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苑 | 毛浩然 高丽珍 徐赳赳：van Dijk话语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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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3BXW055）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YJC740075）系列成果之一。

摘要

本研究历时梳理了van Dijk 40多年的话语研究成果，首次从话语理论体系建构的高度，系统阐述了van Dijk话语理论中的宏观结构理论、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与语境、话语与权力、话语与社会、话语与知识多学科框架等领域，剖析了van Dijk话语观的主要创新点及其前沿进展，讨论了van Dijk话语理论研究的社会认知视角和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并提出了完善van Dijk话语理论体系的三个可能方向，即：完善语境观、增强受众意识和关注弱势群体话语反操控。本研究可为话语研究者提供van Dijk话语理论体系的系统参考和前沿引领。

关键词

van Dijk；话语分析；理论体系；社会认知

1引言

van Dijk是国际话语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创办了《诗学》（Poetics)、《篇章》（Text）（现更名为Text & Talk）、《话语研究》（Discourse Studies）、《话语与交际》（Discourse & Communication）和《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 Society）5家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期刊，现仍担任《话语研究》《话语与交际》和《话语与社会》等SSCI 期刊主编。40多年来，van Dijk一直致力于话语研究，笔耕不辍，共出版了约40部专著和编著，发表了200余篇学术论文。van Dijk的话语研究始于其在1972年的《篇章语法的若干个问题》（Some Aspects of Text Grammar）—书中对篇章语法的研究。1976年在其发表的《叙事宏观结构——认知和逻辑基础》（Narrative Macrostructures:Cognitive and Logical Foundations）—文中，van Dijk提出“宏观结构”概念，它强调层级结构和语义衔接的连贯性。随后近20年，van Dijk（1993b：36）扩大研究范围，认为“话语是个人与社会之间、认知与交流之间、社会信念及群体成员表达和再生产方式之间的界面”，强调话语与潜在的认知表征及其过程存在多层次联系，即通过话语可以实现交流情境中的社会性互动。进入21世纪，van Dijk（2008a：3）进一步指出，“话语不仅仅是一种自主的言语表达的客体，更是情境中的一种互动，一种社会实践，一种在社会、文化、历史或政治情境中的交流方式”，话语是社会成员或群体在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中进行的语言交际活动。通过阐述话语与社会、认知、文化、知识之间的关系，van Dijk（2014：12）赋予话语新的含义，把话语看作是“社会互动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社会认知的表达和再生产”，进一步将社会认知视角引入到他的话语和知识研究中，强调从社会认知视角对话语展开跨学科研究。简言之，van Dijk对话语的理解实现了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静态研究到语言作为工具的动态研究，经历了从语言内部结构研究转向语言外部因素研究的发展过程。van Dijk的话语理论在4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渐成体系，国内学者对其的研究也从未间断，主要集中在对van Dijk的专著及其话语理论的述评，如钱敏汝（1988），徐赳赳（2005），王晓军（2009），毛浩然、徐赳赳（2009），陈春艳（2010），汪徽、张辉（2014）等。这些研究各具特点，颇有建设性，但未从话语理论体系建构的高度全面阐释van Dijk的话语观。同时，vanDijk的相关研究依然在不断推进，尤其是引入社会认知视角，通过对话语和语境、话语和权力以及话语和知识进行深入审视，使其话语理论体系日臻完善。鉴于此，本研究旨在对van Dijk 40多年的话语研究进行系统的历时梳理，首次从话语理论体系建构的高度，系统阐述van Dijk话语理论的多学科框架，总结其话语理论研究视角和方法，以期为该话语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可能的方向。

