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柏林、莫砺锋|金陵·秣陵·孝陵：地名入诗及其近古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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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蒲柏林（左），1994年9月生，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莫砺锋（右），1949年4月生，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梅庵书院院长等。

摘要

地名是凝结着历史记忆且能激发语词联想的文化符号，典型如金陵有数十种别称，并且因其不同的语词特点、典故来源、称名性质构成复杂而庞大的表意系统。其中，“金陵”一称影响最大，“秣陵”因构词法相似而与之成为成对地名，受语言机制、历史情境、现实事件等多重因素作用，衍化出不同的意象偏好、题材选择与情感色彩。地名丰富化与金陵组诗规模化同步，文化内涵的累积使诗境更加饱满，但也因此陷入典故繁复、意象空洞的创作困境。明清时期，“孝陵”作为极具象征意味的新地标使怀古诗更具临场感，相似的词形使其得以部分继承“金陵”“秣陵”的表达传统而没有宋代以来金陵怀古诗肤廓之弊。作为人文学科重要的关键词类型，以地名为远读的切入口，还原背后的历史空间、诗人心态，对古代文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地名入诗；金陵怀古；文化符号；地方书写；远读

地名是凝结着历史记忆且能激发语词联想的文化符号。诗人以异代地名入诗，往昔与当下、在场与缺席、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交织成互文网，从而使诗境具体丰满。金陵（今治江苏省南京市）称名多达数十种，［1］远超其他城市，各类官方及民间称呼、旧称与通名、褒名与贬名事实上已构成庞大的表意系统，不仅为唐代金陵咏史、怀古题材的创作盛况提供了语词基石，其不断增加的称名也适应了宋代以来大型地名组诗的发展。换言之，诗人如何巧用地名对地方书写有重要且深远的影响。目前，学界对于金陵诗词的研究甚多，但是围绕城市别称的考订与文化研究多属地名学范畴，讨论不同称名对于诗歌表达作用的成果多附着于相关研究乃至笺注、鉴赏读物中，尚缺乏系统化的论述。［2］因此，本文拟从诗人对城名与景观名的运用入手，呈示其不同选择背后的诗歌原理、历史记忆与现实因素，并进一步讨论它的近古衍化与诗史发展、诗学研究的关系。

一、“金陵”的城市别称与语用分异

从语用的角度讲，金陵、秣陵、南京、建康、建业、江宁、白下、应天、集庆等城市别称绝非可以随意替换的同义词，它们因不同的命名缘由凝聚着不同的文化意蕴。入诗后，其应用范围与情感指向随之变化，遂成“大都市区复杂性最好的注脚”。［3］其中，“金陵”虽非宋代以后的官方城名，但因其起源最早、影响最大，也被作为通名使用，见诸正史记载、官方档案与时人口议。［4］程千帆先生指出，适当地使用异代地名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复杂的回忆”，［5］聚焦别称使用之异正可揭橥其义。

讨论城市别称的难点在于所指对象的流动性。相比由标志性地方景观升格而来的“白门”“石头城”，［6］以及源于明人对城市政治功能的认定、同名未必同地的“南京”，［7］“秣陵”的早期称名缘由一如“金陵”模糊不清，且甫一见诸史籍，便以城名的姿态出现。加之二者构词法相似，事实上属于成对地名，［8］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意义得以分化，因此颇具可比性。古人往往相信“金陵”因楚威王埋金镇王气而来，“秣陵”亦与之密切相关，《三国志》裴注云：

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9］

后世《太平寰宇记》等著作悉从此说，并以秦淮河为凿掘之迹。［10］这些典实内化为近古诗人的地理知识，进而输出为诗，故曾极《金陵》诗曰“凿地破除函谷帝，埋金厌胜郢中王”，《秦淮》小序谓秦始皇“使朱衣凿山为渎，以断地脉”。［11］

称名来源的典故赋予城名或褒或贬的性质差异，直接决定了地名入诗的情感指向。在近古诗人眼中，“金陵”似贬实褒，“秣陵”是最重要的贬名。其他褒名如“建康”“建业”“应天府”，均是孙吴、南朝、明朝都城名，入诗如烈火烹油，往往格调高扬。南宋苏泂所作“依旧风流好建康”，［12］正是将当时的官方名称与褒义故名巧妙结合，以达到双关效果。山河破碎的明清之际，屈大均“江南岁岁添形势，料得天心在建康”、钱谦益“烟月扬州如梦寐，江山建业又清明”［13］中地名本身蕴含的美好寓意也相当明显。“秣陵”“江宁”“归化”等贬称大都因新政权更名以镇王气。具体到“金陵”“秣陵”二称，情感指向带来的使用差异尤其表现在意象组合上。“金陵”多与宫、山、亭、台、丘、石头等坚固恒久的意象关联，而“秣陵”则与云、烟、雨、波、舟等缥缈流动的意象结合，这些意象均是褒贬称名所承载文化意涵的外化表现。

