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惟杰 | 海上梦语两生花——论《海上花列传》中的苏白策略与张爱玲的翻译意图
汤惟杰
海上梦语两生花
——论《海上花列传》中的
苏白策略与张爱玲的翻译意图
汤惟杰
（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从1892年2月创刊的《海上奇书》半月刊连载起，到1983年台北皇冠出版社正式推出张爱玲的国语注译本，九十一年里，小说《海上花列传》在汉语世界里两度湮灭、两度还魂。
用国语和英语两种“手势”向自己心仪的前辈文人韩邦庆致意之后，张爱玲最终仍然道出了自己的重重疑虑：
“《海上花》两次悄悄的自生自灭之后，有点什么东西死了。”
“这是第三次出版。就怕此书的故事还没完，还缺一回，回目是：
张爱玲五详《红楼梦》
看官们三弃《海上花》”
在上海公寓窗台前感受到的“惘惘的威胁”（语出《〈传奇〉再版序》），40年后爬进了她的国语《海上花》。
被读者看官的第二次遗弃，张爱玲指的是自1926年亚东图书馆印行新版之后，《海上花》在大约半个世纪里的命运。就在胡适为这个版本作的“序”里，称“《海上花》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并集中地援引了有关作者不多的几条材料，它们至今仍然是研究《海上花列传》的基本文献。有一条材料，是海上漱石生（孙玉声）的《退醒庐笔记》里的记载，介绍了《海上花列传》的出版前史：
辛卯（一八九一）秋应试北闱，余识之于大蒋家胡同松江会馆，一见有若旧识。场后南旋，同乘招商局海定轮船，长途无俚，出其著而未竣之小说稿相示，颜曰《花国春秋》，回目已得二十有四，书则仅成其半。时余正撰《海上繁华梦》初集，已成二十一回；舟中乃易稿互读，喜此二书异途同归，相顾欣赏不置。惟韩谓《花国春秋》之名不甚惬意，拟改为《海上花》。而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 并指稿中有音无字之“朆”、“覅”诸字，谓：“虽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余知其不可谏，斯勿复语。逮至两书相继出版，韩书已易名曰《海上花列传》，而吴语则悉仍其旧，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于以慨韩君之欲以吴语著书，独树一帜，当日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畅晓，故不可与《石头记》并论也。
胡适以为，“孙先生的解释似乎很近于事实”。
张爱玲则在国语本《译后序》中，对于自己耗费心血的注译工作，也淡淡地提了这么一笔：“虽然不能全怪吴语对白，我还是把它译成国语。”
韩邦庆自我作古，孙玉声沾沾自喜，张爱玲举重若轻地与胡适遥相呼应，众人声气各异，却不约而同地点出了小说《海上花列传》和语言之间的特殊关联。这也提醒了我们，要进入《海上花列传》的世界，开启门洞的惟一符咒，暗藏于语言之中。
一、苏白：近代“情”/“欲”叙事的语言地标
有三种语言，在《海上花列传》的世界里共存：白话、文言，还有吴语苏白。
韩邦庆，无疑有着近代文人里最出色的喉咙。
苏白，是韩邦庆的世界。
已有大量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材料表明，伴随着近代以苏南籍贯占多数的中高级妓女、女艺人流入上海，以及她们所擅长的弹词、昆曲等技艺的时兴，苏州方言在上海租界的风化区域内，渐渐成为时尚的口语类型。王韬在其1887年（光绪十三年丁亥）写成的《淞滨琐话》中即有过记载：“沪上为烟花渊薮。隶籍章台中者，皆非一处之人，以苏帮为上。糜台土艳，芜草皆香。茂苑春浓，名花有种。土著则亦能效吴语，学吴歈。歇浦水温，自饶丰韵。柳峰山秀，妙擅风流。皆窃附于苏，如大国之有附庸焉。”
《海上花列传》一书中，“书寓”、“长三”（大多称“先生”）等高级妓女演唱苏州方言曲艺的事例随处可见，比如，第二回，“右首那倌人正唱那二黄《采桑》一套，被琵琶遮着脸”；在第三回，又提到“孙素兰和准琵琶，唱一支开片，一段京调”。
史料记载，1876年，上海道联合租界当局取缔了男女合演的花鼓戏，同时禁止了妓女到茶楼演出。就在此时，名妓朱素兰获准在“也是楼”（旧址在今福州路山西南路口）开办清一色女演员的女书场，每日演出两档，每场邀请演出的妓女在30人上下。听客除门钱茶资为大洋一元外，每点唱一曲收费一元，生意日盛，一时之间四马路上女书场大批出现。光绪十四年（1888年），朱素兰被夏季花榜评为第四名。
