[J]．教育研究，2013,34(10):4-9+43．
[3]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EB/OL].(2020-09-21)[2022-09-19].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s7065/202009/t20200921_489271.html．
[4] [美]乔治·E·沃克，克里斯·M·戈尔德，劳拉·琼斯等著．学者养成：重思21世纪博士生教育[M]．黄欢，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
[5] 黄群慧，倪红福．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测度分析---兼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J]．管理世界，2021,37(12):40-58．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EB/OL].(2022-03-01)[2022-09-25].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3/t20220301_603262.html．
[7] 王战军，张微，于妍．实现战略转型加快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1(2):1-6．
[8]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中心．2021年境外媒体评述中国研究生教育[EB/OL].(2022-03-22)[2022-09-25].https：//cge.bit.edu.cn/qqgz/jwsy/3d3c4a1d5eae4de788d313a4f70 d5ac2.htm．
[9] 周洪宇，李宇阳．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J]．现代教育管理，2022(1):1-13．
[10] 习近平．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N]．人民日报，2021-03-07．
[11] 史万兵，侯雪莲．英国研究生教育多样化及其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05(8):34-37．
[12] 秦琳．从师徒制到研究生院---德国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结构化改革[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2(1):59-64．
[13] 胡莉芳．美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研究（1971-2012年）[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37(3):48-58．
[14] 丁晨，蒋家琼．21世纪以来英国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变化及启示[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1(3):91-97．
[15] 李爱民．新时期日本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路径与特点[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10):72-77．
[16] 许迈进，叶林．迈向21世纪的研究生教育---当前世界研究生教育的若干动向和趋势[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152-157．
[17] 周洪宇．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8] NCES.Total postbaccalaureate fall enrollment in degreegranting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1970 through 2028[EB/OL].(2019-03)[2023-01-03].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8/tables/dt18_303.80.asp．
[19] 孙玉琳，陈欣．英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类型和特征[J]．外国教育研究，2011,38(12):39-43．
[20] 李云鹏．美国专业博士学位的几个关键问题论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4(1):65-69．
[21] 沈文钦，王东芳．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欧美研究生教育研究---一个学术领域的起源与演变[J]．教育学术月刊，2018(8):26-37．
[22] 李娟．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评价体系[N]．中国教育报，2014-01-13．
[23] Michael J.Contemporary Trends in Professional Doctorates[J].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2018,43(5):814-825．
[24] 张秀峰，白晓煌．专业学位教育“专业性”实践与保障机制探究---来自美国的经验与反思[J]．中国高教研究，2020(7):54-59+92．
[25] 马永红，张飞龙．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国际趋势及启示[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4(3):142-150．
[26] 罗英姿，李雪辉．国外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历程、问题与启示[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3):71-77．
[27] 付鸿飞，李明磊．“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发展新趋势---首届研究生教育学国际会议综述[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1):73-77．
[28] 科学技術·学術政策研究所．Mari Kawamura.4th Report of the Japan Doctoral Human Resource Profiling Project[R/OL].(2022-01)[2022-01-03]https：//doi.org/10.15108/rm317．
[29] 郭素英，李祖祥．日本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通识化转向”[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3(6):91-95．
[30] 陈瑶，李彦武，高进军．《前方的路：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报告述评[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12):67-72．
[31] Huefner K.Germany[G].Sadlak J.Doctoral Studies and Qualification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Status and Prospects.Bucarest:UNESCO-CEPES,2004．
[32] NCES.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graduate students enrolled in distance education or online classes and degree programs:Selected years,2003-04 through 2015-16[EB/OL].(2018-05)[2023-01-03].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d20/tables/dt20_311.32.asp?current=yes．
[33] 焦磊．美国研究型大学培养跨学科研究生的动因、路径及模式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2017,44(3):16-26．
[34] 焦磊，谢安邦．美国跨学科研究生教育组织形式与机制探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5(10):70-75．
[35] 文部科学省．大学·短期大学·高等専門学校におけるインターンシップ実施状況等調査[EB/OL].(2020-12-11)[2023-01-04].https：//www.e-stat.go.jp/statistics/00400401．
[36] 武翠红，赵丹．英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理念、策略及启示[J]．高校教育管理，2016,10(4):112-117．
[37] 董维春，刘晓光，程伟华．赠地学院在美国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的作用[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6):66-71．
[38] 秦惠民．战后世界各国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法律制度特点之比较[J]．法学家，1996(2):64-74．
[39] NCES.Number and percentage of students enrolled in degreegranting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Fall 2019 and fall 2020[EB/OL].(2021-11)[2023-01-03].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d21/tables/dt21_311.15.asp?current=yes．
[40] 吴峰．美国高校远程研究生教育及启示[J]．开放教育研究，2016,22(2):25-29+37．
[41] 李锋亮，付新宇．准备好了么？中国在线研究生教育---从美国《在线研究生教育》报告说起[J]．开放教育研究，2015,21(2):49-55．
[42] 何峰，陈秋媛．美国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的过程、特点及启示---对印第安纳大学研究生院的考察[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4(1):73-77．
[43] 王慧君，马岩岩．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电子档案袋”课程的设计、实施及启示[J]．电化教育研究，2019,40(1):122-128．
[44] 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2[EB/OL].(2022-10-03)[2023-01-03].https：//doi.org/10.1787/3197152b-en．
[45] 穆伟山，乔静雅．美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的特点及启示[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3(4):73-78．
[46] 徐岚，王柳，Lidya P.Pranata．“走出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东盟的研究生教育合作[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9(4):16-28．
[47] 刘贻新，李香，衷华．新加坡NTU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体系的探究及其启示[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9(6):65-71．
[4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印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的通知[EB/OL].(2020-09-30)[2022-10-07]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26/202009/t20200930_492590.html．
[49] 翟亚军，王战军，王晴．从二元到三元：我国学位类型划分的新思维[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2,20(2):174-185．
[50] 赵沁平．开拓、创新、求真，科学构建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4(6):1-3．
[51] 侯怀银，王耀伟．研究生教育学学科的研究：历程、进展和趋势[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6):23-29．
[52] 袁本涛．研究生教育学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其挑战[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7):43-49．
[53]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EB/OL].(2017-01-25)[2022-10-07].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43/201701/t20170125_295701.html．
[54] 秦惠民．《学位条例》的“立”“释”“修”---略论我国学位法律制度的历史与发展[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9(8):1-7．
[55] 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EB/OL].(2017-01-20)[2022-10-07].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s7065/201701/t20170120_295344.html．
[56] Antony J.Blinken.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EB/OL].(2022-05-26)[2023-01-03].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57] 2017年出国留学、回国服务规模双增长[EB/OL].(2018-03-30)[2022-10-07].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803/t20180329_331771.html.
注释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布的历年留学情况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