前者例如“金陵要奠南朝鼎，铁瓮须争北固关”，［14］重在表现缺席的“昔盛”；后者如“衰草寒烟古渡头，渔人悲唱秣陵秋”，［15］强调在场的“今衰”。“金陵”虽不乏与舟船、流水意象结合的用例，但往往是雄伟的楼船与汹涌的江潮，如“楼船直捣金陵潮”，“淮水遥通江上潮，金陵王气此中消”。［16］而与“秣陵”关联的楼台土丘意象即如“秣陵多少伤心事，不独青楼旧酒家”，“秣陵城阙暮云封，估客帆樯落日逢”，“远望钟山一抹烟，秣陵遗址暮云边”，［17］突显残尽衰颓、哀婉迷离之感。要之，“金陵”意象禀王气，多具宏伟规模；“秣陵”意象含暮气，伴以烟雨泊舟。入诗后，同样是感怀古今，“金陵”追忆繁华，“秣陵”伤怜残垣，正对应着金陵城的兴、废二面。

诗中同时用“金陵”“秣陵”者最可见二名语用分野，以明中叶诗人陈维裕的《送金少卿尊甫致南安太守归政》为例：

都门七月天气凉，榴花落尽杨叶黄。……君家金陵江上住，家世冠裳朝夕聚。蠧简牙签满几床，芝兰玉树当庭户。……遥波落木怆离情，明月白云引归趣。凤皇山南白鹭洲，昔年别处今白头。秣陵风景常在目，却羡长江天际流。［18］

此诗首尾部分体现了这位明代普通诗人运用城市异代别名驱动诗意的努力。其开篇点明时令，进而铺陈金氏身世履历，诉惜别祝愿之情，“金陵”对应显赫的家世，用词可谓琳琅满目，“秣陵”则与落木流水、明月白云相伴，显得朦胧哀婉，寓离别之怆。同是长江，前者强调壮阔，后者凸显自在，首尾呼应，也标记了诗歌的情感走向。与之相似的还有张羽《长干行》、阮大铖《李孔凡以诗集见示赋答》等作，可见二名语用分野至少在明代已基本形成，并广泛运用于寄赠唱酬作品。

此外，地名入诗的差异还表现在题材与位置方面。官方名称与民间称呼、通名与故名的属性划分限制了题材选择：在公共领域诗歌中，交代职官籍贯、诗题系地不需要借由旧称实现陌生化，均需使用通名。因此，诗题用通名而正文用别称的情况并不罕见，如明初贝琼《送曹季材赴京师因寄刘子宪助教》一诗开篇点题云“跨马金陵去”，［19］诗题用明初官方城名、首句用旧称的方式形成了当下与往昔的张力，旧称蕴含的历史记忆也成为诗意发生的背景。作为通名，“金陵”入诗题实指姓籍、方所的情况又远多于“秣陵”，在宋末宋无《送宗上人游金陵》《金陵送倪水西之江陵》、元人潘纯《送张仲举赴金陵郡学博》、明人魏时敏《送王生还金陵》、钟芳《庚午冬次金陵遇邢景阳北上》、欧大任《周选部入都闻吴山人卧病金陵念仆极至辄报此章》、清人王士禛《金陵道上》等作品中，“秣陵”或与秦淮秋月、迷蒙风雨共同标记时空背景，或与云树寒烟共塑哀婉意境，较之诗题中的“金陵”都承载了更丰富的意蕴。

总之，金陵的众多别称展现着不同的城市形象，兴衰荣辱，风云变幻。“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20］之后，是“秣陵衰草国殇多”［21］的沧桑。

二、“秣陵”意象的生成机制与效果历史

“金陵”“秣陵”的语用之别由历代诗人在创作实践中逐渐累积。六代兴废之后，金陵怀古题材已是唐诗大宗，而同样作为故名的“秣陵”则较少使用且并未体现出明显的差别。唐人李群玉首先以“秣陵怀古”为题，但写法与其他金陵怀古诗无二。直至宋末，仇远《秣陵》二首皆从凿断连岗之典出发，其二末联云“此生不踏江东道，将谓金陵即秣陵”，［22］明确赋予了两种称名不同的情感意蕴。文天祥“秣陵未改已无秦”、董师谦“王气元无了，何消凿秣陵”［23］等诗亦用此典。换言之，二名语用分异由先天的语词特点与后天的历史境遇共同形塑，尚须以历时性眼光探索“秣陵”意象的生成机制，并梳理其效果历史。

地名本身的语词特征是“秣陵”意象生成的先天因素。除了固有的典故义涵对情感意蕴的引导，语词的声律特点与符码联想也会左右诗人的异代地名选择。就声律来说，“金”为平声，“秣”字仄声，因而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衍化出不同的意象组合偏好。早在唐宋时代，这一倾向已有表征，今借《全唐诗》《全宋诗》中“金陵”“秣陵”二词数量统计略作说明：［24］

