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 | 毛泽东：我们社会的舆论一律又不一律

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70年回望和前瞻

童兵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文科特聘资深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今天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断与我国新闻实践相结合,实现了与时俱进的开创性发展,成为指导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动力。回顾这一发展历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梳理总结70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而且有利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理念与信心,做好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推动形成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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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闻工作方针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第49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意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这条规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颁布的第一个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关于新闻媒体的文件是《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一《决定》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领导全国政权开展新中国建设之初,就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时时刻刻坚持着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也充分表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导。此后,为进一步加强全党和全国新闻界对《决定》的贯彻执行,中央又提出明确要求,制定了规范报纸批评的原则。这些分析意见和报刊批评的经验教训,既检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走中国化之路的正确性,又用新的经验教训,验证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指导下,中国新闻界积极向苏联新闻界学习。1950年1月4日,《人民日报》首先开设《新闻工作》专栏,旨在“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向苏联学习,使新中国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有机会系统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特别是列宁的新闻思想,了解无产阶级新闻工作传统,这方面的收获是可贵和难得的。但由于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有欠缺,学习苏联新闻界也出现不少问题。1956年5月28日,刘少奇谈到新华社工作时批评说,人家的东西,有的能借鉴,有的不能照搬。遇事要有分析,不要迷信,不要盲从。要有思考,要有创造性,要有独立性,才可以把事情办好。毛泽东也指出,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要有批判地接受,不能无条件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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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新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这7年中,新中国新闻事业有重大的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表达的标志性成果,我们以毛泽东新闻思想为例略作分析。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发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标志着以党报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最终形成。从本质上说,毛泽东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以下8个方面。

第一,唯物主义新闻本源观。毛泽东强调,党报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其核心是对于新闻本源的认识。坚持事实第一,新闻第二;先有事实,后有新闻的理念。

第二,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党办的新闻事业是党这个巨大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党通过报纸来宣传和组织广大人民进行各种活动。报纸是党的喉舌,党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同样,广播电台和通讯社也是党的工具和武器。

第三,党的新闻事业的特性。毛泽东指出,新闻事业的特性也是新闻事业的品格和品质。党报必须具备的品质是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第四,全党办报方针。一是加强全党对报纸的领导,二是加强报纸、电台和通讯社的群众工作,开展通讯员网的建设。

第五,党的新闻工作作风。党的作风就是党报、电台、通讯社的作风。党的三大作风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六,党的新闻工作的业务指导思想。一是摆正政治与技术的位置,坚持政治第一,反对技术第一;二是新闻必须完全真实;三是多写新闻、写好新闻。

第七,党的新闻工作的文风和风格。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党领导的新闻工作应有战斗的风格。

第八,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修养。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的“无冕之王”思想,老老实实当好人民的公仆,为人民而工作。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7年,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上述8条内容为全国更多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所接受,得到广泛的承传和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一是报纸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毛泽东根据新中国的新经验,认为报纸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

二是报纸的作用是迅速广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出于对上层建筑作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十分重视报纸的社会功能,其中,对于媒介在政策传播中的作用,他尤为看重。他将省报的作用经典地概括为“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五个方面,其核心仍然是党的政策传播,通过宣传政策来组织群众,推动斗争和工作。这个阶段,他同意负责宣传口工作的刘少奇提出的一个观点,记者不仅要宣传党的政策,还要对党的政策有考察与监督的担当。这样,就把党的媒介的政策宣传功能讲全面了。

三是舆论一律又不一律。毛泽东用“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形象地表达他关于社会主义言论出版自由观点和由此而产生的言论出版政策及法律。他把只许反动分子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的政策称为“舆论一律”。在人民内部,实行“舆论不一律”的方针。这个方针提出了人民群众应该享有充分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专政两个方面的思想。

