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神的根基：不是基督教，而是不断建国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他们在驱动美国思想进入现代世界时，起到的作用比任何别的团体都要大……他们的思想改变了美国人的思考方式，让他们继续思考教育、民主、自由、正义和宽容……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些思想家帮助建设起来的国家当中。

——《形而上学俱乐部：美国思想的故事》

中国人为什么为美国吵翻天？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够看懂美国！尽管很多人将川普戏称为“川建国”，但很少人能够真正理解“建国”的确切含义。

以中国知识界的佼佼者刘军宁为例，他曾写过一篇《实用之殇：杜威的思想为什么剧毒？》说：“杜威思想的得势，是世俗对信仰的胜利，是人占了神的上风。”“杜威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所建立的秩序的颠覆者。”

帽子扣得越大，往往谬误也就越深。刘军宁以神权来解读美国社会政治，已经成为一种中国式主流，误导了无数民间知识人。无数人跟着他，高呼重拾基督教信仰，坚持保守主义。直到今天，还在希望川普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美国如果成为一个神权国家，如果不搞民主，如果实现不了社会团结，如果无法塑造新的公共生活精神，如果不敢继续建国，那么，美国的衰落就是必然的。不要用中国人的“大一统”思维，来考虑“国家”。实际上，国家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美国的了不起，就在于，他敢于不断建国，在制度上、精神上不断重生。

美国的第一次建国，标志是1776年的今天，《独立宣言》的发布。这一次，的确有清教徒精神在其中起作用。故其后，《联邦宪法》明确了宗教信仰自由。因为清教徒并非严格的基督徒，而恰恰是逃避基督教迫害的人群。

美国的第二次建国，标志是1861年4月12日开始的“内战”。这一次，废除了南方诸州的奴隶制。平等，成为一种美国精神。但其余波震荡至今。它势必改写美国的宪政制度。所以，美国的建国行动，将来可能还会继续。哪一天，某个州脱离联邦、宣布独立，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本文的重点，是介绍美国的第二次建国。就像第一次建国一样，第二次建国同样是美国精英，对整个美国社会反思、辩论的结果。《形而上学俱乐部：美国思想的故事》这本书，精彩还原了其时宏大无比的历史画面。是本文写作的重要参考之一。

美国精神的底色，当然有基督教、启蒙运动的成分。但美国走向现代社会，则是第二次建国的产物。其核心主张，就是被刘军宁视为毒药的实用主义哲学。在第二次建国的过程中，美国同样像第一次那样，汲取了当时整个世界最前沿的思想，并为之争论不休。

19世纪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达尔文、拉普拉斯、麦克斯韦等人的世纪。彼时，人类思想犹如璀璨星空，为20世纪的各种异端思想的出现，准备好了异常丰富的素材。绝对王权寿终正寝，但意识形态之争如火如荼。此时，大西洋彼岸，有一群杰出的思想家，以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等4人为核心，组成了一个“形而上学俱乐部”，就像第一次建国时的大陆会议、制宪会议那样，经常聚集在一起，彼此论战，但却最终达成了一致共识。这个共识，被今天的人们命名为“实用主义哲学”。

《形而上学俱乐部》一书的结尾写道：“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的思想，底层的价值观是宽容。”不要小看“宽容”这两个字的力量！它完全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也是对第一次建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深入实践，更是当下世界最需要的人类心灵。没有宽容，共同体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这本书是这样解释宽容的：

美国一定意义上是欧洲人以宗教宽容的名义移民创立的。（更准确地说，是以反对宗教不宽容的名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各式各样的衍生品——教育哲学、文化多元主义观念、言论自由应予扩大的主张——就是把这种个人主义的、新教徒的伦理转而用社会的、世俗的语言来表述。但是现代的宽容观念与其说类似于新教对自由的信仰，即人人都可以听凭自己的良心来敬神，不如说类似于工程学中耐受力的观念——比如说一段钢材的耐受力。实用主义者希望社会有机体能允许更大的（尽管绝对不是无限制的）差异存在，但并不只是为了差异本身，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认为爱和公平的原则需要这样的差异。他们想要给错误创造更多社会空间，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更有机会出现有益的结果。他们不只是想要对话继续下去，他们想达到更好的目标。

令人惊讶，但在惊讶后又觉得一切都在情理之中的是，这四位实用主义哲学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强调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因此真理、正义都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性的产物。他们对社会团结的一致性认同，贯穿于各自的哲学思想中。

