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苑 | 孙玉文：“中国古典学”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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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学”之我见
孙玉文
为适应时代的需要，北京大学中文系即将创刊《中国古典学》杂志。这里我谈谈自己对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一些看法，祝贺刊物创刊，以与学界各位同道交流。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
我所理解的中国古典学
我所理解的中国古典，是指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典籍，涵盖经、史、子、集等各个部分。从前有人将儒家经典和中国古典等同起来，或者将中国古典中讨论思想、道德的部分和中国古典等同起来。这是片面的，名不副实，也不利于全面地认识中国古典，更不利于发展新文化，我所不取。
“古典”一词是个多义词，它的词义有好几种，我取“古代典籍”一义。所谓“典籍”，泛指古代书籍。这些书籍，既有一直流传下来的，也有历代出土的。尤其是商代到西周的出土文献，尽管受表达需要和存储条件的影响，内容比较有限，但由于传世文献有限，它对弥补传世文献的缺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东周以后的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仍然有若干补充作用。毫无疑问，传世文献的研究是研究中国古典的大道。
中国的古典，它的研究范围和对象是确定的；因此，如果对它采取有效的科学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就能进入“学”的范畴。中国古典学，就是对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典籍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当今流传“国学”这一术语，“国学”的概念自从上个世纪初提出以来，已经成为一种既成事实，无论是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是一种社会约定了。但对“国学”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我所理解的“国学”，跟这里“中国古典学”的内涵和外延一致。因此，我所谓的中国古典学，就是我所理解的国学。
三千多年以来，古人留下了浩如烟海、从不间断的古代文献，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思想、政治等领域，堪称世界之最。由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性，古典文献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影响至今。就此而言，对中国古典跟西方古典的研究无疑会有所区隔。各个时代的文献，对前代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我们可以对它们做断代的研究，形成先秦古典学、汉代古典学……清代古典学，等等。其中，先秦的古籍是后代古籍的源头，最值得研究，需要有大量的投入。不将先秦古典学研究清楚，两汉以后的历代古典学研究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我们不能将先秦古典学代替中国古典学。
我们特别应该研究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那些属于经典的内容。有些古代典籍不属于经典，但是它们之中仍然不乏真知灼见，对后人发展文化事业很有帮助，因此也值得重视。比如，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记录各地方言词汇的著作，有些著作因袭前人方言词汇研究的成果较多，更没有成为经典，但偶尔也会记录一些前人没有记录的方言词语，尽管是吉光片羽，但是很珍贵，有时能帮助解决大问题。
二
古代的经典
说到古代的经典，不能不涉及什么是经典的问题。各种知识领域都可以有经典。例如宗教有《金刚经》《圣经》《古兰经》等，文学有文学的经典，科学有科学的经典，等等。甚至启蒙教育也有自己的经典，例如《急就篇》《三字经》《百家姓》等等。由于各知识领域都会形成经典，因此关于经典的理解，就不能以著作的内容是否科学作为评判标准，那样的话，宗教著作、文学著作，还有其他一些领域的著作范围内就不可能有经典。当然，科学著作是否属于经典，这是要以是否科学作为评判的标准的。因为科学著作，只有符合科学标准，才能够具有权威性，有可能流传久远。我们对于何为经典，还必须有更为概括的理解。
经典是一个客观存在；对于何为经典，中外学者有相当多的研究。但是如何区分经典和非经典，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经典的核心区域是清楚的，例如《十三经》，这是大家公认的儒家经典；《老子》《庄子》，这是大家公认的道家经典。但是经典和非经典，在边缘地带颇难划分清楚。在我看来，它们的边缘地带是不可能划分清楚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从“经典”的定义入手。《现代汉语词典》给“经典”一词分了四个义项，头两个直接涉及对经典的认定。一个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一个是“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这样下的定义，比较概括。
