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 | 国家的怨恨性崛起与全球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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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2019）。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政治思想史与当代中国政治。出版著作20余部。近期出版《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2012）、《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2013）、《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2014）、《公共的政治哲学》（2016）、《当经成为经典：儒学的现代型变》（2018）、《中国的现代国家构造》（2019）、《政治：韩非四十讲》（2021）。主编“政治哲学研究丛书”“现代书系”“现代辑刊”等。

摘要

一个国家实力陡增，并成功突破既定国际秩序且发挥出重大国际影响，是为国家崛起。国家崛起可以区分为顺应性崛起与怨恨性崛起两类。前者依赖于国家缓慢而长久的发展，其间伴有起伏、波折乃至战争，但主要是以经年累月的发展积累竟功。后者仰仗国家巨大的雪耻决心、实力的陡然增长、骤然改变国际秩序、诉诸战争的决绝和进入理想社会的煽动。英、美两国是前一类崛起的代表性国家。德、日与苏联是后一类崛起的标志性国家。国家的怨恨性崛起一定会导致既定国际秩序的颠覆。但在怨恨中崛起的国家，因其在意的仅仅是国家自身能力的强大，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实力提升，因此无力提供新的国际秩序。怨恨性崛起的国家或在战争中失败，丧失忽然获得的崛起国地位；或在和平的国家间竞争中败下阵来，无从发挥崛起国所意图的国际领导权。

关键词

国家；怨恨；崛起；战争；失序

在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塑就的现代国际体系中，国家间总是处于紧张的竞争状态之中。处在竞争中的国家，就会有得有失、有成有败。在这一国际体系中，竞争的有得有成者，尤其是成功程度很高的国家，便有机会发挥国际领导权。但竞争中获得不多、成功不显，或者失去甚多、陷于失败的国家，并不总是服服帖帖、甘拜下风，甘于在国际社会中长期处于被领导的地位。总会出现一些国家挑战既定国际秩序，它们一旦通过卧薪尝胆、奋力追赶以追求强盛，就会在历史与现实因素所催生的怨恨动力机制中迅速崛起。随之崛起国便必然会挑战既定的国际秩序，倘若国际社会能够维持既定秩序，那么崛起国就会被强行压制下去，而无以改变国际秩序；倘若崛起国以强力改变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就会陷入失序危机：国际政治茫无头绪、世界经济失去平衡、文化发展丧失主导理念。如果国际社会无力改变崛起国对国际秩序的挑战，抑或崛起国本身对既定国际秩序不再信守，进而试图建构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那么，新旧秩序的代表者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尖锐冲突，甚至诉诸战争。切近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历史余波显现出来的国际秩序态势，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一、国家崛起二型

民族国家时代，肇源于帝国内部不同教派的三十年战争，成于帝国崩溃和王国各自发展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运行在民族国家间的激烈竞争进程中。由于民族国家终结了帝国提供给各个王国的政治秩序，因此在民族国家之间，便缺乏能够刚性调节相互关系的国际秩序。民族国家时代的国际社会，被公认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但国家间不能不遵循一定的秩序，否则国家间关系就无法被适时且有效地调整。在国际无政府与国家竞争的双重动力推进下，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国或多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样的秩序，是由实力强大且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一强”或“几强”来主导或领导国际社会。这一国或几国，便成为超级大国（super powers)。超级大国不是仅仅只对国际社会的政治秩序发挥作用，它会同时对国际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发挥引领作用。因此，超级大国风光无限，令其他国家艳羡；同时，它还会推动形成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成为一个为国际社会垂范的国度。对任何具有领导国际社会雄心的国家来讲，成为超级大国，寻求国家发挥国际领导权的大国地位，都是一件极具诱惑力的事情。

但是，民族国家时代的国家间竞争，并无常势可言。换言之，任何一个国家，即便曾经是超级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保持常胜不败的国际地位；而一些看似并不起眼的中小国家，倒可能因为其发愤图强，取得国际社会的领导权。不过，尽管国家间的竞争不会处在常胜常败的定势之中，但处在一个阶段的胜败既定处境中的国家，肯定不会是瞬间体验胜败的状态。一个国家，倘若在国家间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并且发挥出国际领导权，它就会在一定时限内维持这一地位；相应地，其他尝试取而代之，登上发挥国际领导权位置的国家，必须经历一个从寻求发展、快速崛起到领导国际社会的演变过程。在国际领导权交替的过程中，占据既定国际秩序领导权的国家，会千方百计地维持国家的霸主地位。而试图取代正在行使国际领导权地位的新兴国家，则试图乘国家崛起之势，李代桃僵，发挥自己对国际社会的领导权力。于是，国家崛起便与国际领导权的行使交互而在。在两者交相互动的过程中，必然会显著改变国家间竞争的态势，重塑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

在一定的国际秩序中，寻求国家崛起并发挥国际领导权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借助国家顺应性的崛起，仰仗日益增强的国力以及国际规则而发挥国际领导权；二是凭借国家怨恨性的崛起，依靠迅速强化的军事力量强制改变国际秩序，寻求成为国际强权。这是两种鲜明不同的国家崛起类型，也是两种极为不同的发挥国际领导权的类别。所谓国家常态化的崛起，是指一个国家在既定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发生明显变化，从名不见经传、或从不被看好、抑或从未发挥过重大国际影响力的状态，跃升为国家实力强大，国际社会侧目，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引人瞩目的影响力或领导力的国家。但在国家的这一变化过程中，国内政治并没有出现显著的起伏跌宕，国际政治也没有因此出现曲折离奇之事。其间，也许会有国内的局部动荡，但总体上不改国家顺应性崛起的态势；或许也会有国家间的摩擦，但不会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国家的怨恨性崛起则与之显著不同。这类崛起国家，在致力寻求国家崛起的政治心理上，是以对先前提供国际秩序的领袖型国家的满腹怨恨奠立其精神基础的，在国家发展模式上寻求一条超常规的进路，在国内的社会动员上诉诸非常方式，想方设法地激越民众人心，以一种极为强势的国家主义理念，推动政治经济的强力刺激性跃升，并展现出无视既定国际秩序，以自己的国家意志重塑国际秩序的强大意愿与行动。而且在国家理念方面，会全力凸显一套有利于扩展自己国家在国际社会影响力、控制力的奇崛理论主张。

民族国家时代的国家崛起，并不总是可以清晰明确地归属于这两种崛起模式。这与崛起国的崛起情形与国际定位具有密切关系。一些国家的崛起，并不具有改变国际社会秩序的意图与结果，因此，这些国家的崛起，并未改变既定的国际秩序，或者说，并未凸显新的国际秩序，它的崛起或不曾崛起，对世界历史进程都不发挥大的影响。只有那些在国家崛起的同时改变国际秩序的国度，才具有明确归属于两种崛起模式中一种模式的理由。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在民族国家时代曾经崛起过，但并未突破性地提供给其他国家以发展进路，它就基本上是限于一个国家范围内的事情。这些国家，可能在国家构成要素的某个方面（或政治、或经济）对其他民族国家有所示范。但从总体上讲，它们对常态化或怨恨性国家崛起而言，都不足以成为代表性个案。因此，也就缺乏让人们重点关注的理由。

