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②丨孙玉文：谈传统小学中形音义互求的方法——读《说文解字注》札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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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月8日起，语言服务公众号将连载北京大学中文系孙玉文教授的文章《谈传统小学中形音义互求的方法——读〈说文解字注〉札记之一》。本文原载《宏德学刊》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这里略有增改），在此感谢孙玉文教授授权连载。欢迎大家阅读、学习、分享、评论。
上一期，我们分享了本文的第一部分“对《说文叙》‘厥谊不昭，爰明以谕’中段注的理解”（点击可回顾），本期我们继续分享第二部分“理解段玉裁提出的方法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谈传统小学中形音义互求的方法
——读《说文解字注》札记之一
孙玉文
段玉裁在《广雅疏证序》和《说文解字注》等著作中多次提出传统小学形音义互求的方法，这些方法得到广泛认同。这种互求之法，按照严格的科学分析，有：（一）因形求义，（二）因形求声，（三）因声求形，（四）因声求义，（五）因义求形，（六）因义求声等六种。但是其具体含义还未见人明白分析出来。本文在研读《说文解字注》等著作的基础上，做出释读，希望对中国语言学史提供一点材料，更重要的是想将段玉裁的这一被人们忽视的卓见发掘出来，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提供营养，也对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一点个人思考。
小学 段玉裁 形音义 互求方法
二
理解段玉裁提出的方法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一）小学形音义的六种互求之法，是在承认汉字是记录汉语符号的形音义结合体的前提下，根据汉字形音义的一方求探求另一方的方法。段氏提出的互求之法，“因形求义”“因义求形”离不开字音，“因形求声”“因声求形”离不开字义，“因声求义”“因义求声”离不开字形。研究古代语言，怎能离开字形，离开音义结合体？《广雅疏证序》“因形以得其音”的“形”即字形。段玉裁为什么要说用形音义的一方去求另一方？原来段氏谈互求方法，有一基本前提：承认每一汉字都是一个已知的符号，是一个形音义统一体，它的音义记录的是词的音义。在此前提下，才提出应从哪些方面去探讨形音义中未知的部分，以形音义中的一方去探求另一方。
段氏认为，《说文》中所收的字全面反映了上古汉语的字形系统、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六书者，文字声音义理之总汇也。”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囊括了所有汉字字形、字音系统；“转注、假借”是“字之用”，没有产生新字，所以并没有反映出语言中新字形、新读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反映了汉语的语义，但并不能将语言中所有的语义都反映出来；如果包括“转注、假借”，则“字义尽于此矣”。段氏给《说文叙》“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作注：“有形则必有声，声与形相軵为形声。”这里的两个“声”具体含义有不同：前一个指字音，后一个主要指声符，以及折射出来的字音。他说“有形则必有声”，承认了凡汉字必有字形、字音。
古人给“书”作声训反映了他们认识到文字记录语言。《说文》给“书”作了两个声训，一见于《说文》正文：“书，著也。”段改“著”为“箸”，注：“叙目曰：‘箸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一见于《说文叙》：“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这里“书，如也”的含义是什么，唐孔颖达《尚书序》“尚书序”疏引《书纬璿机钤》：“书者，如也。则书者，写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这是认为“书”的含义是如人们之所言，从文字和语言关系的角度来解释。段氏给“书者，如也”作注：“谓如其事物之状也。聿部曰：‘书者，者（原作‘箸’）也。’谓昭明其事。此云‘如也’，谓每一字皆如其物状。”