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民 李艳莉：国际成人教育研究二十年:学术话语权、研究方法及热点领域——基于八种国际成人教育权威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
▲李艳莉
作者简介：徐新民(1998—),男，湖南新宁人，山西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比较成人教育;李艳莉(1986—),女，山西平定人，教育学博士，山西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成人教育基本理论。
文章来源：成人教育，2023,43(08),1-10
摘 要：学术论文能够反映学科的热点话题与发展趋势。研究基于Scopus数据库，选取2000—2022年间八种国际成人教育权威期刊所刊载的2 890篇学术论文，运用文献计量分析、内容分析方法剖析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学术话语权、研究方法与热点领域以及发展趋势。研究表明，美、英等英语为母语的发达国家掌控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主要学术话语权；实证研究居于主导地位，研究方法呈现规范化与多元化趋势；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热点领域包括终身学习、高等教育、质变学习及工作场所学习。展望未来，国际成人教育研究力量将走向多极化，跨领域、跨区域科研合作将成为主流，移民教育与老年教育将成为研究热点，量化研究将成为趋势。
关键词：国际成人教育研究;学术话语权;研究方法;研究热点;文献计量分析
基金：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发展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为VAA210003;
自20世纪20年代末成人教育成为一个研究领域以来，[1]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末至20世纪60年代的起步期、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发展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深化期三个阶段。[2]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较为系统的、基础的、理论性的成人教育研究在世界各国逐渐开展起来，相关研究成果异彩纷呈。那么，成人教育研究的学术话语权在国际范围内呈现出哪些特点?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方法和热点主题是什么?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目前尚未有研究回答这些重要问题。鉴于此，本文以2000—2022年间八种国际成人教育权威期刊所刊载的2 890篇论文为研究样本，运用Vosviewer软件对样本文献展开可视化分析，结合质性分析对重点研究内容进行深入探究，揭示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现实图景，以期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当前国际成人教育研究领域的发展动态。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学术期刊代表着一门学科的知识基础，反映了学科的历史变迁、发展趋势、学术规范以及学者之间交流的社会结构。[3]通过分析学术期刊的发文情况，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学科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因此，本文选择了《继续教育研究》《成人教育季刊》《成人学习》《成人与继续教育杂志》《国际终身教育杂志》《成人教育研究》《澳大利亚成人学习》《欧洲成人教育与学习研究杂志》八种国际成人教育权威学术期刊作为分析的数据源样本刊，并在Scopus数据库采集了2000—2022年间八种期刊刊载论文的相关数据。一方面，这八种期刊均为颇具影响力的成人教育学期刊，其发文能够较好地呈现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与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这八种期刊分别来自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和瑞典等不同地理区域，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世界各国成人教育研究的学术动态和议题导向。总体而言，无论是主题定位还是地理范围，上述八种期刊基本覆盖了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广泛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以文献计量学的科学知识图谱为主，辅以内容分析方法。运用Vosviewer信息可视化软件，绘制国家和机构合作网络图谱，揭示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学术话语权分布；绘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探测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采用内容分析法，统计样本文献研究方法的应用情况，把握国际成人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二、国际成人教育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权
“话语权”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提出。福柯认为，任何一种话语都是“我们施加于各种事物的暴力”,权力和知识之间存在着相互连接关系，话语不但意味着一种言说方式，而且意味着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4]本研究主要从文献所属国家(地区)和文献所属机构两个维度，诠释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学术话语权特征。[5]