这里的两个义项，第一个直接点出“传统”“权威”二词。这里所谓传统，指的是文化，道德，思想，制度，风俗，艺术，行为方式等人类创造的世代相传的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所谓权威，指的是某些著作中，其言论中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和使人敬畏的重要内容。就这个定义看，经典需要由历史和社会来认定，某种著作是不是权威性的著作，需要由时间来检验，由社会共同体来检验。从这个角度看，一部著作，能否成为经典，绝不是由任何个人能确定的。个人能在推动一部著作成为经典中起到一定作用，但他无法决定某著作是否经典。还有一点，如何鉴别一部著作是否具有权威性，这也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科学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的认定，如果碰到边缘性的情况，有时候也会见仁见智。
第二个是用在宗教领域，其实也要求是传统的，像《金刚经》《圣经》《古兰经》等宗教著作，都是经过了千百年的持续影响，形成的经典。相反，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所撰写的《原道救世歌》就不能称作经典。
这里“权威性著作”，“根本性著作”，尽管涵盖了著作内容本身和社会评价两方面，但它们都是模糊性很强的概念，操作性不强，很多时候难以把握，这就决定了，在边缘地带，人们很难将经典和非经典完全彻底划分清楚。由于没有十全十美的经典，由于经典有缺陷，这就决定了，个人对一部书是不是经典的看法有时会有分歧意见。好在对于一部著作是不是经典，不是由个人说了算，它是一种社会共识。
中国古代文献，由于历史的删汰，也许确认何者为经典，何者为非经典，相对要容易一些。当然，古代已经亡佚的不少著作，都有成为经典的条件，只是由于中国的古书，有一些遭受天灾人祸，没有发挥其应该有的影响，它们不都是人们主动抛弃的。这些书中，有的无疑不乏真知灼见，是很有可能成为经典的。因此，我们不能说，凡是亡佚的古书，就一定不是经典，它们在历史上有可能就是经典。例如汉末孙炎的《尔雅音义》，曹魏时期李登的《声类》，东晋吕忱撰写的《字林》，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它们在古代无疑是经典。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相信，历代都出土了古书，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地不爱宝，出土古书更为频繁，其中有些古书是传世经典的异本；有的是原来未曾寓目的失传古书，有一部分有成为经典的可能。但是，由于经典的形成需要历史积淀，因此这些古书能否成为经典，是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的。
古代的著作，有一些是整个社会的经典，例如儒家的《十三经》，《老子》《庄子》等先秦诸子，《说文解字》《经典释文》等小学著作，《楚辞》《文选》等文学著作，《山海经》《水经注》等地理著作，《史记》《汉书》等二十五史，它们的数量不小，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经典著作；有些是行业性较强、阅读面较小的经典著作，例如《九章算术》《伤寒论》《肘后备急方》《千金方》《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弹棋经》等著作。行业性的经典著作，尽管影响比服务于整个社会的经典著作小，但它们往往凝聚了先民的重要认识成果，丝毫不妨碍它们成为经典，它们在促进社会进步中同样能起到丝毫不亚于通行于整个社会的经典著作所起的作用。
有人将国学限制在儒学的范围内，这对全面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发展新文化是没有好处的。我们必须重视经史子集等各方面的经典。还有的先生，认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也是值得商榷的。所谓核心，指的是事物的主要部分，其他的部分都是围绕着该事物的。我们认为，尽管儒学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多居首要地位，但是中国古代文化丰富多彩，远非儒学文化所能囊括。它是否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其他方面的内容是否都围绕着它，这是需要进行严格的科学论证的。至少我见到的不少著作，它们并没有围绕着儒学，例如古代医学著作、切韵系韵书、等韵学著作，农学著作，等等，它们很难说是围绕儒学撰写的。在一个拥有三千多年古典传统的国度，如何判定某一部分著作的内容是主要部分，中心部分，其他著作的内容是次要部分，外围部分，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明确标准，否则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可是我没有看到这种严格的论证。即使认为儒学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领域的主要部分，也还是需要严密论证。
古代有不少伪书，辨伪学很重要；但是，我要强调：伪书并不都是非经典。古人写作伪书，原因复杂。有些伪书，只要它属于传统的权威性的著作，它也可以属于经典。这些伪书，在经史子集中都有。例如《列子》现在大家公认是伪书，但是它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无疑属于经典。
所谓著作，是指用文字形式所表达的意见、知识、思想、感情等的成品，它包括单篇文章和装订成册的作品。因此，经典既可以是成本的书，也可以是单篇文章。例如《庄子》是经典，其中的《逍遥游》《齐物论》《德充符》等篇更是经典之经典；《荀子》是经典，其中的《劝学》《天论》《正名》等更是经典之经典；《切韵》这本书早已亡佚了，但这不妨碍它成为经典，其中的《切韵序》更是经典之经典。
三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典学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典学，可以从古代文献的文本本身和当今社会的需要两个方面来谈。
