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寰、石佳音、张瑜真、简皓瑜】葛超智眼中的「边境之岛」──台湾

本文作者為葛超智（GeorgeH. Kerr），二二八事件期间担任美国驻台副领事的葛超智，编译為程志寰（中山大学政治学硕士）、石佳音（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张瑜真（远望杂志编辑）、简皓瑜（致理科技大学通识中心讲师）。此文刊载于《远望》2卷10期、11期（2016年10、11月号；总337、338期）。

葛超智（George Henry Kerr）

长期以来，"台独"将介入煽动二二八事件的葛超智（GeorgeH. Kerr）捧成「用一生关注台湾的美国人」，经常引用其著作来支持"台独"立场。但是，葛超智实际上是一位为了美国利益而图谋染指台湾的帝国主义者。我们为了帮助《远望》读者认清这位「"台独"之友」的真面目，曾译介葛文〈福尔摩莎：殖民实验室〉（Formosa:Colonial Laboratory），刊于今（2016）年7、8月号。该文是葛超智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所发表，代表了葛超智在美日太平洋战争初期的看法。当时，他就鼓吹美国进占台湾，并取法日本的殖民政策。本期我们接着译介1945年4月冲绳战役开打、日本战败在望时，葛超智发表于《远东研究》（14卷7期）的〈福尔摩莎：边境之岛〉（Formosa:Island Frontier）。此文写于日本败象已露之际，可以看出葛超智在日本战败前夕对战后台湾的思考。此文中，他延续前一文的立场，仍不放弃美国染指台湾的可能性。

首先，葛超智在文章一开始，就透露了「台湾未必要依据《开罗宣言》交还给中国」的想法。他写道（編按：蓝底字皆翻译自葛超智原文）：

《开罗宣言》特别预警了日本：福尔摩莎（台湾）这座富庶岛屿的主权将会归还给中国。尽管最后的激战以及日本全面战败终将发生，但台湾回归中国这个警讯的重要性并不因而减低。

台湾，岛屿面积13,880平方英里，有约600万的人口，一直是个边境地区。1895年以后，台湾成为日本行政、经济、军事的前哨站，也是日本最老的殖民技术实验室。现在，从日本结束其在台的抵抗，到日本中央政府投降后做出最后处置之间，或许会是一段很长的时期；在那期间，该岛将会是中美利益交错之区，或许甚至是外交斡旋的试验场。

隐晦不明的移居史

几个世纪以来，这个距离华中沿海一百英里外的蛮荒未辟之岛，向着那些勇于冒险且大胆的人开放，而大陆沿海城市有时也会将罪犯流放至此。（按：实际上中国大陆统治者唯恐台湾成为海外逋逃之薮，非但一般并不鼓励人民向台湾移民，甚至经常设限或禁止，更不会主动将罪犯流放来台。）没有人知道最早有人登陆台湾是在何时。在过去两千年左右的时间里，现今台湾原住民的祖先在无可考的间歇时段中陆续漂流上岸，并于全岛形成各自为政、通常彼此敌对的定居聚落。原住民的起源不详，虽然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与马来人明显有关，有些部落甚至与菲律宾的山地部落极其相近。

早期中国跨海来台的移民鲜为人知。1367年，中国派官到介于大陆沿岸与台湾之间的贫瘠群岛──澎湖──驻守（按：南宋汪大猷于1171年〔干道七年〕任泉州郡守，即派兵驻防澎湖。元代于1281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时在澎湖设巡检司，是中国最早设于澎湖的官衙。葛超智此处所指的官员应是元末任澎湖寨巡检的陈信惠，但陈非首位派驻澎湖的中国官员）；当时澎湖群岛只能作为避风港以及渔民基地之用。到了美洲大陆被发现的时候（按：指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中国海盗已在台湾西南沿海站稳脚跟，日本海盗则于基隆港一带海岸找到了一处有用的活动据点。1593年之前，日本政府颁发许可给在台湾西岸设有贸易总部的商人（按：此应指丰臣秀吉在1588年发布《海贼停止令》后，为了区别商船与海盗船，而于1592年颁渡航朱印状予日本商人），他们从这里对澳门、安南、爪哇、吕宋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其在台据点也是他们对华贸易的中继站。1615年，日本的长崎「代官」企图征服台湾全岛，但徒劳无功。（按：「代官」系幕府直辖地的行政长官；当时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意欲大举侵台，命长崎代官村山等安执行，但其船队遇台风而失败。）

