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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苑 | 李宇明：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
The following article comes from 语言战略研究 Author 李宇明
一“语言生活”中的“语言”
如何理解“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对于如何认识语言生活十分重要。（一）“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也包括“文字”理论上说，文字是为记录口头语言而产生的，因文字而产生了书面语。口语和书面语都是语言，文字之于书面语，犹如语音之于口语，都是语言的物质载体，故而文字本应是语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本来比较清楚。但由于下面的原因，导致出现了文字学不属于语言学的观点：其一，多数汉字表音性质不显豁，而且许多汉字在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理据，这些理据，使汉字似乎能够与客观事物和概念发生直接联系，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貌似疏远；其二，中国历来重视文字、典籍，文字学的研究早于语言学的研究，直到今日文字学仍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实，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与世界上其他的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应当是一致的。文字学也应当属于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故而，语言生活也应包括“文字生活”，亦即包括书面语生活。这就是在“语言生活、语文生活、语言文字生活”等术语中，笔者倾向于选用“语言生活”的原因。（二）“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也包括语言知识语言（包括文字）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人类对语言、语言使用、语言发展演变等的认识，形成了语言学的各种知识，包括有关文字的各种知识。语言知识是人类科学的一部分，是对语言及其相关问题的理智认识。由于语言与人类社会、与社会成员的关系异常密切，语言知识不只属于专业领域，其中一部分还应当成为“公民常识”，进入基础教育，成为科普的内容。语言生活中，专业人士需要运用语言知识，如辞书编纂、外语教学、汉字键盘编码等；一般人的语言生活也或多或少地涉及语言知识，如问张三姓什么zh`ng，张三答“不是立早章，是弓长张”，便使用了文字的知识。语言知识在语言生活中，应有一定的地位。（三）“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也包括语言技术对语言的产生、传递、接收、贮存、加工等各环节发挥作用的技术，可统称为语言技术。文字的创制是较早而影响巨大的语言技术。口语时代，语言主要使用声波这一媒介，人类的语言生理器官只是语音的“发音—听觉”器官。文字的产生和应用使人类进入书面语时代，语言具有了声波、光波两种媒介物，语言生理器官又发展出文字的“书写—识认”器官。特别是印刷术等文字处理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语言生活不仅需要两种生理器官的运动，而且还需要书写（印刷）、阅读、存运书籍的各种物理装备，于是就有了一定规模的语言产业。当电波也可以成为语言媒介物时，电话、电报、录音机、扩音机、广播、电影、电视、计算机网络等一系列语言技术及其产品应运而生，处理声、光两种媒介物的语言生理器官和处理声、光、电三种媒介物的语言物理装备，构成了当代人的“语言标配”。在网络新媒体产生之前，语言交际主要是“人—人”直接交际，语言技术主要由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员所掌握，一般人可以受其益但不必有其术。而今天，“人—机—人”的间接交际模式逐渐成为常态，键盘输入、文档制作、收发电子邮件、制放PPT、使用短信和微信等，成为人们的必备技能。21世纪的语言生活中，不管是专业语言生活还是大众语言生活，都不能忽视语言技术。综上所述，“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应做广义理解，不仅包括文字，也包括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
二语言生活范畴
