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心思想的失落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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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远望》２卷12期（2016年12月号；总339期）

从2000年国民党败选、李登辉被迫辞去党主席以后，党内不断有人呼吁找回「中心思想」。但是由于民进党总统陈水扁一家贪腐滥权，民怨四起，国民党人便产生了一种侥幸心理，以为只要反独（以免得罪北京）同时也反统（以免得罪绿营选民），仅仅靠着攻击扁政府的贪腐便可卷土重来。于是，连战、马英九两任党主席都疏忽了建设「中心思想」，反而在公投立法、公投入宪、废国大、砍“立委”等各种议题上拿香跟拜。2008年，这样的国民党居然也赢回了「完全执政」。声望如日中天的马英九更加确信拿香跟拜路线的正确，便将「不统、不独、不武」奉为圭臬，以为可在台独与北京之间，找到夹缝里的「永续发展」空间。

重建「中心思想」议题再起

回顾马英九执政八年，除了承认「九二共识」（但强调「各表重于一中」）、不「正名制宪」外，对前朝的“台独”政策几乎原封不动，使国民党越来越像盗版的民进党。结果，选民果然选择正版、唾弃盗版，使国民党败得极其彻底。

于是，反对拿香跟拜路线的洪秀柱突破党内重重封锁，当选党主席。在国民党声势日渐下跌之时，党内重建「中心思想」的声音越来越大。理由很简单：当这个党眼看着无法再靠利益分配而凝聚党员时，重建「中心思想」就成了最后的希望所在。

然而，要找到重建中心思想的正确途径，首先必须理清中心思想的重要性，其次还需要搞清楚失去中心思想的经过，然后才知道「为何」及「如何」着手重建中心思想。此事不仅关系到国民党的命运，更影响到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因此，本刊在今年4月号及11月号的社论中初步论及三民主义的性质及其「现代化」（洪秀柱语）之道后，继续深入讨论此一问题。

孙中山建立国民党的中心思想

孙中山本来并不重视「思想」的重要性，因此曾在1918年于〈孙文学说〉里提出「知难行易」说。但是他在1923年决定「联俄容共」以后，受到俄国顾问鲍罗廷的影响，开始注意「在思想上建党」的作用。于是，他自1924年1月27日起至8月24日间作了16次演讲，把他的政治理念放在「三民主义」的架构里作了比较详细的表述。

在他第一讲的开场白里，对「主义」作了如下的说明：「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这段著名的「“国父”遗教」清楚说明了「思想」转化成「力量」的心理过程：「思想」要先求其「贯通」，这就是意识型态建构；而使党员对「贯通的思想」生出「信仰」者，则是党内的教育训练。做到这两步，「思想」就能够转化成「力量」。

孙中山对于「思想」（即主义或意识型态）之作用的讲话，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的一段话极为相近：「批判的武器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推翻；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转变成物质力量。理论要能掌握群众，就要能打动人心；理论要打动人心，就要彻底；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我们姑且不论孙中山本人的思想是否体系严谨（即「贯通」），至少他注意到了意识型态建构和教育训练互相配合的重要性。而当年改组后的国民党确实因为学会了将「思想」转化成「力量」，使该党领导的北伐几乎势如破竹，在1928年底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

蒋介石不重视思想的作用

不过，孙中山在1925年过世后，经过多年党内斗争，最后党权落入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手中。蒋习于军中的「命令─服从」关系，对他而言，「思想贯通」便远不及「思想统一」重要。他在1924年在黄埔军校讲「说军纪」时便提出：以三民主义作为将校（军官）的「中心智识」，造成「智识一致」、「精神一致」。蒋在1927年清党反共以后，翌年6月发表「总理广州蒙难六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其中也说道：「吾人欲求中国之不亡，惟有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统一国民之思想。…应知欲统一中国，必先统一思想。…未有中心思想不定，而能统一国家者。」这应是蒋第一次将三民主义称做「中心思想」，并要拿它来「统一思想」、「统一国家」，以此为其清党反共做辩护。

但是，蒋介石并不重视「思想贯通」。他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前夕，于3月17日在黄埔军校讲「党员的人生观」，把「思想要简单」作为「革命党员」的条件之一，强调「服从」的重要性。但是，他在同一演讲中又说不能「盲从」。两天后，蒋介石就违反了孙中山生前定下的「党指挥枪」原则，不先取得「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的同意，发起军事政变。从此国民党的党权日益屈从于蒋介石的军权，直到1938年由全代会选举蒋为地位高于中央委员会的「总裁」。

由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崛起的过程可知：他要求党员「思想要简单」，以「服从」于他，但是却不能「盲从」于他本人以外的任何权威。这样的主张，后来受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启发，便成为强调绝对服从「领袖」（蒋）的「力行哲学」。

由于蒋缺乏孙中山那种思想建设能力，始终无法在「三民主义」的框架下更新国民党对民族、民权、民生等三大问题的政治主张，结果在1931年5月的〈国民会议开幕词〉中公开提倡反共又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从此，蒋在理论上就站在民权主义的对立面，大大损伤了三民主义的说服力。1943年3月蒋出版由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仍然只强调民族主义，继续反共并反民主。