苏州土白，呈示的不再是过往的江南人文脉络，却活泼泼地担当起了晚清海上情欲空间的符号式地标。
然而，小说对白的语言与方言地域、城市空间历史的直接映证，也许还不能完全释放出韩南所推崇的这“第一部也是最伟大的一部上海小说”带来的那种“强烈的、独特的地方感”。因为，在此“地方感”终究是一个语言事实，我们必须再次从韩邦庆对引入苏白的意向入手：
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 并指稿中有音无字之“朆”、“覅”诸字，谓：“虽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
韩邦庆对苏白情有独锺，自然不会出于人类学方言志的目的或兴趣，来对他熟悉的一种方言土语作客观的记录和描写；他此举的动力，从上面的文字看，很明显地来自他的文学史抱负。由此我们发现，《海上花列传》有一个对照的潜文本，那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石头记），以及《红楼梦》所开启的经典白话叙事的传统，那是一个已有的语言世界。
就一个语言系统而言，它的每个构成要素的价值，只有在和其他所有要素的差异关系中体现出来，而整个系统一旦掺入新的成分，则全部系统的关系乃至每个构成要素的意义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韩邦庆将苏白带入白话叙事，叙事文本中的整个对话系统由官话一变而为苏州土白，其影响毫无疑问是革命性的，因为，他带入的苏白的背后，是整整一个意义世界。
《海上花列传》之前的那个由白话、文言构成的经典叙事格局及其意义世界，必将因苏白的出现而发生根本的裂变。
苏白，在《海上花列传》中，是花语，是众花——所谓“倌人”（妓女）——的语言，也是客人（嫖客）的语言；既从宝善街，四马路和东、西棋盘街上众里坊内人们的口中传出，也是情欲世界的回响。
《海上花》第一回开篇处，叙事人花也怜侬梦见自己“飘飘荡荡”在“一大片浩淼苍茫、无边无际的花海”，“这海本来没有什么水，只有无数花朵，连枝带叶，漂在海面上，又平匀，又绵软，浑如绣茵锦簇一般，竟把海水都盖住了。”这段隐喻，既是一张锦褥堆叠的绣榻，整个海上（“上海”）的欲望铺展于其上；又是一条绵软灵动的话语之舌（tongue），那是苏白的吐露之所。
张爱玲说得明白，“《海上花》第一个专写妓院，主题其实是禁果的果园，填写了百年前认识的一个重要的空白。” 她更显豁地指出，“书中写情最不可及的，不是陶玉甫、李漱芳的生死恋，而是王莲生、沈小红的故事。”
这里，张爱玲所说的“写情最不可及”，乃是对“情”的“写”，即韩邦庆对情爱的叙述技巧，而非所“写”之“情”——倌人（妓女）和“恩客”（相好的嫖客）的情感关系——本身。
陶玉甫、李漱芳之恋，是《海上花列传》中描绘的情爱关系中最罕见的一例。李漱芳的多愁善感、爱使小性儿、“痨瘵”带来的病恹恹的体征，陶玉甫的多情，以及他在恋人死后整日以泪洗面，凡此种种都让我们想到了《红楼梦》的林黛玉、贾宝玉的悲剧。
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文中，余英时提出，“《红楼梦》这部小说主要是描写一个理想世界的兴起、发展及其最后的幻灭”，为了这个主题，作者曹雪芹“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即大观园和它之外的世界。大观园（它直接是书中那个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作为作者的“理想世界”而和它之外的“现实世界”相对峙，余英时又将这两者命名为“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
用《红楼梦》本身的语汇来概括，我们也不妨将其称作“情的世界”与“欲的世界”。而陶玉甫、李漱芳无疑是《红楼梦》中“情”世界的孑遗。
在苏白的语汇里，李漱芳和陶玉甫之情显得着实可笑而“间架”（即尴尬，《海上花列传》中的用法）：
子刚未言先叹道：“李漱芳个人末，勿该应吃把势饭。亲生娘勿好，开仔个堂子。…………漱芳晓得仔，为仔俚自家本底子勿情愿做倌人，故歇做末赛过勿曾做，倒才说俚是个倌人，俚自家也阿好说‘我勿是倌人’？实概一气末，就气出个病。”亚白亦为之啼嘘。