则从文字和所反映的事物的关系来谈许慎所说的“书”的含义，表明段氏认为每一字都有字义。段注《说文叙》“厥谊不昭，爰明以谕”：“谊兼字义、字形、字音而言……一字必兼三者。”《说文》“元”下段注：“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汉字的形音义反映的是语言符号的音义。尽管段氏提出的小学互求之法最终是为通经服务的，但这些方法不止于求义，而是形音义互求，因此这些互求之法的提出表明段氏将小学的方法看成一个独立的系统，客观上使得传统的小学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摆脱了它们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进行独立研究的地位。
（二）形音义六种互求方法的提出，不仅仅就一般的语言使用过程而言，而是围绕辨认具体字的六书归属展开的，目的是要研究清楚汉字的形音义，在一字多义中，确定具体字在六书中的地位。段氏将“六书”跟语言符号联系起来考虑问题，以求义为小学最高境界，以析形、求音为手段。他认为，从语言符号创造并形诸文字的程序说，先有字义（实际上等于概念），然后人们有字音，最后才用文字将这个有音、义的符号记录下来。而认字程序跟一个汉字形成过程相反，先接触到字形，由此再认出字音，最后了解字义。他认为，他理解的这种过程符合许慎原意，《说文叙》“分别部居，不相杂厕”注：“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箸於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广雅疏证序》也说：“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我们须知：汉语是一项传统，汉字是一项传统，它们又都是符号系统，因此不经过学习就不能先天获得。汉语符号的音和义联系在一起，没有离开音的义，也没有离开义的音。光利用汉字字形，不跟汉语符号挂钩，则不可能求出字义，也不可能求出字音。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102页：
据说从前有一个学童对老师说，射箭的“射”字错了，应当改写“矮”，委（放）矢（箭）才是“射”。矮子的“矮”字也错了，应当改写“射”，身寸（身长一寸）才是“矮”。这个故事说明，汉字不可能看了其中的单个符号就知道意义。
作为视觉符号的汉字，无论是学过还是没学过的人，都能接触到。如果光因形就可以求音、求义，不将汉字和汉语符号挂钩，那么无论是认识和不认识汉字的人，都应该知道它的读音、它的字义，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如同一个文盲，或者一个根本没有接触汉语和汉字的人，怎能直接通过汉字看出其读音、字义？因此，利用字形去理解字义，并不是先经过一个审音、由审音而知义的过程，而是直接跟语言符号挂钩，也就是既有音，也有义。汉字中，同音的字极多，我们通过字形去了解字义，如果经过一个纯粹的“审音”过程，那么人们为什么只将该字跟所记录的语言符号视作同一个东西，不将它跟别的同音字视作同一个东西？照段氏理解，既然跟字形直接联系的是字音，字音和字义直接联系，人们先通过字形认出字音，那么从事音韵研究的学者可以不管字义，他就可以通过字形认出字音。这显然做不到。
一般人使用汉字字形、字音、字义去组织和理解言辞，不会仔细追究这些理论问题，他们只要能利用汉字组织语言和理解语言即可。段玉裁所说的“三者互相求”是就研究汉字字形、字音、字义而言，不仅仅是就一般的语言使用者而言的；使用者已经认定了文字符号与所记录的语言符号具有同一性。作为研究者，必须求其的解，求其所以然。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段氏的互求之法才好懂，是在研究过程中应着力之处。戴震《转语二十章序》说：“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含有此意。戴氏所谓“疑”，是说对字义弄得不清楚时，要因声求义；对字音弄不清楚时，要因义求声。
（三）小学形音义互求方法的提出，是要沟通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成果。《六书音均表三》“六书说”：
六书以象形、指事、会意为形，以谐声、转注、假借为声；又以象形、指事、会意、谐声为形，以转注、假借为声；又以象形、指事、会意、谐声、转注、假借为形，以十七部为声。六书犹五音，十七部犹六律。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不以十七部，不能分别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四者文字之声韵鸿杀而得其转注、假借……转注异字同义，假借异义同字，其源皆在音均。
