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没有历史”？

近日葛剑雄教授题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历史》的演讲摘录，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让我总是想起黑格尔对中国的一个咒语，“中国没有历史”。所以今天写一写中国人的历史观，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

黑格尔在其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写道：“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的观点，代表了启蒙运动对传统中国的主流看法。传统中国实际上就是启蒙运动的一个靶子。所以，黑格尔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哲学有很多论述。虽然都不太中听，但也算得上“忠言逆耳”。

黑格尔之所以这么看待中国，跟他本人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说：“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他认为，理性主宰着世界历史，理性既是目标，又是组织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它把这个过程不但展开在自然的全体现象中，尤其展开在精神的全体现象中，后者便是所谓“世界历史”。

黑格尔称，“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这好比‘自然’便是‘观念’在空间里发展一样。”而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自由是精神的实体和唯一真理，精神把自由的实现（即对自己自由的意识）规定为世界历史的绝对的最后目的。

黑格尔的哲学比较晦涩。他的上述观点，其实可以简化为：人类生活之流，构成历史。但这种历史，又是被更高的“东西”所决定的。这个“东西”，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或者“世界精神”。而这些“精神”，又差不多是“理性”和“自由”的同义词。

当代哲学家对启蒙理性有诸多批判。尤其是美国的沃格林，对黑格尔等人批判最多。沃格林认为，启蒙运动导致了现代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泛滥。人，取代了神。结果，权力成了宰制人类心灵的工具。为此，沃格林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哲学。他认为，人类生活秩序，应该与宇宙秩序、超验秩序、“神”的秩序，相互合拍，否则，就是紊乱无序的灾难。

沃格林在其代表作《秩序与历史》中写道：“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每个社会都承载着在自身的具体境况下创建某种秩序的责任，这种秩序，基于神的或人的目的，将赋予该社会生存（existence）的事实以某种意义。”

他沃格林看来，历史就是为了与存在共同体中的搭档合拍而进行的斗争，一场为了发现涉及神与人、社会与世界的真理而进行的斗争。“尽管不存在一个简单的贯穿历史始终的进步或循环模式，历史进程仍可被理解为一场为实现真正秩序的斗争。”

为此，沃格林对各种各样的现代意识形态进行了大力抨击：“意识形态是反上帝和反人类的存在者。如果我们想要使用以色列人关于秩序的语言，那么，意识形态是对第一条和第十条诫命的违反；如果我们想要使用埃斯库罗斯和柏拉图的语言，那么它便是nosos，即精神的疾患。”

实际上，我们比较一下黑格尔和沃格林的历史观，二者并无实质性的差异。他们都强调，人类应该受制于更高的法则，不能滥用人类的权能。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人类应该服从历史的普遍规律。只是，中国人往往不太追究，这个普遍规律究竟是什么。

黑格尔一方面说“中国没有历史”，但另一方面他又说，人类历史起源于中国，“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然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

这岂不是相互矛盾？我认为，应该从翻译上整体考虑黑格尔的观点。我不熟悉德文原著。但我想，“历史”一词，既包括历史事实，也包括历史阐释，是“史实”与“史学”的同一体。中国人在史料积累上，是最丰富的，但中国人却没有建立起一套历史观念和阐释体系。这就涉及到历史对话问题。历史，应该是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否则，就是一堆无用的史料。

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作者卡尔对历史的定义是：“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连续不断的、相互影响的一场对话，是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一场永无休止的对话。”

到此，黑格尔“中国没有历史”之说，今天终于找到了原因：中国人至今没有“精神”追求，所以，也就没有像样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而历史，往往是由历史学家们建构起来的。当然，这样的历史应该对现实持有理性的态度。它同时应该是自由的实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