结果，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只能用强制「盲从领袖」所造成的「思想统一」的假象，来取代真正的「思想贯通」，于是既不能「起信仰」，更不可能从「信仰」中「生出力量」。最后，国民党内派系林立、组织涣散，终于败给能够用「理论」掌握群众，使「思想」转变成物质力量的中共。

国民党来台后重建中心思想

国民党败退来台后，痛定思痛，曾经想要重建中心思想。于是，在1952年「党的改造」完成时，颁布了一部《反共抗俄基本论》，后来又在1956年再发表《苏俄在中国》，以民族主义来反共。此时，蒋介石已经决定要以「动员戡乱」体制和戒严来反共并反攻，因此即使已经进入宪政时期，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仍然处在落空状态，而「中华民国宪法」本文（不包含「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几乎成为国民党威权体制的敌人，不但无法用来正当化其政权，反而成为党外批评国民党的依据。

不过，国民党来台后重建中心思想时最失败之处在于：不论保台、反攻，以及维持联合国代表权，都必须高度依赖美国，而美国的外交政策又只为其国家利益服务，因此国民党无法建构真正立基于全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民族主义。只能把「反共」绝对化，来合理化其对内坚持紧急权体制（特务统治、白色恐怖）、对外完全附庸于美日的作法。甚至对1949年前后来台的外省官兵，国民党动员他们支持反共或反攻的主要要求也不是民族主义理念，而是思乡、复仇或雪耻的情感，尤其是对返乡的期盼。至于本省籍民众（以及外省第二代），即使在教育体系下自认为是「中国人」，但是由于国民党严禁与对岸联系、往来，在冷战结构下又惯于站在中国大陆的对立面，他们的「中国认同」缺乏感性经验与理性反思的基础，很容易被时势所动摇。

独台路线成形

世局在改变，美、日对华政策也在改变。1971年10月，国民党政府失去了联合国里的中国代表权，以「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资格而统治台湾（并长期维持中央民代不改选）的说词开始褪色，「反攻大陆」更成泡影。国民党藉以反共的「民族主义」不但落空，而且在1970年代初期的保钓运动中证明其对国民党带有杀伤力──不少保钓分子因民族主义而转向支持中共。此时，蒋经国做了一个影响国民党后来走向的重大决定：不放弃紧急权体制，但放弃统一，改成独台（即「革新保台」或「本土化」、「台湾化」）。

为了使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正当性基础由「代表全中国」（但不为许多台湾人认同）缩小到「代表台湾」，蒋经国开始提拔李登辉等受日本皇民化影响的台湾人。他甚至邀请曾任日本台独团体台湾青年会委员长的辜宽敏于1972年从日本回台对谈，导致台独联盟将辜公开除名。另一方面，1975年蒋经国（时任“行政院长”）邀请在美国任教的魏镛回台，为「独台」建立理论基础。

魏镛认为在所有的分裂国家（dividednations）中，德国是唯一「解决」了分裂问题的实例。他便将「两个德国」的模式，按照国民党的政治需要，并配合美国的反共意识型态，予以理论化，1977年即在美国学术会议上提出「多体制国家」（Multi-systemNations）理论。他把德国模式概括为以下四点：交换代表（两德互派代表常驻对方首都）；双重承认（其他国家同时对两德给予法律承认）；双重代表（其他国家同时接受两德派驻外交使节）；双重会籍（两德同时为联合国会员国）。

魏镛当时不能预见德国的统一，因此他所谓两德已「解决问题」，指的不是「统一」，而是达到「和平共存」。换言之，他心中的「分裂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如何达到统一」，而是「如何达到和平共存」。因此，魏镛（以及蒋经国）要的是「拒统」，而不是「求统」。国民党人在谈「德国模式」时，总喜欢强调这是「国家统一前」的最合理安排，实际上都是用此模式拒统，并使分裂状态长期化、制度化。这就是独台路线，而魏镛可称为此路线的理论大师。从此直到洪秀柱就任国民党主席，「独台」始终都是该党的基本路线，而且成为其与「台独」互相利用、彼此呼应的基础。

独台与台独相互为用

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在“总统”任内曾引用「两德都参与联合国而不妨碍最终统一」作为例子主张台湾重返联合国。1999年他还特别选在「德国之音」访问时提出「特殊国与国关系」（两国论），这也是「利用德国模式拒统」，可以视为「多体制国家」的落实方案。陈水扁任内就更常引用两德在国际上并存的例子，甚至两度直接提「德国模式」一词。李、扁的言行证明：如果「德国模式」是用来拒统，完全可与台独呼应。