与日本意图侵台同时，有位荷兰海军上将在攻打葡萄牙所占的澳门途中，被迫率其舰队停靠到澎湖避风。他发现澎湖群岛的经济与战略优势之后，于1620年取得了官方许可，在台湾于邻近日人驻地之处设立一个小贸易站；两年后（1622年），荷兰东印度舰队攻击并夺取了中国的澎湖群岛，在澎湖建了海军基地。中国官僚为此展开谈判，翌年并以中国让与台湾岛上的更大权益为交换，来说服荷人放弃澎湖，尽管当时中国对台湾岛并无实际控制权。（按：时间应为1624年〔明熹宗天启4年〕。同年，明军与荷军苦战7个月后，荷兰被迫放弃澎湖，转往台湾。）于是此后超过40年的时间里，荷人在台湾展开了兴盛的贸易活动（以糖、鹿皮、樟木为主），并成功对附近的原住民传播了基督教。（按：荷人据台前后仅38年；此时主要输出品亦不包括樟木或樟脑，而是硫磺。）

西班牙人也不甘示弱地从马尼拉派了舰队北上，赶走日本海盗，并在基隆与淡水建立起城堡及布道所。荷兰企图赶他们走，1642年在其第二次的远征中，彻底消灭了西班牙人在岛上的势力。荷兰人于淡水修建的坚固城堡，后来在珍珠港事件发生时，英国人正作为领事馆使用（按：此即淡水红毛城，原为荷兰人赶走西班牙人后所建之安东尼堡）。

中国在17世纪的前50年间则自身处于混乱之中。满人突破长城并推翻了统治的明王朝，造成无可避免的政治混乱及经济艰困。成千上万难以数计的难民跨越海峡涌入台湾，渴望来到这个只要付出必要的努力去开拓及抵御野蛮的原住民，即可获得安身之地的开放边境。在这些移民当中，一部分是在中国已有地位及财产、但不愿屈从于异族满清的政治难民。其他一部分是农民，一部分是流离失所、丧尽家产的城镇居民，他们只想找个边疆之地建立新居。

驱逐荷兰人 

荷兰人在向原住民扩大控制及影响力方面相当成功，然而在汉移民当中却遭遇抵抗，这些汉人渴望摆脱任何形式的政府管制。（按：葛超智认为，中国人既无能力做个好的管理者或统治者，也缺乏作为善良守法公民的素质。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偏见。）日本人一度试图将荷人逐出台湾，但告失败（按：此指1628年的滨田弥兵卫事件）。不过荷兰人在澎湖就没那么成功了。一位中日混血、以「国姓爷」之名而为欧人所知的神秘冒险家（按：即郑成功），组织了一支部队夺下澎湖群岛，进而于1662年击败并赶走了在台荷兰人。现在，中国人认为郑成功是明朝忠臣，荷兰人说他是个海盗，日本人则认为他是天皇的忠诚子民。事实上，郑成功看来是对台湾岛上所有中国定居者建立起第一个真正政府的人，而且他积极的促进糖业及其他农业的成长，并在平地与原住民领地间设立起区隔线（按：即番界）。这个独立的台湾王国（按：即明郑王朝）于1683年被满清征服。

在清朝治下，由北京下令，重组了台湾的行政体系，设立了学校，并积极推动了其与华北的贸易（按：主要应是与华南的东南沿海省分贸易）。然而，台湾与首都（北京）的距离助长了当地治理不善的问题。在大陆来的满汉官员治理下，赋税与徭役变得繁重，苛捐和不当治理过于横暴，以致于1696年爆发了此后众多叛乱中的第一起事件。说台湾「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成为汉人间的一句俗谚，失序成了常态。（按：失序的原因，除了天高皇帝远，实更来自清廷为免台湾开发过速的保护政策下，行政措施过少与移民人口激增之间的不对称，致使民间垦殖利益之争、反清民变的规模或频率都放大。）

