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明康德内容团队编辑
编者按：在全世界，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已超过10亿，并将在2050年占据全球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当全球老龄化的进程正在不断加速，“健康老龄化”也成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共同的未来关注焦点。药明康德内容团队近日正式启动“健康老龄话”专题，对话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老龄问题专家，从科学、医学、公共卫生、经济、社会等不同角度，向读者们呈现意见领袖的思考。
在今天的这篇访谈中，世界经济论坛医疗健康项目负责人Genya Dana与达沃斯阿尔茨海默病合作组织联合主席George Vradenburg将就老年人中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展开探讨。随着平均寿命的不断增长，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代表的痴呆症看似无可避免。但只要理解当下和短期内存在的挑战，针对不同国家开展不同的应对策略，我们有理由相信，能缔造一个没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未来。本文也附上了两名嘉宾的采访片段。如需观看完整采访，请点击文中视频，并关注“药明康德”视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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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ya Dana：George，很高兴见到您。今天在这里我们想谈论一个与很多人都相关的疾病领域，那就是痴呆症。对于家庭、医疗保健系统和社会经济来说，痴呆症都是一种可怕的疾病。我一直在关注这个疾病领域的发病情况，目前有5000万人患有痴呆症，而且每年还有1000万新增病例，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那么，从您与阿尔茨海默病作斗争的工作中，您看到了什么？您对此有何看法，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如何？如果我们对其坐视不管，将会发生什么？George Vradenburg：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大规模流行的问题，具有全球性，涉及每个国家。虽然表面上看来是5000万人，但实际上是5000万个家庭。因为这种疾病会在六到八年内慢慢侵蚀一个人的大脑、认知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分辨事实的能力，每个痴呆症患者都是整个家庭甚至几代人的负担。因此，这关系到5000万个家庭，也就意味着它目前已经影响到1.5亿到2亿人。正如您所指出的，到本世纪中叶，这一数字将会增加两倍。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20世纪，我们已经做了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人们的预期寿命已经从大约50岁延长到了现在的近80岁，当然这是逐渐发生的。现在有些家庭已经实现六世同堂，这在50年前或60年前是闻所未闻的。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像这样的家庭会越来越多。无论在哪个行业，那些充满活力、健康、精力充沛的领导人都会有到七八十岁的时候，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但现在发生的事情是，痴呆症的症状在老年人中更为普遍，但并不是痴呆症疾病本身。痴呆症实际上在人们20-30岁及中年就已经开始，比疾病的实际症状早出现了20-30年。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正如我所说的，是出现在诊断后6-8年，诊断很多时候会很晚，有时甚至可能晚长达20年，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我们认为超过85岁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患有痴呆症。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活过85岁，患有痴呆症的人数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多。这是个大问题。
