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琳 倪国良：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
作者简介：冯琳，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倪国良,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4,(02),46-53
摘 要：由ChatGPT掀开的科技盛宴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合和共生”的基本逻辑，从人机交互、智能升级和共生发展等维度出发，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带来新机遇。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体系、价值功能、智慧形态和关系性质方面的内在张力也使得转型实践备受掣肘，难以体现教育内容的聚合性要求、彰显意识形态治理功能、凸显思政育人的实践智慧、生成人人交往的精神共同体。因此，须辩证地看待生成式人工智能赋权增能的历史实践，挖掘技术潜能的同时也应认识到技术限度，从整合教育形态、形塑技术生态、坚持价值赋魂和培育主体素养入手，激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赋能密码，助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向善向好。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
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定向探索项目“深度学习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项目编号：21lzujbkyxs021）;甘肃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甘肃运用红色资源涵养初心使命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ZD004）阶段成果。
伴随社会生活的数字化转型和人的数字化生存不断深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已经进入数字化转型的历史新阶段。不可否认，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是一种系统性的创变过程，但其变革实践并非一蹴而就，而呈现为一种累积性发展态势，关键是以数字技术的接入为触发点，由点及面依次引发教育要素、教育过程、教育评价和教育范式的数字化形态整体变革。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困境在于，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元宇宙等数字技术的接入成本高、技术转化率难以确证，转型实践依旧徘徊于“0—1”的创新发展，难以触发“1—100”的系统性变革。那么，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似乎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塑造了一个“奇点时刻”。以Chat GPT和“文心一言”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拥有广泛的用户群体，使之具备其他数字技术难以媲美的技术可及性。并且，生成式人工智能“合和共生”的基本逻辑具备引发系统性创变的可能性，其在破解技术间的协同困境、传统思政与智慧思政的融合困境、人工智能与人的智慧的孤立竞争方面具备比较优势。因此，前瞻性地审度“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有其现实必要性。当然，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引发的赋能革命也注定不是坦途，其与思想政治教育间的矛盾冲突亦有可能使之成为一个充满邪魅的潘多拉魔盒。因此，在积极拥抱技术机遇的同时，也应以开放而不失审慎的态度确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在限度，在转危为机和破立并举的辩证思维引领下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赋能路径，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更加深入。
一、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机遇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基于大数据资源训练的深度学习大模型，不仅因其强大的信息检索能力、逻辑推理能力、人机互动能力和文本生成能力而具备赋能优势，更因“合和共生”的基本逻辑形成对既有数字技术的超越性发展。所谓“合和共生”，即一种互助型思维，强调技术的价值在于功能辅助与潜能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力图充当脚手架或助产士角色，以激活人的主体性潜能，实现人智和机智相互启迪，促成不同教育形态、数字技术以及教育资源间的共生发展，为触发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性变革酝酿新机遇。
（一）人机互动：激活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主体性潜能
能否激活人的主体性潜能，避免技术越界和技术逻辑主导引发的主体性遮蔽，往往关乎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败。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再强化人智与机智的竞争，而是关注由人机开启的良性循环，将目光投向挖掘人的主体潜能，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趋近于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教学，教育实践也回落至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唤醒上。所谓主体性，是指人在对象性关系或活动中所体现的自觉能动性，具体包含自主性、为我性和能动性等内容。
从自主性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是共生思维，强调人与机器彼此依赖，人机交互的核心在于发挥机器的脚手架功能以启迪人的智慧、促进人的发展。由受教育者的“问”和机器的“答”共同维系的教育行动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赋予受教育者以学习参与的自由权、对话反馈的主动权、内容选择的自决权和价值认同的自主权，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展开高度依赖于受教育者所主导的精神性政治实践。
从为我性看，马克思认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1]211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在于彰显受教育者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等为我性特征。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自我注意力机制精准捕捉连续性对话的内在意涵，锚定受教育者的精神价值需要和精神情感困惑，在思想情感的交流场中将思想观念和价值意识转化为受教育者的精神能量，在解读和回应思想情感需要的基础上促进其高尚品德、完整人格和健康心理的形成，实现对受教育者精神世界的积极观照。