1997年，李宇明曾两度定义“语言生活”这一新概念。在《语言保护刍议》中指出：“凡学习、运用和研究语言文字的各种活动，以及对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的各种应用，都属于语言生活的范畴。”在以眸子为笔名发表的《语言生活与精神文明》中指出：“运用和应用语言文字的各种社会活动和个人活动，可概称为‘语言生活’。说话、作文、命名、看书、听广播、做广告、语言教学等等，都属于语言生活范畴。”当时，对“语言生活”的认识还较为笼统，但把学习、运用和研究语言文字的各种活动，包括对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的各种应用，包括与之相关的个人活动和社会的集体活动，都纳入语言生活的范畴，在近20年后的今天看来，还是非常合适的。显然那时已经意识到，“语言运用”虽然是构成语言生活的主要内容，但仅此一个维度是不全面、不完满的；根据时代的发展，“语言学习”“语言研究”也应当成为语言生活的两个维度。“语言学习”的确是越来越重要的语言生活。在中国，不仅有一般的母语学习，还有方言区的普通话学习、少数民族的国家通用语言学习，还有几乎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外语学习，以及盲、聋、自闭症等特殊人群的特殊语言学习。除了语言技能的学习之外，还有语言知识、语言艺术等的学习。在古代，语言学习主要是母语的自然习得，而今，语言学习是人人的、时时的甚至是终身的，因此语言学习已经是语言生活的重要内容。“语言研究”也是语言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语言研究与语言运用、语言学习的关系十分密切，它对语言运用、语言学习具有理论指导的学术责任，同时也需要从语言运用、语言学习的社会行为中发现学术课题，获取学术能量，标示存在价值。随着社会文化水平的提升和学术的社会化，学界与社会的沟通会更加频繁通畅，社会寻求学术指导的意愿将更加自觉，学界也会更加关注社会语言生活，努力解决语言生活中的问题。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语言研究已经不是语言学家的专利，语言问题已经成为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逻辑学、符号学、哲学、数学、信息科学等众多学科的关注对象，这些学科与语言学合作产生了许多交叉、边缘学科。严格地说，语言学已经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以研究语言问题为中心的学科群。研究语言的学科如此之多，影响如此之大，不能不将其纳入语言生活的范畴。1997年前后，我们也没有清晰思考“语言生活”中“语言”都包括哪些内容，但已明显感觉到，它不仅包括“语言文字”，也包括各种可应用的“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现在较为明确了，“语言”应包括“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知识、语言文字技术”三个方面，简称“语言、语言知识、语言技术”。运用、学习、研究三个维度与语言、语言知识、语言技术三个方面纵横交叉，便构成语言生活的九个范畴，如下表所示：
三语言生活的研究
传统的语言研究，也关注语言的运用，比如中国的修辞学和文章学。后来兴起的应用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已经较多地涉及语言生活的内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研究，本来就是研究语言生活的，只是没有明确提出语言生活的概念，或者是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对象。当然，有无“语言生活”的概念大不一样。没有此概念，对语言生活的研究就难以达到理性与自觉的层面，对语言生活的观察与研究也难以全面系统。（一）如何进行语言生活研究语言生活的概念提出时间不长，语言生活的研究还在探索中。就中国的语言生活研究而言，主要做了如下一些工作：1.分领域观察语言生活。语言生活存在一定的社会领域中，了解语言生活状况，必须有社会领域的意识。每一社会领域都有自己特殊的社会状况，故而有自己特殊的语言生活，比如教育、行政、出版、广播电视、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商贸、旅游、餐饮、文博、工矿、军旅等。李宇明（2013）指出，不同领域的语言生活有不同的特点和问题，需要进行适合各领域语言生活的规划。《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虽经几次改版，但都一直保持着领域篇的内容，有计划地报道各领域的语言生活状况，分析各领域的语言生活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语言对策与建议。《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开始创办“领域语言研究”专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曾出版周建民主编的“领域语言研究丛书”，一些学者呼吁建立领域语言学。这些研究，也带动了中国的“语言景观”研究。十余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撰写，让人深感语言学界对诸多领域的语言生活还比较陌生，也缺乏合适的研究领域语言生活的专家。研究领域语言生活，需要既懂语言学又懂某专业的学者，而这样的混合型人才十分稀缺。一些领域的决策人员，语言意识还比较薄弱，没有意识，也不善于解决本领域的语言问题，往往使本领域的语言生活失序。这应该是语言生活的一大问题。2.利用媒体语言统计语言生活。随着新闻媒体的电子文本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获得，随着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利用媒体语言和语料库技术、通过各种数据来分析语言生活，也是一个较为有效的途径。中国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集聚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研究力量，持续对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媒体及教材语言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了汉语和一些民族语言的使用数据。