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VS孙中山：谁把民国变成了一场梦？
历史上的9月18日，发生两件大事，一为九一八事变：反思“九一八”：战争究竟改变了谁的命运？一为护法战争爆发，孙中山踏上北伐的不归路（本文）。识别上图二维码，获取关于抗日战争的好书。
年轻人对陈炯明也许不很熟悉，即使知道也是负面认知。但在民初，这位辛亥大佬尽人皆知。1920年代，如果没有陈炯明掌控广东，孙中山不会有机会就任非常大总统。都说胡汉民、汪精卫是民国二、三号人物，但在当时，无论实力还是名望，除了孙中山，陈炯明谁与争锋？了解陈炯明，不是为了增补逸闻，而是要明白历史的转折是如何发生的！
民国初年，共和限政是流行语，但真懂如何做的人非常稀少，这其中首推两人，一是宋教仁，一是陈炯明。宋教仁的贡献在于搭建政体框架，陈炯明则在于推行地方自治。宋教仁1913年被暗杀于上海，陈炯明1925年被孙中山的革命军击垮避居香港。
传统观点认为，陈炯明背叛了孙中山。其实，二人一直是合作与共事的关系，早期同盟会也并非很严密的政党，合则来不合则去，何谈背叛？
陈炯明曾是孙中山唯一的枪杆子。南方政府初期，陈炯明主内，孙中山主外，二人何至于最后竟闹得不可开交，以致分道扬镳甚至兵戎相见？
与其说是阴谋论和权力欲，毋宁说是理念上的分歧：陈炯明虽为军阀，但同时也是地方士绅，孙中山却是职业革命家。渐进与激进的冲突，改良与革命的冲突，在现实中真实体现为两类人的冲突。
程序正义VS乱世“非常法”
孙、陈二人第一次重大分歧，来自非常大总统的选举。
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离开盘踞了两年的闽南，10月29日攻克广州。对陈炯明来说，回粤是要搞联省自治。在《回师宣言》中他宣称，“粤军今日系为乡为国而战，一切党派及其它问题均非所知。”11月2日又发表宣言，阻止南方军政府迁居广州。11月8日，其特使抵达长沙，和谭延闿商议联省自治问题。
然而，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公谊私交，非常奇特：11月28日，在作出“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的保证后，孙中山携带大批属员，重又踏上广州码头。
孙中山的大元帅1918年给挤下台，其后在上海写作《孙文学说》，潦倒得连书店都不肯给印。这次回广州一心想干个总统，陈炯明却极力反对：依总统选举法，应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达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而此时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只有200多人，还不够一半，完全不合法。
转机来得有些“随意”。某天陈炯明正在省长公署午餐，孙中山忽然来了，坐下后笑说：“你回粤来做了很多事情，同时大家都有了差事。独我一人还在向隅，望你委任委任吧。”辛辣的讽刺说话，使陈哑口无言，只得殷勤敷衍一番---这决定了5月5日成为大总统的就职日期。
转年4月，两百多名议员“成功”召开了非常国会。在孙中山坚持记名投票下，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任期。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等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
尽管对总统选举最后睁只眼闭只眼，但对记名投票，陈炯明认为简直就是在自毁法律：“这和之前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在他看来，用一个不合法理的“伪政府”去反对另一个不合法理的“伪政府”，结局必然导致南北再战。
后来的军阀混战，证明陈炯明具有政治家的长远眼光。但在当时，孙中山的威权无人可以挑战。孙中山认为，中国刚从清朝走出来，需要区别于皇权主义的“一党专政”及“军政”“训政”思想来统一，所有党员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发誓效忠领袖，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是保姆：“建立民国，主权在民，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
陈炯明认为这在本质上与君臣关系没有不同，只是换成了党魁。保姆说更是荒谬：“政府把国民当成无知可怜的幼儿，人民就永远是长不大的无知可怜的幼儿，永远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
陈炯明拒绝参加就职典礼。尽管孙中山任命他为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但自此，二人政见分歧开始明朗化。
联省自治VS武力统一
作为同盟会员，陈炯明与众多革命党人不同，他是把革命当作手段，最终目的是“建设”。这与孙中山等大多数会员的“革命至上”完全是两条路。
孙中山是“武力统一派”中彻底的中央集权主义者，理想是以领袖权力为核心的大一统。陈炯明则主张联省自治，先在广东搞好民主限政，建立与美国相仿的联邦制，以“南北妥协”的和平手段谋求永久统一。
治国理念之迥异，不可避免地要在现实面前发生碰撞。任职非常大总统不久，孙中山要以“北伐”这种暴力方式来颠覆北洋政府、统一中国。1921年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认为此刻民众甚苦，不能再轻易发动战争，主张先定省宪，再议国宪，先确立民治基础，再循序渐进推进统一。
遭到陈炯明的消极抵制，两人摩擦不断升级，孙中山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共事。”传言说他曾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消息传到陈炯明那里，两人嫌隙于是无法弥补。在美国国家档案局1946年后公开的机密文件中，1922年4月中旬，因北伐军入湘不成功，孙中山在一次会议上，说南方有三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都该受到严厉处罚。