从能动性看，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思维链的方式将问题拆解成一个个小步骤，以更加清晰的思维线路展现思想观念的生成过程。思维链帮助受教育者在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两个层面，通过主动求索、自主建构和理性反思等主体实践，实现自身思想道德水平的主体性超越。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受教育者还原为具有思维能动性的鲜活个体，帮助其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情绪反应者转变为兼具深度思考力和理性批判力的主动发问者，进而在充满思想辩论与价值讨论的对话活动中促进思想政治素养的有序提升。
（二）智能涌现：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智慧化演进
相较于其他数字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超越性在于其生成性价值，凭借监督学习模型、训练奖励模型和微调生成模型，促进教育内容的创造性生成和知识观念的融合性发展，旨在生成人机交互的思想政治教育新空间，在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等教育活动中让人们感受到智慧上的不足被弥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智慧化演进。
就精神生产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创了一种机器生成内容的全新维度，可以根据个体需求编写有效的计算机代码，进而以算法普及化趋势赋能教育工作者，使之根据教育目标和受教育者的主体需要一键生成理想化教育内容。从实质上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是对既有知识内容的机械搬运，而是通过自主学习和知识迁移实现教育内容的创造性生成。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助于打破学科领域间的知识割裂状态，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一种开放包容、兼容并蓄、互动融通的内容场域。相应地，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类型亦可顺应知识体系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立足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居间性，与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进行交流沟通与融合借鉴，不断彰显思想政治教育自我反省和自我超越的理论自觉与开放品格。
就精神交往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促成人机间有意义的沟通、反思与思想认同，营造了一个开放的、不断生成的意义场域，推进交往式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积极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即时数据信息描摹动态精准的数字画像，生成一种内容适配度高、对话连续性强的精神交往空间。人的思想系统的形成离不开信息交流的过程，连续性的人机对话有助于加速受教育者思想意识的自组织过程，使其在自觉反思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法制观和道德观，在理性对话中淬炼本领、砥砺意志，加深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理力量、逻辑力量、理论力量和实践力量的崇敬与信服。
（三）共生发展：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在迭代中加强
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接续发展、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这决定了转型过程中不同教育形态之间、新旧数字技术之间以及多元教育资源之间绝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或否定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接榫、迭代发展的耦合关系。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有效的技术中介，旨在通过其强大的兼容能力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在盘活存量、涌现增量中实现破局。
从加强传统看，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为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创设了一个虚构的想象化空间，而且在现实中成为可以直观感知到的聊天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采取返璞归真式的技术介入形式，通过人与机之间高效率的交互对话和高质量的内容输出，将育人实践拉回至理论把握和逻辑反思等传统思政的内涵向度，旨在焕活以文化人、以理服人和以德育人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魅力，避免一味地追寻技术应用场景的狂欢而遮蔽思想政治教育目的。
从技术兼容看，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助于突破虚拟现实、自主孪生和元宇宙的技术瓶颈，解决思想政治教育虚拟场景制作周期长、成本高和形式单一的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大数据整合、大算力运转和大模型分析支撑下的深度学习能力，根据受教育者的主体偏好和情感需要快速生成个性化育人场景，以突破当前多对一的、单一化的教育情境，为思想政治教育虚拟场景的智慧化生成酝酿技术机遇。
从盘活资源看，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信息记载、加工与传播的智能中枢，通过聚合公域资源和私域资源的数据训练集，有效穿透教育资源的领域局限和知识壁垒。一方面，诸如学习强国、数据中国等公域资源包含海量权威的政治理论知识和优质信息资讯，将其链接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库，能够实现教育资源的增量涌现。另一方面，人机对话中将涌现大量的私域教育资源，将这些源自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和智慧因子纳入大数据集合，有助于促进思想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而将思想文化资源的静态势能转化为立德树人教育活动的实践效能。
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困境
