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苑 | 陈新仁：“转喻”指称的认知语用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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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十五重大项目“二十世纪国外语言学理论及其流派究”（04YYA001）的阶段性成果。

提要

转喻历来被看作一种修辞格。随着认知语义学的崛起，人们对转喻的“修辞说”提出质疑，认为该类语言使用涉及（话语意思）推理中的常规运算，与日常话语理解并无本质不同。本文认为，认知语义学正确地揭示了“转喻”用法的认知机理和理解属性，但否认“转喻”的修辞动机及修辞属性未必中肯。另一方面，传统修辞对“转喻”用法的修辞性解释过于简单化、单一化，说服力不够。本文认为，有必要区分“转喻”与转指，将指称纳入指称的总体范围内，并在认知语用学的框架内进行系统的分析；同时，引入认知修辞观，对不同语境中的“转喻”现象进行动态分析，以揭示“转喻”指称的多重语用动因、理解原则。本研究可以表明认知语义学与语用学存在互补性，也可以为其他传统修辞格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指称；转喻；关联；修辞

1引言

在传统修辞学中，夸张（hyperbole）、隐喻（metaphor）、反语（irony）、转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间接肯定法（litotes）等辞格描述的语言非字面用法（non-literal uses of language）具有修辞性。（Saeed1997：16）就建立在事物之间密切联系基础上的转喻而言，下面两句中的斜体部分都体现这一类修辞用法：在①a中，Washington不是指代华盛顿州或市，而是转指美国政府；在①b中，the bottle不是指代（酒）瓶本身，而是转指酒瓶中装的酒；同样，在①c中，the ham sandwich指点该食物的顾客。① a.Washington is considering new imports.b.My father used to take to the bottle.c.The ham sandwich is waiting for his check.（Lakoff 1980：35）转喻的实质是用一个实体来指称一个与其相关联的实体（Lakoff and Johnson 1980：35）。随着认知语义学的崛起，人们对此类指称转移现象提出一系列新的见解。其中，一些学者对“修辞说”提出质疑（魏在江2007），认为用metonymy描述这些现象并不准确，原因是这一概念给人一种印象，即这些用法都是一些修辞手段，属于语言的特殊用法，而事实上它们都只是体现（话语意思）推理中的常规运算而已。（Saeed 1997：181）

2转喻的认知语义学解读

语言使用中经常发生指称转移。人们可以用相同的Julius Caesar指代不同客体：一个历史人物、（有关这个历史人物的）剧本中的一个角色、演这个角色的演员、（演这个角色的）演员的宣传画像等。按照Fauconnier（1994）的说法，不同客体对应不同的认知域或心理空间（mental spaces）。例如，一个认知域可以是真实世界（Julius Caesar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另一个认知域可能是剧本世界（Julius Caesar是一个经过艺术加工的、对应历史的人物）。我们经常用表示时间或空间的语言表达建立或提示相应的心理空间，因而这样的表达可以称为空间构造（space builders）（还可以包括诸如possibly，really等副词，if...then等连接词，believe，hope，imagine等动词）（Saeed 1997：322）。例如：② a.In the play，Julius Caesar was too young.b.The boys ran away with Julius Caesar last night.很自然，人们会问这样的问题：不同心理空间是如何联系的，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能用Julius Caesar指历史人物、角色、演员等？ Fauconnier根据Jackendoff（1975）和Nunberg（1978，1979）提出，说话人依赖许多间接的策略进行指称。譬如，看一张照片时，可以根据相似性，用真实生活中的人（以其名进行指称）描述照片上的人。虽然实际生活中的Tom可能要比照片上老一些，但二者毕竟相象。另外还有一些策略。比如，用作者的名字指代其作品（Shakespeare is on the top shelf）。Fauconnier提出下列辨认原则，以便说话人能够使用类似的指称转移：If two objects（in the most general sense），a and b，are linked by a pragmatic function F（b= F（a）），a description of a，da，maybe used to identify its counterpart b.（Fauconnier 1994：3）以照片来说，真实的Tom（a）和照片上的Tom（b）通过形象（image）这一语用功能（相当于常规关系的载体）发生联系，因此用关于前者的描述（他的名字，da）可以辨认他的照片形象（b）。这样的语用功能多种多样。又如，有一些情形的语用功能必须与具体的场景发生联系。③ a.The gallbladder in the end bed is awake.b.The ham omelet wants his bill.在a句中，斜体部分指代某一个胆囊炎患者；在b句中，斜体部分指代点火腿煎蛋卷的顾客。这些都属于传统修辞中所说的转指用法，但似乎同样体现（话语意思）推理中的常规运算：人们可以用相互密切联系的一方指代另一方；人们依赖语境推理；说话人和听话人都作一些推算。例如，胆囊炎与患者密切相关，因此说话人和听话人都可以推算，在医院里，用胆囊炎可以指称患该病的人；同样，火腿煎蛋卷与食客密切相关，因此说话人和听话人都可以推算，在饭馆里，火腿煎蛋卷可以用来指点该食品的顾客。根据Lakoff and Johnson，转喻“不只是一种诗学或修辞手段，不只是语言问题，转喻概念（如“部分代替整体”）是我们思考问题，做事以及说话的日常方式的一部分（Lakoff and Johnson 1980：37）。问题是，为什么转喻既是修辞手段，又是日常说话方式的一部分？ 二者之间似乎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此外，即便是一种修辞方式，转喻带来的效果如何？ 以③为例，如果③a的听话人是相关病人（甚至其家属），③b的听话人是相关顾客，他们会怎样反应呢？可见，认知语义学回答：1）转喻中的触发语与目标语之间存在什么联系；2）为什么在使用转喻时可以用触发语来转指目标语。然而，我们也发现，认知语义学并没有，也不必解释：1）交际者为什么使用“转喻”指称方式；2）“转喻”用法为什么被传统地认为具有修辞性；3）什么样的“转喻”用法具有修辞性，什么样的“转喻”用法不具有修辞性；3）听话人是如何理解和接受转喻的修辞性的？ 对此，我们须要将转喻指称方式纳入指称的整个系统中，区分作为指称类别的转喻和作为特定指称选择的转喻，同时引进重在解释语用选择的语用学理论加以必要的说明，以完善、充实我们对“转喻”现象的认识。