在民族国家时代激烈的国家间竞争中，对国家如何获得竞争优势且发挥国际领导权真正具有类型学意义的事件，当属英美两国的崛起。英美两国的崛起，都属于顺应性的崛起模式。如前所述，所谓顺应性崛起，就是不借助国家政治经济的腾飞奇迹、不通过一场战争改变国际秩序以求支配国际社会，而是通过长时间的政治经济渐进性发展，仰仗国家秩序的修正性调整，逐渐登上国家竞争的最高位置，并发挥出相应的国际领导权。就20世纪以前五百年的现代世界史来看，英国的顺应性崛起，是偿付漫长的时间代价、经历不断的试错而逐渐实现的国家发展目标。从时长上看，英国建构民族国家，在形式上呈现为成熟的民族国家结构，在实质上建构成功立宪民主政体，起自1215年贵族与约翰王签订的《大宪章》，成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耗时长达470余年。这是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中其他所有国家不曾偿付过、或不愿偿付过的时间代价。这中间，在英国国内，固然经历过贵族与国王的尖锐对峙、英国国教与天主教世界教会的对峙、新兴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旧的经济秩序的磨合，在国际上固然曾经艰难地挣扎于英法百年战争、英德之间的争锋，并且在建立殖民体系的过程中也曾给其他国家带来痛苦的经历，但英国最终以国内的宪政秩序建构、国际社会的规则体系的寻求、以及殖民体系解体时的现代制度遗赠，在未曾给世界带来巨大震荡和重大战争灾难的情况下，成为称霸世界长达三个世纪的超级大国。

美国顺应时势的崛起，也是令人瞩目的国家崛起经典案例。直到19世纪晚期，美国才脱离农业国队伍，进入现代化工业大国行列。在对非工业化地区进行市场拓展、经济掠夺的西方国家的国际行动中，美国是一个后来者。但一加入这个队伍，美国就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心与算计能力。在此之前，美国可以说一直在练“内功”。也就是说，美国几乎专注于国内事务的处置。美国建国之初，也经历过任何后发国家都不可避免会经历的犹豫和迟疑：国家究竟是走英国道路还是法国道路，在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执中久决不下。幸运的是，美国建国之初在尖锐的政治争论中确立了稳定的立宪民主政体，并以联邦党人发挥主导权而确立了稳定的中央分权制衡体系，从而为国内提供了非常稳定的政治秩序。当美国按照汉密尔顿的设计走上现代工商业轨道之后，国家的发展轨道就算是稳定地铺设下来了。在美国的“内功”练就，需要对外扩张的时候，这个国家又表现出了相当成熟或精于算计的、老练的国际政治手段。美国在19世纪末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稳居全球第一。但此时介入国际事务的美国，一方面逐渐走出了此前所定的门罗主义国策，另一方面则与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要求相吻合，提出诸如“门户开放”这类不算激进的国际主张，以便为美国进入国际社会、主导国际事务拓展空间。即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提出的国际联盟方案，因为美国国内政治力量意见不一，竟然退出自己设想的国际组织。这是一种多么令人称奇的、可进可退的国际策略。直到1944年夏天，已经在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稳稳占据世界经济实力第一位置的美国，借助战后世界货币体系协商的机会，才推动英国霸权转向美国霸权。这使美国展现了一个民族国家寻求国际领导权的十分理性成熟的进路。总之，英美寻求国家崛起的基本特征是，埋首做好自己国家的事务，而不是以指责别国对己不公来聚集发展动力，从而能够以解决好国内事务，为理性处置国际事务奠定坚实基础。

至于怨恨性崛起的国家，从类型学意义上讲，德国、日本与苏俄堪称这类崛起国家的典型案例。但三个国家的怨恨性崛起方式又相当不同，从而形成这类崛起国家的亚类型。首先看德国的怨恨性崛起。德国习惯上已经被视为西方国家，这是一个误解。德国的自我定位是不同于“西方”（西欧）的欧洲国家。在西欧已经进入成熟现代国家，即稳定建立起工商经济、立宪政体的国家结构的时候，德国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家。而且国家沉浸在帝国的迷梦中未曾苏醒。直到拿破仑横扫德国，将之强力推向现代境地，德国才真正开启了转向现代国家的历程。即便如此，德国的崛起从根本上不同于英美两国。它三次陷入殖民地与准殖民地窘境，一直徘徊在帝国与民族国家的边缘，国家常怀遭受屈辱的怨恨心理，因此总试图超越压制德国的世界霸主，让德国显现出它的“世界历史时刻”。这使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且为之提出了相应的政治理论，让国家崛起的进程与国家崛起论说紧密联系在一起。德国人的极度自负与德国国家处境的极度不利，让德国处在一个国家的自我期待与国际礼遇极不相称的状态，这让德国人称雄世界的意愿更加强烈。由此，德国的崛起始终打上或明或暗的“法西斯主义”烙印。甚至人们把德国主导的欧洲联盟，也命名为“德意志第四帝国”。这类断定，自然对德国是不太公正的。但德国的崛起史让人们有理由做此想象。

其次，俄国的怨恨性崛起是另一种亚类型。俄国同样是欧洲的后发现代国家。在彼得一世亲率大臣前往西欧学习，谋求俄罗斯现代转型的情况下，国家的现代转变才拉开历史大幕。但这种急起直追的后发现代转变，不仅是应付国内杂乱无章的政事需要，而且也是应付俄罗斯恶化的外部环境需要。因此，它对国家造成的压抑感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彼得一世的务实主义与幻想家品质，让俄罗斯在改革中萌生了赶超西欧的理想。这种理想，与后来的列宁-斯大林主义相扣合，便将之改铸为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开辟全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一整套国家-国际社会理念。可见，在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历史上，由于将西欧视为学习、超越的对象，经历了一个从发奋模仿到全力颠覆的根本转变过程，其怨恨性崛起的社会心理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日本的怨恨性崛起又是一种不同的亚类型。日本的历史，清晰明确地划分为古代与现代两个阶段。而两个阶段的日本文明，都被称之为模仿性文明：古代阶段以模仿中国文明发展出自己的文明形态，现代阶段以模仿西方文明而创造性发展出现代日本文明。一种处在低位的学习性文明，造成日本长期的忍辱负重感。所谓日本文明的耻感文化属性，便由此而生。相比于西方的罪感文化而言，“真正的耻感文化中做善行依靠的是外部的强制力。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是靠在内心反映的罪恶感来做善行的。一个人感到羞耻，是由于他被公开批评、讥笑、排斥。羞耻感是一股强而有效的力量。不过，在有外人在场或者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的时候，羞耻感才会发挥作用”。西方这个强大的外部力量，正是日本现代发愤图强的强大动力。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常常以抗击西方、战胜西方的冲动去学习西方。这真是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悖谬的态势。归纳起来讲，三个怨恨性崛起国基本上都存在一种将国家发展迟滞归结为外因，并以愤愤然的心态努力聚集相关怨恨动力，借此推动国家发展与强势崛起的现象。