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合和共生”的基本逻辑，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程序、交往活动和发生空间由传统形态向数字形态不断演进。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体系、功能表达、智慧内涵和主体关系方面的矛盾困境也使得数字化转型实践备受掣肘，难以实现教育内容的聚合性要求、凸显意识形态治理功能、彰显传统思政的实践智慧、生成人人交往的精神共同体。
（一）内容之维：生成式人工智能离散化的信息内容难以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聚合性要求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色表现很大程度上源自训练过程中使用的数量庞大、主题全面的各类网络语料库和大数据资源，其所生成的对话内容实质上是各种离散性信息的海量集合。离散性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典型特征，表现为话语内容的通用性、内容体系的非连续性和思想意识的多元分化，这对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聚合性要求形成一定阻碍。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用化的语言组织难以体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专业性。不可否认，多元信息资源的融合发展有助于教育内容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特殊的精神性政治实践，自然拥有一套不同于公共互联网的话语体系。相较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模型所生成万金油式的话语表达，难以形成专业、深入且具备智慧启迪功能的思想解惑和价值塑造过程。
生成式人工智能片段化、非连续性的叙事形态难以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化、连续性的叙事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包含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是逻辑连贯、体系完善的有机整体。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以相关性为纽带集合而成的片段化信息是未经批判反思和系统加工的初阶内容，难以凸显思想理论体系的完整叙事样态和思想内容的严谨性、深刻性与全面性，可能会限制系统化、连续化的价值输出，使思想政治教育失去整合认知和形成共识的有效内容载体。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思想分化趋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整合功能形成一定阻碍。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鲜明的政治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人们思想意识的文化软治理形态。相较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答案是由其预训练的神经网络生成的，由于参数设置的不确定性，模型面对同一个提问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答案。这意味着其所生成的内容既有可能与主流思想意识同向而行，也有可能背向互斥。与此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暗含“取悦人”的算法机制，这种基于主体需要和个性偏好的内容生成机制难以兼顾公共情怀、共同理想和价值共识等教育内涵，可能会加重思想分化和意见极化，难以实现价值整合和共同体塑造等教育功能。
（二）功能之维：生成式人工智能内隐的意识形态风险可能会消解意识形态治理功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早已僭越出自身工具属性范畴，与社会系统中的政治、文化、价值等要素交织叠加在一起。”[2]这意味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隐藏的价值偏见、技术偏见和舆论偏见会诱发一定的意识形态风险，进而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治理功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暗含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既有偏见，难以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产——传播”任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智慧性得益于大数据喂养，当前由欧美研发并投入使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占据世界市场的比较优势，因此，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内容便成为信息喂养的主要来源。在这种“政治输入——政治输出”的意识形态生产传播模式下，其所输出的“三观”不仅会凸显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而且可能会歪曲我国历史事实、抹黑革命事迹。若这些暗含着意识形态既有偏见的信息内容涌入信息传播场域，会一定程度上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生产传播功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隐匿存在的主流意识形态消解者角色与思想政治教育所扮演的主流意识形态维护者身份相抵触。从心理学的视角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思想传播方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连续的、隐匿的对话形态，其赋有逻辑性和可信度的内容生成方式更易引发受教育者情感上的信任与共鸣。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占据着单极霸权地位，其极有可能利用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技术手段调整价值偏好，利用人机交互传播错误思想、加重极化思想、诱发思想混乱，进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为数字民粹主义传播提供活动新空间。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存在的舆论破坏者形象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舆论引导者身份相抵触。生成式人工智能强大的反馈机制决定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其工作运行的测试员和训练师，当一些熟知算法的且怀有恶意的调教者利用反馈机制对其进行训练，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其对特定问题的反馈。当这些带有明显目的性的虚假信息进入舆论场，便会在人机对话中涌现极化思想、虚无价值和意识形态偏见，使人们的认知停留、局限、束缚在其所编造的政治舆论中难以自拔，一定程度上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舆论引导功能。
