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是我们党的事业的骨干，干部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决定革命、建设和改革任务能否完成，目标能否顺利达到。教育培训作为我们党组织推进党员干部学习的有效手段，从建党早期直到当前，一直对干部队伍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从1929年初至1933年初在上海举办的一系列短期培训班，即中央训练班，是我们党历史上最早的中央层级干部培训班，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干部教育的先河。
2020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中央训练班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中共党员干部人才严重短缺的现实背景下组织举办的。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中共党员达2.6万，占当时党员总数的45%。加上脱党与叛变者，中共党员从中共五大时的5.7万下降到1万余人。至1929年3月，中央委员中牺牲、病逝、被捕在狱的人数占近三分之一。人才紧缺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难题。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召开，研究确定中国革命未来发展方针。7月9日通过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指出要“加紧党员群众的教育，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训练党的军事人才，造成最可靠的工人和党员军官”。这是依据大会确立的“争取群众的总路线”和“加强军事斗争的任务”所制定出的正确的干部教育训练方针。
修复前后的中共六大会址
中共六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其中有许多贯彻干部教育训练方针的具体举措。1928年10月1日下发的《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指出：“必要时，斟酌情形，开办中下级干部的小规模党校或短期训练班。”1929年2月7日下发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九号——关于党员军事化》指出：“要由各地党部责令富有军事知识的同志经常负训练军事的责任；其训练的方式，分个别训练或集合训练，及举办军事训练班等形式。”
共产国际也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指出：“因此必须加紧党员的政治教育，必要用尽一切方法来提高党内政治水平线，要在党员群众革命青年中进行特殊的教育工作（办党校、政治班，发行通俗的关于马克思的书籍等等）。”这些指示，为土地革命初期党员干部的教育训练提供了指导。
中共六大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在敌人严密控制的城市，时间短、主题明确的短期培训班以其隐蔽性强、“见效”快等优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白区教育训练干部的主要形式。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肯定“中央训练班及各省训练班的设立，都有很明显的成效”。
6月25日通过的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指出：“建立各级训练班以造就新的干部人才。党为要造成目前急需的干部人才，必须有计划地遴选忠实有活动能力的中坚分子，建立短期训练班，使参加政治的与各种工作问题的讨论，并使之实习各种指导工作。训练班须避免注入式的教育方法，训练要力求时间短而切实有效，所以讨论与实习要看得特别重要。”7月9日，中央政治局第43次会议通过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各级党部开办训练班时，必须由地方党部中选拔人才。”对培训班的人员选送、培训形式、课程安排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
位于武定西路1375号的武定公寓，是192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培训班旧址（摄影：黄之庆）
中央训练班组办的基本情况
在同期各层次培训班中，上海中央训练班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最高组织形式。中央训练班自1929年初开始组办，至1933年初上海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而告结束，前后历时4年，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
（一）党中央直接负责培训班领导。中央训练班自1929年初开始举办，由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局）部长的周恩来主持，江苏省委委员、代理书记李维汉负责。8月24日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被捕牺牲后，由分管军事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直接兼任此职，中央军事部培训班工作也由其主持。当年中央组织部（局）举办培训班两三期，至多四期；中央军事部组织培训班一期，1930年初由李卓然等组办“兵运训练班”一期。1930年3月至8月，周恩来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期间，由时任中央组织局成员的李立三主持组织局培训工作。