——【霍姆斯】在《普通法》第一场讲座中，霍姆斯语惊四座：“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这并不是说法律毫无逻辑可言，而只是说逻辑并不对法律的生命负责。理解霍姆斯的“经验”的概念，是理解他的法律观点中几乎所有与众不同之处的关键。首先，在霍姆斯看来，经验不能简化为命题，尽管人类花了大量时间来简化。“一般原则并不能决定具体案例。”第二个显著特征是，经验不是个体的而是集体的，不是内省而是共识，不是心理的而是社会的。这一认识促成了他对民法最重要的贡献，即发明了“理性人”形象。理性人是现代责任理论虚构的主角。最后，霍姆斯相信应当保护政治意见，因为这是民主政府维持合法性的唯一途径。和杜威一样，他相信言论自由不是个人利益，而是社会利益——允许人人都自由表达自我能让我们得到好处，是因为我们需要所有人的思想。

——【皮尔士】他认为，每一个人的思想所反映的现实都不一样——就算是同一个人的思想，在不同时间的反映也会不同——而无论是哪种情形，现实都不会静候太久，让你能精确映照出来。因此皮尔士的结论是，知识必须是社会性的。这是他对美国思想最重要的贡献。

——【杜威】杜威比绝大部分美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更激进，因为他认为团结高于独立。尽管他绝对算不上社会主义者，他的政治观点却甚至比新政福利自由主义都更加接近社会主义。他写道：“社会的统一性和结构性特征是客观事实，非社会的个人是一种抽象概念，想象一下把一个人身上所有的人类特征都剥除掉之后这个人会是什么样子，就能得到这个形象了。社会作为真实的整体，是正常的结构，但大众作为孤立个体的集合，就是子虚乌有了。”民主可不只是其组成原子的总和，因为原子并非独立于自己所在的分子。原子总是会作为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起作用。参与改变了一切。  

《形而上学俱乐部》一书总结道：

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想把理念、原则和信仰带到人类的层面，因为他们不想看到藏在抽象层面的暴力。这是内战带给他们的教训之一。他们的哲学设计出来，要支持的政治制度是民主。而在他们的理解中，民主不只是要让正确的人有发言权，也要让想错了的人也有发言权。民主要给少数派和有异议的人留出空间，到最后多数人的利益仍然会占上风。民主意味着游戏中人人平等，但也意味着谁都不能选择退出。现代美国思想，与霍姆斯、詹姆斯、皮尔士和杜威紧密关联的思想，代表了统一主义在思想领域取得了胜利。

关于什么是真理，实用主义的这四位代表有很多颠覆传统哲学的说法，例如，“注定最终会被所有搞研究的人都一致认可的意见，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相；而这种意见所代表的对象，就是现实。”（皮尔士）“真理的全部意义（我们自然地，不加思索地假定真理是现成的实在在心中所形成的简单的复本）是很不容易理解得清楚的。……我们的一切理论都是工具性的，都是适应实在的精神方式，而不是神圣创造的宇宙之谜的启示或神智的答案。”（詹姆斯）

杜威认为，思想和信仰就跟手一样，是用来适应环境的工具。一种思想并不比，比如说一把叉子，有更高的形而上的地位。当叉子被证明不能胜任喝汤的任务，去争论到底是叉子的固有属性中有什么要对失败负责，还是汤的固有属性中有什么能解释这种失败，都没有多大意义。你只要换个勺子就行了。但哲学家就喜欢杞人忧天，操心心灵是不是能感知世界的样子，他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契合”应该如何起作用——精神如何代表现实——的说法。

杜威是反（形而上学）哲学的。他写道：“事物……就像人们所经验的那样。”知识不是独立存在于其已知性之外的什么东西的复制品，“而是成功行为的工具或器官”。杜威认为，给心灵特殊地位的倾向以及这种思想，是阶级偏见的反映。希腊哲学家属于有闲阶级，因此他们自然就会把反思和臆测摆在比动手制造更高的位置——把“推理”说成是比推理的人所在环境更高的东西。

实用主义哲学认为，行动、实践，才能达到目的。所以，“有用就是真理”。詹姆斯和杜威认为，信仰是行动的工具。我们不是因为有想法才行动；而是因为我们必须行动所以才有想法，而行动是为了达到目标。

实用主义，是美国思想的底色。作为国家，这种哲学，就是一种“国体论”，“建国思想”。其影响是非常积极的。例如，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杜威，主张“经验自然主义”，把经验和自然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认为传统哲学分割主体和客体、经验和自然、精神和物质，陷入二元论。经验自然主义旨在排除二元论，把经验看作主体和客体即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里，不难看到沃格林的“经验哲学”对实用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在全球化的当下，传统“国家”理念可谓日益捉襟见肘。所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不仅没有消亡，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潮。美国首当其冲。但另一方面，各种共同体也正在重新组合。美国的危机也是国体危机。美国的分裂，仍有加剧之势。在欧洲，左翼激进政治思想，正在呼吁人类团结。实用主义哲学无疑仍然是一副清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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