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尽管经历过阶级斗争末尾，但我仍然怀抱着对共产主义的美好向往，如同仰望星空时想到的：人类肯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不仅如此，我们每个人还像大人讲故事时，告诉我们的那样——都对应着天上的一颗星辰。长大后，才慢慢知道古希腊哲学、基督教、印度教，都追求“一”：理念、上帝、梵天，知道人只有融入宇宙大化之中，体验其无穷奥秘，生命才有意义。然后，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人的独立性假说，相信自由与个人主义，并用它们来思考世界和社会问题。但，正是在这个从“而立”走向“不惑”的时期，人的种种观念，就慢慢歪斜了起来。这是政治、意识形态对个人心灵的污染。人的年龄越大，就越容易败坏。就像尼采所说的，长期与恶龙对视，自己也会变成恶龙。人类自身的对抗与分裂，造成了当今世界人类心灵的焦虑、虚无、迷惘和疯狂。好在，我现在终于到了有能力重新审视自己和世界的年龄。卢梭在《爱弥儿》中说：“出自造物主手中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的确，我们每个人在婴幼儿时期，都是无辜而纯洁的。我们道德上的一切坏毛病，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为什么幼儿会向往一个共同体——也就是共产主义？因为它们需要一个怀抱，需要所有人的照顾，并且想理解这个宇宙、世界的一切。它没有语言，没有独自生存的能力，它的一切，都需要从外界获得、习得。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慢慢地遗忘了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人类历史起源于共产主义——原始共产主义。此后，一直到今天，人类长期生活在私有制之下。私有制创造了伟大的文明，但却在政治上，一直没有解决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的问题。脆弱的古希腊民主城邦，难以对抗帝国的崛起。而即使在民主的古希腊，公民仍然只占了人数的一小部分。不平等，一直是人类的常态。好在西方世界正在修复这一问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实现。例如，北欧福利国家，英联邦的一些国家，人们的贫富差距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这些国家尽管在意识形态上警惕社会主义，但在财富分配上，却非常接近社会主义。不过，发达国家的激进理论家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高声疾呼：人类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需要真正的共产主义。这样的哲学家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思潮，正在试图影响人类的未来。可以说，我们是幸运的。他们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们，我们才得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人类已经接近“末日”。 这些理论都比较艰深，一般人也理解不了。但经受过这种“末日”疯狂的人，只要稍微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的个人命运，不以自己为义、为圣，就并不难理解。我这里用最简单、直接的通俗话语，以两位当下意大利哲人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的学说为例，简要阐明一下西方政治的症结所在。阿甘本认为，西方政治的原初结构，是“生命政治”，意思是：一部分人将另一部分人的“生命”当作祭品来献祭，被献祭者既被排除在世俗法律之外，又被排除在精神领域之外，比动物还悲惨。在现代社会，一部分享有自由、平等，另一部分却被排斥在外，尽管自由民主口口声声地被宣誓为普适性的。所有人，都潜在地，是阿甘本笔下的“神圣人”（homo sacer）——他们以被排除的方式，而被纳入在系统中。（别着急，接着读，你就明白了他究竟在说什么。）在大陆最近出版的《非政治的范畴》中，埃斯波西托则将西方政治形容为一种人与人之间吃或被吃的关系。他认为西方政治，只看到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政治神学的，一种是去政治化的。人要么神圣化，要么虚无化。前者的典型是宗教信仰的偏执，后者的典型是彻底的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为此，埃斯波西托站在政治的边界，以消极的方式思考政治：探寻在政治神学和现代去政治化之外的另一政治维度“非政治”的可能性——政治之“所非”和政治之“永不能”。政治并不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传统政治容易制造二元对立。齐泽克则从更加“同情”人类的角度，条分缕析了当下世界各种各样的“可怜人”“边缘人”“失败者”的处境。在齐泽克看来，至少还有四个新的变迁，将人类社会迫向“末世”边缘。