2van Dijk话语理论体系的多学科框架

2.1   宏观结构理论

20世纪70年代，van Dijk（1976；1977b）提出的“宏观结构”概念是其话语理论体系的重要里程碑。宏观结构并不仅仅只是句子之间的线性结构关系，而是比话语更高层次的总体结构（van Dijk 1977b：50-54）。进入80年代，van Dijk（1980）分别从语义和语用两方面重点探讨了宏观结构，不过他侧重宏观结构的语义特征，强调没有语义宏观结构就无法解释话语整体意义的各种特征，也无法理解句子微观层次的局部衔接。话语的整体结构与局部结构是相对的，而作为整体语义信息的宏观结构则与话语、认知和互动的微观结构相对应。基于宏观结构的这种相对性，同一类信息在不同的话语类型或互动序列中可能充当宏观结构或微观结构的功能，这有利于判断言语或行为是连贯的整体还是独立的单位。此外，van Dijk（1980：14）提出宏观结构的两个功能：其一，组织复杂的（微观）信息，其中最典型的语义组织是整体连贯；其二，缩减复杂信息。宏观结构的组织和缩减功能可以有效管理储存的复杂信息，也可有效加工或处理认知、交际或互动中的微观信息。van Dijk & Kintsch（1983：194）进一步指出：“语义宏观结构可以用来解释话语整体连贯性的各个方面，也可解释类似话题或主题等概念。”van Dijk（2004）在其自传中认为，其早期的宏观结构可分为意义的整体结构和形式的整体结构，并强调“宏观结构不仅使连续的句子之间存在局部或微观的关系，而且在整体和全局上也决定着篇章的整体连贯和组织”。因此，篇章语法的重点是为篇章的（语法）结构提供清晰的描述，且这种描述能够解释句子之间的（语义）连贯关系。决定这种连贯关系的不仅仅是句子之间的意义关系，更重要的是指称关系，即篇章中的句子与所指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与徐赳赳（2005：359）的观点不谋而合，即“宏观结构的特点是从层次的角度看篇章”。因此宏观结构突破了微观结构从句子到篇章建构意义的限制，揭示了语义在篇章构建中的重要作用。van Dijk（1983：193-194）提出的宏观结构理论主要有四个特点：（1）宏观结构在话语中往往是直接表现出来的（如：标题、主题句或总结句）；（2）宏观结构在话语意义上一般以代词、连词、形容词或词序等作为标志，这些标志预设前文中潜在的宏观信息单元和要素；（3）话语的局部连贯性不能单凭信息单元（proposition）的局部联系来解释；（4）对话语的理解是从各个层次（如：从词语、词组、句子的意义层次，或从宏观结构的整体层次）做出推断的过程。

尽管后续研究表明，仅从层次和线性的角度以及话语的语义结构去分析篇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van Dijk在40年前提出的话语宏观结构理论，在当时无疑是极具前瞻性的。正如钱敏汝（1988：130）所说，van Dijk“提出的微观结构与宏观结构之间以及各宏观结构之间的关系的相对性”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Louwerse & Graesser（2006：426-428）也认为，van Dijk的宏观结构理论，基于理论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从篇章语言学视角把语言使用者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融入篇章中抽象的语义表征，极大地推动了话语研究的发展。

2.2   话语与意识形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意识形态是van Dijk话语研究的焦点之一。van Dijk（1993b：40）认为，作为一种社会表征，意识形态是一个群体在社会、经济、文化目标和群体利益上的心理体现。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并非仅仅具有体现和表达人们信仰（信念）的功能，还具有劝说和改变他人想法的功能（van Dijk，1998）。语境、话题、局部意义、语式、风格、修辞、互动策略、操控等均和意识形态相关。van Dijk（1998）将意识形态的特点归纳为：（1）既有社会属性，也有认知属性；（2）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3）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4）既依赖于语境，又可脱离语境而独立存在。这种分类有利于人们从意识形态角度揭示话语所暗含的思想内涵、利益取向和立场观点。

van Dijk（2000）试图从认知、社会和话语三个维度深入探讨意识形态。从认知维度看，主要关注意识形态的心理层面，包括意识形态在本质上表现为意见和信仰、意识形态与观念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社会共享表征的地位；从社会维度看，主要关注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方面，以及它在话语操纵再生产和反操纵方面扮演的角色；从话语维度看，意识形态不仅影响我们曰常的文本和言论表达，也影响我们对意识形态再生产的理解。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是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van Dijk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了认知、社会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群体成员在话语生产和再生产中如何直接或间接地把话语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社会条件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2.3   话语与语境