Genya Dana：最近，我们共同发起了达沃斯阿尔茨海默病合作组织（DAC）。我很想听听您的观点，对于快速和大规模地解决您刚刚描述的这个巨大且日益增长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合作如此重要？George Vradenburg：痴呆症是老龄化群体的疾病之一，无法治愈。这种疾病缺乏治疗手段，疾病进程无法改变，它是100%致命的。因此，当你将其看作一个大规模流行病的问题时，以可能导致今年更多人离世的COVID-19做个例子，去年死于阿尔茨海默病的人比COVID-19更多，死亡率可以达到100%。因此，就像您说的，这些数字还会逐年递增。那么如何攻克这种患病率高、且影响范围广的疾病呢？我认为这需要一个全球合作机制。COVID-19已经证明，如果拥有充分的合作和国际机制，我们可以把大量的资源和优秀的合作者聚集在一起，共同推进药物开发、先进制造、监管和疫苗开发等工作。坦率地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每两周就有一次委员会会议，将所有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应对像COVID-19这样的大规模流行病的问题，我断言阿尔茨海默病也一样，但我们需要全球合作机制，因为攻克痴呆症实际上需要研究人员、药物开发商和公司，以及政府机构和政府资助者的通力合作。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每两周坐在一个房间里讨论“下一步是什么？你需要什么？我们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并不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从COVID-19的经验中，我们了解到，我们可以把所有利益相关方号召起来，他们来自全球各个领域。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召集一切力量。达沃斯阿尔茨海默病合作组织的成立旨在将全球范围内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召集在一起，以解决痴呆症这个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Genya Dana：随着这个倡议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我们现在已意识到，世界上某些地区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老龄化人口的规模和需求在不断增长。在我看来，新技术和创新将是如何运营像达沃斯阿尔茨海默病合作组织这样的机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尽管这种运营方式现在可能还没有实现。那么，在推动这种真正具有变革性的全球倡议中，您对技术和创新所扮演的角色有何期望？George Vradenburg：在一些学术机构中，很多伟大的工作正在进行。在一些国家内部，许多机构正在开展大量工作，这些都非常重要。但这些还都是孤立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将它们链接起来，以获得覆盖更多人群、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信息。如您所知，在针对阿尔茨海默病进行的基因研究中，90%是在西欧裔群体中进行的，但世界上90%的人都不属于这一群体。我们如何将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发的工具带到资源匮乏的国家或中等收入国家，并同时从这些中低收入国家中了解什么是最适合他们的，以及阿尔茨海默病和痴呆症在其特定的种族人群中的发病机制是怎么样的。要把所有这些链接起来需要新的链接系统。它需要新的数据共享系统，需要生物存储库系统，需要全球范围内的临床试验网络，而不仅仅是在西欧和美国开展临床试验。它需要世界各地的卫生系统做出改变，能够在痴呆症患者出现症状之前发现他们，以便我们开发出一些能够改善患者的药物时，可以在正确的时间和疾病的进程节点将药物提供给他们，从而防止症状的出现。我相信这些药物很快就会上市，而且肯定会在未来两到三年内上市。
Genya Dana：我听说过并经历过照顾痴呆症患者的负担，很可能您也经历过。您已经详细阐述了希望我们能够识别出处于这种疾病危险之中的人，或者识别出谁可能会更快、更早地出现症状，甚至阻止这种症状的发生，这可能会为家庭节省大量开支，并减轻他们的负担。但我想知道，从您的角度来看，在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中，让已经有长期阿尔茨海默病史的家庭，或那些担心阿尔茨海默病正在向他们走来的家庭参与进来，有什么特殊作用？当我们让家庭参与到了这项工作中，患者倡导组织通常是个很好的开始。George Vradenburg：您提到了技术。我们现在将通过达沃斯阿尔茨海默病合作组织引入新的数字生物标志物、语音生物标志物。现在智能手机是世界各地人们手中最普遍的工具。根据研究，我们现在知道，人的语音节奏和语音能力会随着认知能力下降而变化。通过使用新技术，我们现在能够在疾病发病过程的更早阶段将患者识别出来，让他们进入临床试验，让他们去找医生，为他们自己以及家人就各种降低疾病风险的策略提供建议。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患者对这种疾病的错误认识。阿尔茨海默病国际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认为阿尔茨海默病和痴呆症是衰老的自然结果，不可治愈，它是当人变老时会自然发生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临床医生认为，与患者一起思考或谈论这种疾病都是徒劳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实际上患者及其家人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家人可以参与其中，帮助患者更早地识别疾病迹象，他们可以帮助患病的亲人参加充满希望的全球临床试验。