首先是不断迫近的生态灾难。通过传统的“市场机制”方式与“国家干预”方式或可解决一些局部的小问题，但无法应对大型的生态灾难。再就是生物遗传工程。我们身体—生命最核心的部分，已经开放给资本与权力的操纵、调用与改写。同样值得密切关注的，是新一轮的私有化。公共世界的各种面向（自然、历史文化，乃至语言等沟通媒介）被不断私人产权化，其范例就是那不断扩大、到处确立使用租金的“知识产权”。最后一点是，被纳入者（the Included）与被排除者（the Excluded）之间的沟壑。从各种各样的难民营、贫民窟、种族隔离带、边境电网，直到城市“拆迁”带来的无形的新疆界（只有富人和权贵才能够住在某某“环线”之内）。填满我们视线的，便是各种社会性“区划”的不断深化；充塞我们双耳的，则是排外行径的爆炸性增长。在阿甘本和齐泽克看来，今天的人们正普遍地经历着一个激进的“无产阶级化”。越来越多的人，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就是没有位置；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活死人”。在不久的将来，每个人都将是无产阶级、每个人都将是“神圣人”（homo sacer）。但这是被排除的结果，而不是一种主动的“无产阶级化”。主动的“无产阶级化”，呼唤新的革命主体和行动者。而上面的这些“被排除者”，有望成为能作为普遍性的真正担纲者。 为此，齐泽克重新激活了“共产主义”这个词。但他坦言，20世纪的革命实践是一个“彻底的灾难”。齐泽克的政治方案，就是从零开始，重新开始，从开始处开始（to begin from the Beginning）。每一个“生于末世”的无产阶级（被排除者们），便是肇始未来普遍文明的真正担纲者。在这里，他和阿甘本是异口同声的。阿甘本认为，人是没有内容的，人类共同体应该是随时“来临中的”。齐泽克观察到，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具有亚洲价值的资本主义”（实质为资本主义加威权国家）之影响，已然横扫东西世界，这种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比起原本自由民主框架下的资本主义来，运行得更有效、更具活力、更富蓬勃气息。这才是现代性的真正危机：如果任由当下格局按照其内在趋势发展下去，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就会演变成现代性的归宿。于是，在齐泽克这里，21世纪的共产主义，必须以如下方式被思考——不仅远离经济主义（传统的市场主义），并且远离国家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换言之，“共产主义”纯然指向市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外的全新实践，它要求我们在市场与国家之外创造全新的社会生活之组织形式，去真正地保障我们的“共通之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给奈格里的著名标题“再见，社会主义先生”补充了下半句——“欢迎，共产主义同志！”齐氏坦言并不知道这位未来的“共产主义同志”会具体是何等面貌，但他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这位同志加入战斗，我们很难捍卫住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很难真正走出这个“末世”。所以，齐泽克说：“See you in Hell，or in Communism!”（让我们重逢于地狱，或重逢于共产主义！）（参见吴冠军《第十一论纲——介入日常生活的学术》）齐泽克因此呼吁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宣言》在结尾处写道：“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消灭无产阶级，使得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我则想，要更加哲学地理解“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占有太多，因为我们的命运，从来都是共通的。今天在朋友圈看到了下面这首很好的诗歌。人类之所以陷入“灵知主义”的困境，就是因为各种拜物教，将“知识”“真理”神圣化，通过占有物品、知识、权力、资本，来赢得生活。但，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奴役和自我奴役。所以，我和了一首，主张不去将我们的“共通之物”据为己有，成为腐儒。我们应该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永远处于幼年，保持着学习语言的敞开状态。 和龚盖雄一个人活着就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焚书坑儒操练真正的专政否则，更多的树木将被砍倒鸟儿再无栖居之所恐怖的哨声吹起语言腐烂在光秃秃的山头上倾心青史留名的人生活于末世他们听不懂鸟语他们发明真理 ———————— 昨天的文章：文明的基础是法治，法治的基础是什么？人类第一背锅侠：马克思诞辰203周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