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 | 十七年前，岐山市长是如何战胜北京非典的？
十七年前，岐山市长是如何战胜北京非典的？
来源：央视《面对面》栏目
4月30日上午，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举行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副组长王岐山，向中外记者介绍了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后，《面对面》栏目就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对王岐山同志进行了深入的独家专访。
［被访者］
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
北京市代市长
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副组长
王岐山
［采访者］
央视《面对面》
王志
［时间］
2003年4月30日
｛以下为对话实录｝
王志：发布会记者问的所有问题，都不是你最害怕的，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岐山：实际上最害怕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最需要加强的，我在中间借着记者提问提到了一点：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染源的切断，因为这是一个传染性疾病。人们之所以恐慌，也在于它的传染性。
传染源的切断，来自对整个病情疫情的深刻分析和把握，然后进行果断隔离措施。市委市政府在中央指导下，（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文件和措施。应该说对这些问题，都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但疫情突如其来，到现在对病毒的认知还是有限的，从科学上来讲处在有限阶段。这种情况下，感染源如果不能彻底切断，就不可能一劳永逸战胜这个疾病。
王志：困难在哪儿？
岐山：说句实话，队伍状况。比如医护人员相当疲劳、专业化程度并不是很高。对待这样一个呼吸系统的传染性疾病，原来专业方面的医护人员、专家都不是很多。再一个就是，日常的医院管理水平。在这时候，院长有没有力量把这些医护人员，就是说不是搞传染病的，按传染病来操作。甚至对每个病人的来龙去脉掌握清楚，把这些信息每时每刻传送出来，然后专家能集中通过这一点一滴信息积累，把握每时每刻，把它综合分析。
像昨天我们讨论了一种细节，防护服到底穿几层？哪层穿里头？哪层穿外头？就是操作细则规定，应该说都是现在才拟定出来。你要知道，一个规定的拟定到它真正一丝不苟操作执行，每一个人都要严格的。就像刚才咱俩见面，你说握手不握手？如果说到了那种场合，没什么情面可讲，你也别耍大胆，严格按规定操作就完了。
王志：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一定要控制传染源，但按这个说法，在我想象几乎是不可能的。
岐山：不！现在就要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才能赢得这场战争。难度在这儿，我们决心在这儿。
比如说前阶段的隔离措施，不管北方交大还是中央财经大学，发现病情的整栋楼就是隔离。我们送吃送喝，打扫卫生消毒，这都没问题，马上就解决问题；
比如说流行病学调查，疾控中心把数字一报上来，就带着人名、带着职业、带着趋向和存在的状况。然后马上要找他——这几天你都和谁在一起？当然有难度，有的人还有些不愿说，有些可能也记不得，因此确实难做，但我们要做到，不可能做到一个不漏，但首先要成块的、大面积的不让它再发生；
比如说发烧门诊，北京六七十个发烧门诊，现在的隔离措施到底落实了没有？
另外，不能让发烧病史的可疑的人，再满楼道去找X光室，必须配备床头X光机，当场就可以照透视，当场就可以确诊。因为透视，是确诊中非常重要的指标，或者说是疑似的重要指标。所以，围绕着切断传染源，是相当关键的。
王志：我们眼里看到一个很镇定的市长、一个很坚定的市长，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北京感染的人数在不断上升。
岐山：这个传染病，它有一个规律吧？这个事情我刚才说了，谁去预测这个数字？在当前条件下，谁都近乎于是一种赌博，是危险的。但说实在的，我们也在分析，并不是完全没底数的。
王志：什么底数？
岐山：就是说增长总有一个头，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要逐渐回落的。我相信我们这些措施，这些人为的工作都不是白费的。
王志：预期是多少？
岐山：我现在不想做这种赌博式的预期回答。因为什么？确实我不想预期，向市民做这种预期，是要严肃而负责任的。没有相当把握时，不会讲这种话。
王志：您上任时，我看了这个数字，当时是300（人）不到400（人）。
岐山：对！
王志：昨天的数字是2705（人）（编者注：应指疑似和确诊总人数）
岐山：对！
王志：那跟您的严厉措施是成反比的，说明什么？
岐山：传染病有潜伏期，传染源在我们的措施中逐渐被切断，隔离是一步一步被隔离，社区的卫生状况包括社区、整个组织、有防的组织，是刚刚建立起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措施，要对今后的十天起作用，不能对当天。如果说现在有一种措施，能今天布置下去，当天就解决了，我们面临的就不是一场严峻的斗争。
