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 郑润廷：零和博弈与囚徒困境:对大学参与排名的重新审思

▲陈勇

摘    要：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宣布退出大学国际排名引发了关于大学排名的激烈讨论，在排名规则的推动下，大学在消费者市场、劳动力市场越发广泛的交集使个别高校之间发生着零和博弈，并最终演化成为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囚徒困境。关于大学排名的博弈以越来越尖锐的形式出现，“伪造数据”“灰色交易”“挖人抢人”等现实情况频繁发生。大学在商业化的排名中已深陷泥潭，亟须外部性干预，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改变以往对排名不赞成和不支持的中立态度、着力消除消费者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加强对排名的监管、避免以排名为依据的教育资源分配。大学之用是价值尺度的问题，难以用简单的量化指标衡量，排名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大学发展的指挥棒。

关键词：零和博弈;囚徒困境;大学排名

作者简介：陈勇，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学;郑润廷，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

文章来源：黑龙江高教研究，2023,(09),35-41 

DOI:10.19903/j.cnki.cn23-1074/g.2023.09.019

基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教育治理视角下校企协同培养教师机制研究”(编号：JJH-2020-001)。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宣布退出国际大学排名[1],重新引发了关于大学排名的激烈讨论。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办学自信的现实体现；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在国际榜单上表现不佳导致的。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都从侧面体现出了大学参与排名的新态势、新变化。

“外行接触的主要是组织的正规形象和公众信誉，所以他们一般是根据正规组织的象征物而不是根据它的专门结构来认识它的”[2],对大学来说，排名就是象征物，它将大学多维的信息抽象成为单一维度的信息，给不了解大学全貌的“局外人”提供了参考，但象征物是否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大学的真实样貌，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潘懋元曾提及对量化指标的担心：“既然排名就必须要量化，既然量化就必须找定量化的指标，把一些很难量化的东西勉强找出指标来，能真正反映事物的实质吗?”[3]过去关于大学排名的研究多是聚焦于指标、权重、量化方式等方面[4][5][6],因而对于大学排名的批评大多都集中在指标和权重的有效性上[7]。除了科学性方面的质疑以外，关于排行榜客观性、公正性的质疑也一直存在。因为大学为商业化的排名“充值”很早就已经被证实，2009年3月19日，时任天津大学校长龚克明确指出确有排行榜“明示或暗示校方提供‘赞助’,可以换取排位的上升”[8]。

无论人们赞同与否，大学排名都将继续快速发展[9]。截至2016年，全球范围内世界大学排名有19个，国内大学排名有58个。这个数据比2011年有所增加，特别是世界大学排名增加了近一倍[10]。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客户”在需求方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在需求侧推动供给侧改革的进程中，大学可能会比过去更希望提供他们成功的有力证据[11],而排名成为一个简单而有效的证明。大学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学校之间的零和博弈越发广泛，并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表现为全面退化的囚徒困境。

一、零和博弈：高校个别竞争的结果

程莹认为，大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是排名的结果，而是大学为了获取更多资源或者维持现有资源状况所面临的竞争压力[12]。刘信阳则提出，排名是大学的“增压泵”,大学排名通过改变竞争结构从而激化了竞争[13]。本文的观点倾向于后者，大学排名的迅速发展激化了大学之间的竞争，并将大学之间的关系从竞争与合作并存推向竞争主导。在排名出现以前，社会成员通过各个渠道的信息模糊地判断大学的地位。模糊的信息成为不同学校之间的缓冲带，每所大学都没有明确的竞争对象和超越对象。在排名出现以后，对大多数人来说，获取大学地位的信息窄化，人们更加借助于一个感官上更加“直接化”的大学排名。2004年，南开大学对天津市10所重点中学的调查显示，85.3%的考生和85.7%的家长关注“介绍大学和专业情况的信息”,59.9%的考生和64.6%的家长关注“社会上兴起的大学排名现象”[14]。大学间的紧张关系因为需求侧态度的变化而加剧，可以说“直接化”的大学排名改变了大学的竞争结构，将学校之间的模糊竞争变成了尖锐对立。