由表可知，唐宋诗中的“金陵”“秣陵”极少出现在句尾，“金”“秣”二字通常不在节奏点上，可以“一三五不论”，称名选择受平仄因素影响并不大。当地名出现在句首，通常交代诗歌发生的情境，或与双音节词组成短语，尤以“金陵王气”为多。句中往往出现在五言句的第三、四字和七言句的五、六字，地名作定语与某一单音节名词组合成三字短语。如此一来，在近体诗中，“金陵”若接平声字，则易构成三平调，此乃大忌。因此，唐宋诗中的“金陵”常与酒、月、渚、路、客等字结合，多为仄声，而“秣陵”便能与春、烟、书等平声字组合，［25］与近古诗歌的情况高度吻合。诗法如语言的魔方，潜在地影响了诗人的语词选择，并形塑诗歌表达传统。

就符码联想而言，“金”“秣”二字蕴含不同的情感色彩。“金”是色彩鲜明的形容词，易与富贵王气关联，省称“金城”及石头城等称名也关涉固若金汤之喻。至于“秣”字，从禾从末，与末、割等字同韵，所组词汇如“秣马”亦与战乱、远征、离别关联——在因声求义的训诂传统与意象批评法的解诗传统下，“秣陵”更易唤起人们对战争伤痛的记忆与废墟场域的联想，故较之“金陵”，破败感更甚一层，因而潜在影响了诗人的语感。

除了固有典故意涵和语言机制的影响，明清时期二名功能分化也是历史情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明清文人关于金陵城名的运用可归纳为三个阶段。明初之人极少以承载负面意涵的“秣陵”入诗，多用“金陵”强调它依旧是帝王洲，“金陵王气千年在”［26］一类的表述比比皆是，怀古题材也写得崇高壮美，试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悬置沉痛的历史记忆。明太祖以统一帝国君主的姿态定都于此，誓言要将新都形象与过往短命割据势力的旧都区分开来，其《阅江楼记》云：

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业，然居是方，而名安得而异乎！［27］

特别是随着行政区划的扩大，江浦等地并入后，长江天堑成为金陵城中之江，［28］诗人多以此抒写豪迈之感。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正是此类诗作典范，其诗以登台所见壮丽景象写起，极写江山形胜，遂云“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进而转入史事沧桑的思考，心境郁塞，诗境苍茫，最后从“前三国，后六朝”的历史语境中回归现实，寓祝愿与隐忧于新朝：“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29］这一怀古模式在明初颇具普遍性。贝琼《凤皇台怀古》、子楩《金陵行》、蓝智《凤凰台》等诗机轴亦同，“金陵”称名中的积极寓意随之被充分挖掘。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金陵作为陪都仍具较高地位，但时人已目之为旧都，“秣陵旧都地”［30］一类表述随之大增。从政治中心变为繁华都市，王气被消解，“秣陵”常被视作旧都与燕京对举，故有“秣陵城上望燕京”［31］之言，李贽在焦竑落第后赋曰“秣陵人去帝京游，可是隋珠复暗投”，［32］以“秣陵”表籍贯，亦与“帝京”形成张力。

明社既屋，“秣陵”成为屈大均、钱谦益等遗民的隐语表达，承载着他们的集体记忆。南明势力蜷缩至长江以南，金陵短暂地成为政治中心后迅速陷落，昔日繁华化作梦中泡影，亡天下的阴影横亘在文人心中挥之不去。以屈大均为例，其“金陵”诗如“凤鸟高飞何所止，金陵宫阙五云起”，“青山尽向金陵出，虎踞龙蟠为本朝”仍作豪语，但《秣陵》一诗直抒故国之思云“如何亡国恨，尽在大江东”，呈现了沉痛悲凉的情调。《秣陵春望有作》十六首、《秣陵感怀》二首乃至《念奴娇·秣陵吊古》等词作皆诉说“南国飘零事事非”，［33］可谓字字泣血。在这些作品中，过半出现烟雨意象，“王气”化作“烟雨”飘零，意境便由雄浑转向凄婉。其他常用物象如流水、花草、斜阳，无不寓情于景。

作为咏叹南明兴亡的佳作，世人多以神韵说阐释王士禛《秦淮杂诗》独特的美学价值。若从地名运用的角度看，十四首诗的哀婉基调正由“秣陵”奠定，其一云：

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34］

全诗径写与秣陵称名来源直接相关的秦淮，多用舟、烟、风、雨、残秋等意象，幽深迷离而含蓄蕴藉，迥异于唐代以来厚重沉雄的金陵怀古诗。易代兴亡的“肠断”之感若隐若现，无怪乎时人“争写君侯断肠句”。［35］