《说文解字》者，象形、指事、会意、谐声之书也；《尔雅》《广雅》《方言》《释名》者，转注、假借之书也；陆法言《切韵》为音韵之书。然古十七部藏埋未悟，不可以通经传之文，今特表而出之，箸其分合。周秦汉人诂训之精微，后代反语、双声、叠韵、音纽、字母之学，胥一以贯之矣。
“六书以象形、指事、会意为形，以谐声、转注、假借为声”中，“为形”的“形”指字体的所有偏旁都表意；“以谐声、转注、假借为声”中的“声”指字体中一定有偏旁表声，或全表声，或半表声。“以象形、指事、会意、谐声为形”中，“为形”的“形”指字体中一定有偏旁表意，或全表意，或半表意；“以转注、假借为声”的“声”指只表读音。“以象形、指事、会意、谐声、转注、假借为形”中，“形”指《说文》所载的古文字形体；“以十七部为声”中的“声”指古音。这两段话明确地表明段氏要沟通了字的形音义，强调了古音学在这种沟通中的重要作用。
段玉裁《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上《严九能尔雅匡名序》：
凡言训诂之学，必求之《尔雅》矣。虽然，求之《尔雅》而不得其所以然之故，但见其泛滥无厓涘，吾未见其熟于《尔雅》之必能通经也，则又求之《说文解字》矣。《说文解字》言形与声与义，无不憭然，读之者于训诂当无不憭然。然吾见读《说文解字》而于经传、《尔雅》愈不能通，鉏鋙不合，触处皆是，浅人遂谓小学与治经为二事，然则从事小学将以何为也……夫训诂者，《周官》所谓“转注”是也，《说文解字》与经传、《尔雅》训诂有不能同者，由六书之有假借也……以《说文》之本字、本义，定《尔雅》之泛滥无厓涘者，而后假借之说可明也，五者明而转注举矣。
这里从正反两方面谈到沟通文字、音韵、训诂的重要性：只钻研《尔雅》之类的训诂学，不跟《说文》结合，就会“泛滥无厓涘”，不能明白训诂的所以然；只钻研《说文解字》，不跟训诂学结合，忽视假借，那么对《说文解字》的理解就会跟经传的解释“鉏鋙不合”。必须将文字、音韵、训诂密切结合起来。
《广雅疏证序》的阐发更全面深入：
稚让为魏博士，作《广雅》，盖魏以前经传、谣俗之形音义汇綷于是。不孰于古形、古音、古义，则其说之存者，无由甄综；其说之已亡者，无由比例推测。形失，则谓《说文》之外，字皆可废。音失，则惑于字母七音，犹治丝棼之。义失，则梏于《说文》所说之本义，而废其假借；又或言假借而昧其古音。是皆无与于小学者。
非常明确地讲出了贯通文字、音韵、训诂的理由。
段氏的主张继承了戴侗、戴震的思想。元戴侗《六书故·六书通释》批评了既往某些小学家割裂字的形音义的现象：“书学既废，章句之士知因言以求意矣，未知因文以求义也；训故之士知因文以求义矣，未知因声以求义也。夫文字之用，莫博于谐声，莫变于假借。因文以求义，而不知因声以求义，吾未见其能尽文字之情也。”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横从宜辨。”提出文字、音韵、训诂紧密相依。到了段玉裁，顺理成章地要求沟通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
（四）小学互求方法的提出，是将它跟“六书”理论联系起来考察，以六书理论作为考察的基础，目的是为了弄清具体字的六书归属，以本义的分析为纲，纲举目张，在字义系统中串联假借义。段玉裁首先吸收了《说文》的研究传统，《说文解字注》“一”下注：“《尔雅》《方言》，所以发明转注、假借；《仓颉》《训纂》《滂熹》及《凡将》《急就》《飞龙》《圣皇》诸篇，仅以四言七言成文，皆不言字形原委。以字形为书，俾学者因形以考音与义，实始于许，功莫大焉。”
段氏的作法前有所承。戴侗《六书故·六书通释》将因形求义等方法跟六书联系起来考虑，探讨因形求义、因声求义。其中有一段话，先谈到六书产生的先后，然后结合六书探讨小学方法：
夫文，主于声者也。有声而后形之以文……有有形而有声者，有有事而有声者，有有意而有声者。有形而有声者，象其形而声从之，求其义于形可也；有事而有声者，指其事而声从之，求其义于事可也；有意而有声者，会其意而声从之，求其义于意可也。是三者虽不求诸声，犹未失其义也。至于谐声，则非声无以辨义矣。虽然，谐声者犹有宗也，譬若人然，虽不知其名，犹可以知其姓；虽不察其精，抑犹未失其粗者也。至于假借，则不可以形求，不可以事指，不可以意会，不可以类傅，直借彼之声以为此之声而已耳。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不可不知也……《周礼》：“九岁则属瞽史而谕书名，听声音。”史正书名，瞽协声音。声，耳治也；书，目治也。瞽史协修，而后耳目之政不爽。故侗尝谓当先叙其声，次叙其文，次叙其名，然后制作之道备焉。声，形而上者也；文，形而下者也。非文则无以著其声，故先文而继以声。声，阳也；文，阴也。声为经，文为纬。声圜而文方，声备而文不足。
