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一天，秋高气爽之日，一网友游至山东境内，被一处醒目的标志吸引——“山寨派出”。震惊之余，按下了快门，随后将图片上传到网络社区，“太雷人了，山东省竟然有个山寨派出所”。一时间吸引众多网友的好奇、怀疑的目光：不会是恶搞、PS出来的吧？几经搜索、查访，最终证实：人家可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派出所，1986年就成立了，有5名警员，主要承担景区的社会治安，位于国家3A级的水泊梁山风景区内，就自然而然地命名为山寨派出所，图得是一个豪气，为民服务！（见下图1、图2，百度图片）
图1 山寨派出所指示牌
图2 山寨派出所办公地
缘何一个存在了二十多年的派出所，在新世纪竟引起人们如此的关注？这还要从“山寨”词义的变化说起。若是在几年以前，说到“山寨”，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水泊梁山——“梁山寨”，那里有一百单八将，个个身怀绝技，盖世英豪，还有真假黑旋风的故事；人们也会联想到掩映在青山绿水之中的苗家山寨、彝族山寨等，以及那首欢快、激昂的“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阿佤人民唱新歌”。“山寨”，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山”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是一个象形字，许慎的《说文解文》中有详细的解释，而“寨”并没有收录在其中，显然“寨”至少是东汉以后才出现的字。“山”和“寨”作为一个合成词来使用，则应更晚，具体时间尚无从考证，但不管怎样，“山寨”应该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老词”。《汉语大词典》有较详细的注释，辑录如下：亦作“山砦”。筑有栅栏等防守工事的山庄。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龙州蕃部寇记》：“王鉞又請於其前築水礶山寨，以爲戍守之所，朝廷皆從之。”《宋史·岳飞传》：“飛指畫甚大，令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元史·世祖纪七》：“發蒙古漢軍都元帥張弘範攻漳州，得山寨百五十，戶百萬一。”亦泛指山村。《人民日报》1968.11.3：“喜讯传到祖国广大农村、山寨和渔乡，亿万贫下中农一片欢腾。”旧时绿林好汉占据的山中营寨。《水浒传》第五一回：“吳學究道：‘山寨裏頭領多多致意，今番教吳用和雷都頭特來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明史·项忠传》：“流民附賊者至百萬……賊潛伏山砦，伺間出劫。”（罗竹凤《汉语大词典》，1989）“砦”与“寨”同音，《说文解字》同样没有收录，在指称“栅栏”、“营垒；军营”、“村寨；寨子”这些意义上，与“寨”也同义。（李格非《汉语大字典》，1996）《现代汉语词典》（2005）释“山寨”为：在山林中设有防守的栅栏的地方。有寨子的山区村庄。随着战火硝烟的散去，揭竿而起、占山为王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作为防守御敌、独霸一方的“山寨”，使用得越来越少，只在记述历史尘埃和那些“山大王”时偶尔会看到它的身影。然而，突然有一天，“山寨”已不是那个“山寨”，李鬼也不叫假李逵了，美其名曰“山寨版李逵”。拿着“山寨手机”，看着“山寨明星”，坐着“山寨轿车”，听着“山寨《百家讲坛》”，憧憬着“山寨春晚”……仿佛—夜之间，“山寨”充斥耳间，而且含义也在扩大，从商业产品范畴扩展为—种文化现象，将“仿制”的本义无限扩展，只要稍有雷同或相似，都会被冠以“山寨”之名。（郑健《“山寨文化”的内忧外患》，《检察日报》2008年12月26日第5版）“山寨”使用和曝光率超乎寻常，因而在2008年末种类繁多的年度流行语、流行词、热词的评选中，“山寨”都毫无悬念地列在其中，并常常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可以说“山寨”是2008年传播速度最快、社会流通度最广的一个词语，2008年也被冠之以“中国山寨年”。最早与“山寨”绑定的是携带方便、普及率十分之高的手机，于是就有了“山寨手机”。对于国内日益做大做强的信息产业来说，谁都想从中分得杯羹，获取更多的利益。受入网许可证的限制，只有国外的知名品牌，如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爱立信等，以及国内的大品牌，如联想、TCL、波导等，有此待遇。怎么办？于是，你是正版，有专卖店；我就冒牌，上电子市场，以价廉取胜，让消费者自己选择。什么“冒牌”“盗版”“水货”等等不与时俱进的帽子，统统弃之不用，换一顶“山寨”戴戴，“山寨手机”开始引领山寨潮流。“山寨手机”也常常简略为“山寨机”，虽少了一个字，但却多了许多内容，凡是和机器沾边的仿造、假冒、伪劣产品，都可叫做山寨机，山寨相机、山寨电脑、山寨笔记本、山寨上网本、山寨MP3、山寨打印机、山寨耗材，等等，越是更新换代、升级迅速的电子信息产品，越容易被“山寨”。于是乎，专门的“山寨机”“山寨货”网站，汇集各种山寨产品的“山寨一条街”等，大张旗鼓、毫不避讳地做起了推介和销售。歌星、影星、影视明星、体育明星、政治名人，除了拥有大量的粉丝之外，还有与其长得较为相像或者模仿得十分到位的人，这样便诞生了模仿明星的明星——“山寨明星”，海外的周杰伦、周华健、刘德华，境内的刘翔、赵本山、小沈阳，等等，要想准确说出现在有多少山寨明星，似乎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就像数天上的星星。可以说，有多少明星，又有人愿意去模仿，就会多少山寨明星；明星只有一个，山寨明星可能会有好几个。一年一度的央视春晚，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年三十的一道大餐，但看久了或许会产生审美疲劳，于是就有人想换换口味，甚至与央视春晚叫板，搞起了“山寨春晚”；《丑女贝蒂》（Ugly Betty）不是曾风靡全美吗，湖南卫视就拍一个《丑女无敌》，看看，连名字都那么相像，山寨电视剧由此诞生；还有山寨新闻联播、山寨百家讲坛、山寨鸟巢、山寨奥运火炬传递，不一而足，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山寨文化”，产生了无数的“山寨版”。
