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enlightenment,是外来词,指光明驱散黑暗的意思。但就像无数外来词的命运一样,启蒙在中国变成了知识分子,或者自认为有知识的人,教育普通大众的意思。语言败坏,在中国是普遍现象。例如,自由,liberty,这个词语,始终都有一种唯我论、完全不需要约束的色彩在内。所以,严复在翻译密尔的自由时,用的是“群己权界”。很显然,这个用法在字义上比较严谨,但由于在字数上不够简约,而且在中国的典籍里抠不到对应的字眼,所以被弃用了。以至于,今天中国人在自由的观念上,始终模糊不清。以我不多的阅读,就知道自由的含义,是极为丰富的。例如,英语的free,源自日耳曼原始部落人的prii,是整体关联的意思。也就是说,自由最早的含义中,没有自我中心(individualism)的意思。大哲学家尼采认为自由就是责任。再如共产主义,communism,齐泽克就建议改成commonism,common是日常的、公共的、普通的意思。齐泽克意在鼓励人们成为真正的无产者,而不要成为资本和权力的奴隶。这样就回归到了马克思的本意。英美普通法,即the common law,就是普通人的法的意思。普通人造法,并参与法的运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所以,语言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我们如何说话,我们就成为怎样的人。特别是现代人,被各种各样的“知识”“真理”等等意识形态肢解了。人们一张口,就可以看出他受到了那些污染。按照阿甘本的看法,人类没有语言,而只能学习语言。相反,动物是有语言的。实际上,一个人如果只是接受一种语言训练,那么,他也就失去了其他语言。这就像意识形态,在长期的灌输之后,可以对一个人起到洗脑的作用。被洗脑者只好一辈子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其眼前的世界。我们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是指这些知识拥有者并没有健康的常识。而且,体制也将这些人吸纳殆尽。所以,让这些人启蒙普通人,基本上只能适得其反。因此之故,稍有道德自觉的人,都不轻易言及启蒙大众:自己享受着体制的好处,怎么好意思叫普通人去与命运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