伯顿·克拉克认为，高校的样貌是国家权力、学术权威和市场等三种力量协调的产物，这三种力量不仅影响着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总体样貌，也影响着同一国家不同高校的各自样貌。在历史的脉络中，国家权力和学术权威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学之间的竞争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发展而越发凸显。这是因为市场不发生在特定的、正式的场所中，因而也不存在跨地区具有统筹能力的如“教育行政部门”“专业学术团体”等协调机构。市场通过影响个体的决策使大学之间发生着短视的竞争，在市场中，有三种更为具体的因素发挥着作用，分别是劳动力和其他要素市场、消费者市场、商业企业市场[15]。伯顿·R·克拉克将其引入高等教育系统中，将其转述为消费者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院校市场[2]。对这三个市场进行论述，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大学之间的竞争是作用在哪些方面且是如何发生的。

(一)在消费者市场中的博弈

对依靠学生缴纳的学费运转的私立大学而言，参与大学排名的竞争有显而易见的好处，大学的排名直接与学生的就业前景息息相关，对未来更好的期望使学生能够接受更加高昂的学费；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十年中，排名变得越来越重要，导致教育机构将资金重新用于提高其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等出版物中的排名”,并且排名的竞争总是不公平的，以U.S.News评价指标体系中高校的“毕业率和新生返校率”指标为例，大学“通过放松标准、录取高素质的学生或在支持服务上投入一大笔资金，可以提高大学毕业率的排名”[17],进而影响了总体的排名。

在中国以及其他高等教育带有福利性质的国家中，学生支付的学费仅能部分补偿高等教育的支出，但学生的选择却仍然是那么现实而直接地影响着大学。来自高分段的学生选择了一所高校，他们的分数转化为如同教育消费券一般的信誉凭证，分数更高的人信誉更高。消费者通过票选的方式将排名靠前的高校选举出来，并将其信誉附着在上面。对高校而言这是极为有利的发展因素，学生的平均分数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高校的水平，对U.S.News大学排名的分析已经证实，虽然新生入学分数相关指标权重只占排名总体权重的极小部分(6%),但是最能清楚地决定院校的排名，大学排名可以通过新生的平均入学分数大致复制出来，关于THE大学排名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观点[18]。在消费者市场中，消费者信息是不完全的，而大学要做的，只是通过某些方式来引导消费者作出选择——通过排名博弈。

消费者的票决没有使得大学得到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的上升，而却让高校在这场排名博弈中越陷越深。对英国高校的分析证实“(排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机构的声誉和资源，而不是机构的质量和表现”,但“大学、雇主、政府和质量最高、流动性最强的学生都认为声誉重于质量”[19]。大学的利益各方追求排名的提升，而非质量和表现。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并不因为大学进行排名博弈而变化，如果我们不太妥当地将大学视为生产者，将学历和学位视为商品，将学生及其家庭视为消费者，消费者市场中的商品质量、数量没有提高，甚至有所恶化，因为大学的资源是有限的，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声誉的提升，实际上“可能会损害潜在学生及其家庭可能最感兴趣的教育活动的质量和表现”[19]。质量更加低劣的商品却通过排名等的广告形式不断塑造着稀缺性，商品的价值和价格的关系被人为地扰乱了。已有研究和媒体报道表明，排名(至少是西方国家的商业排名)影响了学生的入学机会、选择和发展机会，而我国其他强调高校研究表现的排名在根本上与西方国家的商业排名一般无二，从而可能产生与西方国家的商业排名相似的结果[21]。

(二)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博弈

在大学中，劳动者是教职员工，他们的劳动形式主要是教学、管理和科研。兼职教职稳定增加，终身教职有所减少是高等教育市场化后的一个显著趋势。2008年只有49%的全职教授拥有终身教职，而1994年为56%。1997-2007年，兼职员工增加了39%,而全职员工仅增加了25%[17]。在中国，以绩效为中心的改革使更多短期合同取代了长期合同，更多的兼职教师带来了更多的潜在流动。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大学排名评价指标体系都过于强调科研职能，越来越多的学校实行越来越严苛的非升即走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自迎合排名的考虑。

在排名的影响下，大学更加关注以科研成果为主的教师附加值，“在韩国，学者及其研究的内容推广已经成为传播知识、招募学生和保证更多外部资助的核心。在中国香港，研究业绩对终身任期评价制度特别重视，评价标准不仅包括期刊出版物，还包括政府拨款等”[23]。院校之间的教师流动对配置教师资源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在以科研成果为核心的排名竞争中，高校通过额外性的补偿扰乱了这一机制。学术论文的统计以第一署名单位为依据，大学为了实现排名的上升，出现了买论文、买学者、买名声的情况，攻关之风、挖人之风、合并之风盛行[24]。有“学术头衔”和“荣誉头衔”的人才成为大学争相“挖抢”的对象[25],某中西部高校教职员工的流失现象曾引发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关注，教育行政部门虽然有针对性地出台了具体政策措施，但仍未能有效抑制教职员工的流出。