这里戴侗结合六书和字义的关系，提出因形求义、因声求义等问题。特别重视语音的重要作用，强调因声求义方法的重要地位。明方以智《通雅》卷首一《方言说》：“欲通古义，先通古音。”卷六《释诂（謰语）》谈到研究謰语，有“以便学者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也”之语。更早，唐代就有人在研究佛经的释读时注意到音义关系的重要性，也注意到语音的重要性。例如唐顾齐之《新收一切经音义序》：“齐之以为文字之有音义，犹迷方而得路，慧灯而破闇……得其音则义通，义通则理圆，理圆则文无滞，文无滞则千经万论如指诸掌而已矣。”
清戴震充分注意到音义关系的密切性。《六书音均表序》：“故训诂音声，相为表里。”提出因声求义和因义求声的方法，《转语二十章序》：“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字书主于训诂，韵书主于音声，然二者恒相因……大致一字既定其本义，则外此音义引伸，咸六书之假借。其例或义由声出…………凡训诂之失传者，于此亦可因声而知义矣。”戴震的假借，包括我们所说的词义引申和用字假借。这跟戴侗和他老师江永不一致。《六书故·六书通释》：“古人谓‘令、长’为假借，盖已不知假借之本义矣。所谓假借者，谓本无而借于他也……（‘令、长’）二者皆有本义而生，所谓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非外假也。所谓假借者，义无所因，特借其声，然后谓之假借。”根据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所引江永给他写的信，江永区分“引申”和“假借”：“本义外，展转引伸为它义，或变音，或不变音，皆为转注；其无义而但借其音，或相似之音，则为假借。”这无疑是符合事实的。可见戴侗、江永的假借不包括引申。戴震因为有时二者难以区分，就忽视这二者的区别，有明显的不足。但我们应该知道戴震对“假借”的看法，因为因声求义和因义求声的方法与他所理解的“假借”和“转注”的含义有关；戴震强调“音”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
段玉裁则明确地将小学研究的方法跟六书理论密切结合起来，《经韵楼集》卷六《刻声韵考序》说到戴震的《声韵考》：
学者得是书读之，证诸宋时所存韵书，参考陈季立、顾亭林、江慎修以及予所箸古音之说，可与读古经传，知圣人六书之法矣。
上文“二”中所引《说文叙》“厥谊不昭，爰明以谕”中段注，更明确地将小学互求之法跟六书理论结合起来。
起先，人们将“六书”都看作是造字之本，段氏接受了戴震的学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字之体”，“转注、假借”是“字之用”。他的“转注”是指互训，一些义同义近的字都可以用某一个字来解释，这就是转注。戴震的说法来自戴侗《六书故》，《六书故》将转注视为造字之法，但假借没有另造新字，“直借彼之声以为此之声而已耳”（《六书通释》），下启“六书”的“体、用”之说。后来赵古则、张嘉和、杨慎、潘之淙、吴元满、朱光家、冯暠、戴震等人将“转注”也视为用字之法。例如杨慎《古音后语》：“六书以十为分，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声居其四。假借，借此四者也；转注，注此四者也。四象以为经，假借、转注以为纬。四象之书有限，假借、转注无穷也。”关于转注、假借的异同，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说：“六书之谐声、假借并出于声。谐声以类附声，而更成字；假借依声托事，不更制字。”稍长于戴震的江声（跟戴氏同为安徽休宁人）《六书说》也说：“凡一字而兼两谊、三谊者，除本谊之外，皆假借也。”
段玉裁《广雅疏证序》：“《周官》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形也；转注、假借二者驭形者也，音与义也。”这就决定了“转注”和“假借”这二书在形音义互求中有其特殊性。具体讨论见下文“因义求形”和“因义求声”部分。
（五）这六种形音义互求方法，求义是重心所在，字义跟儒家经典传达的思想直接挂钩。在古代小学家看来，小学互求之法，最核心的是求义，求音、求形是为求义服务的，字义直接与古代经典的教化作用，与“道”挂钩。段玉裁以前曾有人论及，例如《说文叙》谈到文字创制的社会作用：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以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