正是“啼嘘”不已的高亚白——小说中最高雅绝尘，文言最出色的人物——预告了李漱芳的大限，高亚白的不祥诊断，完全用的是《红楼梦》的格式：
亚白道：“无拨啥勿会好个病。不过病仔长远，好末也慢性点。眼前个把月，总归勿要紧。大约过仔秋分，故末有点把握，可以望全愈哉。”
这次诊病是在第三十六回，《红楼梦》的语言宣告它对倌人李漱芳的病情（被苏白世界认定为“病”的“情”）无能为力，李漱芳死于第四十二回。在苏白中病势沉重，而“情”世界已无法疗救这位海上情女子，李漱芳最终郁郁而死，概因花也怜侬也已经无法找到一种可以“传情”的语言了。
她的死，势所必然，李漱芳死去，方有苏白之生。
苏白背后的那个世界的出场，是以李漱芳所归属的“情”世界的隐遁为背景的。
张爱玲眼中“世故虽深，宅心仁厚”、“似乎厌倦风尘”的倌人周双珠，和李漱芳一样，亲生母亲是老鸨，她一眼洞悉，在这个世界里如鱼得水的，是她母亲买进门的讨人周双玉以及和王莲生相好的沈小红之流，她用这样的口气谈到她们，
勿是说吃醋。俚哚自家算是有本事，会争气，倒像是一生一世做倌人，勿嫁人个哉。
沈小红每次能在和相好王莲生大吵大闹中占据上风，乃是她深谙说苏白地方的行规，这一点，她口不服而心服的洪善卿说得最是清楚：
堂子里做个把倌人，只要局帐清爽仔末是哉。倌人欠来哚债，关客人啥事，要客人来搭俚还。老实说，倌人末勿是靠一个客人，客人也勿是做一个倌人。
“局帐清爽”，当洪善卿——小说中重要的串场人物之一——把自己永昌参店的商业伦理搬到堂子里，立时叫沈小红哑口无言。
就是这个沈小红的相好，王莲生，在发现沈背着自己姘戏子之后，大闹一场最终与沈决裂。然而，当得知女仆也离开了沈小红，沈的可悲境地令王莲生无言，这时王竟“无端吊下两点眼泪”。张爱玲认为“写他这样令人不齿的懦夫，能提升到这样凄清的境界，在爱情故事上是个重大的突破。”
张爱玲见到了王莲生、沈小红之间的情爱到了“花钱买罪受的阶段”，伴随这种施虐-受虐快感的，是沈小红的“恋物癖”，她用绵软的苏白向王老爷甩出了一张张购物单：要求王为自己还债（第十回），吵闹后执意要买的价值“十六块洋钱”的“一对翡翠双莲蓬”（第二十四回），“注明皆要全绿”且“件件俱全”的“一副翡翠头面”（第三十二回），以致王莲生不禁抱怨，
倘然沈小红要嫁拨我，我也讨勿起。前两年，三节开消，差勿多二千光景；今年加二勿对哉，还债、买物事同局帐，一节勿曾到，用拨俚二千多。耐想：我陆里有几花洋钱去用？
掉落在白话叙述中的“两点眼泪”，让张爱玲一咏三叹；然而只有和苏白中呈现的买/卖伦理两相对照，才更真切地描摹出海上花国情爱的全部底蕴。
韩邦庆的苏白，是以征用一种地域语言变体的策略，宣告了“情”世界在近代中国叙事格局中的式微；同时，他也将那个新的世界的“语法”引入到小说领域，藉以彻底重构了那个粗陋的“欲”世界，近代小说的精致情欲表述得以建立；甚至可以说，以苏白为中介，韩邦庆凭借《海上花列传》将近代“欲”世界的表述一举提升到了与以往的“情”世界几乎同样复杂幽微的境界。
胡适，在比张爱玲早四十多年之前，就用翻译法论证了《海上花列传》在语言策略上的成功，
试举《海上花列传》中的一段作个例:
……双玉近前，与淑人并坐床沿。双玉略略欠身，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双玉头项，把左手按着双玉心窝，脸对脸问道:“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像故歇实概样式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六十三回）
假如我们把双玉的话都改成官话:“我们七月里在一笠园，也像现在这样子坐在一块说的话，你记得吗？”——意思固然一毫不错，神气却减少多多了。
其实，胡适把小说人物周双玉的话语作为句子单独抽取出来，即使不翻译，就已经减了许多神气了。双玉说这话，乃是她嫁给朱少爷的愿景破灭，恼羞成怒，寻死觅活地和朱淑人大闹的前奏。她手拿两杯满满盛着乌黑鸦片的烧酒，声称“我有一样好物事，请耐吃仔罢”，逼着朱淑人和自己一起喝，并一再陪笑劝道“耐吃隉”，情形着实可怖。一时间，胡适心目中“最系人心的软语”，仿佛幻化成食人魑魅的怨咒。
在小说临近结尾处，苏白的语调由软糯一变而为凄厉，而这正是“欲”世界的语言宿命，这个世界里，理性的隔壁住着疯狂，一如硬币的两面。沈小红姘戏子而身败名裂（她的行为，触犯的实非传统的贞操观，而也许正是某种近代风化业的职业道德），失望的嫖客王莲生娶到的还是失望——青楼出身的小妾张蕙兰勾搭上了王的侄子……