“来自声望较低的机构的通讯作者更有可能选择双盲审查”[26],因此，“更好”的学校对教师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学术声誉和潜在报酬。教师自由流动的积极作用是教师从不能充分发挥其能力的岗位流向能够发挥其能力的岗位。高校的排名扰乱了对于“更好”的学校的定义，这些教师“慕名而来”却无处安身。从高等教育系统的层次来看，高等教育系统的教师往往在内部流动，一所大学师资获得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其他大学的师资不同程度的损失，但流动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力资源更好配置”。

(三)在院校市场中的博弈

大学中的两个主体，分别是学生和教职员工，二者组成了消费者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大学在这两个市场中的博弈最终体现在高校层面，成为大学在院校市场中的博弈，“各院校之间的关系主要由它们的消费者和内部劳动市场的性质以及各校当时所处的地位来决定”[2]。大学的声誉通过劳动力市场和消费者市场的竞争而巩固或削弱，以排名为形式存在的声誉为其巩固优势奠定了基础，大学的声誉越高，越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牵动资源的作用。

设想存在一个客观、公正、科学的排名，大学的多方面优势可以在此反映为排名的优势，在现实情况下，大学排名的优势成为巩固高校横跨多个领域优势的有力证明，并总是巩固了这种优势。日本少数大学就是其中的典型，通过操纵各校声誉，明确地、有力地造成消费者市场的固有认知，即东京大学第一，京都大学第二[2]。商业化的大学排名只不过将国家的有形手转为同样发挥作用的无形手。在这个排他性的榜单中，一所大学排名的上升必然说明另一所大学排名的下降，中间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

二、囚徒困境：高等教育系统受损的趋势

(一)一对高校的决策逻辑

大学参与排名游戏是因为其可以带来相对优势。在静态博弈情况下，如果有两所各方面条件相似的大学同时作出决定，就会出现四种情况。其中，两种是均衡情况：一是大学均不参加排名博弈，两所大学能够完全按照高等教育规律进行办学活动，这对两所大学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二是大学均参加排名博弈，两所大学都受到了排名的影响，这对两所大学来说是一个双输的局面。虽然理论上存在两种均衡状态，但第一种均衡状态仅仅在计划经济时代存在过，教师的流动依照分配进行，学生的就业不存在竞争。一旦大学之间在劳动力市场和消费者市场中产生了交集，这种均衡状态便开始动摇，并且交集越大，动摇越明显。一所大学参与排名，另一所不参与排名，排名靠前的大学通过优势攫取了来自劣势大学的资源。由此，大学仅仅存在两种状态，即一输一赢、双输。以上情况发生在大学同时进行决策的静态博弈中，与静态博弈相比，动态博弈有着不同的特点。在动态博弈中，后行动的博弈方在决策之前可以洞悉先行者的决策行为，而先行者的决策行为可以被视作简单地出于最大利益考量的选择。

在动态博弈中，当后行者洞悉先行者决策后，无论先行者是基于自身的考量选择参加排名还是不参加排名，后行者都同样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作出选择。当劳动力市场和消费者市场不断创造着吸引后行者选择相对优势地位的动力时，它几乎是被动地卷入了这场排名博弈中。与静态博弈相似，结果总是一输一赢(但不同的是赢的总是后行动者)或者双输的局面。

(二)高等教育系统的趋势

以消费者市场中的竞争为例，大学通过参与排名博弈获得相对优势，名次靠后的学校的毕业生在此不免稍有逊色[14]。许多大学排名将声誉作为指标之一，但结果却是大学的排名成为声誉的某种体现。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方往往通过学生的劳动力信号(文凭或学位)来识别其能力，而大学参与排名扰乱了学历和能力之间的对应关系，名不副实的大学培养出高学历而低能力的学生。大学通过某些方式提高排名对自身来说是循证的过程，它强化了学历效应，增大对于学生的吸引力，在竞争机制中入学的更高质量学生又增强了大学的表现。斯宾塞在1973年提出了劳动力市场博弈模型，这个模型可以用来解释劳动力市场如何选择学生以及学生为何选择高排名的大学，其中，w表示学生接受工作时的工资率，e表示教育水平，c(η,e)是能力η教育e学生供给劳动率的成本。η有高、低两种可能，分别为H和L[30]。