就汉语而言，汉字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比较有效。词语的统计分析也比较可靠，只是对数量词、日期词、短语词、缩略词等的分词、认同还存在一些偏差。对于新词语、字母词、流行语的统计分析，看到了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关系。对于网络新语体进行了较好的记录观察。但是，语法现象的统计分析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民族语言的统计分析，需要民族语言学和信息处理的混合型团队或是混合型人才，这样的人才还较为匮乏。3.语言舆情的分析研判。语言舆情是通过媒体反映出来的社会关于语言现象、语言问题、语言政策的舆论状况和公众的行为倾向，是社会语言意识的反映。语言舆情分析主要通过网络来获取数据，发现舆论热点，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研判，观察语情的烈度，预测语情的趋势，提出应对之策。杨江和侯敏（2010）、孙曼均（2011）、李海英（2015）、 张挺（2015）等都对语言舆情的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武汉大学、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办有《中国语情》《语言文字舆情与动态扫描》等内部刊物，对语言舆情进行持续的观察研究。语言舆情是了解社会语言意识的一扇窗口，也是观察语言现象的社会敏感度的一个窗口，研究语情，及时施策，可以减缓语言矛盾，预警语言冲突。从现有的语言舆情研究状况看，新词语、字母词、简繁文字形体、汉语拼音等是社会敏感度较高的语言现象，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母语水平、外语教育、少数民族语言等，是社会敏感度较高的语言问题，教育、辞书、电视、网络等是社会敏感度较高的语言生活领域，其中以教育和网络中的语言问题最为突出。以上这些语言现象、语言问题、语言生活领域，常常成为语言争论的热点，语言矛盾凸显，甚至形成舆论场外的现实语言冲突。当前的语言舆情研究，预见能力还比较弱，机器所能提供的帮助还多是在事实数据上，而不是“智能”的分析上，特别是在预测语言事件的发展上，在通过“虚拟手段”来评判对策的效果等“智能决策”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4.语言国情的调查研究。语言国情是语言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语言国情主要分为两类：一、自然语言的生态状况；二、语言的社会使用状况。关于自然语言的生态状况，中国的方言学界、民族语言学界一直都在进行田野调研，基本弄清了中国语言、方言的情况。2007年，国家语委开始组织进行“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原则上一县一点用统一的标准进行录音建库，形成了《中国语言资源调查手册·汉语方言》《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等一批成果。在此基础上，2014年发展为规模更大的国家语言保护工程，力图将中国的民族语言、汉语方言都依照“语言保护”的标准录音、录像，加工建库。关于语言的社会使用情况，国家语委2009年做了全国的调研，出版了《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戴庆厦、文秋芳等许多学者也就民族语言、外语的使用情况做了一些调研。总的来说，语言国情的掌握还不全面、不深入、不及时，特别是语言的社会使用情况、各类语言人才的储备情况等，还需要花较大的精力去调查。最好是考虑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或是语言国情专项普查的方式，持续地大范围地获取语言国情数据。5.建立学术研究体系。研究成熟度的衡量和研究水平的提升，关键看学科建设。十几年来，语言规划领域的学术研究获取了较大进展：先后建立了相关研究单位近20个；多所大学设立了博士专业或博士方向；创办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有了专业的学术共同体；自《语言文字应用》之后又创办了《语言战略研究》（商务印书馆）、《中国语言战略》（南京大学）、《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规划学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等刊物，有了学术园地。这表明，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语言规划的学术研究体系。（二）中国的语言生活派在语言生活的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自己学术追求、具有自己学术特色和学术风格的学术群体。这个学术群体被称为“语言生活派”。语言生活派的产生，有其学术基础和社会基础。其学术基础，首先是中国的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发展有两个标志：一是《语言文字应用》的创刊，二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建立。