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宗教，最早的神，或者宗教对世界最初状态的描述，都是“混沌”。“混沌”可谓“元神”。从混沌中，再产生新的父神、母神。然后，诸神各司其职，掌管宇宙及人间秩序。接着，社会不断向前演进，神的地位下降，人的地位上升。只有中国文化，一直将混沌当作最高状态。《道德经》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文化早熟的另一面，是未开化，无法走出混沌状态。混沌中，人鬼神界限不清，也一直无法分裂为事实、价值和规则。所以，人际关系类似于动物界，只讲血缘亲疏。社会则家国不分，社会治理则公私不分。至今，中国人仍然保持着这种原始特性。说中国人素质低，是有事实依据的。例如，中国人很难理解规则的真正含义，所以，不遵守规则，搞特殊化，仍然是“人之常情”。特权文化、面子文化、走后门、行贿、贪腐，包括日常生活小节，无不反映中国人对规则、普适性的漠视。由于理性不足，所以，中国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混沌地活着。活着就是一切。社会秩序主要依靠暴力。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意。在道德上，共情、同情能力不足。而且，极其缺乏创造性。人与人之间彼此拖累，相互拉低，枪打出头鸟。不过，抑郁这种“现代病”，在当下中国也越来越多。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文明输入的结果。之所以抑郁，跟虚无主义有关。但根本上是生活意义的缺失所致。一方面，中国人仍然浸染于传统文化之下，精神上一片混沌；另一方面，西方文明的多姿多彩，让只懂“活着”的中国人感到压力重重。当然，较之中国人，西方人早就得了虚无主义的病。不过，对这种病，他们有很强的自觉。所以，他们一直在寻找救治的药方。之所以说这些，倒不是要中国人得这种“富贵病”，而是指出，中国人的文明心态，尚且处于混沌之中，还没有从“古代”和“传统”中走出来。所以，绝大多数中国人缺乏创造生命意义的自觉和能力。这也是中国人逆来顺受，得过且过，毫无创造力，只能跟着西方人开拓的文明之路勉强“活着”的原因。
下面，从“游戏”的视角，说明中国人为什么始终无法跨入现代文明，为什么缺少创造力，为什么服从权力，为什么中国人的生命仅仅是“活着”而已。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的《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一书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game（博弈论意义上的游戏）。但大部分活动，例如下棋、交易，是有限游戏，有许多边界（明确的规则），而且以取胜为目的。还有一些活动是无限游戏，致力于冲破边界，以延续游戏为目的，例如生命本身。该书认为，社会是一种有限游戏，它设置了一系列的运行机制，如政治、法律、财产权等，让所有人都加入此一有限游戏中。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社会脱胎于文化这个无限游戏中，而文化的本质是越轨。社会为了自身的游戏规则不被打破，用各种方式打压文化。假如在这里，我们用“自由”替代“文化”二字，大家都更能理解到：人定的制度，往往是死的，敌视自由的。所以，自由较之制度，应该有超越性和优先性。西方文明之所以孕育出了自由精神，正是基于上面的道理。所谓自由精神，根本上是一种超越性。A决定B，B中没有A。A就是超越性。而在中国文化中，A、B浑然部分。所以，中国文化只讲“内在超越”，实际上，就是没有超越。而在西方文明中，自由孕育理性。理性就是“逻各斯”。当然，德里达批判西方文明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自由民主必然呼唤法治。而法治不能局限于国家制定的成文法。所以，西方发展出了超越实定法的“自然法”理论。《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一书认为，有限游戏是有剧本的，而无限游戏则是传奇性的。作者卡斯说，人出生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具有传奇性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持续地上演这种传奇性呢？