首先，我们要说，中国古代典籍文本本身，有相当丰富的知识营养，足资后人汲取。我们今天还能见到三千多年来从不间断的古代典籍。历代的典籍可谓汗牛充栋，有不少惨遭厄运，流传下来的是九牛一毛，但仍洋洋可观。它保留了中华民族祖先三千多年来，面对各种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挑战所取得的认识成果，也记载了不少自然、社会现象，以及人们的改造活动，展现了先民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生生不息的生活体验。三千多年，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不能算是短短一瞬。古今中外一切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反复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典籍是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藏，值得花大力气去研究。
这些超乎我们想象的丰富成果，如同世界上任何既有的知识成果一样，不免有缺陷，甚至有严重的缺陷或错谬，有不合今天的内容，但是它记载着智慧，有着足资后人借鉴、参考的内容，是后人必须批判继承的东西，也是发展新文化的一个光辉起点。
因此，出色完成中国古典和当代的对接，是后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因为它有缺陷而因噎废食，在没有全面深入阅读、经过严格科学论证的情况下，采取封堵的办法，将本该为现代文化建设提供养分的活水源头人为截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一堵隔离墙，在完全没有古书阅读能力的情况下，肆意贬斥传统，挑起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体现了某些人士缺乏现代科学意识，以情绪代替理性。那样做不但无法达到目的，而且得不偿失，受损的是当今的人们、当今的社会。
其次，从当今社会的需要来说，我们应该研究中国古典学。理由之一：中国古典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依归。一个人、一个社会都必须有自己的精神依归。相对于苍茫时空，任何个人，任何社会，他们太渺小了，得寻求一种精神依归，一种寄托，才能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克服种种困难，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如果没有这种依归，那就只能“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未来是未知，无法作为他们的依归，因此祖先传下来的东西无疑会是他们极好的精神依归。如同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一叶孤帆，它必须要有一个出发地；而且随时要面对各种风浪，设计好泊船地。没有出发地和泊船地，就不能知道自己在大海上漂行了多少天，漂行了多远，孤舟的方位，等等，只能任其在茫茫大海中飘摇，只能随时准备葬身海底。
中国古代对于祖先的祭祀之礼，世界上不同民族传下来的祭奠祖先的风俗，有些民族对于祖先留下来的宗教经典的膜拜，都折射了这种依归的心态。有的民族崇拜天神，但认为人是天神创造出来的，因此崇拜天神，跟崇拜祖先有共同之处。对于祖先留下来的书籍的重视，也折射出人们寻找精神依归的心态。正常状态下，一个民族，从祖宗流传下来的古代典籍中安顿自己的心灵，寻找生活的勇气和经验，避免消沉和盲目，奋发图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人们常说的“发思古之幽情”，就是这种心态的一种折射。
尽管上个世纪有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因形势所需，对中国古典进行了最为激烈的批判，但是他们无法斩断人们对于中国古典的情怀。我相信，上个世纪对中国古典采取过激批判的学人中，有些人骨子眼儿里对中国典籍还是重视的。由于他们的言论过于偏激，因此也引起了不少学人的强烈反弹。其结果是，上个世纪，中华民族的族群分裂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为严重的时期，整个民族，甚至在很多方面连基本的共识也无法达成。事实上完全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准绳，逢中必反，逢古必反，是不可能取得共识的。这种族群分裂的现象，影响深远；许多人没有起码的仁义礼智信，缺乏理想和理性。至今我们还不时可以在互联网上见到，有人化名对业已达成的社会共识展开批判，为邪恶摆歪理，为正义唱反调，试图颠覆人们的共识，最大限度打击中国传统文化。不过，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少数人在缺乏精神依归的情况下，存在着数典忘祖的病态心理，也说明我们需要重建社会共识、社会互信。
经过几十年的积淀，重建国学，建设中国古典学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其实，重视传统，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世界许多民族也无不如此。这种重视本民族古典的情怀，这种文化寻根的强烈愿望，本属人之常情，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这种情怀和愿望更容易变得强大起来。
理由之二：上述的这种情怀，非常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民族的凝聚力是一个民族战胜任何困难，保卫人民群众正当权益，昂首挺立于世界，发展文化的重要保证。我国疆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传统保留的程度不同，社会发展速度不一，“众口难调”，很难形成凝聚力。要凝聚中华民族，需要有能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都能达成共识的东西。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很多古老的文化现象已经扎根于中华大地，易于为众人接受；它的历史穿透力，也就意味着它在广袤的中华大地的空间辐射力，从而形成巨大凝聚力。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中国的古典。