3指称行为的难易度、相关制约及解决办法

从语用学角度看，“转喻”是指称行为中的一种情形。指称一般是交际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交际的客观指向。例如：④ a.I want to become a linguist.b.John wants to become a linguist.由于④a中I是一个人称指示语，说话人是默认指称对象，因此对于听话人来说，并不难确定I的指称物件。相比之下，听话人如果不熟悉John，就会向说话人了解John是谁，否则John wants to become a linguist这样的新信息对听话人来说就意义不大，至少不会引起其兴趣。指称是语用能力的一部分，儿童在习得语言过程中就经常会使用让成人摸不着头脑的指称表达。对于成年说话人来说，对熟悉的人或物进行指称一般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原因是他们或它们都有通用的名称。当指称某一人或物时，如果双方都知道其非描述性指称方式时，说话人只须用其名称就可以成功地指称。以④b为例，如果说话人和听话人都熟悉John，听话人会立刻了解说话人指谁，并且能够顺利地继续处理下面的信息。有时，指称对象处于客观环境中。例如：⑤ Jane，pass the salt to me，please.对于一家人来说，the salt一般指存放在厨房里的食盐。因此，Jane应该很容易确定the salt的指称对象。如果交际双方在客厅里谈话，双方都见到放在茶几上的盐。这时，the salt就应该指眼前的盐，而不是厨房里的盐。然而，指称行为有时却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困难可能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1）交际或认知语境中存在不止一个候选对象。以④为例，如果听话人认识的人中不止一个名叫约翰，而说话人不知道这一点，那么说话人就会发生指称失误，听话人可能会问是哪一个约翰。同样，对于⑥来说，如果桌上和沙发上都有一本书，而且说话人没有用手指或目光示意，听话人也会问说话人要的是哪一本书。⑥ Pass the book to me.在动态交际中，说话人在默认情况下使用指称表达时遵循最高可及性原则（principle of maximal accessibility）：所选择的指称表达式应该能让听话人充分辨认指称对象，同时不会让听话人花费不必要的努力。详细描述指称对象能让听话人辨认出指称对象，又会让听话人觉得啰嗦、费力。指称对象的可及性程度取决于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对当下交际情境的感知等。“指称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语境以及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一些推算。”（Saeed 1997：180）“日常使用指称表达时涉及对（指称对象的）可及性推算，而这须要考虑到语境信息。” （Saeed 1997：181）这些推算其实都是有关知识的揣测：说话人在选择如何指称某一实体时一定要对听话人了解的情况进行估测。（2）说话人不知道听话人是否共享指称对象的名称。有时，说话人不能确切判断听话人的语境资源或背景知识，就会使用描述性色彩较浓、形式冗长的指称表达式。例如：⑦ 甲：你见到小王的姐姐吗？乙：你是说王萍？甲：是的。乙：她在会议室里。显然，甲是知道小王的姐姐名叫王萍。甲之所以使用“小王的姐姐”，是因为他不知道乙是否知道小王姐姐的名字。（3）说话人不知道指称对象的名称，或指称对象缺少名称或缺少相对固定的标记。在一些公共场所，我们经常须要指称一些不熟悉的人。在饭馆中，服务员由于不知道顾客的姓名，一般会根据顾客所在饭桌的编号进行指称，如⑧a.然而，一张桌子有时可能坐上多个顾客。仅用桌号并不能唯一地指称其中一个顾客。假定顾客甲正在用cheeseburger，而一服务生此时要错把顾客乙点的onions给甲送去，负责点菜服务的服务员见此情景就可能用下列方式提醒送菜的服务生：⑧ a.四号桌还没有买单。b.The cheeseburger didn' t order onions.显然，使用the cheeseburger指称该顾客是点菜服务员不得已的选择，除非她走到该顾客身边或用手指进行辨认，而由于礼貌因素和交际效率的制约，她却不能那样做，否则要么不礼貌，要么浪费时间。最终，服务员用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使用转喻指称方式，这一方法建立在对所指对象显著特征的识别和表征上。