二、怨恨驱动国运

英美的顺应性崛起与德、俄、日的怨恨性崛起，属于两类完全不同形态的崛起方式。从总体上讲，顺应性崛起不会对崛起国造成国内巨大震荡，也不会对世界政治带来巨大灾难。而怨恨性崛起则大不相同。这一国家崛起类型，在国内政局方面会浮现强烈震荡，而对全球秩序会造成巨大冲击，并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但怨恨性崛起也是国家崛起的一种值得高度重视的类型。相比于顺应性崛起的可遇不可求来讲，怨恨性崛起甚至可以说是后发现代国家寻求迅速崛起的另类常态。这与怨恨性崛起的国家处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所有后发现代国家来讲，只要愿意以追赶的态度开启现代转变的历程，它们就必然处在一种心理上被先行或典范的现代化国家所塑造的压抑状态，就不能不表现出种种压迫感、敌意性的心理状态，诸如心有不甘、不愿示弱、卧薪尝胆、知难而进、困兽犹斗、不屈不挠、发愤图强、奋勇争先、鱼死网破等等。试想，一个个后发现代国家，倘若缺少这些心理动力，因而安于现状、无所作为、宁为人后，那么民族国家时代的国际局势岂不是如一潭死水？当然，如此评价国家的怨恨性崛起，绝不意味着肯定这类国家崛起之际出现的政治颠踬和人道灾难。相反，从道德的视角看，怨恨性崛起的国家给人类带来的创痛，是必须承受长久的严厉批判与严肃反思的。但如果这种批判只是一味指责，那么，就反倒会促使后发现代国家趋之若鹜地寻求怨恨性崛起。因为这些国家会将这样的指责看成是对怨恨性崛起国的妒恨而已。怨恨性崛起何以成为后发国家、尤其是像前述三国的崛起进路的呢？探寻其因果关系，凸显其成败得失，才是引导后发国家努力实现顺应性崛起的必由之路。在这里，国家的怨恨性崛起，并不是一种批评性、更不是一种否定性的归类，而首先是一种分析性类型。

国家的怨恨性崛起，主旨是对这类崛起国的特殊发展状态做出一个概要性归纳。这类国家，一般具备强烈的国家雄心，但在国际社会中，其国家雄心总是受挫。因此，国家的屈辱记忆，让它们久久不能释怀，从而卧薪尝胆、勉力而为、陡然崛起、骤然强大，迅疾改变地缘政治局面，一时称雄国际社会。德、俄、日三国呈现的国家怨恨性崛起模式，无疑具有相似度很高的共性。具体一点讲，这样的共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毫无疑问，三国在怨恨性崛起之前，都是相对弱小的国家，都受过他们心中的“西方”国家的欺凌，在国家心理中都郁积了强烈的羡慕、嫉妒、怨恨。其国家心理定式或伦理情结，完全可以用对“西方”的敌视来概观。另一方面，三个国家在遭受“西方”国家欺凌之后，都没有及时或立马采取报复行动，而是将之内化为国家发展的、阴郁性的心理动力，并转换为战胜对手的实力自强行动。因此，国家总是处在一种为报复西方国家而发愤图强的亢奋状态。一种旨在激越民众心理的赶超理念、霸主欲求，引导着整个社会心理，塑造着国家心态。再一方面，三个国家都在对反动、腐朽、没落的“西方”国家实施报复以后，浮现出一种战胜“西方”国家的国家自豪感。当其时，报复感与惩罚感消失殆尽，领袖感与豪迈心油然而生。在怨恨性崛起国的命运终局以前，由于其所蓄积力量的爆发性呈现，一时会体会到国家崛起后在国际社会的颐指气使、心气快活与领袖群伦。但怨恨性崛起国的终局并不令人鼓舞：在国内，由于只是追求国家权力引爆经济能量，展现极为快速呈现给世人的经济奇迹。因此，国内复杂的治理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也得不到必要的资源，当然也就得不到适当的解决。三个国家在崛起时段都未能建构起规范的现代政体，可以印证这一点。而在国际社会，因为怨恨性崛起国追求的是报复行使领导权的国际霸权，于是必然会以一种报复心态颠覆国际秩序，以图建立由自己支配的国际新秩序。因此，怨恨性崛起国无法真正引领国际社会，保证国际秩序，维护国际法治。相反，在或热战或冷战的改变国际秩序的尝试中，怨恨性崛起国必然走向最终的败局。

从三个怨恨性崛起国家的国内状况来看，它们承受的外部压力、甚至说源自外部的屈辱，各不相同。但从总体上讲，三个国家之走上怨恨性崛起之路，都是因为面对外部无法直接报复的屈辱经历，让它们转而向内，依靠国家权力意志，快速蓄积力量，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惊人变化：经济的疾速发展，使这三个国家从落后国家快速转变成高度或中等程度的发达国家。三个国家在怨恨性崛起的过程中，都实现了工业化目标，都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政治上对地缘政治版图的迅速改变，使这三个国家非常快速地成为地区大国，进而成为全球性大国，并显著重塑国际秩序。在国家理念上的重大改变，让这三个国家展现了具有惊人的社会动员能量的政治观念，同时让这些政治观念跨出国界，变成对相类国家富有吸引力的观念，并在相同国家处境中不断发挥出它的深层的、持续的影响力。

这可以具体地从三个角度分析。其一，怨恨性崛起国家总是在经济发展上表现耀眼，依靠国家力量推动经济迅猛增长。在俾斯麦的铁血政策驱动下，德国实现了统一。国家的形式结构，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德意志帝国。帝国对自己的经济使命似乎了然于心，那就是推动德国成为一个工业国家。一战后，德国的工业区被法国占领，而且必须偿付给战胜国巨额赔款，一时德国经济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但纳粹德国重启的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就是一种仰赖国家权力体系催生经济奇迹的做派。纳粹德国并没有对宿敌法国采取直接的报复措施，而是全力启动国家机器，将高速工业化发展计划与刺激就业结合起来，并以经济的军事化谋求实现经济发展和繁荣。经济军事化的进路，既使德国呈现出一时的繁荣，也使德国致力寻求对一战后秩序的报复与颠覆。但直到纳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它都仅仅是以一战战胜国为竞争对手来谋划经济发展，蓄积报复实力。

实现现代转变之前的俄国，一直是欧洲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家。彼得一世的改革将俄罗斯扭转到工业化的轨道上来了。十月革命催生了一个强势国家权力体系。它致力以国家机器推动经济发展。这催生了经济发展的一种怨恨性模式：苏俄一方面坚决拒绝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并将之作为自己必须消灭的经济形式；另一方面苏俄将自认的公有制经济作为刚性的国家主控型经济模式，并以为这将为他们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但实际上，这种怨恨性的经济模式，乃是一种完全凭借国家暴力以追求经济繁荣与“弯道超车”的机制。为了实现超过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奇迹，苏俄不惜以血腥的方式来谋求经济增长。由此凸显了苏俄经济模式的两大特点，一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在强大的阶级斗争压力下，用强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实行称之为斯大林的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二者，“在公有经济为基础和以产品经济观为理论，建立起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模式”。确实，苏俄确实凭借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非常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经济转型，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