答案是成为自己的天才，也就是要我们每个人都原创性地言谈、行动或者思考。当人与人之间使用原创性的言谈、行动的时候，互相会产生触动，从而让人感到惊讶。这时，我们的心态是开放的，不再执着于输赢，而是期待被惊讶或者说惊奇所改变，最终获得一种宏大的人生观。难怪柏拉图说，“哲学源于惊讶”。我们每个人都是创造主体，都是生命的奇迹。“人应该如何生活？”此一问题，可以从“游戏人生”中得到很好的回答。为了克服虚无主义，柏拉图、康德、席勒、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大师，都从游戏的角度，进行了阐释。柏拉图把城邦生活看做是一场游戏，是神为这个游戏制定了法则，为城邦生活的正义奠定了根基。康德和席勒则把“游戏”拉回到主体之上，它只不过是审美的另一种称谓。尼采试图解构柏拉图——基督教的思考路径，他要将生命从过于沉重而又散发着腐败气味的道德说教中解救出来，将生命还原为清白无辜的游戏。海德格尔以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名义(实则构建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新神话)，向世人展演了“天地神人”的“四方游戏”。伽达默尔为了克服近代思想的那种封闭的“主体性”而鼓吹“理解一对话游戏”。德里达则一直繁忙地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新老神话作抗争，进行“解构游戏”。各种“游戏”互有差异，但又都试图完成对“虚无主义”的超越。
而阿甘本在《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一书中，对游戏在社会、人生中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全面而崭新的刻画。译者吴冠军在该书导言中写道：对于阿甘本而言，幸福的反面不是痛苦，而是建立在“神圣名称”上的特权，只有少数人能进入的所谓神圣秩序或神圣空间。暴力，是维持“神圣”的特权的根本方式。阿甘本在这里呼应齐泽克的洞见：我们通常把破坏秩序运行的力量称作暴力，然而，让既有秩序（及其内在固有的特权结构）不断持续运转的那个力量，也正是暴力！用本雅明的术语来说，前者系“设置法律的暴力”，而后者则是“维持法律的暴力”。把事物从“神圣的名称”解放出来，从少数人的特权中解放出来，使之返回当下这个始终流动状态中的人间俗世，返回人们的自由的共通使用，这便是阿甘本式的“污浊化”。“污浊化，就是将已经被移到神圣领域的事物，返回到共通使用中。”
那么，如何使得各种神圣仪式与实践“污浊化”？如何对它们进行亵渎？对此，阿甘本提出了一个看似不很严肃的术语（继承自科耶夫）—嬉戏（play）：“从神圣到俗世的通道，事实上也可以通过对神圣的一种全然不恰当的使用（或者说，重新使用）来产生，那就是，嬉戏。”作为污浊化的一种典范形式，嬉戏乃是一种纯粹没有目的的手段。
嬉戏不仅是对神圣之域的一个具体的污浊化操作，它也是对今天法律、政治、经济领域的一个污浊化：嬉戏使得内在于当下人类共同体（法律、政治、经济）中的神圣残余彻底无效化。“正如不再被观察而是被嬉戏的法律打开了通向使用之门一样，经济、法律和政治的力量，当它们在嬉戏中被无效化后，能够变成通向一种新幸福的门径。”
和法律嬉戏（play with law）并不是要取消法律或创建一个新法律，而是使得它闲滞、无效。可见，阿甘本的整个政治哲学，就建立在他对于“神圣”与“污浊”的独特分析上。相对于打破—建立的革命模式，阿甘本的污浊化既不彻底摧毁既有法律（暴力性的动荡），也不试图代之以更好的法律（但弄不好却是更糟），而是去使法律闲滞，使其完成并放在一边（fulfilled and set aside）。阿甘本对以集中营为典范的现代性困境之应对方案，绝不是增强法律、提升人权的普遍性，而是去改变共同体的原始结构：那随时可以把人变成赤裸生命的现代主权国家，只有那始终处于潜在状态的“随时到来的共同体”才能加以对抗。
中国人喜欢赌，但这只是一种有限的游戏。而在生命气质上，中国人是缺少真正的游戏精神的。正是由于这种缺乏，使得中国人的面孔，看起来“死相”，目光混沌而无神，生活在自由散漫、无所事事中，所有人好像每时每刻都在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