两百年间变动极缓的清代台湾行政区划

随着19世纪初西方在远东水域的航运增加，台湾的海盗变得越来越大胆。沿着台湾不友善的海岸航行，是得不到任何帮助的。沿东岸航行的船只经常受损，船员则遭原住民杀害。西岸的台湾汉人则将洗劫罹难船只当作一桩生意，而幸存者常遭到残忍对待：有些被处死，有些被当作奴隶。（按：此处葛超智未言明的是，西方许多外来船只来台，目的经常在窥伺、非法强占台湾利益。）

早期的贸易往来

1824年起西方船只开始在台湾几个港口停靠，卸下鸦片及工业成品，再装载上樟脑及糖。1833年英国商人向其政府建议由英国掌控台湾，于是伦敦方面发生一场辩论：英国的基地究竟该建于朝鲜（按：应为浙江）外海的舟山群岛，还是宁波、台湾、或者香港。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及香港岛的割让结束了这场讨论。美国人则是从1849年得知基隆附近有可开采的煤矿后，才开始展现持续的兴趣。一些在中国沿海经商表现杰出的美国人，如伯驾（PeterParker，曾任美国驻华公使）、奈伊（GideonNye，曾任美国驻广州副领事）、赫利思（TownsendHarris，曾任美国驻日总领事）等人，都建议美国应夺取台湾部分地区，或在此建立国际租界使其成为加煤站。美国海军准将培里（MatthewC. Perry）在其改变日本命运的关键任务期间（按：1853及54年，培里两度率美军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湾，迫使日本缔结《神奈川条约》，打开了日本国门，日本称此为「黑船事件」），曾率领部分船舰到过基隆。经过仔细调查后，他敦促美国国会通过谈判让中美共管该地区，让此地向在东亚进行贸易的所有国籍船只都开放。

在台湾附近水域的航行安全这个考虑上，现在又添加了有利可图这个商贸动机。于是，一位名叫罗宾奈（WilliamRobinet）的美国商人，1855年在打狗（按：即高雄）建立了固定贸易（包括卖鸦片）的商行。西班牙的多明我会（Dominicans）在1859年成立了第一个当代的布道所（按：「当代」系指台湾开港后。此前的西人在台传教活动，则须往前追溯至郑成功来台以前的荷人治台期间，中间中断两百年）。一位英国领事代办于1861年开始在台长驻。中国则被迫指定台湾数个港口开放对外通商，包括淡水、安平及打狗（按：还有基隆），并由英国官员负责台湾地区的关税征收工作。

茶、糖及樟脑贸易稳健扩张，传教活动也兴盛起来。然而，冲击外国利益的暴力事件也随之增加了。各国商人各自敦促其母国政府实行各种对台政策，从临时派兵登陆（事实上不时发生）、到直接公开夺取台湾岛都有。

日本人警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们 43 35925 43 15792 0 0 3894 0 0:00:09 0:00:04 0:00:05 3895于1871年夺取了琉球群岛（按：此处年代不确。日本萨摩藩在1609年逼使琉球王国同时向中、日朝贡；1872年日本单方废止琉球国，设置琉球藩；1879年又废琉球藩，将琉球并入日本，设置冲绳县）。同年12月，数名琉球渔民（按：此为琉球宫古岛向琉球王上缴年贡的贡使船，并非渔民）在台湾南岸发生船难，其中一些人遭到原住民杀害；于是日本借机策动了一个琉球代表团前往东京，请求日本助其惩罚那些野蛮人。北京当局不堪其扰，对此无所作为，并且很短视地拒绝为原住民居住的台湾南岸及东岸地区的法律与秩序负起任何责任。日本人随即规划了自己的秘密远征计划。几位日本陆军官员在1873年身着西式平民服装，走遍了台湾大部分有人居住之地。天皇更批准于东京的日本政府内建立一个特殊的「台湾蕃地事务局」。由于中国官员再度拒不承认所有其对原住民行为应负的责任，日本人便以「基于义愤惩罚无法无天的野蛮人」为由，公开展现其南航的意图。前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将军（C.W. LeGendre）受邀为顾问一同前往；一位美国少校被任命为日本海军准将；一位美国陆军中尉升任日本陆军上校。还有外国船只参与了此役。