我们对COVID-19进行了全球临床试验，为什么不对阿尔茨海默病这么做？为什么我们要等到有人度过疾病的三分之二，然后再尝试去治疗他们？事实上，患者这时已处于疾病进程的第四阶段或第五阶段了。我们已经接受越来越多这样的教育：如果能更早发现一种疾病，我们就可以更早地去治疗或阻止它的进展。数字技术是很好的警报系统，它可以提醒人们一些注意事项。数字技术可以探测到房屋内部的异常活动，它能以某种方式跟踪人们。如果患者开始走动不停，它可以提醒人们，他们所爱的人可能正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发的新技术现在可以引入到资源匮乏的国家，使他们能够参与到治愈这种疾病的工作中，并支持正在经历这种疾病的家庭。Genya Dana：我知道您曾经拿HIV/艾滋病作为比喻。我们都知道源于患者群体的强大推动力，特别是在监管和政策制定方面，能够带来整个系统和资源调动方面最大的变化。您觉得可能像艾滋病那样，利用患者群体推动政策和监管系统的改变吗？或者监管系统尚未准备好接受这种改变，这种方式可能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George Vradenburg：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存在代表患者的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或者团体。我认为它们可以被动员起来。它们都属于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ADI），它是这一领域的领导者。ADI是达沃斯阿尔茨海默病合作组织的合作伙伴之一。回到您的问题，答案是“是的”。我们会成立一个倡导者委员会（Champion’s Council）。它会是管理这一工作的瑞士基金会的一部分。倡导者委员会的部分成员是患者群体。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动员世界上5000万个家庭对他们的政府说，“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你不能做得更多？”政府将会更积极地参与。所以我们努力的一部分是评估是否可以借助患者代表的力量，以及患者和他们的家人的力量，来推动政府将关注的重心转移到阿尔茨海默病和痴呆症上来。Genya Dana：如果我们的听众中有些组织的成员想要加入你们，或者想合作在全球范围内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努力，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这一联盟中还缺些什么，还急需什么？George Vradenburg：我们已经有了研究人员和公司的参与，我们将会有患者组织的参与，我们需要的是政府方面的参与。目前，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最高领导人，不过我们需要在政府中的高层人士，需要他们开始把这一疾病看作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还在寻找在诊断领域的公司和创新者，还有数据分享公司的数字化连接领域。我们也需要政府自身投入到这一努力中，因为一个部门、一个政府或者一个公司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实话说，所有这一论坛的参会者都会是有价值的参与人。
Genya Dana：在您看来，到2030年或者2040年，我们会取得哪些成就？我们需要取得多快的进展，我们能够取得多快的进展，对此您有哪些愿景？George Vradenburg：很明显，我们需要比现在的动作更为迅速。阿尔茨海默病在70年代末才被定义为一种疾病。1980年已经是40年前了。我们还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没有治愈手段，没有有效的疗法，没有改变疾病进程的药物。到2030年，我预计会有多个不同的改变疾病进程的药物上市。到2040年，相信我们会开始证明重要的努力可以预防这一疾病，我们可能在全球范围内预防它的发生。试想一下，如果能够挽救1.5亿人及其家人的生命，您想付出多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件事？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想象一下那会带来多大的满足感，想象一下您能为家人、朋友、甚至全人类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可以给人们增加10年具有健康大脑的生命，与爱人、孙子和曾孙们共度的时光，很多年有目的的活动，不管是在市场、慈善、或是在生命的哪个方面。这是我们必须立下承诺、报以热忱的努力目标。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尚未获得快捷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投入决心和热忱并行动起来，我们永远不会到达一个没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世界。