从文献归属国家(地区)来看，本研究所收集的2 890篇论文来源于六大洲的87个国家(地区),其中有59.27%的论文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三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发达国家。在各国发文量的排名方面，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瑞典五国居前五位。其中，来自美国的文献共计750篇，占总样本的25.95%,在国际成人教育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这五国中，仅有瑞典是非英语语种国家，其他四个英语语种国家的文献所占比例达69.93%。此外，在这2 890篇论文中，来自中国的论文仅占样本总数的3.32%。其中，香港发表39篇、内地发表28篇、台湾发表27篇、澳门发表2篇。
值得一提的是，南非发文量排名第八，超越了一众发达国家。考虑到南非的成人教育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研究的发展阶段，发文量能达到78篇，已属难得。从被引频次来看，各国被引频次的高低与其发文量的排序大体一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五国仍是被引频次最高的前五个国家。美国被引频次最高，达6 881次，而中国被引频次仅为115次，是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最低的，这表明中国成人教育研究成果的显示度和影响力在国际上尚处于弱势地位(如表1所示)。
表1 2000—2022年国际成人教育领域主要发文国家(排名前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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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地区)合作网络图谱来看，形成了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为绝对核心的合作网络，显示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四国在国际成人教育研究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德国、南非、芬兰等国尽管发文量居于前十位，但与其他国家联系欠缺。中国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存在学术合作，但合作强度有限。法国、希腊、奥地利、冰岛、日本等国家共现频次均低于5次，根据科研合作网络知识扩散理论，这些国家接近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边缘位置(如图1所示)。
为进一步了解论文所归属的研究机构，本文统计了在样本期刊发表论文超过10篇的研究机构，共计63所。从研究机构地域分布来看，涉及六大洲的14个国家。其中，55所研究机构来自发达国家，8所研究机构来自发展中国家；52所研究机构来自英语语种国家，11所研究机构来自非英语语种国家；最大的研究机构群来自澳大利亚，共计14所；其次是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机构群，分别为13所和11所。在发文量排名前二十的机构中(如表2所示),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瑞典林雪平大学；被引频次最高的机构是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在这20所学术研究机构中，仅有1所机构来自非英语语种国家瑞典，其余的19所研究机构均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四个英语语种国家。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均未进入文献产出前二十位的学术研究机构之列，香港大学以23篇的发文量位列第二十三。
表2 2000—2022年国际成人教育领域主要研究机构(排名前2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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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构合作网络图谱来看，二十多年来国际成人教育研究领域形成了四大学术机构合作圈：以佐治亚大学为核心，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德州农工大学等联系密切的学术机构合作圈；以格里菲斯大学为核心，与莫纳什大学、迪肯大学等联系密切的学术机构合作圈；以斯特林大学为核心，与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等联系密切的学术机构合作圈；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为核心，与卡尔加里大学、多伦多大学等联系密切的学术机构合作圈(如图2所示)。
不难看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四个英语语种国家拥有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绝对话语权和影响力，非英语语种国家在国际成人教育研究领域鲜有话语权和影响力。正如鲁本森(Rubenson)[2]、费耶斯(Fejes)[7]、哈里森(Harris)[8]、拉尔森(Larsson)[9]、圣克莱尔(St Clair)[10]、泰勒(Taylor)[3]等学者所言，在成人教育研究领域，英语学术体系的霸权地位长期存在，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研究者主导着该研究领域。学术话语不仅承载着研究者的学术思想与观点，更肩负着建构世界学术结构和等级体系的功能。[12]从学术话语权分布来看，美国、英国等英语为母语的发达国家处于成人教育知识生产的核心地位，其他非英语语种国家在世界成人教育知识体系之中尚处于弱势地位。法国、希腊、奥地利、冰岛、日本等国家存在知识传播的“孤岛现象”。值得一提的是，英语学术体系的霸权地位虽长期存在，但中国、瑞典、德国、芬兰、荷兰等国成人教育研究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正逐步提升。