语境一直是vanDijk话语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20世纪70年代，van Dijk（1977a：191）在《篇章与语境：话语的语义和语用探索》（Textand Context: Explorations in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Discourse）—书中强调，语境的特征之一是动态性，语境关乎的不仅是一个事件，而是一连串事件的发生，这些事件中的情境会因时而异。不过，该书的主要成就在于篇章语法分析方面，而缺乏对语境进行系统全面的探讨。20年后，van Dijk（1998a：211）进一步指出，语境反映的是某个社会环境中的所有结构性特征，这些特征可能与篇章话语的产生过程、结构、解释和功能有关，其维度可涉及以下情境参数：范围、整体互动和事件类型、功能、目的和意图、时间和地点、环境、小道具和有关物体、参与者角色、职业角色、社会角色、机构、社会成员、社会他人以及社会再现。显然，van Dijk的语境范围涉及广泛，既包括交际参与者及其内部结构（知识、态度、信仰、目的）等特征，也包括交际事件发生的一系列时间、地点、参与者的交际行为以及交际双方的语言互动和作用。然而在此阶段，van Dijk仍未形成关于语境的系统理论，其所提出的情境参数的逻辑层次略显松散，同一逻辑层次的不同参数之间在内涵和外延上有重叠之处。一直以来，van Dijk都强调语境的动态性。与前期的语境观相比，van Dijk在21世纪的语境理论明确否认了语境的客观性，而强调个体主观性和认知因素在语境中的重要作用。此外，van Dijk更为深入地探讨了语境，并形成了关于认知语境的系统理论。van Dijk（2006：163）指出，语境不是制约社会或文化的客观或决定性因素，而是说话参与者对相关社会环境的解读、建构和定义；van Dijk（2008a：240-242）进一步指出，语境并不是客观的社会情境，而是交际互动中参与者动态建构的主观经验模型，必须要包含与交际双方相关的交际情境。这样的语境观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语境的心理模型，该心理模型是以人的认知表征为基础，并根据个体的社会经验来建构；二是微观语境和宏观语境。微观语境是指即时的、面对面的互动交际语境要素，而宏观语境包括交际参与者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这样的宏观和微观语境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交际参与者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话语与语境：社会认知视角》（Discourse and Context：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是van Dijk（2008b）第一部系统探讨语境的专著。van Dijk认为，“对话语的解读就意味着在语境中解读文本和言论”（2008b：3），即“不是社会情境影响了话语（或被话语影响），而是交际参与者对交际语境相关特征的认定影响了篇章或话语”（2008b：x）,这表明语境对话语解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样，van Dijk反对将语境视为客观的社会变体（性别、阶级和说话人的年龄等）的传统语境观，并把语境模型定义为“在参与社会情境、互动情境或交际情境时，参与者对该情境相关属性建构起来的一种特定心智模型或主观解读”（2008b：24)。他提出语境模型主要包括三方面，即场景（setting)、参与者、交际及其他行为/事件。场景包括时空环境，参与者分为自我和他人，具体包括交际角色、社会角色、交际者之间的关系（权力、友谊）、社会共享知识和信念、交际意图和目的等方面。van Dijk强调自我是语境模式的中心范畴，自我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这个范畴来组织的，因此“自我中心”是语境模式的关键（van Dijk，2008b：76-77)。他还强调语境模型具有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体现在话语参与者共享的或新増的知识以及交际目标和意图的关联，并且需要从认知方面加以阐释。van Dijk的《话语与权力》（2008a）与《话语与语境：社会认知视角》（2008b）讨论的语境观具有同质同构性，二者均强调语境的认知属性，且语境是主观建构的动态认知发展过程。但与前者相比，后者的理论更为系统和全面。众所周知，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语境分为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情境语境（contextof situation）和上下文语境（context of co-text），每类语境又体现为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分别对应于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篇章功能（textual function） （Halliday & Hasan， 2012：12-45）。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观相比，van Dijk的语境研究范围更为宽泛，包括了参与双方的知识、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等社会认知表征，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研究框架更为严谨和具体化。当然，二者对语境有不同的理解主要是因为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系统功能语言学侧重话语和语境的层级结构，而van Dijk的语境研究主要关注话语和社会的关系。

总体而言，van Dijk的语境观对批评话语分析影响深远。首先，从社会认知视角出发，认为语境和话语不是单纯客观、抽象的决定关系，而要从参与者的心理和认知角度对语境加以阐释；其次，这种认知动态语境观能够较好地解释交际参与者的宏观语境与微观语境、一般知识与个人知识、社会认知与个人认知之间的关联性。