（三）智慧之维：生成式人工智能超脱现实的智慧难以彰显思政育人的实践智慧
如果说“人类的思想空间在‘如果—那么’的张力中展开为无限空间。与之相比，人工智能只拥有‘是/非’所定义的无张力思想空间”[3]，其所体现的是指一种超脱现实的智慧形态。生成式人工智能尚未从“数据作业”转向“思想作业”，其“是/非”句型表达的仅仅是一种数据关系，所谓合乎逻辑的说辞也不过是大数据所识别的固定关联表达，其工作程序就是通过不断试错的过程来逐渐逼近用户需求。
相较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所拥有实践智慧既源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思想启发和实践观察等经验系统，又来自归纳演绎、批判反思和逻辑推理等理性系统，是一种蕴含在历史的、实践的、日常的、微观的生活世界中，经过亲身实践、自省自悟和主动求索才可获得的高阶智慧形态。基于实践智慧，教育者不仅能够与受教育者建立情感共鸣，还能够透过教育对话剖析其思想冲突、思想对立和思想困境，窥见其思想内部相对的、变化的、复杂的、无序的矛盾关系，进而产生以灵魂感召灵魂、以生命唤醒生命的内在精神力量。
实践智慧以观念的形式影响人并作用于人的实践过程，其凝结并体现于人的现实能力。思想政治教育或许并不能够直接满足受教育者的个体需要，而是提供享受性利益需要和发展性利益的社会环境及基本条件，以及推动这些利益需要产生所应具备的思维能力、知识技能、社会化条件等。也就是说，唯有在现实的人与人之间，通过积极的思想交流、经验分享和情感置换等精神性政治实践，才可能不断地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养，使之具备一定的批判力、反思力和整合力，能够自觉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进行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
然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所遵循的超现实智慧引导下，教育目标反而成了教育行动的起点，只有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养才能成就一场苏格拉底式的人机对话，维系一场高质量的教育活动。受教育者既有的思想政治素养成为其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其素养水平是否会因顿悟和自省而得以提升尚且难以考察，可以确证的是数字鸿沟和能力鸿沟将在这一行动逻辑中逐渐拉大，难以促进每个人思想意识、精神品格、道德涵养和政治素养的有效提升。并且，生成式人工智能受制于注意力经济原则，其内容反馈取决于对话者的关注范围，一味地主动迎合与积极反馈并不能发挥政治方向引导、规范行为约束、精神动力激发和个体人格塑造等教育价值。受教育者自我注意力所主导的人机交互过程亦会使之落入充满狭隘、固执和偏见的信息茧房，难以促成个体思想发展的全面性。
（四）关系之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数字群难以生成人人交往的精神共同体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本质决定精神共同体培育是其核心任务。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塑造的人机交互环境中，受教育者尽管因相聚而形成数字群，但实质上却是原子式的信息接收点。其中，人与人之间由于缺乏意义的共在与分享，久而久之便会形成一种弥散化状态，难以形成集体精神和公共品质，无法塑造凝聚着主流意识形态情绪情感、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和政治意识的精神共同体。如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所言：“数字群完全没有群体性的灵魂或者群体性的思想。组成数字群的个人不会发展成‘我们’，因为他们无法协调一致，无法将一群人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有行动力的群体。”[4]17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塑造的人机关系吞噬人人交往空间，教育实践便开始围绕主体需要进行反馈，思想政治教育可能会过度关注受教育者的主体诉求而忽略公共精神、公共情感和公共理性的培育。马克思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3美国政治学家乔治·萨拜因认为：“个人乃是从社会中获致其精神的和道德的能力的，而且也正是由于社会，他们才成为其为人。”[5]270人无法孤立地存在于社会之外，人与人的交往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石，是塑造精神共同体的前提性要素。然而，当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数字群吞噬人与人所构筑的真实交往空间，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塑造团结有力的精神共同体。
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人作为一种“复杂性存在，不仅有生存的需要，还有情感的需要，情感的沟通与共鸣需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实践交往”[6]，情感逻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维度。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特殊的精神性政治实践，须经由心灵体验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相通与精神相遇。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受教育者情感需要的满足并非一蹴而就，须历经清晰的情感表达、真诚的情感交往、强烈的情感共鸣和丰富的情感记忆。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能够基于情感计算模拟人类的神经网络认知，但却由于其缺乏直觉、悟性和真实的人的情感，缺乏领悟力和想象力，难以覆盖人类复杂的情绪起伏、情感波澜和性格差异，难以将人机交互关系转换为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温情脉脉的交往关系，继而无法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与情感浸润等感性向度。
三、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机遇与风险同在的共存体，想要化风险为机遇，克服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矛盾困境，就要辩证地看待生成式人工智能赋权增能的历史实践。既要拥抱技术赋能的历史机遇，又要防范技术异化的僭越之举；既须回归传统以寻求思政育人之根本意涵，又要面向现实与未来以发掘数字化转型的无限潜能，从协同教育形态、形塑技术生态、坚持价值赋魂和培育主体素养入手，助益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向善向好。
