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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苑 | 李宇明:文化传承、语言生活和语文教育

汉语堂 语言服务 202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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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主任,《语言战略研究》主编,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应用系系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语言文字应用》主编,教育部语信司司长,国家语委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儿童语言的发展》《理论语言学教程》(主编)、《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语言的理解与发生》《语言学概论》(主编)、《汉语量范畴研究》《语法研究录》《中国语言规划论》等。


专家访谈 | 本文微信首发于公众号“李节语文清话”李宇明访谈: 文化传承、语言生活和语文教育采访人:李节李节:您怎么看语文教学中的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

李宇明:要界定口语和书面语有一定难度。书面语和口语的划分,首先应该是从载体开始的:以语音为物质外壳的是口头语言,以文字为载体的是书面语言。但是,也可以从语体风格上定义它:口语风格的可以诉诸文字,如用文字记录的民谣;说出来的话也可以具有书面语风格,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有了文字才产生了书面语。我国许多民族至今也没有文字,他们只有口语而没有民族的书面语。历史上,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曾经严重脱节。大约在汉代,口语同书面语就很不一致了,前人的著作要做“注”才能读懂。到了后来连前人的“注”也读不懂了,对“注”还要注释,称为“疏”。语文现代化从清朝末年起步,当时就提出要“言文一致”。认真说起来,言文一致是相对的,口语和书面语还是应该保持一定距离。但是距离太远,甚而至于成为两套语言系统,这势必影响语文教育,影响人的思维,而且书面语会慢慢枯竭,因为它不能方便地从口语中汲取营养。反之,两者也不能没有一点距离。口语是即时性的,说话时难以仔细推敲,难免出现重复啰唆、文意跳跃性大、首尾照应不周等情况。因此口语不能代替书面语,书面语需要专门学习。
时常听人批评语文课忽视培养口语能力,认为当今时代说话比写作重要。也有人反驳,认为上学就是识字,学习书面语,街头不识字的大妈口语溜着呢,不还是文盲?
口语发展和书面语学习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书面语学习需要以口语为基础。学会读书之前,一般儿童已经基本习得口语,在此基础上才能学习书面语。学了书面语,反过来又能够促进口语的发展,使口语升华到一个新阶段。知识分子的口语不同于文盲的口语,道理就在于此。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学习书面语,小学阶段要充分利用学生已经获得的口语,之后学龄段还应适当训练一下口语,特别要注意通过书面语来促进口语能力的提高。
李节:如果从语言生活的角度来看,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定位应该是怎样的?
李宇明:如何定位语文教育,问题很大,也很复杂。我主张从教学目的上给语文教育定位。从目的上看,语文教育就是培养学生过好现代语文生活的能力。语文学界历来存在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争论,我觉得这一争论是无解的。别说语文具有人文性,物理、化学等也具有人文性。语文当然具有工具性,数学、逻辑学也具有工具性。老这样争论实在于事无补。
李节:既然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争论是无解的,课程标准中为什么保留这一说法?
李宇明:教育是人类历史上较为保守的一种职业。教育需要发展,需要改革,但不能幻想天天搞教育革命。语文教学必须循序渐进,课标是语文教育的顶层纲领,更需要在原有基础上“碎步快走”。世界上本无理想化的东西,包括课标。也许把课标看成“和谐”的产物更合适,它要照顾不同学派和不同办学条件,要考虑人们的接受度和可操作性。比如,西部农村的语文教学同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就很难用同一尺度来衡量、要求。虽然谁都说不清楚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但是去掉这些说法人们可能更糊涂,而且还可能为此引起更大争论。争论不见得是坏事,但是减少些争端、多些探讨和实践,对当前语文教学更有裨益。
李节:2003年,您参与高中语文课标制订,您对课标、对语文教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李宇明:批评容易建设难。在局外时充满批判精神,进了门方知任何一点改变都不易。现在我深切地感到,当初课标起草人很不简单。参加这项工作,自己思想斗争也很激烈,似乎对很多事情失去了判断力。
换个角度想,不必把课标看作语文教学的不二规范,最好把它看作一种指引,看作一种提倡。在它指引下,语文教材编纂者、语文教师去创造性地工作就是了。语文教育有好多层级:课标、教材、教师的教学活动,最后是学生的学习活动。中国太大了,文化、教育发展很不平衡,不应该幻想用一个课标来统管天下。如果不考虑各种差异性,不提倡多样性,语文教学无论如何也活跃不起来。
制订课标时,大家不断议论,要给语文减负,给语文教师减负。要让语文教师有教学成就感,要让学生有语文学习的成就感。语文就是语文,不能承担太多使命,不能把什么都堆进语文课里。百年来,语文从国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门学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学是有成绩的,不能简单否定历史。时代在前进,语文生活在变化,在已有语文教学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元素,就相当不错了。