日本也是被迫开始现代转轨的。它对西方国家的紧逼，自然是深怀怨恨的。这种怨恨的蓄积，一方面体现为日本人对西方列强的艳羡与妒恨，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日本模仿西方国家，但也主要是动员国家力量猛力发展经济。就前者看，在日本与西方的关系上，有一个转变过程。“黑船来航”是打开日本国门的重要一举。由于当时日本不得不屈从西方国家的力量，因此谈不上即刻的报复，而只能模仿西方国家，奋力发展经济，建构立宪政制。明治维新就正是这一努力的标志性事件。就后者论，日本发展经济的国家主义或军国主义模式，与德国、苏俄高度相似。日本的经济发展动力是由企业与国家二元供给的，但相比而言，国家的军国主义政策动力更为强大。“无论是大规模还是小规模，主要的工业产出掌握在企业家手中，但政府也在一些战略领域充当了领导角色”。从而促进整个经济按照国家意志快速增长。

其二，怨恨性崛起国家基本上都会出现国内政制的骤然改变，大都会以报复为导向来建立国家权力机制并确立其运作目的。对德国来讲，由于它基本上运转在帝国体制的轨道上，因此，民族国家的建构对其来说是一个相当陌生的事务。它的国家底色可以说就是帝国。因此，在德国遭遇民族国家建构的强大压力的时候，它对源自“西方”的这一国家形态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德国以帝国的政治思维应对民族国家建构的事务，可以说是截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基本思路。德意志帝国是在西欧已经出现成熟的民族国家之后，由俾斯麦依靠铁血手段建立起来的、颇有些让人感到古怪的国家。俾斯麦为后来德国的政治确立了基调。这是一种抵抗现代民族国家的规范民主政体的制度决断。由此一贯而下，成为第三帝国社会政治制度体系的基本特征：举国对希特勒的崇拜、纳粹党对权力的垄断、党卫军以军事力量对纳粹一党专政的全力维护、战时机制对日常治理的颠覆，都体现了纳粹当政者的专制主义政治倾向。纳粹是一个以政治有机体命名的、高度专断的独裁政权，它将国家塑造成为一个抽象集合体，个人价值消失殆尽。德国对专制的偏好，对民主的仇视，既是对内部成员权利的忽略，也是对外部敌人深怀怨恨的结果——因为只有这样，德国才能抗拒内外部敌人对国家的瓦解，以专制来维持国家的存在。

苏俄也以自认的政治创造，表现出他们对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深沉敌意。但因为缺乏直接报复这一制度的实力，因此，它将敌意转变为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制的动力。如果说这一敌意性的制度建构，在俄罗斯帝国时代表现为以沙皇专制抗拒民主政制的话，那么，在苏联时期则表现为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全方位超越资本主义的苏式共产主义体系。苏联那种完全不顾自己处在泛化的西方体系中的低发展阶段的事实，而执意跳过必要的经济发展阶段，以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为超越他们心中所指的“西方”国家的落后制度，建成世间最为完美的政经体系。在这里，苏联的实际政治制度如何已经不用具体描述了，这些体现其制度精神的理念，已经足以表明建立在敌意基础上对两种制度所做的总结与展望的宗旨之所在。至于新制度是否具备完全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品格，也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那是制度后果的呈现，不影响人们把握设计这一制度的初衷。

日本的政治制度同样表现出对西方现代制度的敌视，但日本人内心对西方制度所具有强大内力的艳羡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种因素让日本的国家建构出现左右互搏的矛盾：一方面努力接引心中不满的西方现代制度，另一方面坚决捍卫日本固有的政治传统。于是，日本成为一个志在挑战西方霸权的怨恨性崛起国。这可以从日本第一次崛起的明治时代政治特征上看出，“明治时期的日本一方面是一个近代化的法治国家，拥有能够调动国民积极性的巨大的国家组织，另一方面，其中中枢部门又是少数领导者构成，他们因有自明治时期以来一直共同工作的经历而紧密团结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够在帝国主义时代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渡过难关。在不幸的不得不进行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由于明治天皇发挥了他的领导才能，并调动了响应其号召的国民的积极性，日本才能两次都一反世界的预料而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然而，明治的国家体制毕竟是用来度过非常时局的例外体制，无法一成不变地永远延续下去。这个体制是因为有圣明的天皇，以及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牢固地团结起来的元老们的存在，才能发挥它的机能而未产生弊病”。论断者为日本明治体制曲意辩护的意图是明显可见的。但透过这一意念看背后的东西，依然可以辨析出日本以对帝国主义的怨恨来建构自认胜于帝国主义的政治体制的念想。

其三，怨恨性崛起国在深怀怨恨、寻求崛起之际，总是会出现政治思想的主题巨变。政治思想，并不是政治思想家书斋苦思的结果，常常是对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政策需求所做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在怨恨性崛起的国度中，政治思想常常扮演着一种颠覆常识性政治观念，以出奇之思为怨恨鸣锣开道，从而为这些国家构想出人意表的政治理念。在这方面，德国思想家的进路，是最令人称奇的。还是在德国被拿破仑入侵之际，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就表现出一种将国家实际的政治悲壮处境理念化的强大能力。尽管德国古典哲学家如康德，大致符合现代常识地确立起自由、理性的世间权威，而像黑格尔那样的国家主义者也承诺了宪政法治。但从总体上讲，德国的国家主义与历史主义、浪漫主义合流，生成了自觉而强烈的挑战英国主流现代方案的政治思想：以国家驾驭市民社会、以权力控制公众、以权威引导国家走向、以军事赢得国际承认，是为德国政治思想的主流。

苏俄的政治思想并不具有一贯的观念逻辑。在俄罗斯帝国阶段，寻求强国的权力冲动与启蒙的现代政治思想曾经并肩而行，这是一种让人心生违和感的思想拼装。两者的目的自然是不同的，前者与掌控国家权力的群体、尤其是与沙皇的政治意愿联系在一起，他们本质上对后者是敌视的；后者由启蒙思想家群体表述，它总体上倾向于控制国家权力。但以自由主义主导的“西方”政治理念，在“东方”欧洲的俄罗斯那里遭遇了空气稀薄的环境，一直就发育不良。到了苏联时期，整个国家建立在仇恨、敌视“西方”资本主义这个不能确切定义的心态的基础上。因此，如前所述的列宁毫不动摇地认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政治理念，就成为主导苏俄的新兴政治思想。而其精神脉络，则是贯通俄国与苏联的。

日本的政治思想则是传统的天皇观念、神道、武士道精神与现代的立宪政制等等的混生物。尽管日本思想界出现过像福泽谕吉所阐述的“脱亚入欧”与“文明”征服论说，但加藤弘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井上哲次郎的国家主义才体现出现代早期的日本政治精神取向。即便是福泽谕吉的政治思想，虽然认同现代政治主流取向，但其内涵的被迫接受西方文明的怨恨性，也是可以明显辨认出来的。循此思路，就不难理解日本何以在二战时期采取残酷的战争手段以求解决国家的“新生”问题。