王志：那能不能这样预期，十天之后一定降下去？
岐山：我相信十天之后，起码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王志：有一个估计，让我们非常不乐观。北京现有医疗条件，能接受感染病人的底限就六千人？
岐山：你说的是医疗资源吧？
王志：对！
岐山：这个数字我们现在做了一些推算，唯物论者应该承认有底限。我们也在做观察，密切的观察。我觉得还需要再观察两到三天。
王志：但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如果人数继续增加，真达到六千人，北京有没有能力收治所有被感染的非典病人？
岐山：我相信到那时也会有（办法），我们紧急调度能力强极了！上千张床位的医院有30多个，这叫到什么时候就说什么话吧！这不是透明度的问题，这是对社会的责任感问题。我们政治家也好，专家也好，不能整天跟市民发布，或者对老百姓发布那种万一。那是不负责任的，科学精神是讲概率的。
王志：上任十天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依据是什么？
岐山：这不是我个人的措施，说句实话，有很多都是中央的。我刚才说那句话一点都不是虚话，中央领导几乎天天不是一个电话，是若干的电话，了解各种情况，提出各种问题，指导着我们措施的出台和工作。
同时，我们把一些原则、现实状况和专家们讨论，形成的这些措施考虑了操作性。所以，我对下面的干部为什么要提出“军中无戏言”？我就要求汇报的时候一就必须是一了。这是我第一次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讲的话，《北京日报》给我标出来了，叫“军中无戏言”。
如果说平时你还可以跟我打打哈哈，说差不多，似是而非，现在不许了。你说明天这个医院准备好床位可以进多少人，得到个位数。到时进不了，就是你的责任。这就叫无戏言，就是要把这个组织化程度，提高到最严厉的水平。
王志：这是表示您的一种信心呢？还是确实有切实措施？
岐山：我们现在就得这么做，如果你把我们的文件看一看，现在都做了规定，而且都在执行。我最近通过网上、市长电话、种种信息，包括私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他们都会跟我来反应这些措施到底落实情况如何？
另外，我从发病和疑似病人新增这块的来源调查，可以了解到这个措施进行过程中的漏洞和不足，以至于贯彻不得力的部门、地方和区域。这样的话，我随时把监督检查跟上去，我认为现在这个部署，实际上是为了最终切断传染源。
王志：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但我感觉奇怪的是：市民们恐惧没有减低，反而在增加。
岐山：这个判断，我和你稍微有点距离。真的！我实实在在认为，初始反应的恐惧和现在的恐惧还有所不同。我以为市民经历了这一段以后，那种盲目的恐惧开始降低，理智的恐惧开始增加。
为什么？因为他有了知识、了解了一些情况。过去都不了解啊，突然一来，谁知道这个病怎么回事。现在起码病死率大致知道了，再高也不过是5％。因为死人多少，是恐惧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得了这个病我能不能治，万一的考虑就是我能得，我可能得，得了以后能不能活，这恐怕是最主要的。
我认为刚开始有相当的盲目性，现在伴随着这一段，不要说北京市民，就是全国老百姓都开始对这个恐惧从盲目走向理性。
现在更多关心的是什么？消毒措施、环境卫生、政府隔离措施是不是办到了？办到了，他就踏实。我们在公共隔离决定公告时，也担心会不会把恐惧再增加？后来我们了解隔离措施有利于稳定广大市民的人心，他拥护，他觉得政府在做事，而做事、隔离，就意味着安全增加了。
王志：您的信息渠道是什么？怎么能了解最实际、最前线的情况？
岐山：我的信息渠道相当之多。说实在的，我整个经历从来没脱离过社会， 朋友方方面面都有，有的是很底层的。我这人还愿意经常和他们聊聊天，我理发的时候都问问理发员，有时让司机跟我说说下面情况。和我一起插队的人，下岗职工都有。我打个电话问问，我说怎么样？人家说这个地方还有问题。
还有市长电话，我通过市长电话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信息，可以指导我的工作。比如，昨天我就发现了西客站脏乱差，我就交代城管委主任，此时此刻卫生环卫水平只能高于平常标准，而且要加强非典的考虑，出了问题找你负责。我马上把这个信息交给秘书长，秘书长立刻打电话落实，而且举一反三。我说市长电话可爱，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偶然。
王志：日常情况，正规的工作汇报渠道畅通吗？
岐山：非常畅通，是我没时间听。因为日常有些工作我只提出来，现在是必须把日常工作作为前提和基础。非典斗争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而不要搞两张皮，好像专门有一批人去对付非典，其他人都好像没事干了。不对！
整个城市基本功能不能丢——水煤电气、商业、治安、环卫等，都要比平时做得更好。你不要光表态，说一定怎么样，我说你把这个工作做好，然后再加上非典的考虑，比如说卫生垃圾问题，我们就解决了。
王志：您在发布会上讲到一点，就是老百姓获取信息的渠道，还是有缺陷的？虽然你们从主观上很想信息透明，很想信息公开，你指什么？
岐山：说实话，我那天跟秘书长开玩笑，给我办公室架一直播电视吧！如果架一直播电视，老百姓就踏实多了。
老百姓最怕他的事我不知道，更怕我知道了解决不了，无外乎就这两件事。我们现在是什么？今天发布会不就这样吗？王岐山刚来十天，就冒这么大风险，就上直播了。为什么？
为的就是给老百姓建立一个信心，你们的市长知道你们的事。反过来，你们的市长愿意把事告诉你们。
王志：怎么知道您的想法呢？通过什么渠道？