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遇刺身亡。国民党官史说是被陈炯明暗杀，然而，驻穗美、英领事馆都认为，此乃孙派所为。无论如何，邓铿之死，对孙、陈本就脆弱的关系，加以致命一击。
4月9日，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遂被罢黜。
原本由于北伐歧见，双方已隔阂日深，北伐军开拔后，由于南北结盟解体、饷械严重不足和湖南拒绝入境，孙中山因对陈炯明有北伐胜负均不回粤的言诺，导致进退失据。此种窘境，孙中山认为在于陈炯明从中作梗。邓案恰逢其时，以此为口实，指责陈炯明刺杀邓铿以阻挠北伐，回粤于是顺理成章。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议决北伐军“潜师回粤”。
另一方面，陈炯明也怀疑邓铿是孙派谋杀，以嫁祸于他。双方剑拔弩张，决裂一触即发。
有所不为VS式无常法
陈炯明作为“叛徒”，最主要罪证是“616炮轰总统府”。
1922年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只要徐世昌下台，他将同时下野，6月3日，蔡元培、胡适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呼吁其实践下野宣言。
出乎很多人意料，孙中山拒绝履行承诺。社会各界大失所望。孙中山之前的“护法”革命口号，也因此大失民心。段祺瑞对曹汝霖说：“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
陈炯明对孙中山表示严重不满：“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限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陈炯明被罢黜后，孙中山委任陈炯明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率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意图催促孙中山下野。此时陈炯明正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前往劝驾的使者络绎不绝，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中山率领警卫返回广州。6月2日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孙中山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又派人到惠州催驾。陈炯明拒绝。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他曾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
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6月12日，孙中山邀请报界出席茶会，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
6月15日夜，粤军高级将领决定发动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陈炯明在惠州听闻，立即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大意说孙中山北伐能胜固好，如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仍可收拾残局。
叶举读后，当着陈猛荪的面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并叫陈猛荪回报，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得知后怒不可遏，把茶盅愤然置地！
6月16日凌晨，叶举开始行动。但他只想将孙赶出广东，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消息。孙中山离府后，粤军围攻总统府，要求守军投降不遂，而开土炮“三响吓之”。孙中山登上军舰，6月17日，以海军大炮炮轰广州。海军行动须有海军司令的命令，由于当时没有，孙中山下令放炮后，没有士兵动手。孙中山气急之下，自己亲自发炮，“孙大炮”由此得名，炸死无辜平民过百人。胡适批评说：“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们，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兵变发生两个月内，革命党人赶出一部《陈炯明叛国史》，指斥其“背国叛党”、“纵兵秧民”、“强奸民意”。国民党元老张继更是气急败坏地大骂：“西江流域不将此贼除去，西江文化就一天一天向禽兽路上去。中原的人士，哪个和他接近，哪个就是走畜生路。”
兵变后不出十个月，孙中山再度誓师北伐，这一次的进军路线，毫不含糊率先指向陈炯明，声讨“叛逆”。次年，“讨逆”军在蒋介石统领下，把陈炯明的残余势力消灭殆尽。而一年前，苏俄对孙中山允诺的军火援助，也从海参崴运抵黄埔，同船押运的还有九名苏联红军军官。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此改变。
陈炯明兵败后，丧失了实现理想的试验田，但仍努力呼吁联省自治。1925年10月10日，他协助美洲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当选为首任总理。两年后完成《中国统一刍议》一书，集此前地方自治思想之大成，反对北方军治和南方党治。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病逝于香港寓所。死前，家人问以家事，陈苦笑着对长女说：“吾家事无可语。”再问以国事，连呼“共和、共和”而终。
陈炯明晚景极度清贫，入殓时不得不借用老母的寿材，但仍“遗言以五色旗覆尸，示不忘民国也”。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文章，题目是“陈逆炯明死于港，问叛逆何面目见总理于地下”；香港《工商日报》的题目则是，“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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