当w*(L)-c[L,e*(L)]<w*(H)-c[L,e*(H)]时，低能力层次的学生会倾向于接受更多教育，伪装成高能力。

当w*(L)-c[L,e*(L)]>w*(H)-c[L,e*(H)]时，低能力层次的学生最好老实承认，不盲目追求更多教育。

不完全信息给低素质劳动力伪装成高素质能力机会，伪装方法是接受较多教育[30]。由于劳动力市场中的决策不是完全信息决策，“较多教育”可以通过大学参与排名游戏获得相对优势来取得。博弈存在混合策略的贝叶斯均衡，高能力学生选择与能力相同的教育水平，低能力的学生在高教育水平和低教育水平之间随机选择。高能力学生选择教育e*H,低能力学生分别以概率π和1-π在e*H和e*L之间随机选择。

p(H|e*H)=p(H)p(H)+(1−p(H))⋅πp(L|e*H)=1−p(H|e*H)p(Η|e*Η)=p(Η)p(Η)+(1-p(Η))⋅πp(L|e*Η)=1-p(Η|e*Η)

当大学通过参与排名游戏获得与办学实际不符的优势地位时，低能力的学生就有更高的可能获得代表高能力的教育凭证。当逼近于1时，受教育程度与能力无关的特征也就越来越明显，这一所大学提供的教育凭证便逐步失去信号的功能，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卷入，参与排名的大学都将面临着学历信号和能力不对应的质疑。在消费者市场中待价而沽的劳动者(教职员工)也遵循了以上的逻辑，教师希望流向的大学高于自身能力平均水平所能留任的大学，以谋求更多的学术声誉、更高的工资、更多的课题。而这种伪装与伪装成高能力的学生没有本质区别。对院校来说，随着消费主义将学生转为客户而将教职员工转为商品创造的劳动者，高等教育参与排行的意义已经不再是促进全部大学获得发展，而是内部的竞争。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随着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出现和发展，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已经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对这种维持自身需求的不满所动摇[32]。

在回声效应的影响下，大学越重视排名，就越依赖排名，当越来越多的大学卷入这场竞争中以后，不参与的高校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掌控排名的企业拥有拨动排名以示警告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参与排名的大学共同赋予的，它们参与排名，并为排名背书。如果说“双一流”大学尚存拒绝商业化排名的权力，那么非“双一流”高校几乎是被迫地卷入这场竞赛中。无论是“985工程”还是“211工程”抑或是当下的“双一流工程”,都使得高等教育出现泾渭分明的两个阶层(一个是精英、一个是大众),即便是涵盖了137所高校的“双一流工程”,与全国高校3012所[33]的总数相比仍是一个精英化的概念。处于精英阶层的高校可以通过“985工程”“211工程”“双一流工程”给予的身份特征来吸引全国范围内的考生，而更多的处于大众阶层的高校，社会声誉与所在地牢固地捆绑在一起，离开所在地，声誉便迅速消退，直至无人知晓，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商业化运作的排名。

三、对大学排名的重新审思

(一)现实状况，大学意识到了排名的风险却无法抽身

哈兹库恩曾对经合组织和国际大学联合会所属成员国的639所大学发放调查问卷，共回收202所大学的结果。鉴定和导向是评价的核心功能，就鉴定功能而言，大学排名“评估院校表现”“评估院校质量”等的作用毁誉参半，就导向功能而言，大学排名“鼓励公平竞争”“促进院校多样化”等的作用过大于功。至于大学排名“提供对高校的完整概览”“偏好特定大学”“容易扭曲师生观念以及造成错误”等作用，负面观点则远胜正面观点。关于国内100所“211工程”大学的问卷调查，也说明了类似的情况。大学排名“对于更新课程设置、反应学科前沿”“推进高校服务地区发展”“改善学科结构”的积极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34]。

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大学教职员工都十分明确排名对大学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虽然“目前国内高水平大学对这类排名的认识较为清醒”[35],但大学却难以从排名的旋涡中抽身。对一所学校来说，参与排名或拒绝排名的决定仅仅取决于自身；对一个高等教育系统来说，大学是否参与排名在很大程度上由系统中的其他大学决定。