遗民社会空间中的现象级作品也会间接丰富“秣陵”意蕴。吴伟业《秣陵春》传奇寓黍离之悲于南唐故事，无论是观演还是阅读，在清初至中叶极具传播效力。［36］洪亮吉过吴氏故居云“同谷七歌才愈老，秣陵一曲泪俱流”，［37］便以“秣陵”代指此曲。直到晚清，或题《红楼梦》诗云“一卷听秋新乐府，胜他祭酒秣陵春”，［38］亦可证其影响持久。“秣陵”成为遗民心绪相连的空间标记，春秋则成为感伤情调发生的时间坐标，无不怅惘迷离，所指对象也超出了《秣陵春》本身。钱澄之寄吴伟业诗径以“秣陵烟树已全空，回首登临似梦中”开篇，乃记“别填词曲哭秋风”［39］之事。其后孔尚任《桃花扇》“看一片秣陵春，烟水消魂，借着些笙歌裙屐醉斜曛”意境仿佛，名曲《哀江南》曰“猛抬头秣陵重到”，继而描绘的景象正是“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40］之后柳敬亭登场，弹词一曲《秣陵秋》，更是痛挽南明。施闰章诗“秣陵遗老今摇落，壮岁高歌莫厌贫”［41］更以此名定义群体身份。换言之，明清鼎革的惨痛记忆重构了秣陵意象，遗民为“秣陵”注入了个人心血，形成了独有的表达策略，从而有别于以“金陵”入诗的怀古模式。

明置秣陵关于秦淮之畔，［42］以旧城名为新景观命名，诗人的视域与历史空间中的记忆、想象融合，进一步构筑了具备多层次意蕴的“秣陵”意境，多种题材的书写传统融汇于此。以胡应麟、吴敬梓诗为例：

玉河流水暮潺潺，行李西风出乱山。一路相思秋色里，孤云何处秣陵关。［43］

箯舆芳径草痕斑，明庶风来渗客颜。一带江城新雨后，杏花深处秣陵关。［44］

首先，二诗尾句机轴相似，然各有所袭：胡诗近承元人“何处孤云是汉关”，［45］首句也将唐僧灵一《与元居士青山潭饮茶》中的“青溪”换作“玉河”，以今易古；龚诗则点化毛奇龄“杏花深处是禅关”，［46］以实化虚。此皆明人作诗惯用技巧，“春风先到秣陵关”［47］等诗亦与玉门关等边塞题材的书写策略衔接。其次，二诗“行李”“相思”“客颜”等词均伤于羁旅送别，这源于秣陵关的建筑功能。晚明金陵流寓之风盛行，［48］城关承载着离愁别恨，旅人由秦淮水路出入，舟船、流水意象则更加凸显。屈大均“双桨如飞吹不转，秣陵东至海陵东”［49］以二“陵”旧称置换了诗题《同李子自扬州至泰州》中的二“州”，亦是取秣陵伤别之意。最后，二诗均以秋、雨为背景，以流水、西风、东风、乱山、孤云等意象烘托意境，一方面契合羁旅离别之情与关隘书写的传统，另一方面延续了“秣陵”既有的表达习惯，新景观非但没有分割秣陵意象，反使其意境更加饱满。

三、“孝陵”情结与诗歌创作困境的自赎

陆游评岑参“那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与韦应物“宁知故园月，今夕在西楼”二诗“语意悉同，而豪迈闲澹之趣，居然自异”。［50］其间差异的关键便在地名选择，“金陵”“秣陵”意境之别正与“铁关”“西楼”的语码联想、背景设置同理。不同的是，高度符号化的城名意义源于典故，进而融合集体记忆幻化为意象，最终抟成情境，实质上是文学想象的产物。金陵城的兴废史与数十种别称可谓将异代地名带来的复杂回忆发展到了极致，其结果是，在唐诗中便已高度成熟的金陵咏怀题材，自宋代以后，大型怀古组诗的出现反使诗境走向典故较多、内容抽象和词汇、意象重复度较高的逼仄形态。［51］何况唐宋时期金陵的历史遗产乏善可陈，宋人有关金陵的地方书写难脱唐人窠臼，即便如苏泂，在近代历史中寻求新的典故、寄寓现实关怀，［52］但“白头官吏知年几，犹指屏风说孝宗”，“先祖曾经相哲宗”［53］等诗蹈袭唐人借断片连接往昔与当下的叙说模式，指向的是中兴、元祐和新法，与金陵并无密切关联。换言之，原有金陵怀古题材中的景观名称被抽空了具体所指的特殊性，从而变成了飘浮的能指符号，名与实难以统一，诗歌变得机械僵化。

孝陵的营建为明清金陵怀古写作注入了活力。从语言机制讲，尽管此“陵”非彼“陵”，但“孝陵”与“金陵”“秣陵”词形相似，在实际创作中诗人可径以“孝陵”这一具体场所名替换“金陵”“秣陵”，从而加强情感浓度及明清易代的当下所指。前者如遗民彭孙贻诗曰“孝陵王气今有无，戎马骄嘶躏旧都”，［54］钟山明孝陵为抽象的“金陵王气”提供了具体的意向场所。明代以后，“钟山王气”连用的情况也开始出现，张岱记时人之言以钟山上“浮浮冉冉，红紫间之”的云气为“龙蜕藏焉”的王气，［55］但前代诗歌中从未有过如此具体化的表达。后者如钱谦益“禾黍陪京夕照边，驱车沾洒孝陵烟”、黄景仁“回看孝陵树，怀古使心哀”、屈大均“年年寒食日，望断孝陵云”［56］等作，烟、树、云皆是常与“秣陵”关联的意象，“孝陵”入诗后，黍离之悲、故国之思和怀古愁绪由朦胧转向清晰。如果说“秣陵”是遗民社团高度抽象的隐喻，“孝陵”则成为遗民诗人有迹可循的精神灯塔。