上个世纪以来，有一些激进的人士，想尽各种办法，作了不少舆论铺垫，甚至利用各种政治手段，试图让中华文化在中国社会完全消失，由西方文化全面起而代之，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终究有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有强大的时空穿透力和民族凝聚力，因此无论你承认不承认，它依然是人们最熟悉的东西。一个民族需要凝聚起来，而中国的古典具有这种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意义重大。
如果我们想用大家不熟悉的东西将一群人凝聚起来，那多半是没有广泛的效果的。勉强将几个人凝聚起来，那只能是让人盲从，因为人们对那种东西无法知根知底，有几个人说那东西好，更多的人最多只能是将信将疑。近百年来，一些人士想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毁灭性打击，试图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影响到了部分人士。由于这部分人士对中华传统文化缺乏真正的、全面深入的了解，对西方文化盲从；加之中西语言文化的隔阂，他们对西方也缺乏真正的了解，因此他们的思想是漂浮的。由于极端的自私在作祟，因此这种人有时在互联网上扬言，中国的古典都是垃圾，他们根本不看中国的古典，最多只看五四以来一些学问家对中国古典进行研究的著作。他们不仅不以凭二手货下巨大结论为耻，反而还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这当然不是一种健康的、科学的思想：你没有全面、仔细阅读中国古典，怎么知道它们都是垃圾呢，学问恐怕不能这样做吧。在我看来，这些先生是受到了上个世纪以来某些激进人士的蛊惑，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缺乏应有的治学态度，对传统没有敬畏之心，老子天下第一，对传统缺乏真正全面深入的科学分析；更重要的是，他们先入为主地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离心力，先入为主地对西方文化产生亲和力，逢中国古典必反。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凝聚中华民族，透彻了解中国的古典是何等重要！经过这么多年的拨乱反正，一些幡然醒悟的人士逐步感受到了中国古典的凝聚作用，因此中国古典学研究大有用武之地。
理由之三：中国古典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依归和形成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要素，它还是后人创造新文化的重要的活水源头。任何一个民族，特别是有文明史的民族，它的后人，必须通过自己熟知的东西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中国的古典是中华民族发展新文化，走向世界的方便法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一脉相承，汉字是我们最大的文化遗产，中国古典绝大多数是借助汉字传承下来的。这是人们熟知的东西。
中国的古典文献凝聚各个不同时期、相当多优秀人才的集体智慧，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博大精深。建设我们的新文化，离开了它，会失去很多有利条件，使我们多走很多弯路。不同时期的中外人士，曾经从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尤其是汉字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和民族，都接受了中国古典文献的深刻影响；欧美一些国家和民族也都受到了它的影响。不但人文社会科学如此，自然科学同样如此；不但科学研究如此，在文学创作、军事等方面同样如此。这有力地证明，中国古典文献的确有值得人们吸收的内容。西方学者研究西方古典学，主要是通过传扬古典精神救治时弊，这跟西方古典文献的内容丰富程度密切相关；中国古典学研究，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古典对于创造新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多少年来，我们对于中国古典文献成果的吸收还是有限的，以前人们大多吸收其中讲思想、道德、政治等方面的知识，其他方面重视得不够。就是讲思想、道德、政治方面的知识，也大多采取大而化之的办法，一好百好，一坏百坏，细致的分析作得很不够。有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如梁思成在建筑研究和设计方面的贡献，得益于他对中国古建筑史的研究；茅以升在桥梁建筑研究、设计方面的贡献，得益于他对古代有关桥梁的著作的研究；竺可桢在气象学方面的成就，得益于他对中国历史气象学和中国历史地震学的研究；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研究，得益于他的中国数学史研究；屠呦呦等人从传统中医中寻找科研突破口，取得不俗成绩。他们比其他一些研究人员更多地吸收古书的智慧，由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相信，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如果能有更多的研究人员从古书中吸取养分，将会大大促进他们的研究；在其他方面，还有很多没有过时的东西，还有相当多的好内容值得人们吸收，为创造新文化服务。
由于语言的障碍，不同的国家对于中国古典文献成果的吸收程度不一。要创造新文化，中国古书将会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研究课题、思路、方法、灵感。由于中国学者自身的优势，我们更应该为此做出更多努力。因此，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大有可为。由于近百年来，有些激进人士对中国古书持续不断的抨击，多多少少影响了人们的判断，也许有的朋友对古书有没有现代价值持审慎的观望态度，但是与其坐而论道，孰与起而行之？与其受人摆布，何如亲自去试试水呢？
