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 | 李成旺：作为具体生产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
作为具体生产辩证法的
历史唯物主义
李成旺
清华大学马院长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文章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以下文本由作者授权提供和推送
来源：清马来了 2020-07-14
众所周知，传统西方哲学谱系的主脉体现为观念论（Idealism）哲学范式，它始终基于“逻辑在先”思维，试图诉诸构建普遍必然知识体系的方式来把握绝对与确定性，借此寻求破解人类历史-自由之谜的有效路径。而历史唯物主义则以其对人类物质生产运行机制及其历史演进规律的系统考察所形成的科学方法论，并使科学方法论与社会实践运动相结合而彰显出革命批判的现实能动力量，实现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一场哲学革命，带来了理论和实践双重效应，进而深刻地影响了人类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但是，有一种学术现象需要我们特别予以关注与回应，即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理解与传播史表明，人们往往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某一文本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某种简明论断；或者《德意志意识形态》某一段落对历史唯物主义某一特征的论述；或者基于应对时代不断发展变化所出现某种现实挑战的实际需要；或者为了使普通大众便于理解，而采取某种形象化的比喻，来把握、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质，由此形成了诸如“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抽象宏大叙事论”以及“先天法则加经验材料论”等较具代表性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诠释范式。其结果便是：一方面，对于深受中国传统经验思维和实用理性影响的人们而言，上述解读在某种维度上确实有助于我们迅速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特征，进而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普及和实践运用；另一方面，如果离开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演进内在逻辑脉络的系统考察，不能在整体理论语境中深度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围绕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简明论断的具体内涵，特别是不去深入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完整逻辑，就很容易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某种简单化乃至片面化的理解与把握，进而带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路径上的某种偏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考察、辨析历史唯物主义传统诠释中的三种决定论范式，重新恢复作为具体的、历史的生产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本来面目，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我们知道，马克思哲学得以诞生并实现其哲学变革的思想文化母体，就是在西方社会绵延两千余年因而具有持久历史积淀的“两希传统”，它决定了二元论和观念论思维构成西方文化的主导旋律。[②]在此背景下变革观念论思维范式，基于现实实践视角彰显分析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确实是一项艰难的思想挑战。正是由于在客观现实斗争中切身认识到思辨哲学根本无力解释并克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物质利益矛盾，[③]马克思恩格斯才历经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异化劳动批判的复杂思想发展历程，最终在直接回应《维干德季刊》第3号上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哲学论争，并为消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现实消极影响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全面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哲学，阐明自己的新历史观“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④]，清算自己之前的哲学信仰，告别抽象人本主义思维等观念论思维范式，真正确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也即并非从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社会“物质环境”[⑤]和“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⑥]出发，去解读社会问题产生根源进而寻求社会矛盾克服路径的哲学方法。由此才为他下一步完成“人体解剖”[⑦]铺平了道路，恩格斯也才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⑧]
但是，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历史唯物主义仅仅以一种哲学方法贯穿1845年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探索之中，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在此后不同时期哲学文本中也曾就历史唯物主义作过某种简明扼要的论述，因此，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往往不是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成历程及其完整逻辑的解读来把握其理论实质。加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面临的现实挑战确实受到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又需要以通俗的诠释方式让人们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构筑先进思想堤坝，因此，尽管学界已经系统辨正了仅仅以阶级斗争学说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质的诠释范式，但由前述原因所导致的传统上如下几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解读范式，因为其被理解为可以凸显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特征，迄今似乎仍然占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解范式中的主流。
其一，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具有宏大叙事特征的生产力决定论。其文本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质曾作出如下经典表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⑨]如果仅仅基于上述概括确实容易使人们认为，马克思旨在通过强调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体现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由此来诠释、呈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因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而然就被理解成一种宏大叙事层面上的生产力决定论。
其次，列宁也曾指出，正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⑩]，进而“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11]，马克思才在《资本论》中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验证。换言之，马克思正是通过上述方法才提供了“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12]，进而能够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列宁的上述论断本来是批评主观社会学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误读，因为主观社会学仅仅探讨“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13]，因而把人类历史仅仅理解为“政治法律形式”[14]变迁的过程。但是如果离开上下文语境，仅仅基于列宁的论断本身，也的确容易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生产力决定论。