而我们发现，叙事人兴致勃勃地把种种让人灰心的故事保持到终局，直到赵二宝从美梦/噩梦中惊醒，花也怜侬似乎还没有任何懈怠的迹象。
花也怜侬是否有足够的心力承担起王德威所言“预先反驳了最同情这部小说的辩护人”的角色，其实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是知道，苏白以其特有的柔韧，承受了无穷无尽的炽烈的情欲、诡谲的狡计和逼近死亡的疯狂。惟其如此，方有幻灭后王莲生的“两点眼泪”，方有苏白在“欲”的幻灭中的阒寂无言，映着静悄悄房内“促织儿唧唧之声”，默然而聒耳，更让人低徊不已。
韩邦庆，在小说单行本出版的当年——1894年——去世。也许，他永无休止地言说苏白的喉咙最终撕裂了他的身体。
张爱玲：《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韩庆邦著，张爱玲译。
二、拆散最后的七宝楼台
张爱玲自称“不大喜欢音乐”，可她并没有辜负自己被赋予的最敏锐的听觉。
在翻译《海上花列传》中，是她第一个听出了全书唯一的一句官话对白。那是《海上花》四十四回中一个毫不起眼的细节：
赖公子回说：“我自己叫他去，你不要管。”
对此，张爱玲有个很精彩的注脚，
原文；全书惟一的一句普通话对白。显然赖公子与他的帮闲都是北方人——至少长江以北。他对姚文君就说吴语，正如山东人罗子富也会说流利的吴语。
张爱玲的翻译，首先是为小说中的人物配音，让他们说一口近乎标准的国语。比起罗子富，带北方口音而又会上海话的张爱玲，在把苏白变为国语时，也偶有对口音拿捏不准的时候，我们不妨来看张爱玲如何翻译胡适提到并翻译过的这句话，
我们七月里在一笠园，也像这时候这样一块坐着说的话，你可记得？
张的同辈作家金性尧曾评论胡、张的两段译文，认为胡译的“现在”胜于张译的“这时候”。“说了闲话”译为“说的话”，则两位译者都输了一着。他还举小说第一回的一个句子为例，指出张的译文在此“不像苏州人说话总是带点糯的”。
金性尧的质疑，除带有翻译理论中“翻译之不可能”色彩外，较多针对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说，
方言文学的一个特色是富于乡土气息，从而烘托了当时特定的地理背景和人物口吻。张译为了扣足“国语本”之名，往往顾此失彼……
难道，对语言文字如此敏感的张爱玲，这次真的乐意去从事这样一项基本很难有成效的任务，尤其是她的工作动力在于“替大众保存这本书”？
只有对照原本和国语译本，我们才能明白，张爱玲一边在指挥着小说中人物使用他们的舌头，同时还干着另一项费力的工程。其工程量之巨大，远远超过了她在《译者识》中明白提到的剔除那些“卡住现代读者的一个瓶颈”，大到需要她删掉整整四回的文字，并把四个回目合并成两个；如此之大的结构调整，不是搬掉了几块砖——她简直在拆掉一座楼。其结果，是她抽走了花也怜侬手上那本线装书——小说中绝大部分的文言段落。
面对有阅读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经验的读者，张爱玲大概会发现自家有一点难以自圆其说之处，那就是，长篇小说中的一些文字障碍，完全可以跳过不读。每位《红楼梦》或《战争与和平》的读者都会知道，谁也不会用看视力量表般的劲头来对付小说中每个冗长的段落，何需另一位经典作家耗费了自己的时间精力去做这样一桩似乎两败俱伤的事情！
看张爱玲的《海上花》国语译本，读者大概在第三十八回的结尾，会有惊奇的发现，这里有一段这样的文字被张爱玲全部删节了，
文君抢出指手画脚说道：“再要捉俚一条，姘子对末好哉！”冠香笑道：“故末请耐去捉哉啘。”大家不禁一笑。
删去这样一节，我们必定会怀疑，张爱玲的底本是不是与我们的有异！这个疑问到第三十九回就冰释了，她不是粗枝大叶，相反，她目光如炬、心细如发，为了要删去第三十九回整个“羡陬喁渔艇逗湖塘”的情节，前面的呼应文字当然要去掉。
问题在于，偏偏第三十九回被删除的完全是白话段落，而且与其他诗歌、酒令文字无涉！
这样的删除在原本第六十一回中还有一处，
亚白才待回身，忽然飞起七八只乌鸦，在头顶上打盘儿，来往回翔，“哑哑”乱叫。亚白知道有人来，转过拜月房栊，寻到靠东山坡，见有几个打杂的和当值管家簇拥在一棵大槐树下，布着一张梯子，要拆毁树上鸦窠。无如梯短窠高，攀跻不及，众人七张人嘴议论，竟没法儿。
