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 | 刘建军：发展与治理——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双重维度

发展与治理

——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双重维度

刘建军

中国人民大学马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1期

来源：长江刘域

摘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一个重大理论启示是提示出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维度：一是发展维度，以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为衡量标准；二是治理维度，以国家社会治理水平为衡量标准。这两个维度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中国历史文化突出强调了治理维度，用“治”“乱”作为评价标准具有合理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强调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更关注社会关系和国家治理。将发展与治理作为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双重维度具有重要方法论价值，不仅有助于全面总结新中国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 年来的历史成就，全面把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使命，全面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而且有助于从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高度深化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认识。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党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决定 》内容有两个关键词: 一是“制度”，二是“治理”。它们既密切联系又有所不同。我们既可以从制度角度去理解和解读四中全会精神，也可以从治理角度去理解和解读。本文着重从治理角度去发掘四中全会带给我们的深刻理论启示。

一、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维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一个重大理论启示，就是在考察和衡量新中国历史成就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时候，在发展维度之外，又提出了治理维度，从而形成了考察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双重维度。

在总结新中国70年来的历史成就时，《决定》明确指出: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两个“奇迹”全新的论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以往我们在讲中国奇迹的时候，讲的都是经济发展奇迹。现在增加一个社会稳定奇迹，并将二者相提并论，意味深长。实质上，社会稳定奇迹就是指社会治理或国家治理的奇迹，因为社会稳定和谐是一个国家实现良好治理的集中体现。两个“奇迹”的提出，就是提示我们要用发展和治理两个维度去考察中国奇迹、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2] 这一目标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党“两个一百年”目标增添了新的内容。以往我们主要是从发展成果的维度去理解和界定“两个一百年”目标，其中虽然也包含国家治理方面的内容，但没有将其独立出来加以认识。而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这一新论述为“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内涵增添或亮明了治理的维度。由此可以说，“两个一百年”目标不仅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我国实现国家社会治理的目标。

可见，在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不论是关于历史总结，还是关于未来目标，都提出了治理的标准和要求，因而非常明显地提示出社会进步的治理维度。那么，从理论上看，治理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与发展相并列的考察维度吗?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首先，治理具有相对独立性，是独立于发展维度的。固然，我们通常对发展作一般性理解，特别是当我们把发展作为一个社会哲学概念的时候，往往是把所有的社会进步都包括在内的。但是，当我们深入到社会发展或社会进步内部去考察其过程和机制的时候，这里的发展就应该是狭义的概念。它主要指称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活改善和文化发展。而治理则是另一个观察视角，具有独立的内涵。把它作为另一个维度独立出来，并不会损害发展的内涵，反而会更加凸显发展的特性。

 其次，治理具有普遍性，并贯穿于社会历史的始终。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治理是始终存在的。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不仅有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有社会治理或国家治理的问题。不论一个国家治理的效果如何，也不论以往是否存在治理这样的概念，都不能否认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治理的现实和需要 。即使是实行“自治”也是一种治理。国家治理十分重要，它作为一个维度与“发展”有着同等分量并可以相提并论。

再次，治理与发展有着内在联系，共同构成完整的双重维度。治理有助于发展，是实现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良好的社会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不良的或缺位的社会治理则损害经济社会发展。很显然，一个国家在社会冲突时有发生并动荡不安的情况下，经济不仅不能得到有效发展，反而可能遭到巨大的破坏。反过来，社会经济发展也为社会治理提供有力的支撑。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作为基础，一个国家的治理也难以做好。可见，发展和治理不是两个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维度，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两个维度。换言之，二者并不是各自在跳单人舞，而是始终在跳双人舞。正因为如此，它们从独立的两个维度进一步发展成为双重维度。

最后，当治理与发展形成双重维度时，它们就是一个相对自足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因不再缺少重大的向度或维度，而具有完整性。虽然我们并不排除在这两个维度之外还可能存在着其他维度，因为社会生活和社会进步毕竟是多维度多方面的，但从理论上看，以及从可以预见的未来看，并没有第三个可以与发展和治理相并列的同等重要的维度。因而，我们在从总体上考察社会进步时，在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成就时，只要运用发展与治理双重维度共同加以衡量，就能达到目的了。