作为地标景观，明清两代关于孝陵的书写策略大异其趣，存在由遥望到直寻、由肤廓到具体、由应制到咏怀的变化。明亡，作为皇家禁地的孝陵失之管理，［57］乃有“盗陵木为薪者”，［58］遗民趁此机会深入之前难得一见的皇家禁地，大大丰富了怀古诗料。明人通常只能远眺孝陵，胡俨“孝陵松柏茂，云际郁嵯峨”、黄淮“钟阜龙蟠第一山，孝陵遥在五云间”［59］等作极力渲染其非凡的空间氛围。亲临者则多作应制诗，金幼孜《瑞应甘露诗》、陈琏《孝陵陪祭》、李昌祺《孝陵春日陪祀二首》等作抒情性较低，颂赞之词多而景观描述较少。而顾炎武曾七谒孝陵，直言“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60］体现出“对意义之境的关心，对庄严性的耽嗜”。［61］屈大均凡三谒，不仅以孝陵入诗，还撰有《孝陵恭谒记》，多种文体共同勾勒出凭吊故国之旅。王焕镳评清初孤忠遗老谒孝陵抒志士之悲，“百世之下，闻其风者，犹足以警顽钝，振骫骳焉”，［62］诚为的论。尽管清代中后期的帝王加强了对孝陵的管理，但其旨在禁止樵牧，孝陵在文人心中已然是具有临场感的景观，“游人下马说前朝”［63］的情形也成为新常态。

同时，诗人创作目的也悄然发生变化。对遗民而言，拜谒孝陵乃至其他旧迹不仅仅是为了抒兴废之感，更兼有存史之意，是一种学术性游览行为。顾炎武《孝陵图》诗序交代作图缘由为“实录、会典并无纪述”，又因先朝时为禁地而鲜少流传，“恐天下之人同此心而不获至者多也，故写而传之”。［64］其友屈大均“留得孝陵图记在，教人涕泪哭遗忠”、钱澄之“孝陵图本在，一览一凄其”［65］等诗也说明：即便不能谒陵，通过观看孝陵具体的图像、文字记述，也能获得临场感，具有摧人肺腑的感染力。

至于大型组诗，其旨意更因孝陵情结而着意于笔录信史。南宋曾极、苏泂等人的金陵百咏诗已初步流露出无意识的诗歌方志化倾向，以体量最大的《金陵杂兴》为例，在二百首诗中，作者尽可能用上了金陵、秣陵、建康、扬州、金城、冶城、石头城、白下城等城名，钟山、秦淮、栖霞、牛首、桃叶渡、玄武湖、鸡笼山等自然景观，并遥想业已缺席的人文景观，地名运用可谓灵活，呈现了方志应有的较为完整的城市历史图景。与之相比，清代的大型金陵组诗方志化色彩更加浓厚，由无意识转向明确的自觉意识，体现在自我陈述与编纂体例中。

清初余宾硕《金陵览古》自叙云“探奇揽胜，索隐穷幽，地各为诗，诗各为记，次第汇成，凡六十首。后有考古者，按籍而稽，灿若指掌”，［66］可知其旨意非但感慨兴亡而已。随着亡国情绪淡化，清代中期王友亮《金陵杂咏》、晚清汤濂《金陵百咏》等数以百计的大型金陵组诗，却依旧采取分景题咏且于题下小序考证舆地源流、存废情况的形式，此则与日益兴盛的旧都旅游热潮相关，这些组诗不啻金陵怀古游的导览手册。［67］

陈文述《秣陵集》的编纂体例更与方志无二。此集以三百余首名胜古迹题咏为主体，按年代先后编排，诗题如《覆舟山是宋武帝破桓玄处》《摄山栖霞寺是齐处士明僧绍故居》含考据之意，小序更是具言其事，还附有《金陵历代纪事年表》《金陵图考》。既是旨在详细考订故实之著，地名的准确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吴大帝陵》中仅见的“秣陵”王气即呼应小序，谓孙权“徙治秣陵”，是切合典实的特例。又如二十八韵长诗《访南唐百尺楼遗址》以“忆昔彭奴起将家”领起昔盛之铺写，继而云“金陵城郭亲营建，秘计炉灰定九华。宫殿琳琅开建业，有司初作昇元格”，这里的“金陵”“建业”均以褒名入诗，一语双关；后写“转眼沧桑唤奈何”的“南朝千古伤心事”，则云“仓皇百口中原去，赵家天水知何处，山温水暖秣陵秋，回头望断楼前树”，以“秣陵”写今衰。《史墩是史阁部别业今为酒肆》其三云“女墙二月石城潮，白下啼乌梦不消。旧内落花孝陵树，酒人堕泪说前朝”，［68］此处使用了“孝陵”，一是与其一开篇的“秣陵”避重，二是避免肤廓，“孝”字俨然成为点睛之笔。