图3 《丑女贝蒂》宣传海报
图4 《丑女无敌》宣传海报
“山寨”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人们会把辛辛苦苦折腾出来的东西叫“山寨版”？理由很简单，因为不是原版，不是正版。虽然“原版”和“正版”的意义有所不同，不过它们的反义词却是相同的，那就是“盗版”或“翻版”。或者用个更为专业点的词，叫原型，就是照着人家做的，或是把人家的东西拿过程再改造一下。流行语“山寨”的核心内涵是“草根的”或“民间的”，“模仿的”或“搞笑的”。由于动机的不同，“模仿的”和“搞笑的”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一个是以非法赢利为目的的模仿，进而产生的假冒、造假，甚至伪劣，例如“山寨版网站”的“谷姐”（仿“谷歌”）、“百谷虎”（仿“百度”“谷歌”“雅虎”）；“营养快乐”（仿“营养快线”）、“日猫”“汰洁”（仿“白猫”“汰渍”洗衣粉）、“可日可乐”“雲碧”（仿“可口可乐”“雪碧”），等等；此外，还有各种山寨用品、山寨药。一个是带有娱乐精神的模仿，于是涌现了山寨版明星、山寨版春晚、山寨诺贝尔奖、山寨百家讲坛、山寨鸟巢，等等。“山寨版”已变成时下人们娱乐或者恶搞的一种手段，例如山寨版《说句山里话》、菲佣版的吴宗宪、女版的苏有康、民工版的谢霆锋、儿童版的陈冠希、幼儿版的孙继海、幼儿版的总设计师，等等。当年自由职业者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自陈凯歌的影片《无极》，算是一个开网上恶搞的先河之作。无论是哪种路线，从词义来看，“山寨”都更为中性化，山寨听着比“模仿”“恶搞”“秀”舒坦，消解了模仿、恶搞、秀所带有步人后尘的意味，而多了“吸引眼球才是硬道理”的草莽英雄的强势；山寨“更胜于”假冒、造假、伪劣，模糊了褒贬色彩，抹平了是非界限，盗版、侵权、假冒一旦被贴上了“山寨”的标签，似乎就变得合理，假的摇身一变就成了真的。而在“山寨”最早流行的香港，山寨别有一番韵味。“山寨”最初偏离了传统“山村”的意义，在一种特定背景下，与“厂”（或“工厂”）组合成“山寨厂”，这应该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人的独创，一直延续至今。吴开斌先生的《香港话词典》（1991）、郑定欧先生的《香港粤语词典》（1997），以及田小琳女士的《香港社区词典》（2009）都收录了词条“山寨厂”：香港的家庭式小工厂，不少曾设于山坡上的木屋内，故名。（吴开斌，1991）“山寨厂”与香港的经济腾飞相伴随，记录了香港人艰苦创业的心路历程。就像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一个词也可以承载一段历史、一段让亲历者难以忘怀的历史。经常光顾大型超市的人，对速冻食品品牌“湾仔码头”都不会陌生，它的创始人是臧健和女士，人称臧姑娘。1977年，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臧姑娘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从青岛来香港与丈夫团聚，万万没想到的是，丈夫却狠心地抛下她们母女而去，她们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臧姑娘只有出去做散工，有时甚至做三份兼职，一天下来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一次，朋友来家做客，臧姑娘以自己拿手的北方水饺招待，朋友吃后对饺子赞不绝口，开玩笑说：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做饺子卖肯定能赚钱。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臧姑娘从那以后还真就做起了手工水饺。开头的那几年里，臧姑娘晚上常常是席地而睡，因为那是家中仅有的地方，白天要是用来做山寨工厂的。在香港，“山寨”之变，变出了一个“亚洲四小龙”，变出一个璀璨“东方之珠”！在内地，“山寨”也在变，变出一个“中国山寨年”，变出一连串令人应接不暇的“山寨”组合词语，变出诸多的是是非非，变得连它的始作俑者也始料不及了。“春城无处不飞花”，天涯何处无山寨，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身上穿的、家里用的、早就有的、正在建的，都被“山寨”个够，“野火烧不尽”，“山寨”吹又生。《红楼梦》中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倒是十分能够很好地解说当下的“山寨”现象：当把假的做得跟真的一样甚至比真的还“真”时，真的东西倒有可能变成假的了。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流行语意义上的“山寨”都不应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假的毕竟是假的，李鬼就是李鬼，“山寨版李逵”终究不会成为李逵，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