需要承认怨恨在国家崛起中发挥的动力性作用。不管是德国、苏俄还是日本，对“西欧”的怨恨、对资本主义的怨恨、对“西方”的怨恨，构成了这三个国家蓄积国家发展动能的趋同性怨恨动力机制。怨恨性崛起国总是需要设定一个由羡慕、嫉妒、仇恨等复杂情态构成的怨恨对象，尽管这个对象实际上处在一个意象上清楚、指向上模糊的混杂状态。但它对三个国家来讲，似乎难以确指的“西方”，却不容置疑地构成了他们怨恨的对象。因此，挣脱西方的强权、控制与压迫，便成为他们在国内以军事模式动员公众加入国家迅即崛起的运动型发展进程的托词，以求使国家以弯道超车的方式一跃而为强大国家、领袖国家。德国在一战、二战时期，均以这样的动员方式寻求实现强国目标的进路；苏联更是一直以对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仇恨，作为推动国家采取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先设条件；日本一向以对西方列强的反抗，并自以为代表东方落后国家抗击西方国家，以此为国内采取的专制政治、极权经济模式，国际上表现出的强烈侵略性张目。不能说怨恨性崛起模式没有效果：德、日之跻身第二批工业强国，苏俄之快速转型为工业国家，都与这一模式具有密切关系。

三、怨恨颠覆国际秩序

从三个国家的崛起来看，他们的怨恨性崛起因为设置了怨恨对象，因此乃是一种由外到内展开国家崛起过程的动员机制。为了能够疾速激活国内的社会政治资源，让公众尽快统一到国家的发展意志上来，三个国家不约而同地将怨恨对象设定为先发的现代国家，也就是西欧、美国这类国家。借此在国内激发一种同仇敌忾、勠力同心的公众情态，以极为高亢的热情支持国家的高度统一化、专断化政策，将怨恨的社会心理转化为整齐划一的反对、对抗、超越与战胜“西方”国家、战胜资本主义的国家心态。于是，整个国家在这种怨恨心理驱动下，以国家权力的统一调拨、统一指挥与统一配置资源，在一种军事化的经济政治行动过程中，将一个国家经历长期积累才可能具备的国家发展动能短时间、戏剧化激发出来，从而生成国家疾速崛起的奇迹。

为此，怨恨性崛起国必须制造整个国家公众心理上两种严重的不满或愤懑：一是对现行国内秩序的极端不满，二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强烈愤慨。两种不满之间具有相互激化的作用。挑起人们对国内秩序的不满，是为了以国内现行掌权者是国外势力代理者的理由以夺取国内权力的掌控权，同时有利于挑激者将这种不满转移到国外势力身上；而挑起人们对国际秩序的不满，是为了激化国内人群对国内夺取所谓国外势力代理者权力的正当性认同，进而推动人们认取并投入怨恨性崛起国发动改变“不公正”的国际秩序的行动。可以说，怨恨性崛起国家在全力改变国内秩序的同时，必然同时花费巨大精力去改变国际秩序。由此，浮现了三个高度关联的问题：一是以国内秩序的不正当，全力拒斥既定的国内政制安排；二是以国际秩序的不公正，全力颠覆现行的国际秩序；三是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将自己认定的“公正”秩序强加给别的国家或国际社会。

首先，怨恨性崛起国家会在谋求怨恨性崛起之际，大力抨击国内秩序的不公正，怂恿公众认定国内秩序的当下供给者是国外势力的代理者，或者诱导公众认定国内的当下体制既不利于发展、也不利于赢得国际地位与尊重，由此销行自己的怨恨性国家崛起方案。纳粹德国之针对魏玛德国的软弱无力，实际上就是要以帝国重建推翻共和国建制。但后者是其表现怨恨的隐蔽方式，前者则是表现其怨恨心理的直接进路。魏玛德国兴起于一战后德国的恐惧与仇恨的社会土壤中，社会民主党人如艾伯特在执掌政权的时候，常常为了统合不同政治主张，而实行缺乏原则的折中。担任总统职位的兴登堡，尽管忠实执行魏玛宪法，但年迈体弱的他无力持续维护帝国时代遗留下的、徒有其名的宪政秩序。因此，捍卫民主成为这个并不信仰民主的总统完全无法完成的沉重任务。根基不稳的魏玛共和国，实在无力在乱世局面中实现德国重整秩序、复苏强国的目标。这就成为纳粹崛起之际，据以攻击魏玛共和、挑起国内怨恨情绪的口实。一个涣散无力、竟然支持自己敌人的魏玛民主制度，受到纳粹党无情嘲笑。如果戈培尔还只是在嘲笑民主制度的无能的话，那么希特勒对魏玛民主的蔑视则是全面彻底的：它对第三帝国的每一个展望，都是对魏玛共和的同一个归咎。在戈培尔的煽动性宣传、希特勒的咆哮式演讲的渲染中，这些旨在掀起社会公众怨恨情绪的断言，会让公众陷入多么猛烈的情绪失控，可想而知。

苏联对二月革命以后临时政府无能的全方位抨击，就更是掀动公众郁闷、纠结、愤懑与仇恨的情感。临时政府本来就缺乏权力与权威，而且根本没有看到国家处在灾难境况之中，对民众的情绪有着明显的误判，在国内施政确属不当，在国际上没有跟民主国家结盟，结果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在这一局面中，列宁适时抓住机会，猛烈抨击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本质属性，呼吁已经具有强烈自由民主认同的社会公众建立自己的政权。“俄国现在的政权只能从古契柯夫、李沃夫等人的手里转到这些苏维埃的手里”。在一个大众已经具有自由、权利意识的情况下，指出国家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且为自己谋利的事实，是多么容易激起公众的愤怒、不满与嫉恨，这是毋庸多言的事情。

二战前的日本，国内公众、尤其是下级军官对国家权力高层的愤懑与不满日增，他们谴责“高级领导人、军事派系、那些官僚和政客”，认定他们的政策“蚕食了天皇的权威，导致了人民的极度痛苦，使得一些外国羞辱我们国家”。他们甚至为之发动军事政变，要求改变时局。这种由社会下层偏激性支持的、偏信军事动作的主张，将日本社会情绪引向一个普遍不满的极端。在某种意义上，日本在二战时期的军国主义时风，便与这种对国内掌权者的普遍不满是紧密相关的。

其次，怨恨性崛起国必然对现行的国际秩序进行自认为有利于自己的多方挑衅。这样的挑衅，自然有转移国内不满情绪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将公众对国外欺凌的怨恨转变为国内重聚人心、统合民众、整合政治、统一政策的社会心理资源，以免源自国内因素的怨恨反噬国家权力体系。舍勒所谓的怨恨一定有一个外部的刺激因素，在民族国家及其相互之间的维度上，可以做双重理解：既可以理解为一国之内的当权者对谋权者转嫁的公众不满、仇视，反之亦然；也可以理解为一国当政者对外国（一国或多国）势力转嫁的怨恨、敌意，如果台面上不存在这些代理者，那么就必须制造出这类代理者。从民族国家时代的复杂化国际政治来看，由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尤其是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的竞争常常是白热化的，是一种零和性的游戏，因此，怨恨性崛起国将国内公众的愤懑情绪转向国外，乃是一种有助于自己出场整合国内政治秩序的简单有效做法。

德国在一战后有比较明确的转嫁怨恨对象，那就是在一战战后秩序建构之际，对德国采取极为冷漠态度的法国、英国与美国等国家，它们成为德国掌权者接力式打造的、德国人必须怨恨的对象。这类怨恨，直接针对的具体国家与实际事务，并不是太确定和清晰的。但对他们施加给德国人的切肤之痛，则毫无疑问受到德国当权者与公众的一致恼恨。这是纳粹得以进行极端民族主义的公众动员所依托的深厚社会心理基础。一种纳粹德国才让德国一雪前耻的、敌视西欧国家的氛围，由此可见一斑。至于纳粹德国对苏联出自意识形态的敌意，就更是将之归结为威胁德国安全的一大因素，在此就毋庸多言了。