金陵不啻一座由情绪和意象构成的城市，通过文本以它们程式化的意象而被知晓、被记住并成为值得追忆的地方，［69］正如牟复礼说“过去是文字的过去，而不是石头的过去”，［70］石头城南京亦是由语词而非石头构筑的城市。如果说唐人金陵咏怀诗擅长抓住在场与缺席、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张力表现昔盛今衰，清人则不满足于此，誓将所见之景一一记录，广而告之，其结果必然使诗歌创作方志化，庞大的地名系统也构成组诗的筋骨。

一方面，怀古诗歌的核心要素是临场感，城名让读者的思绪顿时指向作为整体的城市印象，而具体景观则是聚焦在某一视角下、在一定时刻、带有某些标志性特征的对象。“凭吊古迹作为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与历史的对话，可以为因朝代更替而受创的心灵寻求一个慰藉的场所”，［71］孝陵无疑为诗人提供了具象化的怀思场域，增强了诗歌的咏怀品质。另一方面，意象密度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反复使用会造成意象枯窘、风格单调。［72］如何平衡诗歌方志化倾向的双重影响也是近古诗人必然面临的难题。

结语

前文试以金陵、秣陵、孝陵等地名为主干构建地名运用与诗史推衍的纵向系谱，其意义不局限于称名意义深掘、文人心态探求、历史语境还原，更兼具辅助实证研究的功能。确定地名意象的使用倾向在文化地层中的位置，对于诗作断代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叶晔曾以“贺兰”意象为例对旧题岳飞《满江红》词的创作年代有所论述，可谓很好的示范。［73］现代学者对“风格考证”的适用性往往充满疑虑，建立地名入诗系谱，不啻借助地名学、语用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将抽象的“观风望气”之法落实于具体结构形式因素的一种尝试。

除了纵向脉络的爬梳，地名别称也是横向的不同社会空间的聚合点。诗人灵活运用别称，实质上是在语词多声部的意义中进行选择的行为。反过来讲，不同异代地名的使用习惯可以标识创作主体不同的身份。以“江宁”为例，该称本贬名，清代诗人多以其表面的美好寓意反衬城市的悲怆氛围，而乾隆皇帝以“江宁”入诗，则如“惟我圣主巡江宁”，“大略已观民意悉，江宁发驾定明朝”［74］等，均由征服者的视角展开，一语双关，希望旧都宁定。［75］因此，地名入诗与社会身份也存在密切关联。

基于勾连异代时间与共时空间的特殊功能，地名也是文本内部与外部世界对话的介质。所谓介质，即本身不发挥作用但能绾合众多线索的媒介。当我们锁定一个地名，寻找其相关的对话性词语或文本时，我们便从空洞的能指符号走到了具体的感知，从词语走到了身体，而这一切的基础仍然是大量文本细读积累的对作家心态的认知、历史语境的把握。以钱谦益《投笔集》为例，其追和杜甫《秋兴八首》多达百余首的行为本身便是与古人对话。集中大量运用“金陵”“孝陵”“石城”“玄武湖”等地名标识具体的创作情境，不仅是以自己的情境与前代的杜甫及后代的读者对话，也是与同时代知音的对话；而“思”“翁”等韵脚字的使用，也往往承担了揭示诗人心态与自我形象的功能。明清之际的士人好作隐语，他们用各级地名构筑起一个自我放逐的空间，这种生活在别处、躲到情感修辞背后的陌异感事实上没有消解文本的开放性。以地名按图索骥，挖掘文本隐藏的意义记忆，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解诗视角。

注释

［1］据卢海鸣《南京历代名号》（南京：南京出版社，2016年）中的统计，南京历代称名多达70余种。

［2］目前关于金陵诗词的研究，多以李白、王安石等寓居金陵的诗歌名家为研究对象，揭示金陵地方特色，如赵丹琦《论李白金陵诗的帝都文化意蕴》（《求索》2009年第12期）、陈珀如《王安石半山时期的空间书写》（《励耘学刊》2017年第2期）；或以题材为对象，研究唐代以来金陵咏史、怀古诗的形式特征与情感内蕴，如耿波《金陵怀古诗中都市空间的产生》（《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高峰《论金陵怀古词的文学生成及表现》（《南京师大学报》2009年第5期）。关于城市别称的考订与文化研究，则以胡阿祥《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为代表。至于金陵诗词中关于地名运用及其表达效果的研究则显得零散，如魏中林鉴赏屈大均《秣陵》（《元明清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第1083-1084页）已点出此诗“历史意象与现实意象双重叠加”的特点，提示作者专用“秣陵”旧称“暗含着从历史纵深追寻起步”之意，但未作深究。

［3］段义孚：《恋地情结：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研究》，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10页。