岐山：一个电视、一个报纸，再一个我的各层官员都应该张开嘴巴，这时候需要边做边说，但绝不能只说不做。平常我们要求尽可能少说多做，现在面对百姓这种恐惧心理的时候，政府要一边做一边说。
王志：我收到很多手机短信说政府要在北京上空撒药，请你们把窗关起来。
岐山：是。
王志：有这种撒药吗，还是空穴来风？
岐山：想都没想过，现在要告诉市民的倒有一条：最近要大量宣传消毒水用法，现在市民有一种紧张感，导致好像心理上有种安慰：味越浓就越放心。实际上消毒水浓到一定程度是无效的，必须科学配备多少水，才起作用。
王志：有传说政府要把所有病人转移到郊区，这个消息是不是确切？
岐山：没有！郊区我们只是建立了一个医院，是为了解决床位不足的问题。现在同时在腾出两个三级甲等医院——宣武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要加入到以救治为中心，提高收治和治愈率，提高这“两率”的斗争中来。这两个都是实力医院，这两个医院将在全市抽掉这方面的专家队伍来补充。危重病人将在最好的医院得到救治。
王志：为什么在这种时候，想到要在小汤山建一个规模那么大的传染病医院？
岐山：定点医院不够。建立这样一个野战医院，当时是想扩大收治能力。至于选哪个地方，是考虑哪个地方从环保、配套、交通各方面的条件。比如小汤山医院，将从全军抽掉1200个医护人员，他们得住，得轮班休息，他们要有很好的条件，还有一个很好的隔离。
王志：北京有400万以上的外地劳务人员，现在都想往外走，而且很多在往外流，用什么来控制这个外流？
岐山：说句实话，现在只好发挥我们的组织基础，按社区、按工地，所有工商企业等等方面，来做工作。这个城市完全静止，我们也曾想过。是不是火车站不卖票了？说真的，中国有火车历史以来没有过，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尽量通过群防群控、划地为牢、各自为战，村子为战、社区为战、学校为战，然后把它先“安静”下来，再一个个的区块，真的控制一定流动性。
王志：来自甘肃、宁夏的消息，他们发现的病人都是从始发地的列车或飞机去的，都是从北京去的，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承诺，可以有什么样的承诺？
岐山：我和刘淇（编者注：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同志已给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省长、市长、主席写了公开的信，为此给他们带来的困难，请他们给予谅解和理解，我们将按中央要求坚决执行。就是不使这些人，流向全国各省。
昨天下午，吴副总理（编者注：吴仪）召开了我们和周边七省市自治区的联席会议，大家在吴总指挥的主持下，谈得很好。我们这边做好工作，那边也做好工作。比如说我们要控制不住的，一定要争取把流出去人的信息，告诉对方省市；反过来，对方省市如果碰到我们流出去的人，一定要把信息反馈给我们。加强信息沟通，然后联防联控。大家在这时要共渡难关，相互理解。
王志：但公开信发出以后，我仍然听到这样的消息——在北京周边，有人把北京的道路切断。当您听到这样的消息，感受是什么？
岐山：中央已经严厉制止，绝对不允许。
王志：您的感触是什么？
岐山：我们郊区也有这种个别地点，也在严厉制止，只能说反应过度。
王志：但确实很多地区的病源都出自北京。
岐山：那我相信，那我相信。
王志：您的表态、言行都很容易让我想到您在海南说的一段话：我来海南常常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急、不要急。如果急，就比较（容易）出大错，现在您是不是有点急啊？
岐山：所谓说不急，在这种事情面前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是在研究分析。实际上最终决策时，最后那一拍时，要再三提醒自己不要急，在办事过程中非急不可。这是什么事啊？在海南我也有一件事，非急不可，就是生态破坏。
王志：去海南时，我记得您没有先在媒体亮相，就把海南跑遍了，您是低调的人。但这次来北京，没法低调，包括今天的采访，都非常意外，您能坐在我们镜头前。
岐山：我需要媒体向我反映情况，需要媒体把我的想法，实际上是中央、市委市政府和我们广大干部日夜所做的事情，把真相通过你们告诉市民。你们是我最好的和市民对话的渠道。
王志：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作为市长，您是赞同市民待在家里，还是按照正常生活？
岐山：我觉得现在一个最大的自我保护状态就是，根据身体状态，合理安排活动。我以为，有些只要透风、通风条件非常好的场所，不是不可以去的。比如说出租司机接触人最多，但现在数字分析证明，出租司机的感染概率极低。后来我想是不是因为开着车呀？通风好啊？开着窗户。
王志：现在很多商店都关门了，很多行业受到影响，您这个市长不是当一天两天，还得考虑非典之后。这一点您想到过吗？经济会受什么样的影响？
岐山：说真的，经济肯定会有点影响，看时间长短。如果这个事情在三五个月之内解决，就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工厂也没停工啊，主要是商业受些影响。但商业看什么了，就这种医疗卫生用品、消毒用品的需求，包括医疗器械的进口，大批批的。
王志：北京也出现过抢购的情况，能不能保证供应？
岐山：绝对没问题。
王志：这也是市民非常关心的。
岐山：这点我是最有信心的，因为那天抢购出现以后，我们都出去了。中央也非常关怀和支持。说实在的，从总的来讲，作为新的市长，我发现了，我们整个商业这支队伍应急、应变能力和调度能力，在中央的支持之下非常之大。说实话，也就一天半的时间就平息了。
王志：您上任以来出现这些转变，这种严厉的措施，老百姓应该来说是很欢迎的，但也有一种担心。
