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自古为无主之地？破解日本与“台独”捏造的台湾史
编按：1874年5月8日日军从台湾屏东登陆，攻打台湾南部原住民部落。这就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第一次重要军事冲突「牡丹社事件」。从此，日本先正式并吞琉球，再将其魔掌伸向台湾，以其作为侵略中国及南洋的重要战略棋子。最后，日本成功地在1895年逼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在这20几年间，日本是如何一步步布局？一步步进逼中国？我们必须了解这段历史，才能破解今日日本与“台独”捏造的台湾史。且看简皓瑜老师如何解析这段历史的真相与是非。
本文刊载于《远望》2015年10月号；总325期），原標題為：日本侵华从台湾、「牡丹社事件」开始
今年是中国对日抗战胜利7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70周年。说起抗日，当然要提日本侵华，而日本侵华，实又始于1874年的台湾「牡丹社事件」。从此日本一步步布设了从琉球而台湾，从台湾而全中国的侵华大计。此所以唯待全中国抗日胜利了，做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也才同时有了光复之日。
牡丹社事件的几个关键当事国，除了中国、日本，还包括美国。昔日日本的战略思考，乃当今美国所谓「第一岛链」这个地缘政治的雏形；而其切入点，则是中国传统「天下观」里的中土与边藩关系。
天下秩序中的中土─边藩关系
自周（公）孔（子）思想建立起「为政以德」、「王道天下」这个统治权正当性以后，中国历代就或多或少体现着对内讲究民本、对外标榜各族群和合共存的政治传统。以「华夏」、「四海之内皆兄弟」彰显诸夏并存的「天下」秩序，以「近悦远来」、「协和万邦」做为明君英主追求的统治目标，即其部分表征。
而随着「天下」由周的封建体制演进到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做为政治与文化核心的中土、「中国」，遂由周王直辖的王畿，扩展至皇帝相当程度有效统御的范畴，而天下秩序中的边藩，也由「以藩屏周」的封建诸国，转变为中土四围的各民族居地。「藩」字尽管逐渐简化为「蕃」、「番」，其借以指称中土周边族群则始终如一（换言之，「番」字原无贬义）。
于是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历朝中土与各边藩之间，只要彼此和睦，则其关系依据亲疏远近，可以是从直辖、（各种程度的）半自治、自治，到（各种频率的）朝贡、甚至全无互动的这个光谱中的任何一种，形式不一而足；对许多地方、民族而言，天高皇帝远，天子不过是天下秩序里的共主。因此，中国所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在仁义礼智的普世价值下融入的血缘越来越多，却又保留着活泼多元的族群色彩；另一方面，边藩民族一旦入主中原，却也争相代表这个天下秩序里的普世价值。MartinJacques与张维为称之为「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而迥异于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同时，这个「天下国」没有具体、固定的疆界，而有别于西方的主权国家。
清朝将台湾纳入中国的大一统版图以后，对台湾原住民采取的政策，便是上述传统的延续：一方面将儒化程度高的平埔族与汉移民等同视之，纳入直辖，一方面对其他原住民依儒化程度高低予以区分，并据以设立番界以保护其半自治或自治空间，或设通事以利沟通。
近年台湾有些人既不谙历史，又崇洋媚日、自轻自贱，竟谬称台湾温泉的开发、林矿的大量开采，都要归功于日据时期日本科技文明或殖民制度的高明有效。殊不知不但原住民早已活用许多天然资源，而且清政府未尝在台大规模开发山林资源，系因其早自台湾纳入版图之初，即已明令保障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可见清朝乃「不为也，非不能也」！
长期各自为政的台湾原住民社群