（一）促进智慧思政与传统思政相互协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在平衡中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伴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嵌入，将进一步推进智慧思政涌现发展。从本质上看，传统思政与智慧思政是思想政治教育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是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在平衡中发展的重要教育形态。须达成智慧思政与传统思政有机统合的观念共识，在“教育准备——教育实施——教育评价”过程中灵活摄取两种教育形态的智慧因子，使之服务于教育目标的达成和教育效能的实现。
教育准备阶段，以智慧思政的机智为信息来源和教育辅助，以传统思政的人智为领导核心和实践主体。一方面，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获取党和国家最新理论资讯，把握国内国际的新形势新变局，通过既有数据信息生成人们思想意识发展、社会舆论演进、公众意见汇集的可视化图景，利用数据相关性分析把握受教育者思想意识发展的可能趋势。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传统思政的既有优势，通过人的智慧对数据信息进行整合与完善，综合考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载体和教育环境等要素之间的协同关系，在人智和机智的相互启迪中制定明确的育人线路和清晰的育人程序。
教育实施阶段，以智慧思政与传统思政并存的形态打破时空局限，依照翻转课堂的教学形式对智慧思政与传统思政进行统合安排。自主学习阶段以智慧思政为主，受教育者选择不同的学习主题进行自主探索，在人机交互中淬炼思想品质、培育政治素养、修炼道德涵养、加强行为塑造。课堂教学阶段以传统思政为主，在固定的时间、空间和群体中维系真实的精神交往关系，发扬传统思政以情动人的教育力量，确保精神内涵、情感意涵和情怀要素积极在场。与此同时，教育者应致力于将抽象化“数据作业”转化为具体的“思想作业”，解蔽受教育者思想意识的复杂性、特殊性与鲜活性，避免数字鸿沟和能力鸿沟造成的个体思想政治素养的不均衡不平衡发展。
教育评价阶段，智慧思政和传统思政共同构成教育评价的核心要件。从评价方法看，通过智慧思政的数据经验对受教育者的情绪情感、思想意识、道德涵养和政治素养作出初步判断。在此基础上，教育者和评价者以其细腻、敏锐且深刻的观察力与洞察力对机器评价结果进行再审视，形成定量定性相结合、主观客观相协调、静态动态相补充的科学评价模式。从评价指标看，应确保智慧思政积极在场，将数字技术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效度、发展水平和价值效用纳入教育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此同时，积极探索智慧思政和传统思政在目标、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方面的评价指标界定与权重比例标准，围绕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评价体系，以教育评价推动教育改革，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动力。
（二）围绕“技术——数据——制度”完善技术生态，创设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支持环境
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与技术生态进行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换，促进“技术——人——思想政治教育”良性耦合以获得赋能因子，继而达致规训人与解放人的教育目的。其中，营造良好的技术生态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所谓技术生态，是“对技术体系内部或外部各层次、各要素之间在共同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联动关系的一种形容与描述方式”[7]。技术生态既包括技术介入方式、技术群联合赋能等技术内部生态，又包括数据生态和制度生态等与技术应用密切相关的外部生态。
从技术内部生态看，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着眼于宏观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软治理功能，探索融入式构建路径。尝试在“文心一言”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中融入主流思想理论资源、调整算法推荐机制，使之肩负起意识形态治理的责任使命，自觉承担思想整合、舆论引导和行为规范的治理任务。二是着眼于中微观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有效性，探索自主式构建路径，集中优势力量开发思想政治教育专属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与此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须主动同其他数字技术组合形成域，帮助虚拟现实、数字孪生和元宇宙突破技术瓶颈，以数字技术群联合赋能，助推形成智慧思政、虚拟思政和数字思政等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
从数据生态构建看，应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内链接大量优质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其打造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新空间。其中，既要包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思想资源，又要蕴含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价值，还要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魅力。此外，还须注意生成式人工智能关联数据库的安全性、可靠性与价值性，确证人机对话过程中主流价值的连续输入与有效输出，并采取相应的技术监察手段以避免数据语料库受到“伦理投毒”和“数据污染”，防止其对受教育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不良影响。
从制度生态优化看，应加强数字技术推广的制度考察，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普及程度和实践效度纳入绩效考核范围。与此同时，应“以法律法规的硬性约束勘定技术应用的边界限度，防止有意为之的算法‘黑箱’、算法歧视和数据滥用等异化行为带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困境”[8]。严格遵循《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具体要求，不断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规范、伦理规范和数据规范，注重其开发阶段和应用阶段的技术安全监管，营造良好的制度生态以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积极发展，使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发生空间。