岐山：我明白你的意思，这问题有可能啊，任何真理就在于度，我想到这个问题，度的把握在于我们各级干部，联系实际的掌握火候。你提的这个问题很要害，是我担心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科学认知、科学依据，都是在一边摸索一边进行研究。一个新的科学被认同是多么的困难，就是专家互相之间认同都是很难的。这时候，在紧急的时候，要靠政治家进行各种测试，尽快求得这种“试剂”得到应用。这个工作抓得还是很紧的。
王志：您对市民怎么说？可以信赖这场抗击非典的战斗吗？
岐山：疫情的发展，现在还在紧张进行，我们还在非常紧张地工作，来控制疫情发展，离真正控制和切断还有一个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我总希望尽快让市民从恐惧中解脱出来，也就是刚才我讲的要有质量的基本前提的生活，要有安全感。
在这种时候，我相信广大市民经过这一段时间，他们的心理承受和对疫情的了解、知识是不断增多的，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加强的。我现在能对他们说的，就是希望他们好好过节，就是希望他们能非常好地处理好现在的生活。在身体条件（容许）下，保持一个良好状态。这恐怕是现在他们能做到抵御传染的一个最好的办法。我将为他们来创造环境。
王志：有人把北京今年的春天，比作一个戴口罩的春天，夏天也快要来了，口罩还会延续吗？
岐山：我不是说咱们现在不做那种猜测吗？
王志：但我们很想知道。
岐山：那你就且听下回分解吧！
王志：谢谢。
节目文稿和图片来源《面对面》栏目组
2003年北京市
抗击“非典”回顾
来源：武凌君，研究学术 2020-01-20
2002年11月, 广东省佛山市出现了第一例“非典”患者。2003年3月初, 北京出现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患者是一位山西商人, 她于2月下旬从广东回到太原后不久即发病,经当地医院医治后症状未见减轻, 家属便开车送其到全军著名的传染病医院———302医院就医。3月中旬, 北大附属人民医院急诊科收治一位从香港探亲回京的患者。3月25日, 一名出租车司机到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就诊。在此期间, 与患者接触过的医护人员、家属、同事、朋友之间形成交叉感染, “非典”病毒逐渐蔓延开来。3月27日, 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北京为“非典”疫区。截至3月31日, 中国内地报告发病1190例, 主要集中在广东省的部分地区, 北京发现12例输入性病例。4月5日, 北京感染病例为19例;4月9日, 北京市报告病例22例;4月15日, 北京市报告病例37例。4月20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 公布北京市“非典”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例339例, 较之前一天成倍增加。
“非典”病例数字的突然变化, 特别是北京市“非典”病例数字的变化, 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有关人士对患者人数表示质疑, 国外媒体也报道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远远少于实际,是在故意隐瞒疫情。对此, 在4月20日刚刚上任的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作出解释：5天以前,卫生部公布北京的确诊病人是37人, 现在是339人, 增加了302人。但这302人绝不是在这5天内出现的病人, 而可能是10天以前、20天以前已经发病了, 住在某一个医院里, 但是并没有被发现。政府没有故意隐瞒疫情, 而是由于北京的医疗机构分属地方、部委和军队等不同系统, 信息渠道不畅, “非典”疫情暴发之初, 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掌握全面情况。
北京市出现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后, 中共中央、国务院极为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十六大精神的高度, 进一步认识做好“非典”防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把它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抓紧抓好。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还亲自视察和指导北京市的防治工作。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 北京市委市政府把防治和控制“非典”作为重要工作来抓。3月7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非典”防治工作, 强调要把“非典”防治工作作为当前的重要任务, 采取坚决果断措施, 有效控制“非典”；4月14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防治“非典”工作会议, 指出要坚决打好同“非典”做斗争这场硬仗, 要求全市各区县、各部门、各医院要进一步增强“非典”防治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确定最高工作目标, 提高防治工作水平, 确保防治工作到位。