台湾的「原住民」，有先来后到。其最早来者，与考古发掘距今四五万年前的长滨文化、网形文化之间，或与距今六七千年至四千多年前的大坌坑文化之间有无承续关系，已不可考。而最晚进入台湾地区的达悟族，时间在距今五百年前，甚至晚于元朝即由福建永春、南安迁台的汉民或某吴姓支派（根据族谱）。究其来源，则有所谓的南岛语族，也有来自于东亚大陆者，如芝山岩、圆山、十三行文化的住民都是。
台湾考古发掘与原住民关系图谱。由下而上，表示时间上由早而晚；由左而右，表示空间上由北而南。来自底部的箭头，表示直接来自岛外的移入者。
所以，何谓「原住民」？台湾位居欧亚板块东亚大陆棚边缘这个客观事实，使得汉移民和许多原住民一样，生活圈很早就无甚技术障碍地自然延伸到了台湾（起码是局部的台湾），而且明郑以前，汉人移入形式与性质主要（虽非唯一）是民间而零星、和平的，意在维持交易或谋生。当荷兰人带着国家授权使用的枪炮与基督教圣经进驻南台湾时，早已熟悉闽南语「面线」、「豆油」的南部平埔族，却排斥荷人到不惜冒死设陷报复，如荷兰第一任大员长官宋克之死即是；后来听闻国姓爷即将来台，便又不愿出席荷人主持的地方会议，甚至引颈期盼国姓爷早日赶走荷人。总之，「原住民」一词，用于统称历来以部落或部落联盟为单位而各自为政、认同互异的部落社会，是无效的，也不能用来排挤自然移入的各族群（包括早期汉移民在内）和平居住权之正当性。
《台湾府志》等清代台湾诸方志中所谓台湾向为「无主之地」，此「主」亦非所有权人、使用人之意，而是传统「共主」、「作主」的「主」，即决策、领导之意。因此，台湾长期为无主之地，乃历史事实，其概念来自中国多元和合共存的天下观，迥异于西方傲慢的白人沙文主义；而直到清朝，台湾住民（包含原住民）才第一次有了共主、一致的国籍。此所以方志既说「台湾向为无主之地」，又说「台湾自古属于中国」，毫不矛盾。而尽管番界之外、「后山」之地，乃清廷并不直接介入的「化外之民」活动的「化外之地」，然其一旦有事而求助于「共主」，则清廷只要力所能及，仍会派员平定，然后退出。例如1816年前后的「郭百年」事件，台湾总兵武隆阿逐出越界侵垦的汉民、拆毁其居住防御工事，然后地归番社、立碑重申垦禁，即是一例。
日本的大国梦与片面最惠国待遇
日本想与强邻中国分庭抗礼，早自六、七世纪之交圣德太子摄政的推古女皇时代，日本开始创造「天皇」及其神话，其对华国书中自称「天子」而不同于称王的朝鲜、越南，即已初露苗头。此后，以日本为中心的翻版「夷夏」观念逐步确立。至丰臣秀吉以天皇征夷大将军之姿叱咤日本时，甚至扬言迁都北京，「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取中国而代之。腹地相对狭小、资源相对匮乏的岛国日本，其对华情结及大陆梦，简直可用俗话「羡慕，嫉妒，恨」来一言以蔽之。丰臣虽两度妄图藉朝鲜、台湾互为犄角以挟制中国，都告失败，抑郁而终，但岛国日本的大陆梦，仍遗传到了继起的德川家康、直至「大政奉还」后明治以降的日本帝国。
大陆梦未及成真，1853年美国黑船轰开日本德川幕府以来的锁国令，次年日美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即《神奈川条约》，随后英、俄、法等国也起而效仿，纷纷与日签订「亲善条约」，而其神髓几乎就复制了1840年的中英《南京条约》──日本被迫开埠通商，列强对日取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议关税、设立租界等各种特权。
中英《南京条约》，是近代以来中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订约之时，除了国家实力的现实因素外，久于以德服人的政治传统，加上未曾真正面临过「亡天下」的威胁，中国即使明末以来已与西方国家接触了两百多年，仍始终猜不透列强腹中继续酝酿的伎俩。在此背景下，中国却首先就被迫签订了片面最惠国待遇，让任何一国新从中国取得的有利条件，他国都可要求「利益均沾」。从此，既促成列强协同对华分进合击的合作关系（例如，才因欧洲克里米亚战争生隙的英法俄三国，对华却合作扮演黑白脸，藉由英法联军之役迫华签订新约），并每欲借小事以扩大，从而也使中国面对列琼森事时投鼠忌器，每欲大事化小。而这又反过头来鼓励了列强，让中国难以挣脱其蚕食鲸吞（直到二战结束，中国做为战胜国之一取消不平等待遇为止）。后来，日本在台发动牡丹社事件，后人每讥嘲中国打赢却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亲善条约》，间接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宗主权；其实，片面最惠国待遇才是使中国急于谋和的真正原因。
然而日本虽也与西方列强签有片面最惠国待遇，却因地缘政治，改变了这个宿命。