苏俄以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自己秉持的社会主义的对立性定见，作为自己处理国际关系的依据。苏联最熟稔于心的外交手法是，将国内出现的任何困难，要么归结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捣乱，要么归结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亡我之心不死。因此，苏联一直营造着一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灭亡自己国家的危机氛围，让苏联公众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保持怨恨情态。但苏联国家权力方面，则在这种氛围中采取机巧的政策：为了在国际行动中不显得孤立，又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合谋消灭苏联，它会与西方国家组成临时联盟。一种基于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立意的、旨在抵抗西方的混合型理念，主导着苏联崛起阶段的外交方针。

日本以对抗整个西方世界为基调来整合国内秩序。他们高度警惕地认定，“代表西方物质力量的那些黑船已经离开了，但思想的黑船在一百年后仍然威胁着我们”。因此，将西方作为物质上、精神上的仇敌，对日本的立国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基于此，日本对民众全力宣扬的爱国主义政治观念，其宗旨就在建构一种拒斥西方国家，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精神防波坝。

再次，怨恨性崛起国之所以在怨恨中谋求国家的崛起，自然不仅是为了限定在国家范围内的繁荣强盛，一定具有超出国界、甚至面向世界的称霸雄心。因此，这类迅速崛起的国家，一定会试图将自己认定的国际秩序强加给国际社会。这也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是在政治观念的表现上，德国、苏俄和日本都展现了一种以自己国家为领导核心的国际新秩序。

德国在纳粹崛起时全心打造的国际新秩序是一种雅利安化的秩序。这是一种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其排斥性极强不说，而且动用的手段也非常残忍。对内来讲，为了“纯洁”德国的种族，纳粹德国不仅试图对残障人士进行肉体消灭，而且对犹太人实施了大规模的、所谓“最后解决方案”的种族灭绝。对外来讲，一方面，纳粹德国不仅自认自己为德国人民出了凡尔赛和约的“恶气”，而且通过德国在东西线的同时作战以及短时间得到的胜利，获取了德国民众对纳粹加于欧洲的战争灾难的认可。试想，纳粹德国甩掉凡尔赛和约、退出国联、萨尔斯公投、莱茵河地区再军事化、吞并奥地利、强取苏台德地区、收回梅默尔、接收但泽，是一种何等让德国人扬眉吐气的国际新秩序。另一方面，纳粹德国还给世人勾画了一幅德国克服一切“反动腐朽”力量而锻造出来的“生机勃勃”的国际新秩序。为此，它炮制出必须予以毁灭性打击的犹太教-基督教-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性联盟，同时展望纳粹德国必将为世界带来的无限活力。“是的，我们是蛮族！我们期望成为蛮族！这是个光荣的称号，我们将让这个世界恢复活力”！

苏俄对自己将要建构的国际秩序必然取代腐朽、没落与垂死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充满信心。这不仅是它的立国基础，也是它在崛起过程中努力印证的国家理念。一方面，苏俄认定资本主义国际秩序没有未来。如前引述，“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因此，另一方面，只有苏联代表的新型国际秩序才有光明未来和远大前景。因为苏联在国际政策上坚定地用国际主义取代民族主义，以一种似乎完全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新秩序，也就是一种“环球同此凉热”的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取代“西方”的自私秩序。

相比而言，日本对国际新秩序的构想比德国和苏俄要保守很多。这与日本对自己势力范围的理解，对国际秩序重建实力的估计，以及对日本具有实力实施的国际新秩序的设想是相吻合的。日本对国际新秩序的展望，尽管采用了“世界革命”的修辞，但其目光仍局限于亚洲。不过，以怨恨心理试图埋葬西方国家给定日本的国际秩序，重建符合日本国家意志的国际新秩序，则是日本在怨恨性崛起时念兹在兹的事情。

二是从三国重塑国际秩序的手段启用上看，三个国家为了确立自己所认定的国际秩序，都动用了常规的政治经济手段，以及非常规的战争手段，这是重塑国际秩序必须借助的两种基本手段。一者，德国、苏俄与日本都运用过常规的政治手段，诸如在国际处境相对不利的情况下，与比自己实力更强的国家订约；而在自己实力增强的情况下，与此前不得不让渡国家利益的强国重新订约或修约等等。二者，三国也都动用过战争的非常规方式。可见，在怨恨性崛起的三国历史上，为了实现国家的崛起，他们都不惜破坏既定的国际秩序，直至以战争手段彻底颠覆国际秩序。就此而言，这三个国家的国家心理都有一个恨意升级的运行轨迹：一是从怨恨到仇恨的升级，二是从诉诸和平手段到战争方式的升级。可以肯定地讲，对于三国改变不利于自己的国际秩序的手段，和平不是其真心依靠的手段，战争才是其葬送既定秩序并建构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的首选手段。三国据以建构国际新秩序的战争手段，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至少三国展开战争，呈现为三种方式：局部战争、全面战争、代理人战争。而对苏俄来讲，还与美国一起发明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战争形式，那便是冷战。冷战可谓苏俄对资本主义阵营的实力无可奈何之际，采取的一种特殊对抗方式。由此形成了有利于苏俄国家利益的二元性国际秩序——以苏俄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半个世界的国际秩序，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另半个世界的国际秩序。而苏俄以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的怨恨情结，号召所有有着类似怨恨境遇的后发国家一起建构起以苏联为轴心的、自认具有广阔前景的新的国际社会新秩序。

在怨恨性崛起国致力改变不利于自己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之际，必然导致全球失序。所谓全球失序，一是让通行全球的现代基本价值丧失整合国际社会的感染力，让崛起国阐发的一套旨在激越人心的替代性价值观念颠覆性入场；二是让双方或多方签订的国际条约不再具有跨国效力，从而使国际社会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堕入丛林规则，陷入无序乃至于战争状态；三是让国际社会陷入战争或准战争状态，使人们习惯于以你死我活的战争思维考虑国际政治的未来，考虑国际冲突的解决方式，而对和平与持久和平完全丧失信心。三个怨恨性崛起国在其崛起的历史环境中，都以诉诸战争的方式，彻底葬送了那一时段的国际条约与国际体系，让人类或局部或全盘地陷入完全无序的战争状态。必须承认的是，怨恨性崛起国所致力打破的国际秩序并不都是公正公平的秩序，譬如德国对一战的战后秩序安排，俄国对“十月革命”之后的一些特殊国际条约，日本诉诸日俄战争而致力解体的国际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怨恨性崛起国之所以浮现普遍怨恨的国家心态，确实客观存在着催生怨恨的国际不公。但是否必须经过国内公众心理的怨恨性搅动，并以对国际不公的不满挑激公众支持国家彻底颠覆国际秩序的方式，才能重塑国际秩序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某一个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总是会在国际竞争的此消彼长的变化中被重塑。但主导国际秩序的国家主导权，完全可以实现和平交替。