跟所有民族的古代文化遗产一样，中国古代文化中既有优秀传统，也有劣质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阅读古书，全面深入研究中国古典学，经过充分论证，将优秀传统剔发出来，对劣质传统进行批判，对于克服个人的局限和时代局限，创造新文化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
应该如何研究中国古典学
要研究好中国古典学，需要作多方面的努力。这里主要就当今研究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提出个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大多是老生常谈，但这些基本的东西还是值得提出来讨论讨论的。
（一）必须具备坚实的古汉语基础。古书的释读是研究中国古典学的基础工作，离开了这项基础工作而建立中国古典学，必然是在沙滩上建七层宝塔，不可能有稳固的根基。
古汉语和汉字发展到今天，既有古今相承的一面，也有古今不一致的一面。一般人不经过一定的训练，就不可能读懂古书，即使勉强释读下来，也必然错误百出，大量失真。因此要创造新文化，避免研究工作出现误解，特别需要对古书作正确释读，必须字词句落到实处，避免粗枝大叶，还要准确把握古人的言外之意。这要求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者具有扎实的古汉语的基础。必须强调，如果一个学者要从事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古汉语的基础是非打不可的，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一个学者进入中国古典学之门的钥匙。
多少年来，文史哲分家，古汉语学科一般设在中文系或文学院，而历史和哲学专业里，古汉语学科所占分量难免有限，这对学生古文阅读能力的培养有阻碍，因此学生在古代文献的释读方面对比以前明显处于下滑趋势。这种现象必须得到遏止。有一些大学的国学院没有设置相应的古汉语学科，有的有相应的学科，但从事古汉语教学的老师很少。这都是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历史上，治中国古典学者，有人就轻视语言文字。戴震曾经在写给段玉裁的信中批评这种恶习：“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这是值得我们警醒的议论。
总结一下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研究的的成败得失，我们就可以看到，治中国古典学，强调要有扎实的古汉语基础，这是怎么也不过分的。如果一个从事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学者，满足于当一个马马虎虎先生，以为对于古代文献的释读能大概齐就可以，以为有一点古汉语基础就可以从事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忽视文字、音韵、训诂学方面的基本学养的培育，那么这肯定会影响到自己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深度，也就是难以将中国古典学真正研究好。
利用中国古代典籍创造新文化，避免陈陈相因，我们特别要加强对古书的细微之处作正确释读。大而空的研究，常常不能发现创新文化的真课题，以至于跟真理失之交臂。对古代典籍的细微之处的分析，往往能够带来灵感和新的研究视角，解决重大科学难题，从而揭示出真理，服务于社会。例如吴文俊解决数学难题，屠呦呦解决青蒿素的提炼，毫无例外对都来自对古书细微之处的正确释读。吴文俊数学上取得的一些成就，得益于他对《九章算术》及刘徽注的精细释读；屠呦呦正确提取青蒿素，就来自她对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之，尽服之”的正确释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古书的精细释读是何等重要。无论你研究中国古典学的哪一个分支，古汉语的基础必须打牢。
（二）必须打好古文献学的基础。古代文献汗牛充栋，没有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诸学的帮助，我们就无从知道各种古书讲些什么内容，也就无从知道资料的真伪，如何找资料，如何利用资料，如何选择可靠的版本，等等。单凭个人的有限涉猎，必然会沧海遗珠，甚或以讹传讹。因此，研究中国古典学，就必须打好古文献学的基础。
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特别要重视这一方面。一方面，互联网给人们吸收古人的知识带来方便；但另一方面，互联网上，有些古书严重失真。这时候，版本、目录、校勘、辨伪学的基础显得格外重要。我们必须选择可信的版本作为研究的依据，尽可能全面占有可信的材料。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好古文献学的基础。当然，光借助目录学查找资料，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目录中的分类和著作介绍，只能是粗线条的；如果辅之以平时尽可能多的浏览，应该会有更多的收获。
以上我们强调：准确释读古书，有两项特别基础的工作必须加以重视，一个是要打好古汉语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基础，一个是要打好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也就是古文献学的基础。这两个方面的基础的关系问题需要作一些阐述。在我看来，文字、音韵、训诂尤其是基础之基础。这是由古书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书籍是由语言文字记录的，中国的古书主要是由古汉语记录下来的，没有古汉语，没有汉字，就不能产生中国的古书；古汉语、汉字是形成古书的先决条件。一切古书，以及同一古书的不同版本，都以汉语、汉字来记录，文本的分析、比较以文本的释读为基础，所以版本、目录、校勘、辨伪学的进展，又以古汉语研究为基础。