亚白仰视那窠儿，只有西瓜般大小，从三丫叉生根架起，尚未完成。当命管家往志正堂取到一副弓箭，亚自打量一回，退下两步，屹然立定，弯开弓，搭上箭，照准那窠儿，翻身舒臂只一箭。众人但听得“呼”的作响，并不见箭的影儿，望那窠儿已自伶伶仃仃挂在三丫叉之间，不住的摇晃。方欲喝彩，又听得“呼”的一箭，那案儿便滴溜溜滚落到地。喜得众人喝彩不迭，管家早奔上去拾起那窠儿，带着两校箭，献到亚白面前。
将这两段很奇怪地被删去的段落合拢来，我们会发现，有个人物被张爱玲砍掉了小半个身子，这就是高亚白。
早在胡适为《海上花》做序的同时，刘半农就在他撰写的另一篇序中，提出了对高亚白的指控。他闻到了高亚白身上“有些《野叟曝言》中文素臣的臭味”，他不能宽宥作者在此放弃高明的写实技术，而一反常态地把这样一个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连同那些不高明的诗词和那篇骈文《秽史》，带到《海上花》中来。刘半农甚至急切地追问起作者“为什么不换一个方向，抛开了上等堂子，转将下等堂子，如野鸡，花烟间，私门头，咸肉庄之类，好好的描写一番呢？”
这一点，张爱玲为作者做了少许辩护，从布局结构上指出刘半农对小说写作的隔膜，并说至少在对一笠园的描写中，还能发现些社会史的珍贵材料。可张爱玲依然是高亚白的陪审团成员，大概她也认同刘半农的看法，觉得那些段落和她心目中的“太欠传奇化，不sentimental”的《海上花列传》格格不入，因此毫不留情地亲自动手，为这个人物施行了截肢手术。
刘半农的指责固然口气严厉，但他有一点看得非常明白，高亚白，以及那帮与他诗酒往还的朋友，他们那些“很平常”甚至“不成东西”（刘半农的评价）的文言文本，词（第三十三回）、铭（第四十）、骈文（第五十一回）、酒令（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回）和诗（第六十一回）构成了一个特殊世界；而高亚白确实是这个世界的重要“理想人物”，这个文本世界也几乎成了作者韩邦庆的理想世界。小说第三十三回，“高亚白填词狂掷地”，这段叙述中，高亚白的重要性——他的文言修养是由他的词《百字令》体现的。我们不必引述这首词本身，因为引起我们惊奇的是韩子云本人于1887年12月17日发表在《申报》上的词，题为《石君子荃自言，愿化作绝代丽姝侍巾砚。余曰：“人尽愿为夫子妾，天教多结再生缘”，张船山诗也。奇何人，敢当斯宠？爰赋〈百字令〉相谑。》。这首题署为“太仙韩奇（即韩邦庆——笔者注）草”的词，与小说中高亚白的那首仅有很少的几处异文。韩邦庆将自己的写作移到小说中高亚白的名下，这种文本的“赠予”举动，也使高亚白与文言世界在《海上花列传》中的重要性得到体现。
在《海上花列传》里，文言化的理想世界在空间上的对应物是一笠园，我们可以看到，行四书酒令，学作律诗，种种群体或个体的修辞操练均展开在这个空间，这个抒情之地明显地带有类似《红楼梦》中大观园的理想色彩。这个理想世界一笠园的抒情气质和韩邦庆用苏白驱逐出小说领域的“情”世界有着隐秘的关联。
然而，就是韩邦庆本人对理想世界的态度也是游移不定的：一笠园主人齐韵叟，已经年逾六旬的“老老头”，在豁达有礼的面具下，却保持着对幼齿少女的炽热情欲；而他园中的女伶们（琪官、瑶官）和他姨太太的妹妹——名妓苏冠香彼此因妒成仇，攻讦中伤。
文君玉，是小说里惟一和文言有缘的“诗妓”，她一向目无下尘，还以“诗”来品第客人的高下，那个“江苏候补知县”罗子富，在她眼里因为“连搭仔做诗才勿懂”而显得“有点俗气”而“拗空算客人”。在高亚白眼中此人“满面烟容，十分消瘦，没甚可取之处”
吊诡的是，韩邦庆有意设计了一个对称的视像，让文看不上眼的罗子富临窗一窥这位诗妓，他看到的文君玉是这副形容：
只见厢房内文君玉独坐窗前，低头伏桌，在那里孜孜的看。
桌上捧着一本《千家诗》。文君玉两只眼睛离书不过二寸许，竟不觉得窗外有人看他。
罗子富的反应首先是惊奇，“文君玉好像有点名气啘，啥实概样式嗄？”当得知她的种种离奇言行，罗大笑不止，在她的“吟哦之声”中，罗子富有些鄙夷地觉得“上海竟有这种倌人，不知再有何等客人要去做他。”透过罗的苏白口吻和大笑，文君玉和她桌上的入门读物《千家诗》化作一个笑料；到了第五十九回，文君玉又央求方蓬壶——高亚白不屑与之接谈的“新闻纸”诗人——代笔和韵，就成了真正的讽刺了。
如果说，《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到了韩邦庆的一片苏白声中，太虚幻境悄然遁去，然而1891年的《海上花》毕竟还能依仗文言往返于一笠园与四马路，在那个岌岌可危的理想天地与浮花浪蕊的海上世界之间维系微妙而艰难的平衡；到了张爱玲翻译《海上花》的年代，她只能选择断然拆散那个韩邦庆勉力扶持着的文言楼台，让那个世界最终在国语的脚手架下颓然倾圮。也许，那个世界早在曹雪芹时代便摇摇欲坠；也许，就在胡适、刘半农为《海上花列传》写序的时刻，那个世界已然死灭。