［4］《明史》《清史稿》多以此名记载战争形势，清代内阁大库档案也不乏“金陵归顺，福王就擒，并陈南京名号当除”（顺治二年六月某日山西巡抚马国柱）、“皇上诣金陵”（乾隆十八年一月某日礼部）等纪录。《红楼梦》（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4、26页）开篇声明“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假语存”因言“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可见小说作者亦将“金陵”视作通名。

［5］程千帆：《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古诗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1页。

［6］“白门”本是城门之名，该地植柳，故李白诗云“乌啼白门柳”（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四《杨叛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25页），与柳意象结合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清代。“石头城”本是临近秦淮河入江口的军事要塞，刘禹锡诗“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六《金陵五题·石头城》，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671页）即是写照。明清时此名已升格为城市代称，但诗人依然强调江潮意象及“虎踞”之喻，如钱谦益诗云：“惟有江豚吹白浪，夜来还抱石头城。”参见钱曾笺注：《牧斋有学集》卷八《棹歌十首为豫章刘远公题扁舟江上图》其六，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79页。

［7］今天的成都、商丘、辽阳、北京和开封等地均曾被称为“南京”，杜甫诗“南京犀浦道”（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九《梅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38页）便指向安史之乱后作为陪都的成都。

［8］地名常常成对出现，以分立修饰性特征。参见В. Α. Жучкевич：《普通地名学（第一部分：地名学的基本规律）》，崔志升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17页。

［9］《三国志》卷五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46页。

［10］事实上，今人或力证“秣陵”实为褒称，参见胡阿祥：《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第四章第四节“秦国号在后世的影响兼说秦置秣陵无贬义”；或认为“陵”只是古楚语词缀，与零陵、竟陵、江陵相同，参见蒋少华：《钟山历代称谓考》，《南京钟山文化研究》2011年第2期；秦淮河也早已在民国时期被确证为天然河道，参见翁文灏：《中国东部中生代以来之地壳运动及火山活动》，《地质学报》1927年第1期。

［11］曾极：《金陵百咏》，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年，第1、12页。

［12］苏泂：《金陵杂兴》其九二，程章灿、成林点校，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年，第66页。

［13］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校笺》卷二《从京江至石头城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75页；钱曾笺注：《牧斋有学集》卷一《送李生还长干》，第16页。

［14］潘重规：《钱谦益投笔集校本》卷上《后秋兴八首》之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第7-8页。按：铁，潘校作钱，从底本。

［15］多隆阿：《桃花扇传奇题词》，金毓绂辑：《辽海丛书》集十《慧珠阁诗钞》，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第3463页a。

［16］张百熙：《白帝城谒昭烈庙》、朱福田：《秦淮吊古》，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卷一六六、一九四，闻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7238、8927页。

［17］光廷瑛：《旧院》，陈诗辑：《皖雅初集》卷七，孙文光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7年，第279页；朱彝尊：《秣陵》、李临驯：《重到金陵怃然有作》，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卷四四、一四二，第1679、6210页。

［18］曹学佺编：《石仓十二代诗选》“明诗”次集卷二六《友竹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刊本，第5页。

［19］《贝琼集》“诗集”卷七，杨叶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536页。

［20］谢朓：《鼓吹曲》，《文选》卷二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31页。

［21］谭献：《复堂诗》卷三《万松关》，《谭献集》，罗仲鼎、俞浣萍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37页。

［22］杨镰主编：《全元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3册，第213页。

［23］文天祥：《行宫》、董师谦：《钱塘怀古》，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第43034、43465页。

［24］表中“/”前的具体数值据《全唐诗》统计，后据《全宋诗》。古诗文中存在以“金陵”指润州（今治江苏省镇江市）者，如李绅《宿瓜州》云“烟昏水郭津亭晚，回望金陵若动摇”（彭定求编：《全唐诗》卷四八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487页），这类诗例极少，不影响结论，统计时未排除。

［25］古诗不避三平调，如李白古诗中多以“金陵城”作结，不受格律束缚，但这类情况并非主流。

［26］朱梦炎：《舟次采石和聂原济韵》，曹学佺编：《石仓十二代诗选》“明诗初集”卷六八，第14页。

［27］朱元璋：《明太祖集》卷一四，胡士萼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第275页。

［28］费丝言在《谈判中的城市空间：城市化与晚明南京》（王兴亮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85页）中指出，明代人通常使用文雅的“金陵”来称呼南京，它“不但包括城墙内的城市，而且还包括下辖地区（应天府，或者所谓的‘南京大都市区’）”。

［29］金檀辑注：《高青丘集》卷一一《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徐澄宇、沈北宗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51页。

［30］陈第：《再送董崇相户部课绩》，钱谦益撰集：《列朝诗集》“丁集”卷一一，许逸民、林淑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132页。

［31］谢榛：《江淮篇赠别董中丞叔化赴南都》，《谢榛全集》卷二，朱其铠等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58页。

［32］李贽：《焚书》卷六《山中得弱侯下第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3页。

［33］以上引诗参见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校笺》卷二《客山阴赠二祁子》、卷八《浮江作》、卷二《秣陵》、卷四《秣陵感怀》，第214、794、176、481页。