如果我们认同中国古代经典对未来的治国理政、文学创作、社会公益，以及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包括军事、医学、气象、地质、地震、交通等等都有重要价值，对发展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都极具意义的话，那么，为了有效地利用这份遗产，我建议：可以在一些大学不同的学科门类和专业，有针对性地设置古汉语和古文献的教研机构，或开设相关课程。
（三）必须充分重视出土文献，处理好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尽管出土文献的价值远远比不上传世文献，但其中也有相当丰富的内容。拿今天的学科体系来说，其中既有涉及社会问题、人文问题的，也有涉及自然问题的内容，既可以印证、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也可以纠正传世文献的一些错讹，对发展新文化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甲骨文、金文、两汉以前简帛文献的出土，对于深入了解汉字的流变；敦煌文献的发现，对于深入了解切韵系韵书的源流，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再如，出土的西汉辞赋，可以深化我们对于西汉文学的认识；清华简的发现，对促进人们对于古史和古代科技成就的了解有积极作用。因此，出土文献的价值不能忽视，我们必须重视出土文献。
近些年来，多地出土了一些传世古书的不同简帛本子，有些简帛本子跟传世古书有相当大的差异，形成异文的关系。这些异文，能否证明出土文献优于传世文献？或者传世文献优于出土文献？或者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各有来历，我们难以定其优劣？这对认识古书的原意提供了新的契机，也给古文献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先秦古书，即使是传世的著作的不同本子、出土的同一部著作的不同抄本，也都会有异文，有时候让人很难断定孰优孰劣。出土的本子究竟是原作，还是当时的传本之一，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至少在目前阶段，鉴于某种著作下距出土的本子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很难说，完全可以利用出土的本子确定今天传世的本子的异文均为后人改动。
当出土文献跟传世文献出现异文，而我们可以证明出土文献的文字就是文献原作者的原文时，这应该可以认为传世文献的异文经过了后来的改动。例如最近在蒙古国发现的班固《封燕然山铭》，显然是班固的原作。它跟《后汉书》《文选》所收文字不完全相同，因此可以断定：《后汉书》《文选》记载《封燕然山铭》是可信的；两书所收，一定经过了后来的改动。问题是，这种改动，是班固自己后来改的，还是后人改动的呢？如果是班固自己改的，恐怕就不能根据“出土”的《封燕然山铭》改动《后汉书》《文选》。即使是后人的改动，也很难说这种改动是错的，有的可能是改错了，有的只是改得不好，有的可能改得比原文更好。究竟怎样，需要论证清楚。我们有时只能说，这种改动不合原文。由此可见，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轻易据出土文献改动传世文献。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关注、重视出土文献，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有机结合起来，真正解决好求真的问题。
（四）必须分清读进去和读出来的关系。所谓读进去，就是要设身处地，读懂古书的原意；所谓读出来，就是不被古书牵着鼻子走，要有破有立。读古书时，客观上存在着这两个方面的不同，带有规律性。但是要读进去，深入理解古书原意，谈何容易，即使是通人有时也会有误解。例如《史记·张仪列传》：“弊邑恐惧慑伏，缮甲厉兵，饰车骑，习驰射，力田积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慑处，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索隐：“督者，正其事而责之。督过，是深责其过也。”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三之四《史记》以为“督过”是同义连用，都是“责备”的意思。他批评司马贞的解释，是将“过”理解为过错，“若以‘过’为过失之过，则当言‘督过’，不当言‘督过之’矣”。其实司马贞和王念孙都是将“过”理解为指责，司马贞没有错。作为研究《史记》的权威学者，司马贞不可能不知道“督过”后面有一个“之”字，从而将“过”理解为过错，以致出现这种低级错误。他将“督过”解释为“深责其过”，是解释这个双音词的意义。这个解释是对的，并不能证明他将“过”理解为过错，被释词的“过”和注释中的“过”是两个不同的字义。由此可见，读进去和读出来是不同的。
充分读懂古书原意是读出来的前提，如果不下一番读进去的功夫，就极有可能误解古书。在我们既有的中国古典学研究中，误解古书、胡乱批评古人的情况时有所见。例如对于古人所说的“礼”“法”的关系，我们不能不加分析，拿今人对“礼”“法”的理解去评判古人，以为古人只重视礼，而轻视法。要想了解古人对于“礼”“法”的认识，必须全面掌握古书的相关材料，细致分析他们对这两个词的具体含义的理解。《史记》中，司马迁对“礼”的理解跟今天就有很大的出入，他继承了《荀子·礼论》的很多内容。《礼书》中的“礼”，包含的内容远大于我们今天对“礼”的理解。唐张守节《正义》说：“天地位，四时序，阴阳和，风雨节，群品滋茂，万物宰制，君臣朝廷尊卑贵贱有序，咸谓之礼。”张氏对《礼书》的“礼”的含义的理解，是体会司马迁对“礼”的理解而来的。根据这个理解，“礼”中包括了不少今人所说的“法”的内容。如果不虚心涵泳，不对古人对“礼”的含义作一番细致的分辨，只拿今人对“礼”“法”的理解谈这二者的矛盾，以为古人重视“礼”，轻视“法”，结论不是由大量的材料严密地推导出来的，未免厚诬古人。