张爱玲在翻译中，打扫起文本中文言的木石砖瓦，悄悄换上了白话的混凝土构件：
高亚白要搭讪开去，便向华铁眉道:“你也来多住两天，陪陪素兰先生。”铁眉踌躇道:“还是她先来罢。我再看了。”姚文君大声道:“不作兴的！三缺一伤阴骘的！”又咕哝道:“好容易来了个麻将搭子，又是三缺一，吊人胃口！”阖席都笑了。亚白笑道:“你放心，素兰先生来了，怕他不来？”又向孙素兰道:“今天就不必回去了，叫人去拿点要用的东西来好了。”素兰略顿了顿，回过头去唤过跟局大姐，不免有一番话轻声叮嘱。亚白见小赞一旁侍立，便令他传话，把大观楼上再收拾出一间房来。
闲闲的凑趣对白，是张爱玲为连缀经她删削后的小说情节而添加的文字。“三缺一伤阴骘的”这句赌客的口头禅，我们可以在张爱玲写于1950年的《色·戒》中找到，那是一个关于情爱、背叛、阴谋与死亡的文本。只有在那个古旧的世界彻底化作废墟，张爱玲才有可能在一片残垣断壁间讲述她的故事，那故事只有一个苍凉的名字——倾城之恋。如今，她将她晚了58年的麻将桌上的字句，玫瑰般的回赠给自己十三四岁时就着迷的《海上花列传》，可是，它只能用来点缀一栋失去了花园、一无所系的白话山庄。
是的，张爱玲在点缀着这所孤零零的大厦。《海上花列传》第九回，罗子富与黄翠凤这对相好在斗嘴，花也怜侬听到他们那么说，
子富被翠凤顶住嘴，没得说了。停了一会，翠凤道：“耐有道理末，耐说陧。啥勿响哉嗄？”子富笑道：“阿有啥说嗄，拨耐钝光哉陧。”翠凤也笑道：“耐自家说得勿好，倒说我钝光。”
张爱玲教他们这样讲，
子富被翠凤顶住嘴，没得说了。停了一会，翠凤道:“你有道理，你说。怎么不做声啦？”子富笑道:“还有什么可说的？给你冲到爪哇国去喽。”翠凤也笑道:“你自己说得不好，倒说我冲人！”
“爪哇国”的一句不是直译，但妙绝。这不是张爱玲的发明，也许它就来自韩邦庆鼓着劲要与之一争高下的那本《红楼梦》。
张爱玲也很爱看，她出国后每隔几年要重看它一遍，又为它写了一本书。
张爱玲
三、结语
《海上花列传》开篇，白话叙事人花也怜侬从梦中的花海坠到上海地界，没走几步，就撞倒了赵朴斋，于是小说中第一句苏白成了一番抱怨，
陆里晓得个冒失鬼，奔得来跌我一交。耐看我马褂浪烂泥，要俚赔个啘！
这个情景，简直成了中国近现代小说中语言变迁的一幕寓言剧。赵朴斋的小嘀咕，正是苏白的怨怼之词，这个口音精灵仿佛预见了自己昙花一现的运命。《海上花列传》作为这一命运的见证，被后辈经典作家引为经典，并由更后辈的经典作家翻译而再度成为经典，伴随这“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盛况的，是它的两度沉默无言。
汉语世界的爱欲叙事就在这语言的隆替演变中走到了今天。
有点什么东西死了，翻译《海上花》的张爱玲如是说。她自己自然不必去读国语本，她的翻译“打捞”是为了她心目中的“大众”，“现代读者”。
他们曾经上过她小说的封面。
“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似的”，“孜孜往里张望”。
参考文献
1） 曹雪芹，1982年，《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 方迎九，2002年，“韩邦庆佚诗佚文钩沉”，《明清小说研究》，1982年第2期
3） 韩邦庆，1982年，《海上花列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4） 韩南，2004年，《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5） 胡适，——1993年，《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卷），北京，中华书局
——1997年，《亚东本〈海上花列传〉序》，《重印亚东本〈海上花列传〉》，海南出版社
6） 胡远杰（主编），2001年，《福州路文化街》，上海，文汇出版社
7） 金性尧，1995年，“《海上花》的张译本”，上海，《文汇报》1995年11月5日，“文艺百家”专版