总体而言，国家(地区)分布以及国家(地区)合作网络、研究机构分布以及机构合作网络从不同维度展现了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话语权分布，可以为中国成人教育研究领域进行跨国科研合作、促进学术国际传播、提升国际话语权等提供方向。[13]
三、国际成人教育的研究方法和热点领域
(一)研究方法
教育研究方法是人们在进行教育研究时所采取的步骤、手段和方法的总称，它是决定教育研究质量的关键因素。[14]研究当前国际成人教育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把握国际成人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提高我国成人教育研究的整体水平。在参照陆根书[15]和费耶斯[16]对研究方法分类的基础上，本文将成人教育研究方法分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又包括质性研究、定量研究、混合研究三个类别。
本研究对《成人教育季刊》2000—2022年间所刊载的400篇学术论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采用思辨研究方法的论文有106篇，占26.50%;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的论文有203篇，占50.75%;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论文有73篇，占18.25%;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的论文有18篇，占4.50%。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在国际成人教育研究领域，质性研究方法占据主流，这与已有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基本是一致的。[2,16,18,20]
在203篇质性研究论文中，访谈法是使用最多的方法，占比14.50%。案例研究(11.50%)、文本分析(4.25%)、焦点小组(3.75%)、民族志(3.75%)、历史研究(3.50%)则紧随其后。除此之外，观察法、叙事研究、行动研究、现象学研究等方法亦有一席之地。
在73篇定量研究论文中，问卷(量表)是使用最多的方法，占比6.50%。回归分析、相关分析、方差分析等方法的使用频次也较高，依次为3.50%、2.50%、2.25%。相较而言，文献计量、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占比较低，均为0.25%。
在106篇思辨性论文中，理论性文章和综述性文章占据了绝大部分，尤其是综述性文章，占比10.50%,这体现了国际成人教育研究者非常注重对研究领域进行综合性回顾与反思，通过分析揭示出已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指出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对未来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与参考价值。例如，泰勒对质变学习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的批判性回顾与反思，在成人教育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较高学术价值和影响。[21]此外，在混合研究中，访谈与问卷、观察与准实验、案例与问卷相结合是研究者最常使用的方法。
根据研究方法的变化趋势，本文绘制了成人教育研究方法的变化趋势图，由图3可见，国际成人教育研究方法分布格局总体呈现质性研究为主、思辨研究与定量研究紧随其后、混合研究未得到足够重视的局面。总体而言，二十余年来国际成人教育研究方法演变趋势呈现出三个主要特征。
1.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与多元化
一方面，定量研究从21世纪初期的11.69%上升到38.33%,表明近年来该领域趋于对成人教育现象进行实证的观察和分析来把握成人教育现象的数量关系或本质特征。[15]这一趋势符合教育研究方法多样化整体趋势，“教育和人的复杂性及各种研究方法的互补性决定了教育研究应采用多层次、多方面、多指标的方法”。[23]另一方面，量表、回归分析、相关分析、方差分析等方法得到进一步的使用，反映了国际成人教育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与多元化趋势。
2.质性研究占绝对主导地位
近年来虽然质性研究方法在成人教育研究领域呈下降趋势，但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访谈法、案例研究、文本分析、焦点小组、民族志等是研究者最常使用的具体研究方法。由此可见，国际成人教育研究者更加倾向于通对被研究者的个体经验和通过自己亲身体验，意义建构作出“解释性理解”,[24]折射出该领域受社会建构、解释主义范式影响明显以及对于主体性、语境和个体意义的强调。
3.混合研究处于边缘地位
多年来混合研究虽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边缘地位，未受到相应的重视。当前国际教育界已达成一种共识，即选择最适合回答研究问题的研究方法，避免定量与质性方法之间的两极分化，但要注重它们的互补性，或使用混合方法回答与相同现象相关的不同研究问题。[25]因此，如何综合运用混合研究方法，克服单独使用质性或量化方法所带来的不足和缺陷，提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深入性，[26]应当成为未来国际成人教育研究关注的重点。
(二)热点领域