再如段玉裁在《广雅疏证序》中提出传统小学形音义互求的见解，但是段氏关于因形求义、因形求声、因声求形、因声求义、因义求形、因义求声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即使是肯定段氏此说的学者，专门研究传统小学形音义互求的论著，都没有去作系统的爬梳，因此说不出所以然。舍弃了读进去的这一步，大谈段玉裁理论作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就显得底气不足。
对于古书缺少虚心涵咏的功夫，没有真正读进去，没有充分理解古书、古人，就跳跃到评价古书、古人，这在相当多的中国古典学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此不少评价、不少断言，都难免有隔。今后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这是必须克服的研究局限。
（五）必须理顺分析和综合、具体考证和理论探讨的关系。有人强调，为了跟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等研究区隔开，从事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作整体研究，从而体现中国古典学的学科特色。这种追求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要避免大而空的研究，注意分析和综合的关系。离开微观性的基础研究，片面追求综合研究，其结果必然是流于空疏、平庸；片面追求微观的分析研究，不跟综合研究结合，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分析和综合研究相结合，这是最佳选择。
在中国古典研究史上，很多人一直没有处理好考证和理论研究的关系。有的学者重考证，排斥理论研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的《序》中说：“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这段议论，有不少可取之处，例如提出治学要求实。但是他贬斥“议论褒贬”，目之为“虚文”，不免片面。其实考证和议论褒贬都可以有实有虚，而且治学很难避免“议论褒贬”，像王鸣盛这段话，就很有这种色彩。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就听到有学人说，现阶段，资料的考证工作已经做完了，往后就要全力进行理论研究。这种将文史考证和理论研究对立起来的做法，在中国古典学研究中还大有市场。这些做法当然都失于偏颇，缺乏学理依据。
我们认为，在中国古典研究中，千万不能将考证误会为史料本身，考证是搜集材料，设计方法，从中得出具体结论，这里面有理论；即使是纯理论探讨，只要有真知灼见，也必然依靠扎实的考证。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九《答沈蜂墀论学》指出：“夫考订、辞章、义理，虽曰三门，而大要有二，学与文也。理不虚立，则固行乎二者之中矣……夫文非学不立，学非文不行。二者相须，若左右手。”无论是重在考证，还是重在纯理论探讨，都不能根据其研究的侧重点确定谁重要，谁次要，因为这是说不清楚的问题。如同盖高楼，我们不能说地基不重要，地基之上的部分才重要。在这一点上，考证和纯理论研究都不应该分轩轾。应该根据选题的难度、论证是否充分、结论的创新度等方面，通过实践检验，确定成果的优劣。有人视考证为“小道”，理论研究为“大道”，未免未达一间。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说得好：“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迁，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犄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惟自通人论之则不然，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
无论是基本考证还是纯理论探讨，我们都强调要坚持系统性，好的考证必然符合系统，劣等的纯理论研究有可能毫无系统性，更无法使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成为人们研究的“终极目标”，终极目标只能是科学而有用。
我们看到，有人忽视具体材料的全面掌握和深入分析，片面追求所谓中国文化特点的整体把握，以此指导自己的研究取向。其研究结论，往往遇到大量的反例；他们对这些反例采取不管不顾的态度，因而结论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例如我们常常看到，有人说中国文化注重综合，西方文化注重分析。这个结论很大，会遇到很多反例。在阅读古书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看到有注重分析的例子，像《九章算术》切韵》《韵镜》《七音略》等书，都非常注重分析；西方著作中，注重综合的例子同样很多。因此，这个结论很难得到证实。
但是，这种研究路向的负面影响不能忽视。最近有朋友给我转来一个帖子，作者没有任何论证，先提出一个观点，作为议论的基础：西方人以诚信为荣，中国人以聪明为荣。然后寻找形成有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大加发挥：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认同作假。由此认定，中国人意在输赢，而不是善恶。对此同样没有明确论证。作者进一步发挥说，这也许是中华文化始终处于蒙昧状态，徘徊在文明边缘的原因。言下之意：中华文化是蒙昧的文化，这是不需要论证的已知知识。整篇帖子没有作任何科学论证。这种没有任何科学论证的帖子，在互联网上时有所见。这种没有根据，胡乱发挥的帖子，缺乏起码的科学诚信和科学道德，以猜想代替实证，耍小聪明，正是人类劣质文化的产物。表面上是作中西文化的宏观比较，实则空洞无物。这种做法，我们必须引以为戒。