二、发展与治理作为双重维度的理论依据

将发展与治理看作社会进步的双重维度，并不是基于对文件的过度解读，而是一种理论上的必然，具有历史、理论和现实的依据。

首先，发展与治理的双重维度具有历史和文化依据。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世界闻名的发展成就，而且尤其具有国家治理的丰厚遗产。国家治理或治国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主题。中国古人总是从国家治理角度谈论历史，并用“治”“乱”作为评价标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历来为人们津津乐道，都是作为治国的成就而被推崇。历史学家关于中国历史的记载，也大多侧重于朝代兴替和国家治理。特别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是以提供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为目的。这些历史记述虽然反映了统治阶级观察历史的狭隘视角和某种偏见，相应地忽视了普通群众对历史的感知和贡献，但它毕竟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于国家治理的高度重视。可以说，中国古代文明史是一部国家治理的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制度文明和治理文明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资治功能，并将其运用于新中国的社会治理。毛泽东长期研读古书，善于从古人治国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习近平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也善于借鉴古人的治国智慧，并经常引用古人的治世格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的治理自觉以及由此实现的中国之治，体现和弘扬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智慧。

其次，发展与治理的双重维度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形态更替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而社会发展的动力则是生产力的发展，它推动着社会经济形态不断向前发展，并由此带动整个社会不断进步。由此可以看出，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考察历史的一根红线。人类历史是发展的，社会形态是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是发展的，人的个性和才能也是发展的，等等。其中，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经济发展，强调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于整个社会进步的带动作用。因此，强调发展并用发展来衡量社会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点。

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否也承认并重视社会进步的治理维度呢? 回答是肯定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社会主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应该从社会关系角度来看待社会和国家。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处理社会关系，而这就是社会治理。在国家存在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治理就表现为国家治理。因为这里的国家就是现实的社会共同体。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强调生产力时注重的是发展，那么在强调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时，则注重的是治理。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肯定了治理的存在和意义。无论就国家的起源还是功能来说，都包含着社会治理的内容。国家在历史上的产生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且是在这个阶段上处理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的必然要求。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3]  在这里，恩格斯强调了国家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其实也是社会治理的作用。而从国家政权的职能来说，不仅有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职能，也有社会管理或国家治理的功能。对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来说，社会治理职能服从于其阶级统治职能，但其治理职能并不因此而消失。而对于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其社会治理职能则更为突出和重要。

最后，发展与治理作为双重维度，也具有当下中国的现实依据。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论是维护社会稳定还是构建和谐社会，不论是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都突出和强调了国家的治理维度。特别是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形成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显著推进了我国的国家有效治理，也使治理维度更加凸显。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尽管我国处于急剧转型过程中，不断深化的全面改革对利益格局的调整引起社会深刻变动，但仍然保持了难得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保持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局面。与世界上许多陷入动荡的国家相比，我国的长期安全稳定就显得格外突出，体现了显著的社会治理优势，有效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当前，我们面临的社会治理问题仍然严峻，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遇到了新的挑战，也需要进一步强化社会治理。面向未来，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也需要高度重视社会治理，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可靠保障。

三、发展与治理双重维度对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

治理与发展相结合的双重维度，对于我们总结新中国70年历史经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认识，进一步夯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基石。

对时代及其主题的准确判断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只有深刻认识到我们所处时代的主题已经从战争与革命转化为和平与发展，认识到未来若干年内世界战争打不起来，我们才能大胆地把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世界正在发生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人们对时代主题是否已经改变、我国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存在，产生了一定困惑。党和国家对此也做出了正面回应，认为时代主题没有变化，我国战略机遇仍然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深化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认识是必要的。

以新的眼光去考察和平与发展，就会发现，所谓和平问题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全球社会治理问题。因此，深化理解时代主题就需要引入社会治理这个维度。以往我们在把握这个时代主题时，更关注发展，只把和平看成发展的自然前提，似乎认为这个前提和基础是自然而然就具有的，并不是人们追求和努力的结果，不是国家治理和国际关系治理的结果。其实，和平的达成正是全球治理的成果。不论是国内和平还是世界和平，都可以说是社会稳定的一种体现。社会稳定不仅是国内的稳定，也是各国关系的稳定。国际社会所倡议和组织的维和部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维护稳定，而这正是世界治理的重要方面。我国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在世界发生局部动荡情况下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可见，社会治理维度的提出，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平的内涵和意义，而运用发展与治理的双重维度来考察世界，就可以更好地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其次，有利于我们全面总结新中国70年的历史经验，全面深入地讲清“中国奇迹”。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节点。站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回顾新中国的历史并盘点70年的历史成就，是我们继往开来、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迫切需要和重大任务。而梳理和总结70年来的成就，需要有相应的标准和线索。在这方面，其实是有标准和主线的，这就是发展。以发展为标准来衡量我国历史的成就和得失，用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来衡量我国历史的进步，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它最能体现我国发展的实际，也最符合普通群众的直观感受，而且事实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由此，我国创造的发展奇迹增强了我们的自信，也提升了国家的形象。