学术研究的热点是指在某一时间段内，有内在联系的、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论文所探讨的学问或专题。[27]一般而言，关键词高频率的出现表明该主题内容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研究运用了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绘制八种成人教育期刊2000—2022年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如图4所示，成人教育、终身学习、成人学习、高等教育、质变学习、工作场所学习、成人学习者、学习、非正式学习、成人读写能力等关键词分别在共现网络中占据了重要节点位置。结合关键词聚类图谱，二十余年来国际成人教育的研究热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为终身学习、高等教育、质变学习和工作场所学习等主题。
1.终身学习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西方社会先后诞生了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理念，对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至今，推动终身学习仍是全球教育治理的核心理念与发展趋势。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研究者主要对欧盟(EU)、法国、意大利、葡萄牙、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中国、南非等国家(地区)终身学习政策和实践进行了研究。欧盟是终身学习的倡导者、先行者和实践者，其所推行的终身学习理念、政策与实践也为学者所重。例如，沃勒斯(Volles)运用金登(Kingdon)多源流框架分析了欧盟终身学习政策的变迁，指出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欧盟终身学习发展趋势已经背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制定终身学习政策的人文主义价值追求。[28]日本是世界终身学习体系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29]其所提倡的富有成效的终身学习理念也被学者深入研究。例如，威尔逊(Wilson)指出终身学习被视为日本社会的生命线(lifeline),是解决日本老龄化、社区认同和经济变化三个核心问题的关键手段。[30]此外，随着全球化带来的人口高度流动，跨国移民的终身学习也逐渐成为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例如，朱依丹以批判性的民族志研究为基础，聚焦移居加拿大的中国母亲的学习经历，指出移民母亲的终身学习实践形成了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中育儿意识、日常学习和育儿行为三者相互作用，从而再现种族、性别和阶级关系。[31]
2.高等教育
随着终身学习时代的到来，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中心的高等教育在提供终身学习机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2]从八种成人教育期刊二十余年载文来看，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关注高等教育公平(入学机会)和高等教育政策。例如，富瓦(Fuwa)从终身学习的视角考察了日本高等教育扩张政策，指出日本高等教育扩张并未能减少不同年龄之间的教育机会的差距，反而再现并加剧了成人学生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导致成人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33]布鲁克(Broek)比较了荷兰、丹麦、瑞典、比利时、德国、英国和美国七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指出高等教育计划的灵活性、广泛且高质量的在线课程、混合学习以及是否为成人学生提供经济支持等是影响成人参与高等教育的关键因素。[34]在微观层面，研究者主要关注非传统学生、辍学学生、女性学生等群体。例如，希南(Heenan)通过对顺利完成认证课程后未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非传统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发现，家庭责任、经济拮据以及缺乏职业指导是阻碍非传统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障碍。[35]还有研究者对13名重返大学的韩国家庭主妇进行深度采访发现，重返大学校园的经历对成年女性来说是有意义的，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学习者重新确立了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地位，消除了孤立感，获得了成就感和认同感，并进一步构建了她们的日常生活。[36]
3.质变学习
质变学习理论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至今方兴未艾，已然成为西方乃至全世界成人学习领域中学术活动的关注点。[37]八种成人教育期刊二十余年的载文表明，研究者主要聚焦于质变学习理论的演变和发展、实践和应用以及批评与质疑。例如，卡列哈(Calleja)追溯了梅兹罗(Mezirow)的质变学习理论及其概念的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库恩(Kuhn)的范式理论、弗莱雷(Freire)的觉悟化理论和哈贝马斯(Habermas)的交往行动理论对质变学习形成的影响；[38]克里斯蒂(Christie)基于重返校园的成年女性、在校工程博士生等不同群体的案例研究，探索了质变学习理论在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应用与实践。[39]尽管如此，质变学习理论并非完美无缺，自该理论提出以来，就引起了各方学者的批评与质疑。例如，泰勒指出，质变学习缺乏坚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其应用可能导致有缺陷的结论。[21]此外，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中的质变学习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和主题的质变学习也成为研究的聚焦点。例如，泰勒基于质变学习理论和非正式教育视角考察了肯尼亚卢希亚人参与农民田间学校的实践，揭示了非正式学习背景下培养质变学习的复杂图景。[41]诺尔(Nohl)突破了已有研究囿于妇女等特定的社会群体和艾滋病毒感染等特定领域的局限性，基于对来自不同领域、年龄、性别、教育背景的社会群体实证分析，构建了一个质变学习过程模型，为质变学习过程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42]