2.4   话语与权力

早在20世纪90年代，van Dijk（1993a）就开始探讨话语和权力的关系，指出权力涉及一个群体（成员）对其他族群（成员）的控制。这些控制不仅可以控制群体成员的行动，也可以控制社会成员的认知。不过当时他仅简略地从社会认知视角介绍了权力与操纵、话语和通道，并没有深入探讨权力的结构及其特征。其专著《话语与权力》一书专门探讨了话语和权力的关系，将社会权力定义为“一个群体对其他群体及其成员的控制”（van Dijk，2008a：9），如果这些控制侵犯了被控制成员的利益，便是权力滥用。如果这些行动是交际行动（即话语），这就涉及对其他人的话语的控制，即形成话语和权力的关系。话语权的控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实践，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控制，即对他人的知识、观点、意识形态及其个人或社会表征的控制。这种思想控制是间接的，是可能实现话语意图的结果。van Dijk（2008a：29-31）认为权力有四个特征：第—，社会权力不仅是群体、阶级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属性，同时也是社会个体之间的属性；第二，社会权力关系通过社会互动得以体现；第三，权力可以通过行为或行动控制人们的认知，社会权力的执行和维持预设不同的意识形态框架；第四，对权力的分析离不开对被压迫群体各种反抗形式的分析。权力的结构主要有三类：一是权力机构或团体（政府、军队、公司等），二是职位、职衔或身份地位（主任、经理等），三是群体之间的地位（白人黑人、外国人本国人等）（van Dijk，2008a：40）。对于话语是如何通过引导人们的思想以达到滥用权力的目的，van Dijk（2008a：10-11）总结出三个步骤：第一，语境（通道）控制，比如一些交际事件的参与人、时间、地点、目标通常是由有权势的精英或机构来决定的；第二，话语控制，即决定什么可以说，应该怎么说，哪些言语或交际行为可以通过话语意义和形式得到实现；第三，思想控制，即对话语的不同理解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态度以及观念。如上所述，van Dijk在这一阶段对权力的定义、特征、结构以及权力控制的步骤解析，有利于人们了解社会权力以及权力滥用的本质，揭示权力阶级是如何通过掌握各种各样的话语形式和手段来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弱势群体的言语行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认知。

2.5   话语与社会

“社会”也是话语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van Dijk（2001：115）认为，可以从整体和部分的角度去理解“社会”概念。首先，从互动和情境的整体维度；其次，从群体、社会体制、制度或机构的部分维度。后者作为社会结构，通过两种方式影响话语：一是通过社会成员的社会表征；二是在局部或微观的维度上通过社会行动者、社会互动和社会情境使社会结构实体化。当然，话语在本质上具有社会属性，话语无法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而认知是连接社会与话语的接口。由此可见，厘清社会和认知的关系有助于了解什么是话语，以及它在形成、确认和改变我们的知识和在这个世界的“态度”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社会影响个人的认知方式，如对交际情境的认知方式，致使具有认知差异的不同个体会生产不同的话语。然而，van Dijk（2009：7）认为，话语和社会的关系不是直接的，社会对话语的影响取决于语言使用者如何界定交际情境，并通过影响个人的认知方式来影响个人的话语生成。

van Dijk（2014：142）把社会看成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主体，是社会成员生活的共同体”，涉及种族、性别、阶级、社会文化等各种社会因素，只有涉及这些因素，社会才是具体的。因此，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社会是由社会成员建立起来的一个社会群体，在社会群体中，话语是表现上述集体意识（即社会表征）和社会形式的工具，成员之间要拥有特定的共有知识才能进行话语交流，在交流中产生新的共享知识。换言之，拥有共同语言或话语是一个群体得以成立的基础之一。van Dijk（2014：144）认为，“所有的社会结构都是通过知识群体的社会共享知识体现出来的，之后便在具体经历的心智模型以及社会成员的行动中化为具体的模式”，这些模式把交际事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人认知因素相结合，使社会、情境和话语相互关联。因此，社会和话语的关系要通过认知或语境得以联结，而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人们的话语表达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因为所有的话语都是在特定的情境语境中得以生产和解读的。