2月1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军事部与中央军事委员会合并，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属中央政治局。2月至5月，中央军委机关8个处（科、班）中，专设“军事训练班”部门，主任彭干臣，军委负责领导为军委常委曾中生（11月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是年，由彭干臣组办培训班三期，时任中共中央交通局负责人吴德峰组办一期。1931年2月至4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时任中央常委兼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领导朱瑞等人举办了多期兵运训练班。4月后，因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中央训练班的举办受到很大影响。当年春，中央决定由阮啸仙等以互救会名义在上海举办中央训练班培训教育地方干部，对外公开称“中国互济会政治训练班”，共举办三期。
1932年9月，赵世兰担任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主任，在上海负责中央训练班工作。至1933年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各项工作基本终止，中央训练班随之终结。（二）紧跟革命任务所需，区分学员类型办培训。中央训练班的课程安排紧跟革命任务所需，政治理论教学与专业性训练并重。在教学方法上，主要采取中央领导同志作报告、学员自学党内文件、学员分组讨论等形式进行。举办时间一般为1个月左右，最长3个月。培训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中央组织部主办的以进行综合性政治训练为主的中央干部训练班；二是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军事部）主办的以培养军事干部为主的中央军事训练班；三是中央机关各工作部门主办、针对其所分管领域所举办的中央特别训练班。位于巨鹿路391弄的四成里，弄内12号是中共中央早期无线电训练班旧址。图为四成里旧影
中央干部训练班以加强党员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为目标，课程安排突出政治性，除政治理论课外，还安排宣传、组织、农运、工运等课程。1929年2月，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课程纲要规定，中央干部训练班设有“政治任务及争取群众的策略”“职工运动的策略”“土地问题与农村工作”“组织问题”“士兵运动”“武装暴动”“秘密工作”“宣传工作”“列宁主义”“国际概况”等10门理论课和“各省问题实习”“支部工作实习”2门实习课，应授课56次，240小时。每门课程都设有教员和指导员，采取学员预习、教员授课、指导员指导讨论、学员复习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学习，每天上课2次，每次4小时。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任务的调整，中央干部训练班的培训内容也随之转变为“游击战争问题”“怎样做地下工作”“实事求是”“抓住时机，发动群众”“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等课程。周恩来、恽代英、澎湃、杨殷、陈潭秋、李立三、李维汉、曾中圣、向忠发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到中央干部培训班授课。
如今的四成里12号，中共中央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曾在此举办
中央军事训练班除注重培养参训学员的政治素质外，还十分注重武装斗争内容的训练。1929年7月举办的第一期军事训练班，课程安排有学习中央的文件、政策等，同时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建立根据地问题、农村划分阶级问题、分配土地问题等均有学习，此外还安排中共中央军事部、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领导作报告，将政治和军事理论与实际斗争紧密结合。在1929年冬举办的军事训练班上，向忠发作工人运动报告，陈绍禹作政治形势报告，顾顺章讲授特科工作，李翔吾讲巷战技术。1930年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由中央军委秘书长欧阳钦组织举办一期军事训练班，主题是贯彻“立三路线”，为攻打大城市培训军事干部，李立三、李硕勋来班授课，刘伯承视察过培训班工作。
中央特别训练班主要围绕特定主题或针对担负特定任务的党员干部进行培训。1932年底，中央举办为期3个月的白区工作训练班，培训白区秘密工作骨干队伍。另外，中央军委、特委等部门还举办无线电训练班、特科训练班等专业技术培训班。（三）教务采取班主任负责制，安全保卫稳妥可靠。中央训练班在组办过程中，为服务教学，其教务工作特点明显，均实行班主任负责制，中央委员恽代英、中央秘书长余泽鸿、中央军委委员彭干臣、中央军委秘书长欧阳钦、满洲省委原书记陈为人、江苏省委代理书记李维汉等高级领导均担任过培训班班主任（或副班主任）。班主任既要全面制订学习计划，组织授课人员按时讲课，组织学员讨论、学习；又要对学员的历史、思想、工作能力进行了解，在学习结束时对每个人作出鉴定，向中组部提出分配工作意见；还要安排好学员的生活，保证大家的安全。同时，班主任要征求学员意见，及时调整课程。例如，1930年1月举办的一期中央干部训练班，满洲省委选派的李维舟向班主任提议增开关于列宁主义和苏联问题的专题报告，经上报中央同意，临时增加由刘昆作关于列宁主义的报告，并介绍《列宁主义理论与实际》一书，中共中央还派专人讲授苏联见闻。如今的武定路修德坊6号（现门牌号为武定路930弄14号）在上海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中，安全、隐蔽是中央训练班教务保障的首要原则。中央训练班在组办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安全稳妥的保卫措施。在隐蔽身份方面，相互称呼“房东”“房客”“老板”“老板娘”“叔”“嫂”等，个人身份、相互关系、互相称呼均预先确定、并经过演习。培训期间，学员集中吃住、不准外出，结业后分批撤离，不许互相告别。授课人员早晨天不亮就到，晚上深夜才走，以利保密和安全。有时学员还会装作搓麻将或赌纸牌，一面喊“红中”“发财”，一面听报告。特别会安排一些女同志参加培训，如1929年8月参加培训的陈履真妻子秦雅芬、1929年10月参加培训的留苏归国学生胡识因、1932年9月参加培训的陈赓妻子王根英等，以达到掩护身份、麻痹敌人的效果。