当日本一切准备就绪后，外交圈内忽然一阵哗然。中国人了解到他们战术上的错误，西方外交家们也终于意识到了日本此举的某些后果。日本感受到了来自各国的压力，远征军的规模缩小，外援的程度也减少了。但日本依然发动了此次远征。日军从台湾南部海岸登陆，摧毁了几个原住民村落。外国的军事观察家则在一旁观望日本人第一次正式的海外远征。（按：此即牡丹社事件。）

这次远征对日本人来说很划算。他们不仅精准估量出中国的弱点及列强的利益，对如何组织及补给一支远征军的问题也学到很多。他们还从中国政府获得了可观的赔偿及支付其远征费用。

中国对台政策的「自由化」

中国人也立即学到了教训。于是中国人开始修正他们的态度，强化台湾岛的行政管理并改善其经济和政治地位。在一个短时期中，中国在19世纪某些最先进的活动就发生在台湾，因为台湾的「边境」特质使其打破传统较不困难。然而，中国显出进步态度的征兆，反而加速了列强的掠夺行动。在中国抵抗法国夺取中南半岛时，法人封锁了台湾西岸并占领了基隆。不过，按照1885年中法条约的条件，法军还是撤出了台湾。

法国的进攻进一步刺激中国政府改进台湾的动机，台湾在1887年升格为省。（按：清廷于1885年决定台湾建省，1887年完成。）在一位开明巡抚（按：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主政下，台湾开始修筑铁路、安装电报系统、开发矿产。中国的第一盏公用电灯在台湾岛上发出光芒。但随着这位进步巡抚在1891年因健康因素退休后，他那前瞻性的新策便遭到扬弃。

三年后（1894年），日本对中国大陆发动攻击（按：甲午战争），而这场战争的战利品之一就是台湾。此次主权更易，并未咨询过台湾汉人；在台湾法律地位移转时，也没人来代表台湾岛的利益。虽然当时台湾岛上的人民从未有过（直到今天也几乎不存在）任何利益共通的认同感，但当人们得知国籍将从中国转变为日本时，民众依然陷入动乱之中。我们不清楚后续的反抗及抗争究竟多大程度上是受到北京方面所鼓动，又多大程度上是源于台湾汉人深刻体认到主权改变给自己带来的意义。无论如何，台湾行政当局在1895年5月23日宣布该岛成为「共和国」（按：指当时台湾巡抚唐景崧宣布创建的「台湾民主国」），并准备抵抗眼看就要到来的日本人。

5月29日，日本运输舰于基隆外海集结，到了翌日午夜时分，已有约12,000名的日军登陆。从此展开了为时7个月的军事战役，最终并瓦解了武装贫乏、组织不良的「共和国」其顽强的抵抗。这些抗日者当中，有些是缺乏合适装备及有效领导的中国正规军，其他许多人是投机者与佣兵。然而最坚持顽抗的，则来自白天务农、晚上突袭日军补给线和军营的农民游击队，他们冷峻地决心要将入侵者逐出自己的村庄。

首先，我们从字里行间不难窥见葛始终站在强者必霸、掠夺无罪的立场。其次，葛从日本据台经验中汲取的，是据台的利益、日本作为入侵者的掠夺技巧，以及日本能力所未及、而留给美国介入的机会。所以一方面，他注意到日本据台后的种种所作所为，是台民对日人一直心怀敌意的根源，而日人始终未将台民真正视为手足同胞，也成为日人忧惧自己在台处境的背景。最终，葛超智从台湾出发，精心引领美国政府先知先觉地去发掘二战遗留问题中，美国可能介入的机会。

他写道：

日本征服台湾

1895年10月12日，日本宣布完成了对台军事行动，全岛占领。然而，这个声明并不表示日本面临的难题就此终结。此后，在台湾武装反抗称得上结束以前，日本还被迫继续作战了七年多。今天，在我们看到日本于南京以及后来于中国其他城市的所作所为之后，回顾当年日本在台湾进行的恐怖统治和镇压，就会觉得眼前这些情况实在似曾相识。于是台民对日本的反抗最终被迫走向地下化，逐渐从单纯暴力形式的反抗，转型为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意识型态抗争。每当有暴动发生或是抗日密谋被发现时，日人就会除掉抗日行动的领导者，但有时，日人会压个两年才公开有这些「事件」（按：日本依据事件性质选择性地延迟公布，除了考虑以儆效尤的作用，也避免抗日势力即起响应、南北呼应，并保留大规模诱杀特定势力之机，后述）。纪录显示，台湾每两三年就会发生一次严重内乱，而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按：即「皇民化」开始以后，后述），内乱又更加频繁。