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前面的③。点菜服务员如同一般人一样，利用当时最明显的可以帮助服务生辨认顾客甲的特征。也许顾客甲还有其他显著的区别特征，如发型、服装、肤色等。但服务员结合自己的本行寻找，使用某一区别特征，应该是最得心应手的、最自然的。这在其他行业中也是如此。搞计算机的人无疑偏爱用计算机术语打比方。按照Lakoff的说法，在转喻中，事物容易理解或容易被感知的属性或方面被用来代替事物的整体或事物的另外某一方面或部分。（Lakoff 1987：77）可见，从语用学角度看，“转喻”指称是若干种常规指称方式中的一种。作为一种特殊情形下的指称行为（说话人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简便的语言指称方式），它往往体现交际者的自身表达能力或职业习惯，便于听话人辨认指称对象，说话人使用“转喻”指称方式可以节省时间、体力等。这时的“转喻”用法并非说话人作出的积极修辞努力。为了确认这一点，笔者非正式地采访了一些餐厅（包括麦当劳）服务员和医院护士，得到的回答证实笔者基于直觉的判断。以⑧a为例，受访服务员认为，尽管可以说“四号桌的客人还没有买单”，但那样说不够简洁。经济性制约或交际效率制约的发生以实现交际目的为前提。当具备实现交际目的的可能条件时，指称或表述越简洁，一般说来该表达越会被选择，由于转喻认知的普遍性，其结果会产生大量的转喻性指称或表述。下面是约翰在各种假设场景下想买两瓶Heineken啤酒时可能使用的语言表达式：⑨ a.Two bottles of Heineken，please.b.Two Heinekens，please.c.Two bottles，please.d.Two，please.按照Clark的分析，在出售有各种包装的啤酒的夜总会酒吧中，约翰会用⑨a；如果在只有瓶装啤酒的剧院酒吧中，约翰会用⑨b；在只出售瓶装或散装Heinekens啤酒的露天货摊上，约翰会用⑨c；如果货摊上只有瓶装Heinekens出售，约翰会用⑨d（Saeed 1997：181）。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Clark的预测符合实际。比较各种情形，不难发现，支配约翰话语选择的主要因素是省力，能少说则少说，但前提是要保证交际的正常进行。这一前提其实适用于所有交际。另一方面，省力的需要产生⑨b这一明显带有转喻色彩的表述方式。指称的经济性驱动具有普遍性。在生活中，对于同一人或物，人们可以有多种指称方式。譬如，假定约翰· 泰勒是一个语言学教授、玛丽的丈夫、彼得的父亲、语言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等，不同人、不同场合可能会从各种指称表达式中作出不同的选择。对于陌生人来说，甚至会用“那个人”、“那个男的”、“那个高个子”等。既然如此，交际者就存在如何选择的问题，而指称方式的简明、快捷是人们追求的常规目标，但前提要保证听话人能够明白、辨认指称对象。笔者将带有上述省略性质的，主要由经济性驱动，同时考虑听话人辨认能力的语言表达式排除在修辞范围之外，有以下几个原因。1）经济性是一个程度概念，任何一句话都可以看作对客观世界的不完整表征。2）省力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不仅反映在语言方面，也反映在非语言方面。（陈新仁 2004）3）经济性除了减少认知上的处理负担外，并不会改变认知环境。就指称而言，因时间压力，指称行为的难度会增加。交际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中，实时的交际要求说话人当场、瞬间用听话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否则会发生交际停摆或误解。时间压力实实在在，对于说话人的指称行为有时会构成一种挑战。在所谓的速记或简略表达（Clark 1978）中，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经常用不完整的形式去替代完整的形式。当然，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当说话人有选择不同表达方式的机会而非寻求简便时，“转喻”用法则带上积极修辞动机，并产生修辞效果。对此，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4“转喻”指称的修辞考虑

