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学术‖ 斯坦伯格：缅甸军队持久的主导地位
小编语
大卫·斯坦伯格老爷爷是美国最权威缅甸研究专家之一[小编2号认为就是最，没有之一]。作为乔治城大学的荣誉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特聘学者，斯爷爷是美国横跨缅甸研究学界和政策界的泰斗。斯爷爷出版、编辑了多本关于缅甸的专著，其中最著名有入门级缅甸国情书《缅甸：每个人都需要了解的知识》、与厦门大学范宏伟教授合著的《现代中缅关系：困境与相互依赖》和本期『微学术』译自的《缅甸：一个发展中政体的动态》。
Burma/Myanmar: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ISBN-13: 978-019998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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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China-Myanmar Relations: Dilemmas of Mutual Dependence
ISBN-13: 978-8776940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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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anmar: The Dynamics of an Evolving Po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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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九十的斯爷爷现今仍活跃于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缅甸相关活动中：发表文章、接受访谈、参加研讨会，身体倍儿棒！下图左一是斯爷爷，细心的读者还记得右二是谁么？
言归正传，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斯爷爷这篇关于缅甸军人政权的大作吧！
（缅评社提醒：以下为摘译，用于知识分享。尊重学术，引用请回归原文）
导言
近年来缅甸改革带来的变化是明显的，国家与人民之间距离扩大，为多元主义以及持续的积极变化提供了发展空间。军队在过去、现在和今后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这一系列变化中的核心问题。
缅甸军队在2008年宪法之下设计了一个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军人占据主导地位，保护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利益，并保持他们独立于任何文官领导集团的自主权。保护这个体系对军人集团而言极为重要。缅甸人和外国人都对改革抱有希望，但变革是否能真正得到夯实，需要依靠法律法规之外的社会力量。
不同的观察者带着不同的期望来看待缅甸军方今后的发展。如果用一个光谱来对这些期望排序，从左往右分别是：回到军营、作为从属地位（西方和民盟期望看到的）- 在一个文官政府下仍然继续全面掌控政局（如古罗马禁卫军）- 军队影响力逐渐减弱（一种过渡的可能性）。
西方学术文献里对军人政权向文官政治的转型研究如今已是国际范围的研究内容。这股潮流在上世纪60年代还没有形成。那时候共产主义被当成全民公敌，军政府被西方世界看成是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希望。西方社会认为，相比于文官政府的低效、贪腐、派系林立，军队有纪律、廉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讽刺的是，第一个缅甸军政权，1958-1960年的缅甸看守政府，被认为是优良的治理模型——尽管是威权统治。
在缅甸独立以来，军政府或直接掌控政权，或通过自身主导的政党间接掌控政权。不管形式如何变化，不变的是军队对国家行为路径的决定作用。在军队的控制下，[人民]获取政治权威的途径十分有限。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寻，在缅甸获取权威的有效途径是如何变化，或如何保持不变的。
军政府主政前的缅甸社会流动性
[小编先补充一句：斯坦伯格笔下“获取权威的途径”由“社会流动性”来呈现]
在缅甸独立初期的文官政府执政时期，社会流动的途径[也就是得到更高社会地位、获得权威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五个：接受[高等]教育、加入僧侣集团、加入政党/群众组织或公民社会，以及成为军人。大学被视为精英群体的诞生地，高等教育面向全民开放。僧侣集团地位虽然与英国殖民前不可同日而语，但仍然在地方上备受尊敬。政党，尤其是像反法西斯同盟以及它所支持的公民社会组织是获取政治权力的重要来源。而通过军队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被认为是“最佳、前途最光明”的选择，这一点在1962年之后被加强。
(缅甸女童军，图片来自网络)
由于缅甸政府有意加强国企的地位，加之受到到来自华裔和印度裔商贩的冲击，缅甸的私营部门的发展陷入了困境。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既具有象征性也有一定的实际意义。比起总理而言，总统没有多少实际权力，这一职位由掸、缅、克伦、克钦这几个主要民族的领袖轮替担任，直到1962年政变。尽管1947年宪法提倡保护少数民族的权益，但实际上他们的权利受到严格限制，尤其是在宗教方面。
军政府治下社会流动性逐渐固化
军队保持自身领导权的做法和意图有较强的连续性。在纲领党执政时期，军队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机制来实现这一点。貌昂谬(Maung Aung Myoe) 认为在1988-1999年这十一年间，缅甸军队为自身在政治、社会、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打下了基础。文官对于军队的任命、晋升等权力结构无权插手，对于附属于军队的企业也无力监管和掌控。之后的政权不断加强了军队作为国家机构的自主性。参军对缅甸人意味着一种提高社会地位的务实做法，能够获取缅甸社会其他行业无法提供的利益和特权。
缅甸社会纲领党政府时期（1962-1988）
在纲领党一党主政时期，军队成为连接政府和国家的中枢力量。这一时期，虽然同是军人执政，泰国军人占政府比例的四分之一左右，而缅甸军人占政府内阁的比例高达90%以上。虽然纲领党党内高层也有少数民族领导的身影，但有效的决定权仍然在军人手中。相较于以前，妇女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曾经高效的官僚机构被热情忠诚但能力不足的军人取代。军政府通过两项重要措施加强了对缅甸社会的掌控：一是1980年开始要求僧侣进行合法注册，僧团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二是1982年的公民法，只有国家承认的少数民族、或能够证明祖先从1823年前就居住在缅甸的人才具有合法公民资格。
恢委会与和发委时期的社会流动性（1988-2011）
在国家恢复秩序与法律委员会以及和平发展委员会执政时期，尽管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多党政治这三个社会流动渠道理论上仍是开放的，但被军政府严格掌控。在这个时期，军队内部民族和宗教的单一性达到顶峰，社会流动性大大减弱。非缅族、非佛教徒的身份成为进入政治精英集团的阻碍。私营部门虽然慢慢开放但受到严格限制，只有与军队关系密切的企业才能得以发展。公民社会和多党政治虽然被允许，但只是摆设——军队时刻预防这些组织获取政治权力。高等教育方面，学校数量增多、但质量下降，政府通过普及远程教育以防止学生聚集闹事。缅甸从一个独裁国家向威权国家转型——从完全封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转向看似开放，但任何反国家(anti-state)的言论和行为都被禁止的新意识形态时期。在西方国家，中产阶级对于军队主导力量的减弱有重要作用。但在缅甸，中产阶级的发展尚不明确。大部分有途径获取资本的中产阶级是华裔。
比较视野下亚洲国家的社会流动性和军队
在印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苏哈托总统倒台，军队在印尼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在国家和地方层次，军队广泛影响着政治和经济领域。但即使是在印尼这样复杂的社会里，军队也没有完全掌控社会流动的渠道。
社会流动性的未来以及军队的角色
1988-2011年军队统治期间对社会流动的控制使缅甸成为东亚的一个特例。东亚其他社会没有一个像缅甸这样——本土军队完全掌控社会流动。这一现象对于观察和预测缅甸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管民主是如何定义的，社会流动性这一单一因素都无法直接带来民主，但它为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多元主义提供了重要潜力。因此，缅甸自身以及外国投资者、援助者都应当重视这一点。追求上进的缅甸年轻人，需要获得除了进入军校以外的选择来谋求自身发展。
参考文献：
DavidI. Steinberg, “Persistence of Military Dominance” in David I. Steinberg(ed), Myanmar: The Dynamics of an EvolvingPolity, Lynne Rienner, Boulder, 2014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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