不过，国际秩序主导权的和平交接，需要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先后主导国际秩序的国家，都不是怨恨性崛起的国家，因此不会诉诸怨恨发泄，不顾后果地颠覆既定国际秩序。即便后起主导国际秩序的国家对先前通行的国际秩序也很是不满，但仍然愿意诉诸和平方式来发挥自己的国际领导权。二是试图夺取国际秩序主导权的国家，能控制自己对他国、国际社会的怨恨情绪，在将怨恨转换为国家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将怨恨转换为冷静理智地寻求符合自己国家利益、但同时也符合相关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建构。这是两个很难同时满足的、理性建构国际新秩序的前提条件。原因很简单：要么非怨恨性崛起国家在交接国际社会主导权时，会遭遇怨恨性崛起国家的狙击与抵抗，因此让交接变得扑朔迷离；要么怨恨性崛起国在消化怨恨时既不成功，因此必然将怨恨转移到国际社会，于是会想方设法、不计后果地颠覆国际秩序，让国际社会陷入完全的无政府状态。那么，是否就此可以断定，在怨恨性崛起成为后发国家崛起的普遍方式的情况下，国际秩序的颠覆就是一种必不可避的“选择”呢？如果这么说，那也需要具备一个前提，就是怨恨性崛起国确实可以重塑相关国家都能接受的国际新秩序。但这无疑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四、因势利导与国际易序

在民族国家时代，国家间竞争一定会改变和重塑国际秩序。尽管需要强调，所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断言，其实是一个有条件的断言。因为，国际社会从来就是按照国际条约体系建构起来的政治机制，而不是完全无规则可寻的丛林社会：从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的正式降临来看，它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直接产儿；从国际体系的维持来看，订约、修约、废约这些围绕国际条约体系的建构与重建，构成国际体系延续的基本事务；从国际社会的存亡上看，存在一个哪怕是强权强加的国际条约体系，那么国际社会就存在，假如国际条约体系受到彻底破坏，那么国际社会就陷入真正的无政府或战争状态。就此可以说，国际社会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政府社会。

当然必须紧接着指出，自17世纪中叶落定的国际体系，尽管迅速坐实了民族国家时代，但维持这一体系的国际条约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依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则制定与维护的。签署国际条约的基本状态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签约各方都无法实现国际领导权、或者说都无法取得绝对的国际竞争优势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坐上谈判桌，签署大家都勉强可以接受的国际条约。在国际法意义上启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是这样的条约。如果签约各方中有一方取得明显优势，那么条约的重新厘定与签署就势不可免。另一类是在签约诸国中明显分出胜负两方的情况下，强势一方主导条约制定，而弱势一方只好委曲求全地签署自己不得不接受的条约。一旦强弱形势改变，由弱变强、或强弱易位的国家，就会强求制定与签订完全不同旨趣的国际条约。这样的情形，直到一战结束，几乎都可以说是一种国际条约体系的定势。这无形中鼓励那些具有雄心壮志的国家破坏国际条约体系，以求建立符合本国利益的新的国际条约机制。而这些国家中，怨恨性崛起国肯定是最具有行动积极性的。

无疑，国际社会弱肉强食的状态有利于怨恨性崛起国家。何以如此呢？因为，只要国际条约体系不是签约各方处在无可奈何情境中的临时性结果，而主要是签约各国对自己所处国际地位的选择性接受产物，那么，自认受到既定国际条约体系不公待遇、或有意追求更为公正的国际条约机制的国家，就会急起直追、发愤图强，以求让国际条约体系或国际社会接受自己发挥领导权的企图。这正是德国、苏俄与日本走上怨恨性崛起道路的动力所在。怨恨性崛起国依靠怨恨激发国内公众的斗志，仰仗怨恨迅速动员其国家崛起所需要的巨量资源，依凭怨恨及其国际社会对其不利处境的同情和对其崛起奇迹的认同，依据怨恨的历史记忆发狠改写国际规则。这正是前此笔者肯定怨恨不能被视为民族国家时代单纯消极因素的缘故，也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民族国家体系永远不可能免除怨恨动力的理由，更是需要一再重申的国际体系必须慎防的国家行为原则。但无论怎么说，怨恨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它确定无疑会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对那些在既定国际体系中相对弱小，自认受到不公待遇，但又发愿改变自己国际处境的国度，总是会千方百计地以怨恨的历史记忆激发国内士气，刺激国际动荡，以求改变国际规则与国际遭遇。一种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好胜心，是怨恨心理导向行为时的基本态势。而这又无疑会反过来激发怨恨性崛起国的斗志，成为一种双向激化的国家飞跃与国际主导结局。

德国是一个富有雄心的国家，这与它的帝国记忆有着密切关系，也与它在走上规范的民族国家道路之前的屡次振兴尝试，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如前所述，德国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帝国史，民族国家史不过是帝国史的点缀。帝国的广袤土地、似乎任由挥洒的帝王专制、民族统领的骄傲历史，都让德国人自认是天选之子。从《日耳曼尼亚志》相沿以下的德国优越性想象，结合德国古典哲学总结性人物黑格尔对普鲁士终结历史的论断，复加纳粹德国对雅利安纯种的强烈期待，德国从来不缺少精神文化上自我魅惑的东西。

苏联对颠覆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自我期许很高，因为它设定了一个全方位超越建立在剥削、压迫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高度公正体系，并且这一国际体系必将导向一个压迫性政治建制，也就是国家消亡的美好结局。因此，苏联才挑头起来，建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与经济上明显强势的资本主义阵营正面对垒，并不惜借助代理人战争、冷战等多种方式，力求驱使国际体系按照自己的国家意志运转。只可惜，苏联对自己的国家实力出现严重错误的估计，最终葬送了国家的前程。苏东的终局证明了国家在现行国际体系中必须避免战略误判，切忌过高估计自己在战略上所具有的优势；同时应当力避战略冒进，即不顾国家实力地与强盛大国展开正面对垒，空耗国家元气而断送国家未来；自然，也必须避免战略透支，让国家无法支付战略冒进所付出的代价，最终倒在自己设定的过于宏大的国际竞争目标面前。

日本是一个受西方列强逼迫而开启现代转轨的亚洲国家，但这丝毫也不降低日本谋求怨恨性崛起的国家雄心。这使它的怨恨性崛起始终有一种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悲壮性。对日本崛起为重要国家来讲，有两次重要战争体现了日本旨在塑造一种符合自己利益的国际新秩序的意志。一次是日俄战争，另一次是太平洋战争。日俄战争的取胜，无疑鼓舞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气焰。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另一次展现其国际霸权企图的重大战事。但这场战事却成为日本二战满盘皆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珍珠港袭击事件确实反映了日本怨恨性崛起战略中的冒险性质。