在讨论“转喻”指称的修辞用法前，有必要先引入语用修辞概念。宽泛地讲，语用修辞就是广义修辞，指运用语言要能取得效果，有很强的说服力。相应地，语用修辞学就是关于此类语言使用艺术的研究。之所以用“语用修辞，而不是直接使用修辞，主要是为了区别传统的基于辞格或前面说的“严格意义上”的修辞，后者是语用修辞的一部分。不是所有的语用修辞都是严格意义上的修辞或能用辞格加以冠名。粗略地说，语用修辞可以包括形式修辞（如基于对称的平行结构、对仗等）、人际修辞【（基于礼貌、面子等的各种话语策略，如无人称化、礼貌标记语的使用，其目的在于提升说服力，如使用解释性、辩护性过量信息）（陈新仁 2004）；纯粹的礼貌语言不是修辞，而是修养的表现】、认知修辞（基于表达力原则，如旨在增强话语形象性、新闻性、新鲜性、多样性等的话语，如使用隐喻③、夸张等）。就体裁分类，语用修辞可以分为口语修辞（含会话修辞）和文本修辞。就语类而言，语用修辞可以分为广告修辞、新闻修辞、法律修辞等。转喻指称有时发生在说话人可以选择的情况下，这时往往具有修辞性。例如：⑩ a.We need some good people.b.We need some good heads.（Lakoff & Johnson 1980：37）c.We need some good hands.（Lakoff &Johnson 1980：37）在⑩中，heads和hands都转指people.转喻与隐喻不同。按照Lakoff and Johnson的理解，就实质而言，隐喻是以一物来想象另一物的方式，其首要功能是理解（Lakoff and Johnson 1980）。转喻的首要功能是指称，允许人们使用一个实体代表另一实体。但是，转喻不只是一种指称手段，它还能帮助理解。以部分代整体的提喻为例，整体有许多部分可以代替它，如head和hand，我们选择哪一部同时决定我们关注的是哪一部分。当我们使用⑩b时，我们除了表达需要一些人外，实质上还表达了这些人要是些聪明的人。当我们使用⑩a时，我们除表达需要一些人外，实质上还表达了这些人要是些能干活的人。转喻的使用特点其实可以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中得到解释。设想听话人第一次听到⑩b或⑩c.在两种情况下，听话人都须要投入与⑩ a相比更多的认知努力。既然说话人没有理由让自己额外付出比处理⑩a更多的处理努力，就一定另有原因。通过搜寻与head或hand相关的百科信息（如head与聪明相关，hand与干活相关）作为处理当前话语的隐含前提，听话人得出关于说话人真正信息意图的隐含结论：在前一种情况下表达需要一些聪明人，在后一种情况下需要一些干活的人。对于听话人来说，相关百科信息越是容易被提取，就越容易得出隐含结论。在上述过程中，听话人由于付出比处理⑩a更多的努力，根据关联理论，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在提取过程中，相关语境暗含变得更加显明，从而获得强调的效果，即所谓的诗学效果。在文学类话语中，使用转喻获得修辞效果的情形十分常见。例如：⑪一间阴暗的小屋子里，上面坐着两位老爷，一东一西。东边的一个是马褂，西边的一个是西装，不相信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的乐天派，录口供的。（魏在江 2007）这里，鲁迅用“马褂”和“西装”分别转指穿马褂的老爷和穿西装的老爷。表面上看，前者比后者更简洁，但在此情境中，前者还不只是简洁。由于读者需要在“马褂”与穿马褂的人、“西装”与穿西装的人之间建立联系，因此两位老爷分别穿马褂和西装这一外部特征得到突显，从而取得诗学或修辞效果：如果马褂代表中国传统服装，西服代表所谓洋装，通过使用转喻，二位老师之间的对照变得十分鲜明。