四是政治家办报。毛泽东要求新闻机构领导人做到“多谋善断”,不能“多谋寡断”,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更不能死人办报。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最初7年提出的上述四个方面的观点,是他根据所认识到的党和国家新环境、新闻宣传新特点概括和提炼出来的。这些新思想新观点不仅有力地引导新闻媒体适应新中国的新环境新条件,还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报刊是人类作为认识主体对社会存在——客体的反映。毛泽东则进一步指出,报刊是运用新闻手段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就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主要是经济活动)来说,毛泽东对报刊本质属性的分析,显得更为深刻、更加具体,也更能说明现代条件下的报刊及其特征。又比如毛泽东用“舆论一律又不一律”八个简单汉字来表达他对新中国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和法律的主张,充分运用中国汉字的巨大达意功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的巴黎公社时期和苏联十月革命前后的法律特征的论述,表达得简洁、深刻又通俗明白。据此可以说,新中国最初7年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发展,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成功的中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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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初探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岁月里,刘少奇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一些充满创新观念的论述和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王中对新闻学的开创性探索,值得我们今天再思和深研。

刘少奇关于党报改革和对新华通讯社工作的两次谈话,关于广播事业改革发展的几次指示,有许多新见解、新理念、新决策。正是在毛泽东“双百方针”鼓励下,在刘少奇这些新方针启发下,王中结合自己积累多年的新闻实践经验和对新中国新闻事业的观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他又借助学校课堂教学环境和新闻业界对改革的期待,使这些思路和观念得到较为广泛的支持和传播。

这一时期王中的代表性著作是《新闻学原理大纲》,其中的绪论、新闻事业产生的社会条件、政党与报刊、共产党及其革命报刊的基本原则、出版法、报纸群众工作、新闻教育与新闻研究等章都是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知,阐述自己所探索与追求的精心之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全面发展新时期,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讨论,再度进入深研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一系列新闻学研究重大事件,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大进军中的重要动力。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新闻界有力地张扬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重要原理,实质上也重申了新闻价值观及其评价指标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内容。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机构。40多年来,该所在全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中发挥了引领、骨干和组织作用。特别应该提及的是,1980年12月该所主编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该书较为完整地收集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有关学习贯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历史文献,是不可多得的探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史料汇编。该所的又一个功绩,是利用纪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诞辰和逝世的时机,多次组织召开纪念活动。这些活动成为新中国70年间全国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推动力量。

1980年5月,西北五报在兰州联合召开大型新闻学术讨论会。会上提出的诸多问题,都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密切相关。正是这次大会之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带着新闻是否是一门科学、新闻传播有无规律可循、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关系等问题,开始有计划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诸多原理与观念。也正是这支队伍,不断推出水平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成果。

在全国热烈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浪潮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甘惜分于1982年公开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理论著作《新闻理论基础》。该书初稿成于1980年7月,在随后的两年里,甘惜分教授反复修改,力求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理论指导,讲清楚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同现实生活、同群众、同党这三者的关系;通过对这些关系的论述,讲清楚新闻事业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他还表示,他力求尽可能向读者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新闻方面的重要论点,以显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源远流长,让青年一代新闻工作者能以革命前辈为师。

1977年和1978年前后进校的一批本科生和研究生正逢其时。正是这批学生特别是数以百计的硕士研究生,很快成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活跃分子。经过十几年的锤炼,这支队伍已经成为新中国70年间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坚力量。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始招收新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新中国开始有了自己培养的最高层次的新闻专业人才。值得指出的是,首届博士研究生入学之后,都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研究主题。毕业之后,他们出版了最初一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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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深耕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最高领导人都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深耕做了许多卓越有效的工作。邓小平要求,党领导的新闻媒介要正确引导舆论,成为国家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这是对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党报舆论中心论的直接继承。江泽民提出舆论工作“祸福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他还提出新闻干部要有“五个根底”“六个作风”的论述,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关于新闻记者的素质修养的要求具体化、中国化了。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的新闻舆论工作宗旨,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尊重人、爱护人、为人的福祉服务的观点向前推进了。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正说明党的十九大后中国需要这个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及宣传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正有力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发展。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舆论工作的论述主要有10个方面。