4.工作场所学习
在知识经济及终身学习时代背景下，工作场所学习作为一种可有效实现社会人力资源开发与个人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形式日益受到重视，[43]已然成为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热点。就八种成人教育期刊的载文而言，已有研究主要涉及工作场所的非正式学习、组织结构和权力关系、组织文化和组织学习等主题。例如，厄劳特(Eraut)聚焦工作场所非正式学习，指出自信和承诺、反馈和支持、工作的挑战和价值、工作的分配和结构、个人对绩效和进步的预期等是影响工作场所学习的关键因素；[44]豪厄尔(Howell)基于女权主义视角探索了女性在工作场所培训的经历，指出主流培训与发展项目中关于女性为何工作以及女性如何在办公室(车间)工作的诸多假设都存在严重缺陷。[45]在组织文化和组织学习方面，相关研究探讨了文化因素与工作场所学习的关系。例如，金姆(Kim)基于霍夫斯泰德(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指出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以及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男性主义与女性主义、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五个文化维度影响着工作场所非正式学习的方式。[46]相当数量的研究从不同视角切入工作场所学习。例如，鲍尔(Bauer)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分析了工作场所的变化与工作场所学习的关系，指出宏观视角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变化或组织变化，有助于探索终身学习和工作场所学习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界定不同职业所需的能力；微观研究聚焦个人对工作场所变化的反应，有助于解释日常工作的变化如何影响个人或群体的知识和技能。[47]
四、研究结论与发展走向
(一)研究结论
结合文献计量分析和内容分析，本文梳理二十余年来(2000—2022年)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基本格局，发现国际成人教育研究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1.重视成人主体研究，实践导向性显著
在本文分析的2890篇成人教育论文中，涉及成人学习、成人生活、成人经验、成人情感等微观领域的论文占据绝大部分，关注成人生活世界与生命存在已成为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从二十余年来成人教育研究的高频关键词来看，成人学习、质变学习、成人学习者、成人读写、培训、身份、动机、性别等核心关键词均体现了国际成人教育研究对成人主体的关注。国际成人教育研究始终紧跟成人教育实践发展的步伐，致力于解决成人教育发展中的具体问题，聚焦跨国移民、种族歧视、社会排斥、性别平等、高等教育公平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总体而言，对成人主体研究的重视，反映了国际成人教育研究强烈的实践导向性，注重研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2.国家(地区)间差异显著，英语发达国家居于绝对主导地位
在本研究所收集的2 890篇论文中，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四国的作者发表的论文所占比例达69.93%;论文篇数排在前20位的大学，绝大部分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大学。而相比之下，中国、德国、芬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等非英语国家相对较弱。从论文被引频次所体现的影响力来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四国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非英语语种国家的成人教育研究在国际上鲜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在国际成人教育研究领域的绝对强势地位，既得益于四国的研究者在语言上的先天优势，因为国际知名的成人教育期刊均是英语类的；更离不开规范的学术研究体系，形成了清晰的研究领域、稳定的研究团队和科学的研究范式。[48]
3.实证研究居于主导地位，研究方法呈规范化与多元化趋势
国际成人教育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明显的规范化和多元化趋势，各种研究方法均不同程度得到应用。但整体看来，在诸多研究方法中，实证研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统计分析显示，实证研究的论文所占比例超70%,尤其是质性研究方法运用十分广泛，所占比例超过了50%。同时期，中国发文情况与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国内成人教育研究论文方法使用较为单一，思辨研究方法占绝对主导地位，[49]形成了以经验范式为主的研究方法体系。此外，通过对国际成人教育研究论文进行分析还发现，访谈法、案例研究、问卷(量表)、文本分析、焦点小组等已经成为该研究领域相对稳定使用的研究方法。整体而言，国际成人教育研究方法运用愈发规范化和多元化，努力在方法论上为研究的科学性提供保障。[50]