［34］王士禛：《渔洋诗集》卷一○，《王士禛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298页。

［35］王士禛：《渔洋诗话》附录《带经堂诗抄小传》，《王士禛全集》，第5137页。

［36］参见戴健：《论吴伟业的〈秣陵春〉传奇在清代的传播与接受》，《学术论坛》2016年第8期。

［37］洪亮吉：《沪渎消寒集》卷四《吴梅村祠题壁》，《洪亮吉集》，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296页。

［38］徐兆玮：《黄车掌录》卷七，苏醒整理：《徐兆玮杂著七种》，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79页。

［39］钱澄之：《田间诗集》卷一七《寄吴梅村宫詹》，诸伟奇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353页。

［40］孔尚任：《桃花扇》卷上《拒媒》、卷下《余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79、198-199页。

［41］施闰章：《施愚山集》“诗集”卷三七《酬顾与治从子友惺》，何庆善、杨应芹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8年，第306页。

［42］秣陵关在江宁东南，参见《明史》卷四○《地理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1页。

［43］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七八《再别惟演十绝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64页。

［44］李汉秋、项东升：《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卷三《秣陵关》，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28页。

［45］郑元佑：《苏武牧羊图》，杨镰主编：《全元诗》，第36册，第356页。

［46］毛奇龄：《西河集》卷一八一《朱法曹在镐张州守锡怿徐文学允哲招赴昙润师西林社集和允哲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58页。

［47］欧大任：《闻姚元白南还已过徐州》，孙葪、欧大任等：《南园前五先生诗 南园后五先生诗》，梁守中、郑力民点校，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41页。

［48］参见罗晓翔：《陪京首善：晚明南京的城市生活与都市性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95-325页。

［49］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校笺》卷二，第149页。

［50］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2页。

［51］参见叶晔：《拐点在宋：从地志的文学化到文学的地志化》，《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

［52］田萌萌、康震《论苏泂金陵组诗创作之地域因缘》（《江海学刊》2020年第4期）中指出：“平淡无味的六朝咏史诗背后，隐藏着的是身在南宋建康的幕府士人对整个时代的忧虑。”

［53］苏泂：《金陵杂兴》其一五、一八四，第51、83页。

［54］彭孙贻：《茗斋集》卷五《潜夫先生读先太仆围城手书题以长句感涕之余依韵次答》，《四部丛刊续编》集部影印海盐张氏涉园藏手稿本，第28页。

［55］张岱：《陶庵梦忆》卷一《钟山》，马兴荣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12页。

［56］钱曾笺注：《牧斋初学集》卷八《投宿崇明寺僧院有感二首》，第414页；黄景仁：《两当轩集》卷四《偕稚存登鸡鸣山》，李国章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5页；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校笺》卷二《寒食》，第209页。

［57］明律规定“凡擅入太庙门及山陵兆域门者，杖一百”，只允许特定人员在特定日期谒陵。参见申时行等修：《明会典》卷一六六《律历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50页。

［58］王焕镳：《明孝陵志》，周钰雯、王韦点校，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59］胡俨：《颐庵文选》卷下《过南京三首》，《胡俨集》，汤志波、杨玉梅点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79页；黄淮：《省愆集》卷下《乙未夏五月初三日夜梦侍朝因追想平日所见成绝句三十八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71页。

［60］顾炎武：《亭林诗集》卷三《重谒孝陵》，《顾亭林诗文集》，华忱之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8页。

［61］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4页。

［62］王焕镳：《明孝陵志》，第34页。

［63］彭蕴章：《松风阁诗钞》卷一《明孝陵》，《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63页。

［64］顾炎武：《亭林诗集》卷二，《顾亭林诗文集》，第306页。

［65］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校笺》卷九《哭顾征君宁人》，第902页；钱澄之：《田间诗集》卷四《望钟山》，第83页。

［66］余宾硕：《金陵览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41页。

［67］关于明清时期《金陵图咏》等地方文献对“卧游”的强调及与消费文化的关系，费丝言已有较好讨论，参见费丝言：《谈判中的城市空间：城市化与晚明南京》，第178-196页。

［68］以上引诗参见陈文述：《秣陵集》卷一、六，管军波、欧阳摩一点校，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63、193、194、259页。

［69］参见宇文所安：《地：金陵怀古》，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8-140页。

［70］牟复礼：《中国城市史一千年：苏州城的形态、时间和空间观念》，常建华主编：《中国城市社会史名篇精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153页。

［71］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220页。

［72］参见莫砺锋：《论唐诗意象的密度》，《莫砺锋文集》卷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162-167页。

［73］参见叶晔：《宁夏词学传统与词中“贺兰”意象的演变》，《文学遗产》2019年第3期。

［74］爱新觉罗·弘历：《观象台》《行春桥乘舟归苏州行宫即景杂咏八首》，《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册，第333页；第4册，第562页。

［75］江南问题一直是清代前期君主的心腹之患，参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增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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