地缘政治与美日合作
就在美国轰开日本国门的1850年代前后，日本已有人从兰学（即西学）中吸取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应用于解决日益严重的外患问题。对于相信王道天下价值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认同弱肉强食原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毋宁只是认识西方的一个窗口；但对日本而言，却是毫无捍挌的学习对象。例如幕末集「海外发展论」之大成的左藤信渊（1769-1850），即力主经由「混同世界，统一万国」，跻身西方人眼中的第一等国家、即吃人的国家；而其方法，则是检软柿子吃、「自弱而易取始」──从受清廷保护而人口稀少的「龙兴之地」满州入手，切断中土与朝鲜的连结，「则朝鲜、支那，皆次第可图矣」。及至「黑船事件」发生未久的1850年代末，眼看英法即将效法美国取利于日本，鹿儿岛藩主岛津齐彬也说：「法既得志于清，势将转向而东。先发制人，以今日之形势论，宜先…取清国之一省，而置根基于亚东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勇武于宇内，则英法虽强悍，或不敢干涉我矣。」而其方法，吉田松阴（1830-1859）在其系狱之作《幽囚录》中「论保日之道」时，进一步发展：「北割满州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以制华；1870年代之初成富清风的〈台湾地方觉书〉更予以完备：「台湾岛位于琉球番之西南，实吾皇国之门户也。如果该门户不能坚守，出则无法控制西南各国，入则无法捍卫皇国」。于是「满州─朝鲜─日本─琉球─台湾─吕宋」这条从丰臣秀吉以来即隐约成形的制中外环，即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口中的「第一岛链」，此时战略完全成熟。而其南向发展的第一步，即在并吞琉球。
屏东高士佛社排湾族原住民，是日本侵华最早的受害者，也成为1910年日本对国际展示其帝国主义事业的样板。
然而综观日本的大陆梦、环中国以制中的战略，若非美国为其提出理论基础（「东亚文明月弯」概念、「无主之地」论，后述）、铺平道路，怎可能成真。而其间的关键人物，就是1850年代巡曳于太平洋西岸的美国海军提督培里（Matthew C.Perry），以及一度做为美国厦门领事的李仙得（CharlesW. Le Gendre，又名李让礼，1830-1899）。
培里在轰开日本国门后，接着曾藉由营救在台遇难美商之机，派员访问了基隆港，还强占了打狗（高雄）长达7个多月之久。培里积极建议白宫占领或购买台湾。然美国不但扩张起步晚于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国力也明显低于他们，而美国国内还因黑奴解放问题逐步陷入南北战争，使其无力并无心于在欧洲列强已深入经营的台湾等地与之正面冲撞。尽管如此，美国已清楚知悉台湾做为中国的一部份、东亚的外环，因此而对箝制中国、控扼东亚所具有的地缘价值（并且至今仍然有效）。于是等到南北战争结束，美国即加紧展开台湾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布局了。
李仙得，从美国南北战争中受伤退役的独眼将军，1866年出任了美国驻厦门领事。次年美国商船「罗发号」（the Rover）触礁沉没于台湾东部外海，而其生还者在登陆琅𤩝（今屏东）后却遭土番杀害时，李仙得即担任美国与清政府交涉的代表。此时清廷为洋务分身乏术，对边疆已感力有未逮，故乃以琅𤩝位属「生番」地界，朝廷不宜介入「化外之地」为由推托，期以让美国知难而退。不料李仙得决定于1869年亲自来台交涉。此后在英人走私台湾樟脑引发的纠纷里，以及无数的教案、商务纠纷里，都有了这位独眼将军的身影。
李仙得从担任厦门领事以来累积的中国经验，让他了解到传统中国的中土─边藩关系里不同于主权的宗主权，以及不平等条约里「领事裁判权」对列强、中国分别发挥的作用。而李仙得此番进入琅𤩝与18社总头目卓杞笃谈判取得的协议，及其能用闽南语以及部分土语而与18番社沟通的语言能力，又使李仙得迅及被视为「台湾番界」通、中国通，并对所经之地完成了完整的测绘。而清廷有关于「无主之国」、「化外之地」的说词，虽仅是一时的推托，更引起了李仙得的注意，后来并援引利用。
布局