社会语言学在国际上是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它所关心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展开的。早年的语言规划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兴趣之一，是宏观社会语言学或者说是语言社会学的主要内容。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及其引入中国，为语言生活派的建立提供了学术滋养。在某种意义上讲，语言生活派应该是语言社会学的学术流派，但在学术外延上它已经超出语言社会学的范畴。国际语言规划理论及实践研究的引入，对语言生活派的形成发挥了更为直接的作用。周庆生等翻译出版了《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之后，徐大明主持的“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和“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相继出版。刘润清、文秋芳、王克非、戴曼纯等专门关注国外语言规划的情况，曹德明、赵蓉晖、刘和平等关注国外的语言立法、术语立法等问题。此外，范俊军、蔡永良、王辉、李英姿、张燕等对国际组织和国别语言规划也进行了研究。这些翻译与研究，使中国的语言规划研究自觉与国际研究同流而前。语言生活派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中国的语言规划实践。中国现代语言规划的实践若从切音字运动算起，已有120余年历史。百廿时光，朝改代换，时过境迁，但语言文字规划的总体精神和基本举措却一脉相承。中国语言规划逐渐完善了语言的地位规划，对普通话和一些民族语言进行了能够适应信息化的本体规划。特别是1986年、1997年两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推进了语言文字管理的法制化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但是，当地位规划基本完成、本体规划做到相当程度之后，语言文字工作还该做什么？怎么做？经过思考与探索，一批学人逐渐感悟到：语言文字工作不仅要关注语言，进行语言规范和语言管理，更需要关注语言生活。一旦视角从语言转移到语言生活，就发现了一片广袤的社会语言空间。在当代中国的语言生活中，有些问题是历史上一直争论过来的，如语言纯洁观问题、简繁汉字问题、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问题、民族语言及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问题等；但也有很多问题是新出现的，或过去较少关注、了解不多的，如华语社区和大华语的问题、中国的外语规划问题、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问题、城镇化与语言保护问题、文言文在今天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等。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也不好照搬国外的理论、拷贝国外的举措。比如，在处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时，要尊重民族语言，帮助民族地区发展语言，但也必须考虑国家通用语言和国家认同问题。再如，很多研究都认为，现在英语已经不是一种语言，而是复数的Englishes，但若以此来看待大华语，认为华语也会变成Chineses，就未必正确。周清海（2016）指出，“华语的逐渐融合就是不可避免的”。据观察，全世界的华语的确如周清海先生所言，都有向普通话/国语逐渐靠拢的趋势。华语的发展趋势未必与英语相同。中国的语言生活太复杂，世界语言生活太复杂，不能简单照搬现成的理论。中国语言生活派的立场、观点、情趣、方法等，都来自解决问题的冲动，来自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语言生活派的学术实践，使语言研究和语言规划研究发生了重要转向。其一，将语言研究转向语言生活的研究。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发展一直是“内向的”。结构语言学关心语言的结构，不大考虑语境和意义。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更是自觉地在语言分析中剔除意义。到了乔姆斯基时代，“绿色的无色的思想在疯狂地睡觉”都认为是合乎语法的现象，在这里，意义更没有地位。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进一步使语言朝着“内向”的方向发展，“内向”到大脑中的语言，甚至是语言的生物学属性。语言学的“向内”行走，获得了许多重大学术突破，但是也留下了许多遗憾。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的兴起，正具有“补此遗憾”的作用。在社会语言学的翼羽中发展起来的语言规划研究，不可能不涉及语言生活，但是并没有理智认识到规划对象就是语言生活，特别是在进行本体规划时，往往忘记了语言生活。语言生活派明确认识到语言规划研究的是语言生活，大力推进语言生活的研究，促进了语言学的“外向”发展。其二，将研究聚焦在语言的社会功能上。规划语言的目的，是希望语言能够充分发挥有益于社会的功能。语言规划研究其实是在考虑：语言能发挥哪些社会功能？语言发挥这些功能的机理是什么？有哪些调节这些机理的手段？