5“转喻”修辞力度的衰减

话语的处理频率是不均匀的。有些话语可能一辈子就处理一次，有些话要处理很多次。话语处理频率越高，处理相对越容易。程序化话语的处理特征之一就是高频率。高频率处理也促成一些话语程序（如构式），减轻话语处理的难度（张韧 2007）。须要指出，同样的语言表达式对于不同的语言使用者来说，其处理的频率都可能不一样。这就意味着，一些转喻（包括隐喻）对于一些人来说具有修辞色彩，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则几乎完全不具有修辞色彩。根据我们对关联理论的解读，Sperber and Wilson（1986 / 1995）在讨论话语理解的关联模式时似乎只是关于话语的第一次处理，并没有考虑处理的历史、频率等，因而似乎不能直接用来解释相同话语的再次或多次处理。以转喻或隐喻为例，由于语境假设的提取机制是相同的，即以最佳关联为指引，以相关概念为线索寻找储存在该概念下的百科信息，从而建立起用来处理当前话语的语境，从而获得符合最佳关联假定的解释，那么只要处理下列话语，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具有相同的信息意图或语境暗含解读以及相同的弱暗含或诗学效果。⑫ My father used to take to the bottle.然而，实际情况是，当我们第一次或最初听别人这样说时，觉得很新鲜（有修辞效果），而当听多了，就觉得很平常，所感受到的修辞效果（可能与说话人的预期不一样）也大为削弱。关联理论能不能捕捉这一交际现实呢？ 回答是肯定的。最佳关联取决于处理努力与认知效果的平衡。一方面，关联度与话语的认知效果成正比。另一方面，同时又与获得该效果所付出的认知努力成反比。就转喻指称或表述而言，新颖的转喻认知效果大，但其付出的努力也相应地大；对已经固化或规约化的转喻而言，如“贪杯”中的“杯”，其认知效果已经锐减，而其处理所需的认知努力也应同步锐减，这符合我们的直觉。图一试图捕捉这一情形：

语用能力正常的交际者会选择使用理性的交际方式，表现为其话语传达最佳关联的假定。对同一句话语的处理，随着处理次数的增加，最佳关联点也沿曲线变化，与此相应，其认知效果也随之变化。转喻如同隐喻一样，存在规约化梯度（scale of conventionality），一些“转喻”已经固化（如上述例子中的Washington和the bottle），有些则产生于动态的语境中，具有临时性，甚至不可能发生规约化。须要指出，按照Sperber and Wilson，关联是相对于个人的。上述变化曲线也同样适合于个体。一些话语对一些人具有修辞性，而对于另一些人也许没有修辞性。

6结论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转喻”指称建立在转喻认知基础上。2）人际交往不像机器之间的交际，也不是路人交际，除了信息传递外，经常还要注重信息传递的效率和效果，有时还会夹带其他交际目的，如人际方面的考虑。转喻指称也体现这一总体特征。3）不是所有的“转喻”指称都带有修辞性，也不是所有的“转喻”指称都不具有修辞性。4）“转喻”指称可以是一种交际策略，经常可以从负面取得修辞效果。5）“转喻”指称的修辞性是动态变化的，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会在达到一定峰值后递减。诸如英语、汉语等语言中已经存在“死转喻”。6）对于不同的受众而言，同一“转喻”指称的修辞性可能不同，取决于其处理该“转喻”指称的历史。这符合最佳关联假定。按照关联理论对交际话语理解的分析，该理论似乎只适合新话语（novel utterances）的解释。按照最佳关联假定，话语的认知效果越大，关联度越大，处理所需的认知代价越大，关联度越小。如果我们将关联理论作宽泛解释，它仍能解释转喻问题。最后是语用学与认知语义学的互补性。张辉、蔡辉认为，认知语言学的转喻研究其意义在于弥补传统语用学以下两种缺陷：1）传统语用学未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人们会以如此迅捷的速度推断出说话人的交际意图，2）传统语用学未能解释推理图式的概念本质（张辉 蔡辉 2005）。张辉还指出，这种通过转喻研究语用推理的方法同时存在缺陷，比如它未能考虑到权势、语义增减等语用因素。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入更多地语用参数，尝试采用实验的方法，使其更加完善。我们认为，1）认知为语用提供了可能性；2）语用为认知提供了现实性。关于“互补”概念，我们的看法是：各负其责，不比优劣，不谈缺陷。一种理论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也应旨在解决所有问题。

本文来源：《外语学刊》2008年第2期。本文已获得原作者授权。作者简介：陈新仁，1967年出生，江苏盐城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外国语言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语用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话语研究会副会长，East Asian Pragmatics及《外国语文研究》主编。发表论文120余篇，主编、参编30余部教材、教辅或词典，独著、合著11部，入选2008年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2011年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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