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 “非典”防治工作在全市上下广泛开展起来:3月11日, 北京佑安医院设立全市第一个专收“非典”病人的隔离病房；4月8日,成立由洪涛、刘彤华、翁心植、胡亚美、王永炎5名工程院院士和王辰、刘大为、唐耀武、林江涛、何权瀛、李六亿、席修明7名教授、主任医师组成的防治“非典”专家组, 为首都防治“非典”工作提供社会防治、病毒、病理、中医、重症监护、消毒等方面的技术支持；4月9日, 领导小组决定对北京市机场、车站和人口聚集的公共场所定期进行消毒, 并要求18个区县立即行动起来, 对辖区内的公共场所采取积极的消毒措施；4月10日, 组建一支2500人的防治“非典”卫生防病队, 对可疑病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对密切接触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检疫管理, 对疫点进行消毒, 开展卫生防病知识宣传等。在“以命换命”的危难时刻, 广大医务工作者发扬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
在“非典”发生前期, 北京市尽管做了大量工作, 但由于存在信息不够畅通、防治传染病基础工作薄弱、工作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 影响了防治效果。4月17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 专门听取有关部门和北京市关于“非典”防治工作的汇报, 对进一步做好防治工作进行研究和部署。会议强调, 要准确掌握疫情, 如实报告并定期对社会公布, 不得缓报、瞒报。同日, 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和区县、部分委办局领导干部会, 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 并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 打破原来的隶属关系界限, 成立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 统管在京党政军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防治工作, 统筹北京地区所有卫生资源, 统一指挥所有医疗机构的防病治病, 统一建立覆盖北京的防治网络, 统一掌握疫情信息。联合工作小组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任组长, 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以及北京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参加, 下设办公室、医疗组、物资保障组、防控组、宣传组、医院建设组和信息组, 每周召开2-3次会议, 研究、决定防治“非典”工作中的重大问题。4月20日, 中央调整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 决定岐山同志任北京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4月22日, 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岐山同志为北京市副市长、代理市长。
4月27日, 北京“非典”病例累计突破1000例；4月29日, 当天新增病例达到创纪录的152例；5月7日, 病例累计突破2000例。医院、医生、病床告急, 口罩脱销, 学校停课, 游人纷纷离京, 市民出现恐慌情绪, “非典”防治形势变得尤为严峻。面对凶猛的“非典”危机, 市委市政府先后制定《关于加强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决定》《关于加强社区预防、控制非典型肺炎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北京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应对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非典防控工作的意见》《北京市非典型肺炎疫情重点区域隔离控制工作规范》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在指导“非典”防治工作的同时, 带领1300多万市民迎难而上, 开展了一场坚韧、顽强、壮烈的“非典”阻击战。
医疗卫生系统努力实现“两个提高、两个降低”, 即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 降低病死率和医护人员感染率。全市先后确定16家市级定点医院、5家行业和系统的定点医院作为专门收治“非典”患者的医院, 各区县根据本地区防治工作需要设立31家区级定点医院, 收治疑似患者。至5月7日, 全市确诊患者全部收治到市级定点医院, 实现从提高收治率向确保收治的转变。在定点医院建设中, 广大建设者仅用7天时间就建成了拥有1000张床位、标准的小汤山医院, 在50天内收治了全国七分之一的“非典”病人。