Genya Dana：是的。George，我很好奇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的成本问题，不仅包括您提到的疾病看护工作对高产期劳动力的消耗所带来的经济成本，还有如何让中低收入国家的人们获得筛查和治疗的问题，您也提到，在这些国家，疾病负担已经非常重，并还在持续增加。George Vradenburg：有很多方法可以应对。第一个方法是宏观经济学的应用。随着60岁或65岁以上人口在国家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无论退休年龄如何界定，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比例都会越来越小。因此，为了支持支付基数较小的老年人口群体，我们不得不提高税收。我们还必须提高工作年龄人口的生产力，这意味着要降低利率。如果您关注全球国家预算，会发现财政预算已经吃紧。规模庞大的运营，巨大的财政赤字。货币政策已尽可能宽松。因此，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整体影响。正如您提到的，处于工作年龄的生产性人力将从劳动力中抽离，并为老年人口提供护理服务。因此，从经济、生产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意义上来说，工作年龄人口会进入低生产力状态。这是一个主要问题。现在，疾病引发的全球成本约为1.3万亿美元/年，而且每10年将翻一番。因此在接下来几十年里，若想接近国防预算的规模，美国社会将付出巨大的成本代价。第三，家庭的成本支出是多少？现在，在资源匮乏的国家，家庭成本支出从每年几十到数十万（美元）不等。这意味着，许多家庭将因这一疾病变得一贫如洗。因此，若无法实现有效处理，这种疾病将造成很多经济和社会影响。Genya Dana：而且从伦理角度，需要确保研发管线中的疗法能够触达需要它们的患者群体。George Vradenburg：最初从研发管线中涌现的药物显然会成本不菲。它们需要使用静脉输注，就像治疗癌症一样。因此，将这些输注产品带给低收入群体和国家的新技术需要对我们的健康系统大幅调整。如我刚才所说，最初的一批药物将会比较昂贵。不过在研发管线中也存在成本更低的药物选择。有些口服药物正在接受检验，一旦成功，我相信随着更多的投资涌入这一领域，您会看到创新的爆发。这一领域具有异常庞大的未竟需求。成功的公司拥有广阔的前景。拥有一个创新链和创新的研发管线，降低开发这些药物的成本，提高效率和效力，它给社会带来的益处从国家政策角度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Genya Dana：如果我是有些拥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的卫生部或财政部的决策人，我知道不久后这些患者人群将对预算产生影响，那我应该去找谁合作，寻找创新解决办法？比如专注社会影响的投资人，或者您提到过的家族基金会？您有没有对如何帮助低收入国家做过针对性的设想？George Vradenburg：我们有设想。我认为首先要去的地方是达沃斯阿尔茨海默病合作组织。我们需要创新，在检测和诊断、筛查技术方面的迅速创新。然后，我们需要全世界的努力，使得从研发管线中涌现的创新药物和疗法能够广泛触达患者。不过，我们非常需要能够在疾病早期通过新型血液标志物和数字生物标志物识别患者，它们成本更低，与高收入国家目前用的成像设备相比，能够触达更广泛的群体。我们有太多事情要考虑，包括降低检测、诊断的成本，开发居家护理的新模式以及其它技术，让管线中出现的新药能够触达低收入人群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Genya Dana：谢谢，这真是好消息，而且它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宗旨相符，那就是确保公平获得这些疗法方面的进展。George Vradenburg：如您所知，Klaus Schwab和您的组织一直是利益相关方的资本主义拥护者，然而商业还具有社会意义。在应对阿尔茨海默病这一重大挑战上，我们需要公司、个人、政府树立他们的社会目标，并认识到他们能做些什么来减少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苦难，而且这一苦难在未来几十年里会翻一倍或两倍。Genya Dana：谢谢您，George。我相信所有听众和观众都会受到激励。如您所指出的，他们知道家庭中有些成员受到这一疾病的影响。希望借您吉言，通过多方共同合作，借助论坛的影响力，将各方支持力量聚集在一起，促进全球层面的合作，在未来10-20年间达到您所期望的目标。再次感谢您对这一领域的投入和热忱。George Vradenburg：也谢谢您，Genya。和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不但进展迅速、卓有成效，而且我们志同道合。我们每周都与您和您的同事会晤，也对他们更为了解。我们热爱与他们共事。我们很高兴拥有共同的目标，一起致力于解决这一疾病的挑战。谢谢世界经济论坛。免责声明：药明康德内容团队专注介绍全球生物医药健康研究进展。本文仅作信息交流之目的，文中观点不代表药明康德立场，亦不代表药明康德支持或反对文中观点。本文也不是治疗方案推荐。如需获得治疗方案指导，请前往正规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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