比较而言，德国、苏俄与日本的怨恨性崛起特点，各有不同。除前面述及的以外，下述具体特点值得重视：其一，从国家怨恨的指向上讲，有一个逐渐扩展范围的差异：德国主要指向西欧，日本主要指向欧美的亚洲势力，而俄罗斯指向的则是整个西方，以及西方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二，从国家怨恨的时限上讲，有一个三者相比时间显著拉长的差异：日本怨恨的是近距离的美欧对日本、亚洲的控制，德国怨恨的则是其他种族对雅利安纯种的压制、对德国利益的侵犯，苏联怨恨的是欧美国家安于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而致力以完美而远大的共产主义目标取而代之。其三，从国家怨恨的表现方式上讲，德国诉诸战争的方式最为直截了当，而且不惜竭尽国力，两次发动世界大战。苏俄诉诸战争的企图相对较弱，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被拖入战争泥淖的，但苏俄绝不拒斥战争，甚至认为战争是其实现最远期的国家之国际领导权的必须。日本对战争手段的动用具有更为明显的限制性，基本限制在亚太地区。这与前述日本怨恨性崛起的势力谋求所具有的区域化特点是相适应的。其四，从国家怨恨的发泄目的性上讲，德国人的种族主义目的既非常外显，也最令人痛恨；日本为自己打上了武装亚洲，抗衡欧美的代言弱者的虚伪正义烙印；相比而言，苏联更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深谋远虑，它寻求的是一个克服了民族国家所有弊端的理想社会目标。其五，从国家怨恨的蓄积方式讲，德国是以实现国家崛起为目的，渲染那些压制德国的国家对德国所具有的威胁性，进而以地缘政治理由为战争制造借口；苏联则以世界革命是为进入理想社会的前提条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严重缺陷进行批判和抨击，促使人们对现实世界心怀严重不满，对国际流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深怀怨仇，必欲除之而后快。总而言之，怨恨心理在三个国家的崛起过程中，发挥出了极为重要的动力作用。

郁积在心中的怨恨是否有消除的可能呢？是有可能的。正如舍勒所指出的那样，心怀怨恨的人，心存强弱程度不等的报复心理，但在报复实施之后，报复感就消失了；同时，心中的怨气驱使他们寻找机会惩罚施加怨恨的对象，一旦报复的对象受到惩罚，惩罚感就消失了。国家的怨恨也可以像人的怨恨一样，以这种方式消失无踪。国家怨恨在成为国家崛起动力之后的消逝情形，可以区分为两种相应的情况：一是怨恨者成功报复了怨恨对象，心中块垒即破，怨恨烟消云散。二是怨恨者被怨恨对象彻底征服，因此在一种心悦诚服的情况下，怨恨消散殆尽。前一种情况只会出现在怨恨性崛起国诉诸战争，并获得胜利的那段特殊时间。如德国在东西战线获胜的当下，就有一种志得意满的快感。而日本在偷袭珍珠港成功的一刻，额手称庆，认为有效打击了美国。二战后一段时间，苏联引领了全球的社会主义浪潮，让他觉得自己具备了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群伦的实力，以至于急急忙忙宣称自己国家秉持的意识形态是无可阻挡的。但由于战争报复或一时的战略取胜很难长久地维持短暂的无怨心境，随着战败的到来，或者反对性意识形态在长程的竞争中取胜，曾经消逝的怨恨又会郁积起来。今日失落的俄罗斯在某种意义上就证实了这一点。

后一种情况对人们理解二战后德、日的走向具有重要作用。在德日两国彻底输掉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国际审判将轴心国置于种族灭绝、肆意屠杀、背弃人道的不正义位置上，且将同盟国置于反对侵略、阻止屠杀、恢复人道的正义位置，人类避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所谓正义、仅是利益之争的道德困窘，从而让德、日两国无法为自己基于怨恨而发动的战争罪责辩护。二战后的两种定势：轴心国与同盟国的正义与非正义的位势，以及同盟国对轴心国进行的民主秩序重建，让人类免除了不断以战争手段来解决此前战争造成的敌意与仇恨的恶性循环。循此路径，德国与日本终于走上了顺应性崛起之路，在二战结束后的三十来年时间里，终于成为受人尊敬的世界大国。

但毕竟诉诸战争胜败来解除国家怨恨，终归是一件悲剧性的事情。国家怨恨是否可能不以战争方式来化解，并促使国际社会的领导权发生理性而和平的转移呢？从国际政治的一般理论视角看，存在这一可能性。而从民族国家时代的国际关系史来看，也有这样的经验记载。就前者论，国际社会不存在永久发挥效用的国际秩序。不过从应然的角度讲，既定国际秩序与新生国际秩序之间的交替，不应被简单视为一个强制过程的产物，而应当看作是一个因势利导转变的结果。在最终结局上，则是新旧国际秩序的代表性国家顺势而变的结果。就后者论，现代早期开始称雄全球的英国霸权，在1940年代交接给新生世界霸权美国，就不是诉诸战争手段完成的过程。英美国际领导权的交替，是一个和平转移国际领导权的经典案例。这符合民族国家竞争体系中此消彼长的长程竞争法则。一方面，只要将民族国家的国内规则挪移来处理国际事务，国际社会就不会陷入一个无望的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确实充满了不讲信义、背弃原则、毁弃道义的非规则现象。“然而，另一些时候，各国确实通过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实现目标。尽管缺乏任何最终的国际权威，各国政府往往约束自己去遵循互利的行动方针。而且，虽然没有任何国际主权者存在，随时准备强行贯彻协议条款，但是各国能够通过默契式合作、双边和多边正式谈判及国际体制的创设去实现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一个志在维持国际秩序的超级大国或霸权国家，不应只是一个只知自利的国家，起码应当遵循自己承诺的国际规则，谨守国际法、国际条约与通行的国际规范。如此，这样的国家之间，就可以理性转移国际领导权。自然，从旧的国际霸权转向新的国际霸权，一定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国家实力变化。但这样的变化，不是诉诸战争手段阻止或推进就可以如其所愿的。不过仍然需要确认，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在发挥国际领导权的时候，总免不了动用一些有违国际规则的手段。这些手段，可能是台底施加的、也可能是台面强行的，甚至也会诉诸战争方式。但英美霸权有一个共性，就是不以怨恨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底，不将系统性、毁灭性的报复别国作为行使国际领导权的强力手段。而在交接国际领导权的时候，不是以粗暴的强求方式，逼使旧霸权退场，由新霸权清场。为此，人们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拒斥，即对老的世界第一强国与新生的世界第二强国之间不可避免地会诉诸战争来解决霸权争夺难题的批判，便显示出无论东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于和平理性相处的国际关系的殷殷期待。

英美霸权的和平交接表明，一个意欲行使国际领导权的新兴强国，必须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由此，才能真正成为比较稳定地发挥国际领导权的国家。而这也会促成一种趋近合作而非叫嚣战争的国际秩序。凡是违逆形势处境，在国家实力并不足够时，仅仅依据怨恨蓄积的不满、敌视、仇恨激发的爆发性社会力量，并一时穷尽性地动用国家资源、讹诈性地求取国家腾飞奇迹，以之为据去强求国际社会的领导权，甚至不惜动用残酷的战争手段来实现领导或支配国际社会的图谋，最终，只会以失败终场。而且，愈是对国家郁积的怨恨心结不解，就愈是会强化怨恨性崛起国与国际社会的对抗心态，也就愈是会导致其谋求国际霸权图谋的一再败局，最终会彻底输掉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取胜希望。如今的俄罗斯可以说是一个标志。在二战以后，德国与日本不再以怨恨心理作为国家崛起的心理动力，转而以常态化的国家崛起谋求国际社会的尊重，则成为维护国际秩序的良性力量。这是不同于今日俄罗斯的国际处境的另类案例。它们都足值重视，启发人理性思考国家崛起与全球秩序问题。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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