2.6   话语与知识

van Dijk（2008a：243）把知识看成是“被群体的一些知识标准所证实的共享信念”，并认为，人类知识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不是信念能否与社会上的情境保持一致，而是这种信念能否被知识群体的其他成员所共享。van Dijk（2014：93）则将知识定义为“共有的、合理的、普遍接受的真实的社会信仰，以及它们在知识群体及社会中进行的大范围的话语再生产”。van Dijk对知识的理解表现为两方面：其一，知识从本质上说是相对的，因为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人们对知识的理解是不同的；其二，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知识又是绝对的、静态的，我们曰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知识，是我们普遍接受的知识，是我们所有话语和交往的基础。那么，话语和知识之间是什么关系呢？van Dijk（2008b：83）认为“共享的社会文化知识是话语表达与理解的关键条件”，可见，知识在话语生产中的重要性。人类大部分知识都是在话语中习得，例如从父母、老师、朋友、大众媒体以及各种多模态形式的文本或言论中获得。但若没有激发大量关于世界的知识，人们就无法理解话语，无法对话语进行再生产。同时，van  Dijk（2014：166）强调“话语和知识都是个体作为社会行动者的特质，而且它们互为存在条件，话语和知识不仅是社会成员互动交流的条件，而且是在社会互动中共享和传播知识的结果”。这表明话语和知识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关系。知识作为抽象的、一般的社会表征，不仅是一种社会信仰，而且也是交际参与者构建话语的基础。语言使用者在社会中通过话语建构知识，同时又对形成的知识进行话语再生产。

3van Dijk话语理论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3.1   社会认知视角

根据van Dijk的理解，认知包括个人认知和社会认知。van Dijk（1988：107）认为“认知在根本上具有社会属性”，所以对各种话语类型（如新闻话语）的跨学科方法的认知分析必须包括社会认知。为了更好地阐释个人认知和社会认知在话语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van Dijk（1993b）对个人知识、观念以及个人经历的表征，与群体成员共享的社会信仰做了系统的区分。储存在长时记忆的区域的个体表征，通常被称为情节记忆（episodic memory），也可称作个人记忆，这种个人心理模式的具体情境包括个人观点和个人情感等。而群体成员共享的社会表征则称为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包括群体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知识、社会知识标准、态度、规范以及社会文化准则和价值等社会共享信仰。van Dijk（1993b）对社会认知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社会认知是沟通社会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话语和行动、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媒介；第二，社会认知是群体成员或文化群体成员共享的关于社会事物的认知表征。社会情境、社会互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中被赋予的意义，均须以社会认知为基础；第三，社会认知监督着社会互动（如：族群互动、话语交流）。社会认知具有社会属性，被一个群体或文化体的成员共享，同时在社会情境、社会互动以及更广阔的社会结构情境中被习得、使用以及改变。这些结构情境包括社会群体、社会制度或社会领域等。可见，社会认知不仅影响话语交流、群体行动和社会互动，还影响我们对社会互动、族群关系、社会机构及其权力关系的理解。总之，van Dijk的社会认知分析方法将话语参与者的认知过程和社会语境联系起来，即将社会成员、社会团体机构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权力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因此，社会认知建立起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观念和社会群体态度之间的动态关联。

van Dijk先后出版了《话语与语境：社会认知视角》（2008b)、《社会与话语：社会语境如何影响篇章与会话》（2009）和《话语与知识：社会认知视角》（2014）。这三部著作均强调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建立一个系统的多学科话语理论，强调社会认知在话语和社会之间的媒介作用。其中，van Dijk（2008b，2014）的社会认知视角强调以下几点：首先，重视认知的作用，认为语境是主观建构的；其次，强调话语和社会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认知是它们的媒介；再次，注重从社会情境中的各个层次去分析话语，而对社会情境中的各个层次的把握就是建构主观认知的过程。这种社会认知视角对话语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重视语境的认知属性，把话语的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交际情境中去研究，进一步构建话语与社会、话语与知识、话语与语境等因素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认知将社会结构性范畴与交际参与者的认知心理模式结合起来，使话语分析者既能够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话语和社会的关系，也能够从微观的角度结合社会认知(如社会共享知识、意识形态、社会规约等社会表征）和个人认知（如个人知识、态度、经历等认知表征）来分析话语的内部特征。虽然van Dijk强调从社会认知视角分析话语和各相关维度之间的关系，但并未清晰地阐述社会认知与话语的关系，也未厘清认知与主观建构的语境模式的区别，其结论大多建立在相关假设上（如：在论述知识与其他社会信仰的关系时，把社会认知系统假设为具有认知和社会功能），因而尚未形成系统的社会认知理论。