第一,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作用与地位;第二,切实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第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第四,守正创新,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第五,大力加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第六,增强国际话语权和讲好中国故事;第七,坚守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媒体运作规律;第八,推动新闻学学科和新闻话语建设;第九,重视新闻舆论工作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第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和研究。十分明显,这10个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教育、研究提升到了新的水平,是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的新成就。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呈现出四个发展走势,一是结合正在全国深入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和研究将是其中的一个重点,一定会产出更多更有水平的学术成果。二是在部校共建新闻院校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在铸魂育人方面将会有新的进展。三是随着“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施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和研究将会在师资、教材、教学等各环节得到切实加强。四是由于新闻采编岗位考试的推动,以及新闻单位社会责任报告制度规范化的加强,新闻媒体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和贯彻将会提升到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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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舆论

陈力丹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来源：《东南传播》2014年第10期

摘 要：在毛泽东著作中，“舆论” 的概念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他作为政治家，重视的是通过做工作，使舆论在某个问题上一致，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毛泽东说，“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但是，这些正确的观点没有得到实现。即使为了教育落后的人们，传媒上也没有出现过先进的人们同落后的人们在观念方面的自由竞赛，人们只能从批判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到被妖魔化的另一种意见。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要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和思维。

关键词：毛泽东  舆论  舆论先行  舆论一律  舆论不一律  舆论分类

在毛泽东著作中，“舆论”的概念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舆论是一种很复杂的信息存在形态和传播方式，毛泽东没有对舆论本身下过定义，但从他运用这个概念看，舆论是分散的、自然状态的意见。因而他在谈到“舆论不一律”时这样写道：“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1]“不可能” 、“不应该”，说明了毛泽东对舆论的特点看得很清楚，并且掌握了它。他关于舆论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舆论的力量

了解舆论的特点并不是目的，毛泽东作为政治家，重视的是通过做工作，使舆论在某个问题上一致，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动员当地舆论”，制止内战。[2]在总结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时，他又谈到舆论的力量：“仅因为国内外舆论的反对，才把这一阴谋暂时搁下。”[3]在这里，他对舆论的重视，重心显然在于它的一致所产生的力量。

舆论在分散、自然的状态下是无力的，一旦被有效地激发起来，又可以造成服务于某种目的的行动。利用舆论的这种特点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毛泽东很注意反动派对舆论的动员，揭露他们在其中的欺骗行为。他谈到过帝国主义通过欺骗人民，“动员舆论”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也曾谈到国民党制造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事实的真相，企图造成舆论”的事情。他还提到国民党顽固派通过恶意的宣传家传播荒谬的理论，实行投降日寇的“舆论准备”的事。他鄙视这类以欺骗的方法动员舆论的行径，相信实际行动能够最有力地赢得舆论。当外国记者问及他中国抗日战争的成绩时，他回答了五条，其中第三条就是：“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4]

以上是在对敌斗争中利用舆论。当谈到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涉及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于是舆论是作为一种精神的外在力量看待的，以它作为某种标准来解决问题。他说：“我们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听听消息，听听舆论，有缺点有错误的改正一下。这一条搞不好就不行。”[5]

二、舆论的分类

舆论是分散、无组织的，因而会自然形成各种各样的舆论群。毛泽东从不同的角度，将它们分类，以便于考察整体形势。1949年，当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到“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时，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舆论分为两大类。他指出：“艾奇逊们对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6]在另外的场合，他还用公正与否来区别舆论。例如1943年在介绍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的一篇文章时，他说这篇文章代表了“国际国内的公正舆论”。[7]为了保障公正舆论发挥作用，毛泽东要求扶植舆论。为此，他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的要求。[8]

三、 舆论先行

毛泽东至少两次谈到舆论在夺取政权中的作用。1959-1960年间，他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上说：“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条规律。”[9]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指出：“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0]这次是从推翻政权角度，上次是从建立政权角度。舆论在旧政权被推翻或新政权建立的过程中，总是走在行动之前。这是毛泽东对同类历史事实的一种总结，在许多情况下确实如此。毛泽东当时出于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谈论舆论，忽略了舆论产生的条件。