今日，日本在台的非军方人员人身安全是有危险的。一旦日本的高压力量已被摧毁的局面变得普遍都显而易见了，这股台民心中闷烧了50年的敌意可能会在暴民行动中突然喷发。因为，日本据台初期对台湾汉人实施恐怖统治与暴力所种下的敌意，在随后的岁月里并没有减弱的理由。日本据台之初，对台民生命及财产的迫害很严重；保守估计，有五千至一万的台湾汉人被杀。但财产损失方面，当时并未留下具体估算。跟随入侵者而来的，还有日本的投机分子，为了不择手段一心致富而蜂拥入台。台湾汉人对外国人心存疑虑、彼此又好争吵，他们是不习惯纪律的。所以，动乱与暴民行动被中国沿海地区的军阀煽动起来，他们承诺说，只要台民支持其非法企图，台湾就能免受日本所奴役。就连爱好和平的农民，也受到藏匿山中的游击队煽动而参与抗日突袭行动；这些袭击却带来了日本的血腥报复。（按：文中所称「中国沿海地区的军阀」，可能是指日本据台后内渡而仍想伺机复台的台湾官员，如丘逢甲、刘永福等人。实际上中国人并无先天的排外性，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国人所以对外国人存有疑虑，系因近代以来见证过外国人的所作所为乃非人所当为，甚而有「鬼子」之谓。此外，中国人忠于自己儒家文化的规范，懂得防患于未然，远非无纪律；更何况面对外人欺凌、奴役，有何纪律可言？前文中，葛因清代台湾「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而归咎于满清之无能，此处又将台民抗日频率之高归咎于台民、中国军阀，时而称中国人奴性重，时而责怪中国人不守纪律，总之，错都在中国。在在可见葛对中国的高度歧见。）

日本殖民政府为了逼使农村地区肃清自己内部的抗日分子，规定如果个人有犯行，整个小区会因此受到连坐处分。例如，1896年，台中州斗六地区的警备部队就曾受命消灭当地半径四英里范围内的所有活物。军队执行了命令，让邻近的村落都陷于恐惧之中。（按：此即震惊中外的「云林大屠杀」；屠杀消息被当时在台外国人传出岛外，国际媒体因此报导说，日本意在把台湾汉人杀光或全部赶走。另，日据时期云林斗六地区不曾隶属于台中州，应是台南州。）1902年，日本又背信弃义彻底违反自己颁行仅仅四个月的特赦令，杀害了数百人，其附近的许多村子被夷为平地。（按：此即发生于1902年5月25日的「云林归顺大诱杀」，日人诱骗抗日分子，宣称只要他们归降日本即获赦免。然而在南投县竹山、云林县林内、斗六、古坑、斗南、西螺等地的归顺式上，日人当场就以机关枪屠杀了所有人。日本殖民政府对中部柯铁虎、南部林少猫的处置，亦相类。）如此的野蛮行径要遗忘并不容易，老一辈的人至今仍觉得历历在目。孩子们则自幼听着许多有关于日本入侵以及其后残忍行径的故事长大，而这些残忍行径意在摧毁台民的反抗意志。

继暴力军事镇压之后，日本对台民的社会及经济生活进行了组织化的压制。原本中国在台湾就设有保甲制度，日本予以接管并重新组织。家户以每十户（甲）、每百户（保）为单位地组织起来，领头的保正、甲长则对整个群体所有成员的行为负有责任。保甲制度为警察掌控台民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基础。此后，人们就被要求加入数量越来越多的组织与社团，而所有这些组织与社团，都是用来对当地小区的所有行动进行仔细的交互监控，以及用来消磨个人时间精力的。坐守在这张负有彼此监控义务的义务网中央的，即是角色形同蜘蛛的警察，敏锐地侦测着小区里的所有动静以及人们大部分的意见主张。（按：保甲制度系辜显荣对日本殖民政府提议的治台工具。中国保甲制度主要侧重强化乡里的联防自保与互助，其互相监视、彼此连坐的功能，则只在极少数尚法重刑的特例时代积极发挥作用，如商鞅变法。）举例来说，一个农村家庭可能会参与保甲组织，并且加入青年组织、灌溉组织、稻农组织、地方运输组织以及肥料用户组织。而上述组织的成员也可能注册加入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奉公会」，应召对建造神社、修路或其他公差提供人力物力。正因为这许多彼此监控的义务以及连结，使得台民个人的行动不可能不让警察完全掌握到讯息，因此警察很快就能得知任何不符合日本官方规定的行为及活动。