但是，如果只从发展维度去总结新中国70年的历史成就是不够全面的。应该把发展与治理两个维度联系起来，并共同运用于对新中国70年历史成就的回顾和总结。我们在看待新中国前30年历史的时候，不仅要看到经济发展上的曲折前进，看到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看到我国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要看到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看到我们实现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社会平安和社会平等，看到整个社会焕发出的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同样，对于改革开放的40年，我们也不能只看到经济发展上举世瞩目的成就，还要看到我们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方面的成就，看到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成就。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看到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也要看到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而且，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正好有助于我们讲清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深层原因。我国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没有人能够怀疑。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发展成就呢? 许多外国政要和学者都在提出这样的问题，并尝试作出回答。但是他们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离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去找原因，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答的。实际上，正是由于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强大的治理效能，才真正促进和保证了我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就不会有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

再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承担起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任务，实现我国发展和治理的百年目标。

正如我们不能单向度地看待我国取得的历史成就一样，也不能单向度地去考察和看待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不仅追求经济上的发展，更追求社会的全面进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我国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安排，凸显了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体现了对社会全面进步的追求。如果说以往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强调的是发展的维度，那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第五个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于，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增添了治理维度。

双重维度的提出和运用，有利于我们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的呼声，是时代提出的课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离开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但仅靠经济发展也不能自发实现。事实上，正是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违背公平原则的问题并引起群众不满。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要靠增强国家治理的力度，更好地把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总之，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和突出强调国家治理要求，为更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可靠保证。

最后，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为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意义。全面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也需要把发展与治理两个维度结合起来。从发展维度来说，中国经济长期快速的发展不仅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世界带来机遇，欢迎其他国家借中国发展的东风，搭中国发展的便车，以实现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贡献。

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有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为此贡献出中国方案。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共同体越大，治理难度越大，从而治理就越重要。而人类历史越发展，其现实共同体范围就越大。从家庭、氏族到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再到国家，就是一个社会生活共同体不断扩大的过程。在当今时代，国家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社会其实就是特定的国家内的社会。与此同时，在国家之外又出现了许多国际组织，它们甚至分享了部分国家主权，而且国家之间也形成了公共领域，形成了国际社会。国际社会是一个范围更大的社会共同体，面临着更多更大的治理难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迫切要求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治理、协和万邦的智慧，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家治理中的成功经验，能够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推动全球治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

四、发展与治理双重维度有助于深化基本理论研究

发展与治理双重维度及其提出，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化和拓展对马克思主义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特别是深化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治理的问题。可以说治理是一个普遍而永恒的社会课题。虽然历史上曾有无效或低效的治理，甚至有违背历史规律的完全负面效果的治理，但这并不能说明治理是无用的。虽然社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这些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包括人的治理意志为转移，能够在各种自发性现象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可以完全放弃对社会改造和治理的意愿和行为。这种崇拜历史自发性而忽略人的社会能动性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只有把社会治理建立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良好的制度效能、实现更完善的社会治理，而这也正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目标追求。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对此需要有更全面的理解和把握。要把治理的维度纳入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概念理解之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人类的制度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成果，体现社会关系方面的进步。当代中国的唯物史观研究者，应把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作为重要的社会哲学和历史观概念，并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加以阐明，以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的当代内涵。 

发展与治理的双重维度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比如对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认识。以往我们讲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时，通常也只着眼于经济和文化发展上的落后，而相对忽略了社会治理方面的革命条件。其实，列宁在谈到社会革命发生的条件即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时，着重强调的是国家治理的维度，即此时的统治阶级已经无法实施有效的国家治理，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了。再比如，这一双重维度也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讲清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概括起来说，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集中体现为两个基本方面的功能: 一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二是提升治理效能的优势。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就更加全面了。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9页。

[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2-2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6-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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