（三）围绕“目标——内容——方法”进行价值赋魂，锚定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导向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意识形态风险，应以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之道”驾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之器，围绕“目标——内容——方法”进行价值赋魂，锚定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导向。
从目标维度看，应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逻辑构成。主动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背后价值逻辑的拟定、技术规则的审核与话语场域的平衡，致力于将其打造为主流意识形态生产、传播与社会认同的新阵地，使其担负起内容生产与价值传播的任务，将立德树人的教育意涵贯穿于人机互动的始终，维护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的本体性意涵。
从内容维度看，须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程序中系统性地嵌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反映我国主流思想意识的价值观念。以人民至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富裕等价值理性引领效率优先、工具崇拜、利益至上等工具理性，弥合主流价值取向与算法运行逻辑之间的距离，使数字技术和流量运转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价值”为依归，使受教育者在人机交互中自觉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能够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形成立足局部看整体、立足利益看本质的战略思维和政治本领。
从方法维度看，一是加强数据投喂和数据训练，将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心理教育相关的知识内容与价值体系内嵌于人机互动程序，确证主流意识形态在内容输出与价值传播层面的连贯性、系统性和深刻性。二是加强数据渲染，利用议题设置、情绪浸染、环境熏陶等技术功能增强主流思想意识的生产、传播和认同效果。三是加强数据监察，设置畅通的信息检索渠道和数据监察程序，确保鲜明的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性，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危害性价值观念潜入人机对话程序，束缚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价值判断方面从心所欲而逾矩的僭越之举。四是调整算法机制，加强算法运行程序的价值敏感性设计，将包含着主流价值的优质内容嵌入算法推荐池，以主流价值逻辑驾驭技术逻辑，充分发挥文化软治理功能。
（四）促进主体素养的综合提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建构力量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谈道：“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320要想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积极作用，关键在于激发人的主体性自觉，促进人的自觉意识、知识技能、思维能力与责任伦理等数字素养与专业素养的综合提升，使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构建力量。
于受教育者而言，数字素养的培育尤为关键。数字时代，应将是否具备良好的数字素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重要指标，将培育具备数字意识、计算思维和社会责任感的数字公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开发并增设数字素养相关系列课程与讲座，包括直接的数字知识传授与间接的数字技能传递。借助课堂教学和网络培训方式，增强人们在人机对话环境中对信息内容及其思想价值的理性判断力，使之具备一定的计算思维和反思能力以跳脱信息茧房的包裹，能够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审慎辨析资本主义的当代形态，形成对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力。
于教育者而言，须主动适应生成式人工智能环境下的新角色、新任务和新使命。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掀起的内容生成革命对主体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充满不确定性的人机互动环境无法必然指向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这就要求教育者以多元的身份角色参与育人实践。一是主动参与技术开发与应用，探究如何在人机交互中提升人们的综合分析力、价值判断力和理性批判力。二是从直接的知识价值传授者转化为隐匿在机器背后的成长训练师、思想启迪者、价值权衡者和智慧对话者。三是肩负起思想意识评判者与批判者的角色，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环境下舆情分析、判断、防范和引导机制，警惕数字技术潜隐的资本主义虚假意识形态，牢牢守护意识形态安全。主动利用反馈机制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机嵌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内部，加速生成兼具信息饱和性、思想深刻性、逻辑严谨性、价值鲜明性和情感丰富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总而言之，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绝对主体力量，必然要不断适应并熟知数字技术的潜在优势及其内在限度。教育工作者、受教育者、教育管理者和技术工作者等相关实践主体须在系统培训中不断提升自觉意识，合理控制技术风险、维护数据隐私、遵从技术伦理，以人的自觉能动性克服技术环境的自发性，全面激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积极构建力量，为达成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贡献主体性自觉，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向善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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