近百年以来，对于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借鉴西方的研究模式，比较注重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方面，尤其是儒家思想史的理论研究。五四运动后的一段时期，这些类型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涌现了不少优秀成果和优秀研究人才。改革开放以后，有的学人多在五四时期那些学者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尽管小有成就，但难以形成大的格局，大的气象。某些研究过于重视借鉴，容易削足适履，我们祖先一些独创的知识成果发掘得不够；近现代学科分工太细，有的学科对古汉语和古典文献学的重要性不够重视，对古代典籍的释读有所忽略；中国古典学的相关专业多设置在文科，文科对自然科学的知识有隔膜，而理工科又缺乏古汉语和古典文献学的基础训练，因此对于其中的相当于自然科学的文献关注得不够；有的研究片面追求理论创新，对于必要的微观研究做得不够，影响了研究的深度。今后研究中国古典学，必须重视这些方面。
中国古代对前代典籍的研究和利用，注重实用性，缺点是对理论重视不够。上个世纪以来，人们试图对此有所矫正，但在重视理论研究的同时，大大忽略了实用性，为理论而理论，理论至上的治学心态严重左右着一些学人。正确的做法是：既要重视理论，同时必须继承我们祖先重视实用的传统，让它们相得益彰。很多人注意到，传统的古书中，有很多谈到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的内容，这大概是古人的研究优势之一。近现代以来，一些学人常常采取一刀切的办法，笼而统之地加以肯定或否定。这不是科学的做法，对发展新文化也不利。应该具体研究：古人对于道德修养，有哪些见解，哪些地方讲对了，哪些地方讲错了；哪些内容今天用得着，哪些用不上。这样具体而微的研究，无疑更有科学性，也更有实用性。
（六）必须解决好述和作的关系问题，要重点发掘、利用前人没有发掘出来的问题、没有有效利用的文化成果，服务于当今的新文化建设。我在上面提到的几点研究中国古典学的建议，重在阐发对古书研究要求真求实，这里我要强调，我们研究中国古典学，要在此基础上花大力气发掘、利用古书中科学有用的部分，为当今的新文化建设服务。
三千多年从不间断的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书，是在面对各种复杂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况下产生的，各个时期的精英人物，他们必然会从他们独特视角提出一般人忽视的问题，有自己独特的分析角度和独到的思想，有很多足资后人汲取的知识成果。可惜我们发掘、利用得很不够，这主要是因为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太重视模仿西方、甚至照搬西方，形成惯性和惯性思维。有时候，为了能有点新意，有的学人并不是先在古书的精细释读上下功夫，而是寄希望于西方学者新的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将原有的研究审视一遍，以求创新。这种研究无疑是有价值的。为了拔高这种研究路向，有人甚至拿中国古典学的国际化替自己寻找其合理之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该研究路向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对于研究对象的本体自身下的功夫仍然很不够，而对本体深入细致的研究是最重要的。
由于过分倚重西方，因此一些从事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人，西方学者注意到的地方，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中国古代独有而西方人忽视的地方，则很少受到关注。由于西方的研究模式跟中国传统很不一样，在中国古代很缺乏这种研究模式，因此将它们移植到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上面来，这在国内比较新颖；但如果放眼全球，其新颖度就要打折扣。从这个角度说，仍然是述多于作，述的是西方模式，缺的是超出西方模式的新课题、新视角、新问题、新方法、更高层次的原创性质的成果。而且，由于盲目崇拜西方，有时候，这种移植性的研究难免出现一些削足适履的地方。
也有的学人因为研究的需要，发掘出现今研究中忽略的内容，如屠呦呦关注《肘后备急方》中谈到提取青蒿素的内容，再如吴文俊的数学研究，从古代数学著作中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然后结合现阶段中外研究人员获得的已知知识，进一步深化古人的认识，从而促进了他们的研究，服务了当今的社会。但是，总体来说，这种有述有作的成果还太少。我们相信，中国古书中一定有不少现代文化建设中忽略的部分。这么好利用的条件，我们为什么好好利用起来，将古人认识到，而今人忽视的那些部分发掘出来服务于当今社会呢？
要想今后从古书中发掘出更多的科学有用的知识，有更多的有述有作的研究，甚至作大于述的研究，就要解放思想，牢固建立自主意识、独创意识，既吸收西方，又不为西方既有的成果和框架所囿；多多利用我们的优势，可以从古书中寻求突破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典学研究可谓任重道远，我们没有必要将对中国古书的利用局限在从事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人士身上。
附记：本文是作者参加北京大学中文系于2017年11月18日至19日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古典学国际会议的与会论文，原题《漫谈中国古典学》。为节省篇幅，文章的简编形式即将收入《中国古典学》杂志第一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里是与会论文的全文，题目改为《“中国古典学”之我见》，刊登在《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转载于《新华文摘》2019年第5期。
本文来源：书目文献公众号。感谢书目文献公众号和孙玉文教授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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