宋郑樵《通志·六书略·六书序》：“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圣人之道，惟藉六经；六经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书。六书不分，何以见义？”戴侗《六书故·六书通释》也站在求义的角度谈探求字义的方法。《六书通释》开头就继承孔子的正名学说：“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文者，名治之大者也。文忒则名乱，名乱则实易；名乱而实易，则民听惑，号令昏，法度舛，礼乐坏，而乱益生。君子如欲善治，其必由正名乎！”这里的“名”，侧重指名义。元吴当《六书正讹后序》：“乌乎，六书不明，则训诂名义不得而精矣；训诂不精，则五经圣贤之言亦从而晦矣。”到了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与某书》：“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特地提出“考字义”。《古经解钩沉序》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训故，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六书音均表序》评价段氏《六书音均表》“不惟字得其古人音读，抑又多通其古义”，特地强调“通其古义”，明确指出：
夫六经字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故训、音声相为表里。故训明，六经乃可明。后儒语言文字未知，而轻凭臆解以诬圣乱经，吾惧焉。
戴震这里是从通训诂的目的来肯定《六书音均表》。
钱大昕《六书音均表序》也从通训诂方面肯定《六书音均表》的价值：
古人以音载义，后人区音与义而二之。音声之不通而空言义理，吾未见其精于义也。此书出，将使海内说经之家奉为圭臬，而因文字音声以求训诂，古义之兴有日矣，讵独以存古音而已哉。
段玉裁《广雅疏证序》明确指出：“治经莫重于得义。”这是将求义作为治小学的重心的确证。《经韵楼集》卷八《经义杂记序》引用郑玄给《周礼注》作序中的一段话后，就其中的“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议论道：
夫就其原文，所谓相其文义之离合也；就其字之声类，所谓审其音韵之远近也。不知虞、夏、商、周之古音，何以得其假借、训诂？不知古圣贤之用心，又何以得其文义而定所从、整百家之不齐与？
这里“训诂”和“假借”并列，“训诂”是指转注。这里段氏明确提出通经必须经由小学，通过字音可以直接得到“假借、训诂”，从而知“古圣贤之用心”，“得其文义而定所从、整百家之不齐”，治小学的落脚点还是训诂，然后达到通经。《说文叙》“庶有达者理而董之”段注：“《说文》《尔雅》及传注明，而后谓之通小学，而后可通经之大义。”
（六）六种形音义互求方法的提出，首要的是要探求字的本义。本义弄清楚了，引申、假借随着就会弄清楚。《说文叙》“庶有达者理而董之”段注：
（《说文解字注》）凡三十卷，谓许以形为主，因形以说音说义。其所说义与他书绝不同者，他书多假借，则字多非本义；许惟就字说其本义。知何者为本义，乃知何者为假借，则本义乃假借之权衡也。故《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
《经韵楼集》卷一《济盈不濡轨传曰由軸以下曰轨》：
凡字有本义焉，有引申、假借之余义焉。守其本义而弃其余义者，其失也固；习其余义而忘其本义者，其失也蔽。蔽与固，皆不可以治经。
卷二《聘礼辞曰非礼也敢对曰非礼也敢》：
凡治经，经典多用假借字，其本字多见于《说文》，学者必于《尔雅》、传注得经义，必于《说文》得字义。既读经注，复求之《说文》，则可知若为假借字，若为本字。此治经之法也。
这种思想，也前有所承。戴侗《六书故·六书通释》：“注疏未兴，经义常明。注疏日繁，经义益晦。非经有明晦，学者不知六书故也。自汉氏以来，儒者各以师说转相授受，不揣其本，不会其宗，各自以意凿通为说，缘辞生训，析言破义，而古书之精义愈不可见矣……六书者，群经诸子百氏之通释也。六书苟通，由是而往，天下之书不待注疏皆可读也。”六书主要是讲字的本义的，可见戴侗强调确定本义对认识古书上下文的字义的重要性。戴震《六书论序》也说：“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 这些思想，都下启段玉裁以《说文》本义为基础，确定引申义和假借义。
下期预告
下期将分享本文的第三部分“因形求义”，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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