重组与编制

日本对台湾汉人所实施的法制改革，包含改革地籍制度、厘清继承的法律及习惯，还有规范户籍制度。以上所有的制度都和家庭紧密相关。人口以及财产的登记，当然是后续统一而定期征收赋税及徭役的前奏。于是在日本占领台湾的第七年之后，台湾就开始为东京的日本政府获利了。藉由专卖制度，日本逐渐从台湾汉人的掌控中夺走了盐、鸦片、樟脑、烟、酒以及火柴等商品的产销。近期的战时措施则已将米、糖列入殖民政府的专卖事业中（按：即经济统制。以上都是重要或厚利商品）。大型日企像三井、三菱、大仓久（Okura）等公司进入台湾，锁定汉人的矿业以及林业权益，并在半官方掌控的情况下发展了水力发电、渔业、水利灌溉，以及蔗糖及菠萝的种植。台湾昔日的小农、独立地主和佃农们，纷纷沦为领取日薪的雇工，依赖日本农业公司的政策谋生。同工不同酬的悬殊薪资落差，也造成台日之间的摩擦，日本技工受到的待遇几乎就是台湾汉人的两倍。日本透过管控进口以及管控民生必需品的价格，维持着日人与台湾汉人之间生活水平的落差。台湾汉人的就业机会一直受到限制，而日人则享有开放的选择权。

教育方面的歧视与限制规定，影响到台湾渴望进入高等学校以及技术和职业学校就读的汉人学生，引起了汉人深切的不满。日本殖民政府一直在迫使日语成为台湾唯一合法且有用的语言，而对那些愿意学习日语的人，则给以经济及就业上的好处。「思想控制」许多时候也惹恼了台湾汉人，他们不知道日人究竟是透过什么手法、基于何种目的在判断谁有思想问题的。简言之，日本已经、并且还在致力于摧毁台湾汉人对于汉人利益以及汉文化背景的认同，灌输以臣服于日本统治的意愿。而每每在日本的扩张计划告捷时，对台湾那些被精心调教去认同其优秀主宰民族的年轻世代来说，日本的宣传往往就能发挥一些说服力。

然而，最广泛存在于台民心中的摩擦及愤恨，还源自于日本压制台湾的社会习俗。日本企图将其国家神道信仰强加于台民身上，要求台民参拜神社（神社还是花公帑建造的），家家户户供奉日式神龛，某些地区甚至要求台民以日式的祖先牌位取代传统牌位。（按：日本声称天皇是活在现世的神、世间的主宰，而且从天照大神至当代天皇，乃世世代代同一血缘、「万世一系」的；信仰这个世间的主宰，就是信仰这个「万世一系」的天皇系统。此即日本的国家神道信仰。）台地的饮食、穿着习惯，往往反映着更多的中国味而非和风，但遭到日文媒体嘲笑；台民走在街上，也会受到日人羞辱，以促其放弃昔日自己与中国的连结。

悬挂厅堂的「天照大神」

反日情绪

上述的这许多情况，显示台湾汉人对于住在台湾岛上的日本国民所以怀有敌意，原因很多。正是出于这种敌意，尽管近年来一直潜伏着，但是日本的军事力量一被推翻，台民的暴力反抗就可能突然爆发。

在323,148名在台日人中，有大约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台湾首府台北州及其附近的淡水和基隆（根据1939年12月的统计）。这个区域是岛上政治与经济管理当局的中心，也是全台最好的学校、医院、商店及休闲娱乐场的所在地。许多日本行政人员就选择退休后留在台湾，在台北州附近生活。

战时体制下，可能有5到6万的日本平民住在打狗（高雄）─屏东地区；这里由于军事基地的人力需求，最近涌入了大批技术人员及熟练的劳工，充实了当地的工业管理人员基础。但可能是因为正值战争期间，许多日本新移民无法携家带眷而是只身来台，这在日人人口中也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