王根英
在地点选择方面，主要在上海租界活动。有的对外冠以商铺名称，例如，1929年，彭干臣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交叉口犹太人住房开设“武汉蜜蜂公司上海蜜蜂经理处”；1930年10月，李强、方仲如在法租界开设“上海福利电器公司零件加工厂”，实际上是开设无线电培训班，培养党的无线电人才；武定路修德坊6号，一二楼是医院，三四楼开办培训班。在教材伪装方面，培训班发放给学员阅读的党内刊物和文件阅后收回，不许个人保留；文件用三民主义理论书籍或低俗书籍封面进行伪装。在警戒交通方面，保卫工作由中央特科陈赓和刘鼎等负责，接送教员和学员的人力车夫、炊事员都由特科保卫人员担任，邓颖超和彭干臣的妻子江鲜云、陈为人的妻子韩慧英、蔡申熙的妻子曾广澜等伪装成家庭主妇或保姆，负责培训班的警戒工作。当年的“红色伪装书”，《红旗周报》第23期伪装成《时时周报》
（四）学员培养“学以致用”。中央训练班的学员多为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军事工作领导人和各类工作骨干。每班次人数多则五六十人，少则三四人。参训人员由各省委推荐，中央也会直接选派中央机关干部和来中央汇报工作的地方干部参加培训。培训结束后，结合学员意愿和组织决定，由中央统筹分配工作。各级党委党员干部，经过中央训练班高水平的政治训练，大多成为党在地方工作的中坚力量。参加培训的军事工作领导，多为各省委选拔的有军事教育基础的青年党员，或是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指挥员。例如，1929年7月安徽省委选派原在国民党皖系部队中任职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孙德清（孙一中）、许光达参加为期1个月的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培训结束后两人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往洪湖苏区，参与组建红六军，分别担任军长和参谋长。1929年冬，中央和福建省委分别选派红三军军长、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蔡申熙，“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总指挥邝继勋和随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展武装斗争的蔡协民、江华参加为期1个月的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四人分别在中央军委、红六军、福建省委军委、红五军任职。经过中央训练班培训的军事指挥员，大多在思想意识上更加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战略谋划上更加具备全局观。
参加培训的农运、兵运、工运、交通、通信、特工等各类工作骨干，或是具有丰富的相关工作实践，或是即将承担重要的相关工作任务。例如，1929年9月，江苏省委派中央特别训练班毕业学员、农运骨干陈资平、陈履真、秦雅芬（女）到徐州，依托当地农村革命基础，组建徐海蚌特委，三人分别任特委书记、宣传部长和特委秘书。1931年3月，河南省委军委派遣王超、袁血卒（袁汉澄）、李肃参加为期1个月的兵运训练班，结业后三人打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后参与成功策动宁都起义。1932年底，河南省委机要交通员段风和、段永健、兰德修参加为期3个月的白区工作训练班，结业后担任河南省工委机要交通员，打通中央到河南省委的机要交通。伍云甫、周保中等也参加过中央举办的通信和特科培训班。在中央训练班组办的同时，中央要求广东、福建、四川、山东、云南、河南、陕西等各省委都要开办培训班教育训练干部，各革命根据地也都大规模采取办培训班的方式开展干部教育，这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的一大特色。1933年1月后，中共中央干部教育工作全部转入中央苏区，有了根据地的安全保障，组办形式也更加多样。中央训练班开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干部教育的先河，为这一时期各地方开展干部培训提供了范本，也为之后的培训班工作提供了丰富借鉴，并使培训班这种干部教育方法延用至今，成为中国共产党快速高效培养训练干部的一种有力手段。中央训练班作为中共中央举办时间最早的培训班，为党员干部培训工作打下了基础，为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成功的示范。[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助理研究员；本文经公众号“党史镜报”（ID：dsjb2020）授权转载，转载时略有删改]上海“老字号”档案查阅平台上线！百余家“老字号”企业档案目录在线可查
来这个档案展，听一听“老字号”们的自我介绍，看一看档案修复师的“十八般兵器”
这个有“温度”的展览可以收听了！“温暖的回响”短音频故事国庆首播
这只“兔子”不简单：李克强总理买的大白兔奶糖，为什么成为很多人的童年白月光？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保密与保护的故事
扫码关注我们
聚焦城市记忆、留存城市发展、传承城市历史。我们架起档案为民服务的桥梁，讲述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滋养下生生不息的上海故事。这里是上海市档案局（馆）政务微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