兰州大学一名相关工作人员曾提及“QS之前联系学校时，报过一年数据，后来应该没有再跟进”[36],但在QS最新发布的2022年大学排名榜单中，兰州大学赫然在列。大学排名榜单数据来源多元，即便学校明确表示不参加排名(即不向排名机构提供数据),排名机构仍可以根据公开信息对大学进行排名，大学在排名中实际上已经没有退出的权力。并且，公开信息的检索总是受限于机构对信息获取能力、机构对大学的偏好等因素，数据是否全面、真实值得推敲。U.S.News排名第二的哥伦比亚大学被指出数据造假[37],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5所大学因数据造假被移出排名[38]。另外，大学与排名机构存在“合谋”现象，部分排名靠后的高校通过与排名机构进行灰色交易，提升高校的排名地位[39]。

(二)未来趋势，摆脱排名还是越陷越深

中国人民大学退出国际排名，是否说明我国高校意识到了这种零和博弈与囚徒困境的现状，并开始进行有意识的脱离行动?对此，本文不抱乐观的态度。中国人民大学以人文社科为主，在以科研为核心的评价指标体系中不占优势，这可能是其退出排名的重要原因。避免囚徒困境的方式是重复博弈，重复博弈将一次性博弈中各博弈方眼前的利益转化为可预见的长远利益。不存在重复博弈，一次性博弈便是遵循个体利益最大原则；存在重复博弈，一次性博弈则被视为长远博弈计划的组成部分。唯有在重复博弈中，大学才有可能达成共赢的结果，但共赢的选择却存在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博弈各方明白拒绝参加排名对各方有利；二是存在一种约束机制，可以为不遵守承诺的一方施加惩戒。大学在消费者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中越来越广泛的竞争逐步订立高等教育系统的丛林法则，每所大学都是自身行为的最高评判者，并不存在一种约束机制可以为不遵守承诺的一方施加惩戒。虽然各个高校意识到排名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同行的压力还是将他们推向了不得不参与排名游戏的境地。

以国内知名的某大学排行榜运营公司为例，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47所高校以“数据监测”“决策咨询”为名向其支付费用2400余万元，其中，不乏西安交通大学(120万元)、中央财经大学(99万元)、东南大学(119.8万元)等豪掷百万的大学，见表1。

表1 2021年部分高校向某排名榜单运行公司的购买服务1

高校名称	采购项目	供应商	成交金额	公示时间
复旦大学	学科发展水平数据监测平台	上海高绩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2021年11月19日
上海大学	学科发展水平动态监控平台	上海高绩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490000	2021年11月26日
上海电力大学	360度数据监测平台	上海高绩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205000	2021年7月8日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学科动态监控项目	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0000	2021年10月11日
上海师范大学	院系数据管理与绩效分析系统平台	上海高绩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298000	2021年8月9日
上海体育学院	院系数据管理与绩效分析系统平台	上海高绩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600000	2021年12月2日
上海政法学院	法学学科发展水平动态监控平台	上海高绩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2021年8月24日
上海中医药大学	学校与学科发展水平数据监测平台	上海高绩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2021年11月18日
华东理工大学	360度数据监测平台	上海高绩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2021年5月17日
东南大学	学科发展水平数据监测平台	上海高绩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1198000	2021年12月28日
东北师范大学	学校及学科数据监测服务	上海高绩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900000	2021年11月17日
东北大学	学科发展水平动态监控平台	上海高绩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	2021年11月23日

在购买服务后，46.8%的高校实现了下一年度名次的提升，25.5%的高校在下一年名次中下降，23.4%的高校在下一年名次不变2,位次稳中有升的大学占比超过七成。大学和排名机构的运行在外部看来都是暗箱，虽然以上粗略的统计并不能说明大学排名的提升与利益交换存在确凿的相关关系，但至少可以说明，大学无法抽身的潜在风险正在酝酿。摆脱排名的负面影响需要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外部性干预。

(三)行政部门能做的是什么

1.改变对于大学参加排名的态度

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参与排名的态度向来是不支持和不赞成的偏中立态度，国际四大排行榜除了国际教师、留学生比例、声誉等指标以外，与“五唯”相关的指标约占总体权重的八成[40]。国内各主流评价指标体系有关“五唯”的指标也不遑多让。对大学排行的崇拜已成为制约中国大学健康发展的枷锁[41]。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切实破除‘五唯’顽瘴痼疾”[42]的思想指引下，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转变对于大学排名的态度，从中立走向反对，并在其中积极作为。“大学需要被评价，但不需要被排名”是首先要明确的基本态度，作为公办高校的实际领航者，教育行政部门应该依托全国大学学科评估、“双一流”建设学科等较为成熟、科学、客观的评价项目，着力打造“以政府评价为主体，以社会评价为辅助”的高校评价体系，避免商业化排名喧宾夺主。