就国民党本身而言，除了洪秀柱以外，被李登辉领导12年以后的该党领导人几乎都曾经或始终支持独台路线。例如，在1999年两国论事件时任副总统的连战曾表态如下：「我们提出『特殊国与国关系论』的主张是基于维护国家尊严、保障人民权益的考虑。也是表达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的心声。这是攸关国家发展大是大非的课题。…因此李总统提出『特殊国与国关系论』的明确主张，就是要突破两岸间现存不合理的框架。」后来他在2005年「破冰之旅」中在北大演讲时提到「联共制台独」，并在两党共识中加入了「反台独」一项，只是为了藉助中共打击执政的民进党，未必意在求统。此外，朱立伦当时任立委，不但曾与其他蓝委召开记者会支持两国论，甚至在陈水扁上台后仍在立院质询中明确肯定两国论。

至于马英九，更是独台路线的坚定信徒。他早在1981年从美国回台前就出席过邱宏达举办的「多体制国家与国际法」研讨会。回台后，他一方面在蒋经国身边工作，一方面还指导了迄今唯一一本探讨「多体制国家」理论的硕士论文。后来马又帮李登辉搞宪改，订出适用于「国家统一前」的《增修条文》，并以此作为他在2008年选总统时提出的「不统、不独、不武」的宪法依据。2006年2月，马英九任主席的国民党在报上刊登广告，主张「维持中华民国的（独立）现状」，而未来的选项包括了统一、独立及维持现状，都必须由（台湾）人民决定。他在当选“总统”后，迟迟不推动其政见中的「和平协议」，后来在2011年更提出：推动「两岸和平协议」，必须先交付人民公投；实际上等于无限期搁置了以统一为目标的和平协议。此外，在一中原则下，两岸矛盾只是治权之争。但马英九任内陆委会和外交部经常把两岸关系表述成主权之争。马专攻国际法，当然知道其间差异，不会只是口误。

拿香跟拜与败选的恶性循环

从蒋经国时代起，国民党有意识、有计划地放弃了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首要目标：国家统一。他们以为可以将两岸治权分裂现状直接固定化，走出一条独台路线。实际上，在台湾社会日益绿化的同时，放弃统一就等于屈从于“台独”，根本没有第三条路。于是，不论是在台独李登辉任内，还是在独台的连、马、朱领导下，国民党为了选举，不断向绿营靠拢，甚至以拿香跟拜为得计。绿营林浊水早在2003年11月就指出：「国民党丧失了中心思想，毫无真正的价值理念，成了不在意有没有对人民真诚承诺的政党，只是追求权力的虚无主义者，只在乎自己的权力，根本不在乎把台湾带到哪里去。」阿扁在2008年下台前仍得意地宣称在其任内把国民党「绿化」，就是后者长期拿香跟拜的必然结果。

但是，独台导致拿香跟拜的必然恶果就是：国民党每次遭遇挫败，就自认为是因为不够像民进党，于是就跟得更紧，越来越像民进党的翻版；然而日益绿化的台湾选民当然宁可选择原版的民进党，而非模仿民进党的国民党，于是后者就会面临更多的挫败。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下，最后国民党迎来了今年的惨败。

为了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出身政治受难家庭的洪秀柱挺身而出，突破党内「同志」的层层围堵，终于当选了国民党主席。这一回，由于洪并非传统的蓝营权贵子弟或「官二代」，使她有可能摆脱二蒋的负面影响，而直接继承孙中山晚年的志业，重新打造合乎时代需求的新三民主义。

重建中心思想之道

在党产被清算后，国民党若不能在中心思想上自立门户，就会树倒猢狲散。不愿脱党的残余分子，则将彻底变成民进党的外围团体，永无再起之望。因此，重建国民党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现在该党的唯一生路。但是，若要做到此事，首先需要认清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对国民党造成的不良影响。

二蒋对国民党的负面影响，不但表现在对中心思想不够重视，还表现在抽空民族主义（坚持绝对反共）、违反民权主义（坚持威权体制）二者，使该党最后只能在民生主义上有所表现。但历史已经证明，仅靠民生主义、经济建设不但不足以保住政权，也无法引导两岸关系走向正轨。然而，三民主义所包含的三大问题中，民族问题为首要，民权次之。在这两个问题上踩空，是国民党来台后长期陷于被动，最后两度失去政权的根本原因。

因此，国民党首先必须重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回到追求国家统一及守护中华民国宪法的立场，在这两个大问题上与民进党有所区隔，才有望在台湾继续以一个有意义的反对党身分（而不是民进党的外围团体）存在，继续维持中国国民党的招牌，以徐图发展。

在洪习会前，马英九曾当面要求洪秀柱坚守「一中各表」，实际上是要洪追随马的「各表重于一中」的独台路线，而洪当场回呛；为何不谈统一？这表示洪秀柱知道马英九代表的拿香跟拜路线问题就在拒绝统一。此外，洪秀柱的家庭背景也使我们相信：她不会留恋二蒋违反民权主义的威权体制。

我们希望洪主席择善固执，彻底纠正国民党来台后所犯的错误，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上站稳立场，重建中心思想，那么，这个百年老店仍有新生的希望，台湾也才有避免「红、绿火车」对撞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