与此同时，在李仙得的建议下，1871年美国驻日公使德朗（Charles E. De Long）呈文国务院，主张「日本与中国不同，美国应欢迎日本成为盟友；与中国有冲突时，文明诸国应视日本为一伙伴。」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直接统辖东亚地区，难免鞭长莫及，于是英美等国开始把日本从被掠夺者，拉为协助自己压制东亚的合作伙伴。1872年李仙得遂辞去厦门领事之职（之前安排了许多假动作），并以返美过境日本横滨为由，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经美国公使引介而与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有了接触。
明治维新启动后的日本此时，内有大量士族失业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压力，外有对外扩张以免沦为列强鱼肉的强烈愿望，又适逢琉球国宫古岛、八重山漂民在台湾「化外之地」遇难未久。李仙得乃以其参与处理罗发号事件的经验，提醒日本政府「台湾虽受清朝管辖，但其政令不行，对人民也不能保护，既无有效统治之实，乃一无主之地，日本可趁此良机占领台湾」。于是一方面，李仙得提供给日本相关讯息，包括详细地图，协助雇用外籍军人、承租船舰、购买军火的保证，以及明明与遇害事件无关、却具有战略意义的攻台路线之规划（包括藉由阻隔澎湖以快速切断台海两岸的联系），给日本侵台以具体而完整的协助，并促使明治政府于1872年私自强行废止琉球王国，改设琉球藩，以令制国的地位将其置入鹿儿岛县，以为日后日本以保护「国民」（当时琉球同时向清朝和日本朝贡）、质问生番为借口而出兵台湾铺路。
另一方面，李仙得在1873年他给日本的备忘录中，最早提出了日本做为「东亚文明月弯」的概念：「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这个半月形地区，在日本领导下，将是亚洲现代化的重心，为了亚洲未来的繁荣，日本向台湾用兵既是应然、也是必然。」这不但为日本出兵台湾奠定了基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这个原则的理论基础，蒙蔽国际视听，而且由「文明日本」领导的「东亚文明月弯」概念，也是此后日本打造「大东亚共荣圈」的起手势。一如《后藤新平正传》一书所述，「这个年轻的帝国，正在开始实施由李仙得忠告而发起的坚固的新国策──大陆政策，即北起桦太（即库页岛）、南到台湾，由一连串岛屿完成对支那的半月形包围，更要控制朝鲜和满洲，否则就无法保障帝国的安全，控制东亚的时局。」
结论
美日首次连手制华，始于合作侵台，而侵台始于协力发动「牡丹社事件」。其所以如此，日本主要是基于其腹地狭小、资源有限，因而后援无力，无法独力完成扩张梦想；美国主要是因为地理区位上距华天遥地远，国际实力上受到他国先驰得点的干扰，而不便直接涉足的现实。美日连手、相中台湾，则都是地缘战略的考虑。美日连手侵华，并非哪一方诱导另一方所致，而是彼此顺藤摸瓜、相互利用；美、日对这段历史的任何「脱罪论」，都是误导、隐瞒。
一方面，美日连手侵华的历史自此一直发展至今，中间除了太平洋战争短短的四年因为美日资源竞赛而中断之外，战后美日立刻又或暗或明地迅速恢复了同盟关系，昔日为日本扩张主义服务的「东亚文明月弯」，更已幻化为今日美国压制中国、控扼西太平洋的重要战略——环绕东亚的「岛链」。
另一方面，在当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里，昔日由中国天下观积累而成的中国多民族国家，继续受到西方以人权与主权观念挑战中国的族群关系（包括原住民），并以此做为动摇中国内部凝聚力、支解中国的下刀处。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但美国总统欧巴马和国务卿克里于9月2日发表的纪念二战太平洋战争结束70周年的书面声明里，竟然着重提及美日和解，强调「美日新关系时代开启」，却没有提及中国。美国就像昔日一样，愿意继续充当日本胳膊往外弯、跻身东亚高位的底气，以连手压制东亚文明，对此，我们不能不知。
此外，台湾做为中国的一部份，台湾的命运是中国的缩影，这是自然，也是必然。在乙未割台两甲子、台湾光复70周年的今天，我们必须知道唯待全中国的抗日、抗美胜利，才有台湾不再受到美日干扰的日子，台湾住民也才真正能有昂首阔步的人格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