日据时期大正二年台湾总督府实施的政策，图中包括政治弹压、经济统制，以及社会组织化。

殖民的尝试

除了台北一带之外，日人还聚集在台湾各州的首府地带；另外，整个岛上到处都有人数较少的日人聚居点，聚居于重要的警务中心、交通中心以及工业区。农村地区的日人小区，完全是由日本政府移入并给予经济补贴的农民所组成，以便加速台湾岛的日化，并进行日本向海外殖民的实验。其中最大的日本农民小区，位于东海岸的花东纵谷。然而，由于这些日本农业移民几乎不可能与在地的汉人农民进行有利可图的竞争，这些小区的发展就停滞了。

尽管在台日人整体而言将自己视为地位优于台湾汉人，但在日本人内部，仍存在不同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之别。其中处于最高阶的，是台湾政府机关里最高级的行政官员，其地位会随着东京的政策转变而改变（按：譬如，台湾最高行政长官总督究竟由文官或武官出任，就由东京根据治台方针、日本扩张战略来决定）。声望及社会地位仅次于他们的，则是常任官僚及行政人员，以及研究及教育方面的官僚；这些研究及教育官僚，发展出了剥削台湾以及其他日本新入侵地区的操控技巧。而他们之中有很大的比例是曾经旅居国外，以及拥有大学学历者。接着，就是大企业的人员：银行经理、保险公司的代表人员，以及矿业、运输业还有糖业的管理人员。再下一层，是负责批发、零售的中盘商，尽管他们并没有什么政治或社会方面的重要性，但他们作为独立经营者，拥有一定程度的财富。日本人为数最多的阶层，则包括了小官员及其家眷、工匠、商贩、低阶技术人员，以及那些靠着对其他日人和上层台湾汉人提供经济服务来谋生的服务人员。台湾无所不在的警察和他们的家庭，可能就属于这个群体。最不重要而且人数最少的，则是那些在日人整体在台享有特权地位的情况下，仍然无法成功的农民及工人。

日本人非常明白，一旦日本警察的权威最终被毁了，他们在台湾的生命就会没有保障。1938年2月，一架中国飞机只身飞越台北州上空，并在一个重要机场（按：即松山机场）的边缘投下了炸弹。这次轰炸只对紧邻机场的台湾汉人村落造成了严重损害。日本官方原本打算对民众隐瞒这次突袭，但这不可能长久隐瞒，因为更多的轰炸可能即将来临。然而，日本还是选择将空袭警报延后了两个多小时播放，以便给自己争取时间在重要的公共建筑附近设置路障、在台北州的战略要点上放置铁丝网拒马和机关枪，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民众起义暴动。结果，并无任何动乱发生，但是日人对台湾汉人抱持的深深不信任感，此时却已表露无遗。

战后，《开罗宣言》实施，日本行政人员以及警察单位将会撤离；同时，随着日人在台特权及特殊地位的消失而无法与台湾汉人在经济上竞争的那些日本人，也会一并离开。而那些留下来成了台湾弱势少数的日本人，将会面临报复性的歧视。可想而知，战后的台湾管理当局将不会容许日人移入台湾。

最终要如何处理台湾的日产（以及那些不可能愿被同化为台湾人的日本移民村），可能会成为将来磋商和平者面临的难题之一。日据时期，台湾管理及行政权力一直被集中在日人手中，这让日人在台得以享有远远超出其人口比例的社会及经济地位。究竟日产将成为对华赔偿的一部分，或被战后台湾的管理当局充公使用，以及到底这些日产将被迫卖给台湾汉人，还是继续作为个别日本人私有的外资，这些目前都无法预知。如若考虑到以上情况还混杂了公有、私有的层面，问题又会更加复杂，因为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建立了一些公司，来鼓励私有企业与资本家的合作及投资，此外，日本皇室在台湾许多民营及国营事业里也都拥有投资。

可以想见，在台日人以及日产的问题，将会是韩国、满州（中国东北）、华北这些状况更为复杂的地方（按：日人占领时间较长），以及其他状况比较单纯而日人正被驱离的地区（按：日本的新占领区）所共有而待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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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號│3卷2期（總3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