3.2   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作为一种语言研究的方法，最早由Fowler等人（1979）在《语言与控制》（Languageand Control）—书中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vanDijk—直从事批评话语分析，通过分析社会中各种现象（如：权利滥用、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等），关注话语与社会、权力、文化、知识等社会因素的结构性关系，并提出一系列对应的话语分析方法。van Dijk（1993a）提出CDA研究三原则：一是CDA的焦点在于通过话语分析更好地理解社会热点问题，主要聚焦于话语操纵与社会权力；二是CDA研究人员应该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三是CDA不应局限于暂时的、严重的、紧迫的社会问题，而应间接或长远地预设这些社会问题的基本成因、条件和后果。这种问题驱动的话语分析方法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话语的各个维度（语法、语体、图式等），而且能够有效地解决相关社会问题（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社会不公现象）。Fairclough（1995：9）也提出了CDA的三层次模式：篇章（text）、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和社会文化实践（socio-cultural practice），其中话语实践充当衔接篇章和社会文化实践的媒介。与Fairclough的CDA模式侧重研究话语和社会实践的关系相比，van Dijk侧重于研究话语和社会权力的关系。例如，van Dijk主编的SSCI期刊《话语与社会》便以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为重点，通过对篇章形式的分析，研究话语、权力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van Dijk之前对CDA的定义不够清晰，对CDA的论述略显宏观，逻辑层次也不够系统严谨，但其后续研究较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进入21世纪，van Dijk（2008a：85）把CDA定义为“主要研究社会和政治语境中的篇章和谈话行为，再现及抵制社会权力滥用、统治和不平等的方式”，并认为“CDA可以从理论上将微观层面的语言使用、话语、言语交流和交际同宏观层面的权力、统治和不平等联系起来，以实现CDA的统一”（2008a：87)。同时，他指出CDA的研究目标之一是：权力滥用是如何通过话语得以复制再现的（2008a：vii）。随后，van Dijk又表示相比于CDA，更倾向于用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简称CDS）来定义批评话语分析，因为CDS“作为综合性更强的术语，表明其不仅包括了批评分析，更涵盖了批评理论和批评应用。”（Wodak & Meyer, 2009：62）van Dijk在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40多年间，一直注重把语篇和特定的社会生活场景相联系，从而深入揭示文本和言论中隐而不现的意识形态含义及其与社会结构和权力控制的关系。

4完善van Dijk话语理论体系的可能方向

4.1   完善语境观

从上述可知，van Dijk并未区分语境和语境要素，而且明确否认语境的客观性，把语境当成是话语参与者的主观解读，就等于排除了交际活动发生时客观的时空背景环境。陈平（1987/1991：64-65）认为，语境可分为三类：（1）局部的上下文环境，限于同分析对象前后毗连的语句；（2）话语使用的环境，包括整段话的主题、目的、当时当地的情境、对话双方的关系，等等；（3）宏观使用环境，指的是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王建华（2002：7）也把语境分为三类：其一，言内语境，包括句际语境（如上下文环境）和语篇语境（如段落、篇章等）；其二，言伴语境，包括现场语境（如时间、地点、场合等）和伴随语境（如情绪、语体、风格等）；其三，言外语境，包括社会文化语境和认知背景语境。与van Dijk的认知语境观相比，陈平和王建华的语境观既强调语境的客观因素，也涵盖话语交际者的认知因素。因此，语境既包括话语参与者建构的具体主观语境要素（如谈话主题、目的、对话双方的关系、说话者的认知因素等），也包括当时当地社会、文化、物理方面的客观使用环境要素。比如，上课时老师让学生把教室的门关上。这个“门”既指我们主观认知上的门，同时也是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的门。林大津（2012：85-86）也指出，van Dijk在论述过程中，出现语境动态性与“语境给定性”相矛盾的表述，混淆了语境和语境要素的区别，指出“语境要素是给定的，至少是给定的‘假想集’，而选择给定要素是一个动态择定过程”。即语境是主观建构的动态过程，而语境要素是静态给定的，选择语境要素则是一个动态择定的过程。可见，语境不只是一个主观建构的“统一体”，语境包含交际者在内的客观存在；各语境要素也并不都能在动态中呈现，也有某些因素暂时或长期保持静态，如话语产生的自然环境。因此，van  Dijk的语境理论体系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4.2   増强受众意识