怎样通过调节这些机理来让语言按照社会的愿望发挥好社会功能？传统的语言规划研究，多把语言看作问题。而语言生活派不仅关注语言问题，也关注语言权利，还把语言看作资源，同时还关注语言对家庭、对个人的影响，比如语言对脑开发的作用、双语对老年痴呆是否有预防作用等。李宇明（2015）认为，语言规划学也就是语言功能之学。通过改善语言的社会功能，使语言更好地发挥和谐社会、健康人生的作用。中国语言生活派基本学术主张，可以表述为：就语言生活为语言生活而研究语言和语言生活。李宇明（리위밍 2015）在《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韩语版读者》中，把中国语言生活派的重要学术观点总结为如下七个方面：1.关注语言生活，引导语言生活，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2.语言是资源，要珍惜它，爱护它，充分开发利用它，以期获取最大的语言红利。3.尊重各社区、各群体的语言权利，主张文化上平等、交际上互有分工的多语主义，使各种语言及其变体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相辅相成。4.加强语言教育，努力提升个人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5.推进政府和学界的社会语言服务，关心国际、国家、领域和家庭的语言规划，着力打造学界与社会的智力“旋转门”，探索用社会话语表述语言学研究成果。6.语言学发展的原动力是解决社会前进中遇到的语言问题。它需要多学科共治，需要多种研究方法共用，需要重视实态数据的收集与运用。7.信息化为语言生活提供了虚拟空间，为语言运用提供了语言技术和新媒体平台，为语言研究和语言规划提供了新手段。要全力促进语言信息化，积极利用语言信息化成果，过好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
四结语
语言生活是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语言生活包括运用、学习和研究三个维度，其中的“语言”，包括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三个方面。三维度与三方面，纵横构成了语言生活的九个范畴：语言运用、语言知识的运用、语言技术的运用、语言学习、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技术的学习、语言研究、语言知识的研究、语言技术的研究。语言生活的这九个范畴，虽然有大有小，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都有一定人员从事这一生活，甚至还有一定的社会业态。语言生活研究，当然需要对上述九个范畴进行研究，其实也就是对每一社会领域的语言生活逐一进行深入的观察研究。过去的分领域观察语言生活，对语言学习生活观察不全面，对语言研究生活几乎未顾及，对与语言知识、语言技术相关的语言生活也没有自觉关注。有了“九范畴”的理念，对领域语言生活的观察会更全面、更深入。除了领域语言生活之外，中国的语言生活研究还做了许多工作，如利用媒体语言统计语言生活、对语言舆情进行分析研判、对语言国情进行调查研究，以及建立与语言生活相关的学术研究体系。在语言生活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被称为“语言生活派”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的主张是：就语言生活为语言生活而研究语言和语言生活。其实，语言生活派的学术目标，不是为了建造一种理论、创立一个学科、建立一个学术流派，而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把其发现、其理念及时向社会传播。为了解语言生活状况，发现语言问题，语言生活派创发了许多方法手段，形成了一些重大的语言工程，如动态流通语料库建设、有声资源数据库建设、各种实态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语言舆情监测等。为解决语言生活问题，也提出和发展了许多新概念、新理念，如构建和谐语言生活、虚拟语言生活、国家语言能力、个人语言能力、多语主义、大华语、领域语言学、语言资源、语言产业、语言红利、语言服务、语言消费、语言福利等。语言生活派重视学术的传播，上向政府传播以资政，外向社会传播以惠民，内向语言学界传播以助学。《中国语言生活要况》的编写，新词语、流行语的发布，语言盘点的社会活动等，都是为学术的社会传播而作。这些都表明，语言生活派是根植于中国语言生活沃土，以解决中国语言生活问题为己任，也密切关注世界语言生活的学者群体。
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会长，国际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语言战略研究》杂志主编。曾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语法学、儿童语言学、语言学理论、语言规划等。著有《语法研究录》《中国语言规划论》《中国语言规划续论》《中国语言规划三论》、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等著作。主编《全球华语词典》。主持编写《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并出版了英文版和韩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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