为进一步提高治愈率, 医疗卫生系统多措并举, 就激素治疗、无创通气治疗、心理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等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与此同时, 邀请知名专家教授对医务人员进行培训, 向“非典”病区派驻精神心理医生；集中优势力量抢救危重患者, 将危重病人转入中日友好医院和宣武医院两家具有重症患者抢救经验的三级甲等医院进行集中救治；统一调动本市重症监护的精良设备和抢救力量, 成立专家指导组和专家快速反应小组, 建立危重患者预警机制, 随时监测危重患者病情变化；引进智能化的呼吸机及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和相关药品, 为抢救重症患者提供基础和保障。此外, 还将医护人员感染率作为考核收治医院的指标, 通过制定防护标准、明确消毒隔离防护程序、在病区设立专职安全监督员等, 提高医护人员防护能力, 全力降低医护人员感染率。5月7日以后, 全市定点医院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
实施隔离控制措施。4月23日, 市政府发布《对非典疫情重点区域采取隔离控制措施通告》，自发布之日实施。“非典”期间, 实行分散隔离和集中隔离的“非典”患者及疑似患者、密切接触人员累计达30175人, 有效控制了“非典”扩散。 (1) 加强社区防控。各社区和社区内各基层单位建立了“非典”防控指挥小组及其工作机构, 通过逐级管理、分组包片, 把每个居住区组织起来, 相互监督, 各自为战, 督促居民坚持自测体温。 (2) 加强郊区农村防控。针对京郊农村特点, 制定《关于加强北京市农村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意见》, 建立健全区县、乡镇、行政村三级防控网络, 以自然村为单位, 发挥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作用, 开展“村自为战”, 严格管理人员进出。 (3) 加强学校和学生的防控。高等学校坚持教师不停课、学生不停学、师生不离校, 基本保证学校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全市中小学自4月24日起停课2周, 停课期间, 在教育部的指导下, 利用多媒体开办“空中课堂”, 帮助中小学生在家自学。 (4) 加强建筑工地和外来民工的防控。在强化项目单位责任, 严格执行对外来民工和建筑工地各项防控措施的同时, 对已发生疫情的工地和人员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 对未发生疫情的工地和外来民工居住地坚决实行安全封闭管理等。“非典”期间, 全市3600多个建筑工地, 绝大多数照常施工, 没有发生疫情。 (5) 加强交通枢纽的防疫检查。为落实《关于加强华北地区非典型肺炎联防联控的意见》, 民航、铁路、省际客运部门组成3000多人的检疫检查队伍, 对旅客实行严格的防疫检查, 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
建立坚实的防治工作保障体系。 (1) 确保医用物资和民用防护用品的供应, 基本实现全市重点防治“非典”物资供应不断档的目标。截至6月17日, 市物资组供应口罩1109万个, 防护服76万套, 呼吸机758台, 急救车76辆。 (2) 营造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整合市属媒体资源, 成立6个宣传报道组, 进行集束式报道。针对广大群众的紧张情绪, 向广大市民普及防治知识, 宣传“非典”可防、可控、可治, 消除群众的恐慌心理；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设立新闻中心, 向中外媒体及时介绍北京防治“非典”工作的措施和进展情况, “非典”期间共组织新闻发布会9次, 收到很好的效果。 (3) 动员社会力量抗击“非典”。市委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委宣传部起草的《众志成城、共抗非典》宣传提纲, 号召全市人民认真落实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制定的各项措施。市人大、市政协积极建言献策,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民族宗教界、无党派人士积极投入到“非典”防治工作中, 或参加救护, 或捐款捐物；广大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 在“非典”一线谱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中央党政军机关, 北京市各系统、各单位, 以及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和社会各界开展多种形式的慰问活动。截至6月中旬, 全市各级民政部门累计接收捐款捐物总额达5.1亿多元。
6月24日,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撤销对北京的旅行警告, 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8月16日, 北京最后一批“非典”合并症病人结束治疗, 康复出院。
（节选自武凌君：《北京抗击“非典”与社会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北京党史》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