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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当个人意志被全面否定

2017-05-17 何平 思想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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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奴隶社会”是史上最黑暗时代,但也有人说,奴隶们虽然被剥夺了一切基本权利,但至少还有自己思考的空间,奴隶主无法也没有兴趣对奴隶进行精神控制。重要的是,社会上还存在一个自由的平民阶层。然而,极权主义出现后,当年的奴隶们都笑了!您对此怎么看?今天推荐一篇思想酷原创首发文章供您参考(2038字,阅读约需5分钟)。未经授权,谢绝转载。交流、转载、投稿及合作,请联系微信caiyunpeng789或18910623426。想探讨更多真问题,酷哥欢迎您在淘宝选择店铺搜索“先知书店”。想每天读到同类好文,请关注思想酷


当个人意志被全面否定

思想酷丨原创·首发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在美国主要的网上书店,有一本书立刻售罄,这就是美国犹太裔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原因为:一方面有人乐观宣称,民主制度的权力制衡会压住“狂人总统”的气焰;另一方面,美国的诸多自由派却视特朗普为民主共和政体衰败的恶兆。

特朗普“荣登大宝”是否表示极权主义将再次来临?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理解,“极权主义”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它和独裁、暴政和威权政治是否一样?为何历史上大家以为牢不可破的民主政体,会在极权兴起之际应声倒下?人类为何可以成就诸如纳粹大屠杀、前苏联大清洗一般可怕的事件?

先来回顾一则历史。挑起一战继而失败后的德国,可以说饱受苦楚,领土被侵占,承担巨额赔款,通涨持续,政治动荡,总理几乎年年变更、左右派政党更是斗争不断,从议会到街头械斗,野心家甚至策动政变。

如此乱状,逼使总统多次使用魏玛共和宪法第48条,即紧急状态政令,该令列明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容许总统以军方力量,可以合法地暂时悬置宪法中对基本人权的保障条文。意思很明显,即在宪法的安排上,国家安全可以凌驾个人权利之上。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通货膨胀

因此,在总统多次使用这条紧急状态措施后,学术界掀起连串争论。于是,纳粹法学家卡尔·施密特被政府邀请出面背书:总统使用紧急法令,在国家出现安全危机时拨乱反正,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施密特认为,各种法律都具处境性——所有法律条文均非恒常有效,其有效性取决于所身处的处境。例如,偷窃是罪,执法机关理应尽力将犯人缉捕归案,法律亦会按罪行处。但倘若某国人人都是盗贼,则防止偷窃的法律效力其实已经失效。

在施密特看来,处境性使法制预设了一个理想的运作环境,如社会和谐、执法能力高、国家没有面对严重安全威胁等。当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现有法制便会失效。若需保护目前的政治及法治秩序,则需透过强力的行政机关,集中资源对抗外敌,而做这判断的便是主权者。施密特的名言是,只有主权者才可决定何时使用紧急状态。

这固然不是恒常会做的事,日常状态下法制理应会正常运作。但施密特关注的是例外情况,因为只有例外才能反映制度的本质。

显然,这非常具有迷惑性。正是在这种法理引导下,在当时德国的内政、经济、治安和国际环境十分“例外”的情况下,希特勒等人对德国政府的颠覆性活动大获市场,赢得广泛支持,于是,纳粹势力迅速“发扬光大”,裹挟着民粹形成恐怖的极权主义。

1933年,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

然而,汉娜·阿伦特是清醒的。

阿伦特亲身经历过德国的民主危机和纳粹政权迫害,在纳粹式极权主义灭亡不久,她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境况中,厘析西欧反犹主义在十九世纪兴起的原因和发展,检视1884年到一战爆发之间的欧洲殖民帝国主义,研究极权主义运动和政府的组织、运作、形成。对施密特的法理辩护,阿伦特指出,极权统治比以前任何政府形式更服从超人类的力量,它不使权力从属于个人利益,而是随时准备牺牲每个人的直接利益,运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整体而牺牲部分。

阿伦特接着提到,极权主义不用一套法律来取代另一套,也不用一次革命来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法律。它蔑视一切法律,甚至包括它自己的成文法,“它相信自己能够不要任何法理共识而行事,并且仍然不使自己落入毫无法纪、恣意妄为和恐惧的专制暴君状态。它可以不需要法理共识而行事,因为它保证执法不受行动和人的意志束缚;它也保证世界上的公正,因为它宣称要使人类成为法律的化身。” 

除了在法理层面,阿伦特还以清晰层递的思辩,把握驳杂的政治现象间的内在关联,揭开了战争、暴力和权力的关系;将集体的罪恶转变成普遍性的个人道德议题,作为批判社会共识的利刃;探讨了人类的三种心智活动:思考、意志与判断。在这个过程,阿伦特还衍生出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这已成为“独立思考”知识份子的标准语,用来劝诫世人,不要堕入盲从上级和人云亦云的迷失之中。

德国总统对紧急状态令的使用,以及施密特的法理性辩护,为极权主义取代民主政体提供了方便,但阿伦特所言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绝非仅指一国史实上的前因后果,而是要表明西方文明中可以被极权主义挪用统合的元素。德国使用紧急状态法令,这一合乎国家宪法的法律行为,只是将西方文明过往一些元素、趋势等“结晶”为如今的形态,独立去看,每个行为元素都与极权主义本身无重大关连,但集合起来,却帮助了她理解这个令极权主义成为可能的世界。

读过此书的人无不为阿伦特的这一发现而震惊:极权主义兴起的社会条件,是“孤独”的现代人深感自己在社会、制度面前的“多余”,由此滋生出普遍的无力感,在疏离冷漠的群众社会中散播,导致民众渴望极权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归属感,“绝佳的极权主义支持者不是狂热的支持者,而是已经不在乎真假的犬儒者”。而阿伦特给世人最大的告诫应该是这句:

“当无法以合乎人性的方法解决当今政治、社会或经济绝境时,即使极权政权已倒台,极权方式的解决对策还是可能重现。”

殷鉴不远的那些恶行是否会在今天或未来再度接近我们?这就看我们是否能够普遍将阿伦特这句话,当作对现实政治保持清醒的警示。也因此我们相信,无论特朗普最终将成为何种人,只要《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样的书能够再获畅销,悲剧就绝不会再重演。


《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书,先知书店暂时无法为您提供。不过幸好我们有一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不是阿伦特最具代表性的书,但一直都是她最具争议的书。艾希曼,这个已经成为符号性人物的罪犯,绝非一个个例,而是一种广泛存在,阿伦特总结这种人的特性时说:“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是不思考,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仔细审视,我们是否都是不愿思考的平庸者?我们有没有做下“毫无动机”的平庸之恶?


谁让这些平凡的人

变成了杀人恶魔?

阿伦特最富争议之作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勿让别人代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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