一直以来，van Dijk的话语研究都从表达者或自身的立场，研究表达者话语行为的目的性、交际性、语言性和语境性。然而谭学纯等（2000：12）认为，言语交际是表达者和接受者共同参与的、以创造最佳言语交际效果为目的的修辞活动。可见，接受者（受众）在话语交际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话语分析过程中，不仅要分别对表达者和接受者进行考察，更要増强受众意识的研究，了解受众对话语的实际理解。从van Dijk对话语的分析可看出，他倾向于分析话语表达者的交际意图、社会认知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然而很少从受众的角度去分析一个话语交际事件，或者从微观角度去区分话语表达者和话语接受者。须知，在言语交际活动过程中，话语表达者和接受者的角色会发生转换。因此，在不同的语境中要对话语参与者进行角色定位。此外，话语的分析不仅应包括在场的表达者和接受者，当交际双方在谈论另外一个人时，话语分析也应包括不在场的第三方，因为被谈论的不在场的第三方的社会地位、阶级等因素也会影响到谈话性质。

4.3   关注弱势群体话语反操控

关于话语与权力研究，van Dijk（1998b： 6）很早就指出“弱势群体如何挑战、抵抗强势群体的权力”是批评话语分析中揭示话语权力的“三大研究问题”之一。但van Dijk关注的焦点一直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权力滥用或操控的话语研究，尚未涉及弱势群体的话语反操控研究。不可否认，对强势群体的研究可以揭示权力阶级是如何通过话语对弱势群体实行精神操控，揭示社会的不公平。但van Dijk忽视了弱势群体积极主动运用话语权力维护合法权益的实践，更未对弱势群体如何反抗上述精神操控提供具体的话语策略。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话语反操控的成功案例并不少见，如毛浩然（2014：103）基于《自然》杂志致歉叶诗文事件语料，研究弱势群体话语反操控策略。研究发现，弱势群体话语反操控策略主要有：（1）在语言表达、社会资源、行为规范、实施程序等方面遵循强势群体或权威官方认可的规范；（2）借助知名人士话语提升弱势群体话语的影响力；（3）利用多样化信息传播渠道和广泛社会资源，针对强势群体自身的失误，实现对强势群体权威话语的部分解构；（4）采取触及强势群体实质权益的有效话语行为，促使强势群体弱化话语霸权，甚至纠正不当话语。当然，关于弱势群体的话语反操控研究还有待在不同话语类型（如庭审话语、医患话语、求职话语等）进行完善和拓展。此外，在不同的语境中，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复杂角色也可能发生多向度转换（刘开源等，2015：134），如何看待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角色一致性和不一致性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探讨。因此，相比揭示强势群体的权力滥用，关注弱势群体的反操控话语这种授人以渔的做法更有助于减少社会的不平等、歧视及种族问题，这也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终极目标相一致。

5结语

本研究从话语的概念、语境（包括社会、权力、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以及参与者的知识、认知等主观因素）、话语参与者、话语研究视角（社会认知视角）、话语分析方法（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五个方面梳理了van Dijk话语理论体系的框架和重点。我们认为，van Dijk的话语理论体系主要有以下三大特色：第一，视角新颖。强调以跨学科的视角来从事话语研究，对话语分析所涉及的多元关系进行多维度阐释，在句子语法和话语之间、行动和语言之间、话语和认知以及认知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个跨学科的“话语研究体系”。第二，理论创新。强调从社会认知视角来分析文本和言论的同时，重视话语和语境的动态研究，且研究范围广泛，理论成果颇具创新性。第三，方法创新。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进行话语分析，重视宏观方法与微观研究的统一，比如从宏观角度分析话语与权力、语境、社会、认知等关系，从微观角度分析话语参与者态度、观念、知识等社会表征对话语的影响。总之，本研究历时构建了van Dijk话语理论体系的多学科框架，阐述了van Dijk话语观的主要创新点及其前沿进展，并提出完善van Dijk话语理论体系的三个可能方向，以期为话语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系统参考和前沿引领。van Dijk对话语的研究仍在继续探索推进，我们期待他的新成果不断问世，以充实完善其话语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源：“科研琅玡榜”公众号，原载《中国外语》2015年第5期，第31~40页。第一作者简介：
毛浩然（1972—），男，福建福清人，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国际学术期刊Translating China执行主编。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当代语言学》《外国语》、Journal of Language & Politics, Discourse Studies,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等期刊上发表论文70多篇（其中AB类权威20篇，北大核心以上40篇），出版专著、编著和译著10部，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社科、省社科等共9项课题，先后获评“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福建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和“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担任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语言学丛书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话语语言学丛书总主编、中国比较修辞学会副会长，10家CSSCI期刊审稿人和7家国际期刊编委。研究方向：话语修辞、二语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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