舆论是一种自然存在的意见形态，特别是全局性的政治舆论，它不是当事人想制造就能够制造出来的，需要有与推翻或夺取政权相关的某种舆论形成的客观原因。否则，制造舆论的人可能成为孤家寡人。在政权更迭法治化的国家里，这种推翻或夺取政权的舆论是很难形成的，因为法治化的民主程序远比用阴谋和暴力取得政权要节省成本。

关于夺取政权以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就可以大大发展生产力的设想，首要的前提是这个新政权的所有制理想，必须建立在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否则，非但生产力发展不了，还可能出现生产力的倒退。

四、“舆论的一律”和“舆论不一律”

毛泽东1955年提出“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的论证，是从人民民主专政对敌人和对人民两种作用的角度论述的。他谈到的“一律”，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讲社会本身在舆论不一律和舆论一律的矛盾中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又不一律，又须克服。”另一层即是对敌人的，“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11]这种“一律”是国家职能在舆论问题上的体现，毛泽东的通俗表述已为多数人所承认。但前一种意义上的“一律”，我们曾长期忽略了。一般意义上的舆论一律状态，其前提是要经过“不一律”这个阶段，并且一律是暂时的、相对的，新的矛盾产生，又会不一律。所以，希冀舆论一律，借助舆论一律达到既定的目的，必须要经过不一律，并且只能通过不一律才能保持“一律”的暂时稳定状态。

毛泽东当时关于“不一律”的论述，讲得相当明确和具体。他说：“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12]事物发展的两个方面，他都谈到了，有很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如果排除他对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判断错误，那么他的舆论观是全面而深刻的。

舆论不一律是舆论存在的主要形式之一，不论我们承认与否，采取什么政策，都是如此。领导的艺术就在于如何使不一律的舆论达到某种程度的一律，使它服务于中心工作。作为一种宣传上的策略，保持一定的不一律状态也是需要的，它往往能比坚持舆论一律取得更大的宣传效果，这是传播心理的一条规律。提供选择性的内容，只要引导得法，效果比一面讲要好得多。

问题在于，毛泽东讲的人民内部舆论不一律的种种可行的具体作法，很长时期内没有得到实现。即使为了教育落后的人们，我们的报刊上也没有出现过先进的人们同落后的人们在观念方面的自由竞赛，人们只能从批判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到被妖魔化的另一种意见。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报刊上的每句话几乎成了法律，可以随心所欲地置任何与需要一律的“舆论”略有不同的意见于死地。

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造成的。在对社会整体的认识上，如果认定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人们只能时时处于寻找敌人的心态中，任何舆论的不一律都可能被视为敌情而不是人民内部问题。即使提出“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这个论证的毛泽东本人， 一旦这样确认形势，那么他在行动上也就使自己很深刻的思想被扭曲了。

另一个问题是，任何舆论的一律或不一律，都要有稳定的可以度量的标准，否则，这样的提法再好，也是无法真正运用到实践中去的。毛泽东在谈到对敌人的舆论一律时，讲到“法律也一律”，但对人民内部的“舆论不一律”，标准则是含糊的。于是，如何保持人民内部的 “舆论不一律”， 执行起来就很困难。在一些意见的是非判断上，往往错误的意见或落后的意见很容易被当成“反革命意见”，发表意见的人当然也就成了“反革命分子”，遭到种种迫害。长此以往，人们以为媒体上的舆论一律了，社会的舆论就会一律，媒体的某种意见占的篇幅或时间越大越长，群众就会接受得越广泛。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主观主义。而毛泽东关于“舆论不一律”的论述，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基本上无法变成事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为贯彻毛泽东关于“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的论证，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逐步健全，正在逐步保障人民内部的舆论不一律。“一个中心”要求我们改变以往的心态，全力投入经济建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解放思想，积极进取。在新的环境下，毛泽东关于舆论的论证应当重新被我们认识。在这里，重复胡耀邦同志1985年讲的一段话是必要的：

“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驳‘舆论一律’》，那是在批胡风的时候写的。那时把胡风同志当作反革命分子，这个判断错了，中央已经为胡风同志平反。但是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我们社会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的那些道理，还是讲得好的， 至今仍然值得认真研究和领会。”[13]

点“阅读原文”，看毛泽东《驳“舆论一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