2.消除消费者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

与劳动力市场相比，消费者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是影响大学参加排名的关键。李玉琼和程莹对上海市四所“985工程”高校(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升学的择校依据进行了调查，有64.8%的学生参考大学排名作出选择。大部分学生对排名的指标、权重、数据采集等细节知之甚少，仅有39.5%的调查对象清楚“所采用的指标”,进一步清楚“各个指标的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只占被调查对象的11.7%,只有38.0%的调查对象清楚“该排名存在问题和局限性”[43]。可见，即便是重点大学的学生，对大学排名的内在逻辑也知之甚少。虽然被调查的对象都选择了境外升学，但这个调查结果还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关于国内大学排名的启示。教育行政部门需要采取措施使择校群体明确大学排名的局限性，从而“谨慎看待高等教育领域中各种评价”[44]。除此之外，教育行政部门还需要建立全国范围内高校的动态信息数据库，推动高校提供规范、统一、全面、客观的信息，最大限度地消除择校群体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决策偏差。

3.加强对排名的监管

目前，大学排名正日益跟学术团体结合，期望淡化人们对其商业性的质疑。以营利性公司为主体运行的大学排名已经在基因中打上了商业化烙印，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加强对排名的监管，减少其商业性，加强其服务性的探索。张应强认为，“排名机构通过大学评估排名获取了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收益”,并提出“排名机构向高校付费”的观点[45],也不失为有效减轻大学排名商业性、加强服务性的构想之一。价值中立是评价客观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形成一套关于大学排名的规章制度，杜绝大学与评价方之间的灰色交易，对实施排名的机构进行专家团队构成、指标内容、指标权重、计算方法、数据来源、持续改进措施等的审查；对不规范、不透明、不科学的大学排名及时予以取缔；要求排名机构定期将评价指标体系公布，接受社会监督。除此之外，还要充分发挥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等行业协会(学会)的作用，构建政府主导、行业协会(学会)参与、社会监督的大学评价体系。确保利益相关者得到较为可靠的排名信息，促进大学排名与大学流动的有序发展[46]。

4.避免以排名为依据的资源分配

高等教育的办学经费以预算的形式提出，并经由财政部门审批，排名提供了办学经费扩张的有力证据。“五唯”难以破除的根本在于高等教育办学资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仍旧依照“五唯”进行。大学排行榜种类繁多，各有侧重，大学总是将各个榜单的最高排名作为办学成果的证据，这使得排名的有效性、科学性被质疑。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避免资源的分配受到排名的影响，需要对大学进行更加全面而清晰的判断，不能仅仅凭高校个别排名或可量化的指标决定资源分配，还应当关注大学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难以量化的方面，避免对排名弱势大学先入为主的成见。

四、结语

改变对大学排名的过度关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政府部门需要采取措施以外，大学也应该对不科学、不客观的排名质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对《2010中国大学评价》指标体系及算法质疑[47]就是其中典范。大学不应该过于关注排名，对大学来说，所有的一切最终都应回到“什么是有价值的”这一核心问题[48]。排名的构建往往是基于现实的，而大学的创造性活动往往是超前的。过去研究型大学的神话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反思，而如今大学排名实际上塑造了一个同样的神话，排名蕴含着协调一致的保守力量，使高校都归于统一、落于平庸，成建宇称之为“理智的胆怯”[48]。大学如何办学，是一个价值的问题，绝无可能单纯通过一项可以量化的指标加以衡量。在使得公众明白这个问题之前，大学的办学者首先应当明白这一问题。大学作为“才智之都”,是最不能以功利主义为最高指引的机构，因为“大学如果首先不是充分地致力于继续推进智力的培养，就注定要被淘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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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数据来源于该公司招投标公示。部分大学在2020年及之前签订的多年服务协议未在此列出，此表仅包含部分2021年达成的购买服务信息。因此2021年“大学—公司”利益往来的信息应当比此处列明更多。

2 百分比累计不足100%的原因是个别大学排名信息未查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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