8） 刘小枫，1988年，《拯救与逍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9） 李长莉，2002年，《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0） 刘半农，1997年，《读〈海上花列传〉》，《重印亚东本〈海上花列传〉》，海南出版社
11） 上海文史馆（编），1988年，《旧上海的烟赌毒》，上海，百家出版社
12） 王韬，1987年，《淞滨琐话》，长沙，岳麓书社
13） 王德威，2005年，《被压抑的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4） 吴宗锡（主编），1996年，《评弹文化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5） 余英时1） 曹雪芹，1982年，《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 方迎九，2002年，“韩邦庆佚诗佚文钩沉”，《明清小说研究》，1982年第2期
3） 韩邦庆，1982年，《海上花列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4） 韩南，2004年，《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5） 胡适，——1993年，《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卷），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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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胡远杰（主编），2001年，《福州路文化街》，上海，文汇出版社
7） 金性尧，1995年，“《海上花》的张译本”，上海，《文汇报》1995年11月5日，“文艺百家”专版
8） 刘小枫，1988年，《拯救与逍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9） 李长莉，2002年，《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0） 刘半农，1997年，《读〈海上花列传〉》，《重印亚东本〈海上花列传〉》，海南出版社
11） 上海文史馆（编），1988年，《旧上海的烟赌毒》，上海，百家出版社
12） 王韬，1987年，《淞滨琐话》，长沙，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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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吴宗锡（主编），1996年，《评弹文化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5） 余英时，2002年，《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6） 张爱玲， ——1995年，《海上花开 国语海上花列传》（I、II），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张爱玲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6年，《张爱玲集•郁金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6） 张爱玲， ——1995年，《海上花开 国语海上花列传》（I、II），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张爱玲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6年，《张爱玲集•郁金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人物
汤惟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