4.聚焦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关注不足
样本期刊论文显示，目前国际成人教育研究尤其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研究对象包括移民和难民、残疾人、罪犯、文盲和半文盲、低技能者、老年群体、黑色人种、土著居民、性少数群体、艾滋病患者等群体。国际成人教育研究呈现出聚焦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趋势，可以说，关怀弱势群体、消除社会排斥成为成人教育的独特使命和应尽职责。当前国际成人教育研究虽涉及六大洲的众多国家(地区),但绝大多数是以美国、英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成人教育作为研究对象，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度较低。即便是涉及发展中国家成人教育发展的论文，也多以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成人教育理论和发展模式为指导，而较少关注发展中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背景，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明显。[50]
(二)发展走向
1.非英语国家崛起，研究力量走向多极化
随着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以及西方国家政治、军事和文化影响力逐渐下降，一个多极化和去中心化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真实，[52]这也对国际成人教育研究领域产生了影响。瑞典、德国、比利时、韩国、中国等非英语国家在国际成人教育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力。非英语母语学者逐渐成为国际成人教育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费耶斯、安德森、格罗特吕申、维尔德米尔施(Wildemeersch)、米拉娜(Milana)、韩颂熙(Soonghee Han)、张伟远等还担任着《成人教育季刊》《国际终身教育杂志》等知名学术期刊的编委，这反映了非英语母语学者在国际成人教育舞台上的地位、作用和话语权逐渐增强，因为担任学术期刊编委完全缘于学者自身的学术影响力。总体而言，随着瑞典、德国、中国等非英语国家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逐步提升，国际成人教育研究开始从英语国家的长期主导向多极化格局演变。
2.跨领域、跨区域科研合作将成为主流
合作研究是当下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如1961—2010年《澳大利亚成人学习》期刊论文合作度不断提升，从1961年的1至2010年的1.7,上升了70%,明显呈现出多作者趋势。[8]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来自不同研究机构乃至不同国家(地区)的研究者倾向就成人教育多元议题展开科研合作。例如，美国学者梅里安曾多次与克罗地亚、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开展科研合作，相关研究成果得到学界广泛认可。成人教育研究领域的高合作率不仅在于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议题客观上需要来自不同研究领域和文化背景的研究人员开展合作，还在于科研项目所涉及的资料搜集、研究设计、实地考察、数据整理与分析等工作仅凭研究者个人恐难以高质量完成，况且成人教育学科又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而适当的科研合作可以在知识结构等方面相互取长补短，提升研究成果水平。[54]
3.移民教育与老年教育成为未来研究热点
随着国际移民问题和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国际成人教育领域关于移民教育与老年教育的研究将更加丰富。《国际终身教育杂志》围绕移民问题和老龄化问题先后刊发《晚年学习》和《跨国移民时代终身学习非殖民化》特刊。近年来，《欧洲成人教育与学习研究杂志》也刊发了《积极老龄化、社会融入与福祉》和《成人教育与移民》等专题文章。由此可见，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有关移民终身学习、移民社会融入、移民职业指导、老年学习需求、老年代际学习、积极老龄化等都将成为国际成人教育研究的重要方向。
4.量化研究方法或将成为趋势
随着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的扩大，单纯依靠质性研究方法已然难以满足成人教育研究深入发展的需要，再加上关于加强成人教育量化研究、倡导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呼声日益高涨，量化研究方法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55]量化研究方法的运用不仅可以促进教育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还可以提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普适性，因而受到研究者们的青睐。从《成人教育季刊》期刊论文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来看，问卷(量表)、回归分析、相关分析、方差分析等方法的使用频次逐渐增加，量化研究方法得到国际成人教育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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