现在,整个社会的语文水平是下降还是提高了?从全民的语文水平来看,一定是提高了,文盲少了,能写文章的人多了。新中国的语文教育成绩很大。但是,精英的水平下降了,语文大师少了,文学精品少了,这不能不引起反思。这个问题得两面看,如果没有两面看,把语文教育说得一无是处,并不公允。
李节: 在语文教学中,知识应该占什么地位?
李宇明:看待这一问题要首先区分教和学。在教这个层面,教师应该有丰富的语文知识以及将这些知识科学运用于教学的经验。过去,语文知识教育的名声不好,与许多语文教师没有融会贯通的语文知识有关,与没有在教学中科学处理语文知识有关。
在学这个层面,是要通过语文学习提高语文能力。知识并不代表能力,但是知识在能力的形成过程中肯定有作用。没有知识却有很高的能力,这是不可想象的。要研究知识和能力之间的转化关系。能力看不见摸不着,无法直接教授。培养途径大体有二:第一,体验和实践;第二,知识讲解。过去语文教学的问题是把语文知识看得太重,有时甚至成了教学目的、考试目标,忽视或轻视了语文实践和体验。而且语文知识教得太死,揉得太碎,以为教会了语文知识就是培养了语文能力;以为知识教得越系统,学生的语言能力就越强。其实,知识向能力的转化不在于系统不系统,甚至整个语文教学都不需要系统,因为教材、课堂只是学习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场合,课外的学习与经历不可或缺。教师只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帮助者、引路人,学习的帮助者还有同伴、父母、社会等。教师应该当好学生的导师,“传道、授业、解惑”已经不能恰当表达当今教师的职责。
语文知识也是公民素质之一。语文教育,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育,重点是培养学生适应现代语文生活的能力,而且也要使学生具有一定的语文知识,正像人要有一定的卫生常识、历史常识一样。
语文教学必须教语文知识,淡化语文知识肯定有害。关键是:第一,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教什么样的语文知识,以使其有效内化为语言能力;第二,传授公民应有的语文常识。
李节: 您所说的现代语文生活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李宇明:我们对现代语文生活了解得还不是很清楚,需要进一步考察和总结。以己愚见,它起码有五个必须考虑的特点:
第一,信息化时代。现在是一个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观念瞬息即生。信息的快速接收、检索与加工,成为语文教学的新任务,或者说阅读在听、说、读、写中的地位更突出。信息时代出现了很多新词语,甚至是字母词语、网络上的特殊词语,学生过好现代语文生活,就需要了解它,需要客观对待它。
第二,亲近文化,亲近经典。曾几何时,我们把中国文化看作进步的包袱,弃之怕不彻底。而如今认识到,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人一生大约都会问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何处去?第一个问题是认同问题:文化认同、母语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认同本质上是个人文化归属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问出身、问历史。我们从悠久的中华历史中走来,从孔孟那儿走来,从唐诗宋词那儿走来。第三个问题是人生路向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人生价值观问题,是由前两个问题决定的。语文教育要通过自己的学科优势帮助学生回答这三个问题。
第三,虚拟世界。虚拟世界是现代语文生活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让下一代过好虚拟世界的语文生活,不容忽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会有新观点。比如汉语拼音,它不仅是注音识字的工具,而且是人与计算机交流的重要工具,是过好现代语文生活的重要保障。语文减负常有人提出要减汉语拼音,若从虚拟世界的角度看,汉语拼音教学反而应该加强。
第四,了解语言国情。多数人不了解语言国情,原因之一是语文教育里缺乏这方面内容。语文课有义务帮助学生了解中国语言文字基本状况,培养对母语和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热爱,帮助学生正确处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母语与外语的关系。
第五,面向世界。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需要培养学生具有世界意识。世界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世界。要帮助汉语等中华语言走出国门,也要学好外语。语文教学既要有本土意识,又要培养学生的世界眼光。让学生将来有走向世界的能力,用世界熟悉的话语方式同世界交流。

了解这些问题,也许对语文教学并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于处理一些语文争论,把握语文教学发展的方向,促进语文教学与时代的结合,应当有启发。


     (摘编自《小大由之——语文教学访谈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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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汉语堂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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