其二，有学者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不同类型的经济决定论。其文本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明确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原理的出发点集中体现在，把握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时“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5]。虽然恩格斯这一论述的落脚点旨在批评以“观念在先”为特征的传统西方哲学，但如果仅仅局限于该论述本身，也确实容易造成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经济决定论的假象。比如，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第二国际主要创建者之一，保尔·拉法格就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经济决定论，指出“经济决定论，这是马克思交给社会主义者的新的工具，为的是要靠它的帮助把秩序带进历史事件的混沌状态中去”[16]。
其次，晚年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驳斥了有些人以“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17]所作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并强调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在于明确“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8]。在阐明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各自所起的历史作用时，恩格斯尽管也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19]，但是，由于恩格斯在这里明确宣称“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在“归根到底”意义上发挥作用，如果离开该论述在整个马克思哲学中的整体语境，也确实特别容易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认为“生产方式决定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上层建筑”[20]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其三，把“必然形式”加“具体材料”这种康德用于知识基础探讨时的方法加以生动形象化，来概括、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特质。
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高旨趣无疑在于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探求，寻找实现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有效路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科学展望了人类历史发展趋势，提出“两个必然”的观点：“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1]，由此彰显人类历史发展以及人的自由真正实现的客观必然性。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在不同场合指出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具体条件或实现路径。比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两个决不会”的观点：“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2]。这实际上指出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时间和条件。同样，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也明确指出，历史过程虽然表现为经济状况以及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相互发生作用，但其表现形式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23]来推动历史的发展。尽管在马克思哲学整体语境中，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具体生产过程的现实具体性之间始终被理解为有机统一的关系，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上述论断，确实也容易使人们以“必然形式”加“具体材料”这种康德知识论基础考察意义上的生动形象的比喻，来概括、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特质。
历史地看，自第二国际有些理论家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经济决定论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有不少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对经济决定论的批评，来恢复历史唯物主义本来面目，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实际上未能呈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质的完整图景。比如罗莎·卢森堡在批判经济决定论时指出，“用历史的观点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重要体现，但她更强调，由于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立场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出发点，才确立上述历史观。[24]安·拉布里奥拉也批评经济决定论“把用抽象的方法孤立起来的所谓经济因素扩展到所有其他方面去”，进而指出我们所面对的社会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生活的整体”，因此应该用一种有机的历史观而不是经济决定论去分析社会发展规律，但他仅仅把有机的历史观也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历史地理解经济，并以它的变化来阐明其他变化”。[25]可以说罗莎·卢森堡和安·拉布里奥拉尽管反驳了经济决定论，但他们依然未能着眼于人类物质生产过程的运行机制去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
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中，虽然日本的广松涉认为传统上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经济决定论”是一种“俗见”，并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不是决定论”，[26]但当代西方占据主流的历史唯物主义诠释范式似乎仍然未能摆脱决定论思维。比如，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却并没有得到对事实的科学研究的证实而就趋向于指定经济生产方式对政治和文化有一种压倒的决定性的影响”[27]，进而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在理论上承认历史中有多元的因素，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甚至认为以往人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启迪学，表明迄今人们并“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28]，因而他决定重建“斯大林确认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29]，但在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社会进化论并阐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特征之后，他所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方案，也表现为以按照劳动与交往、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平行进化的二元论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30]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批评经济决定论者“事先就一劳永逸地规定，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必定是占主导地位的矛盾”[31]，但他在指出经济决定论的错误时，还是认为“归根到底由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在真实的历史中恰恰是通过经济、政治、理论等交替起第一位作用而实现的”[32]，结合他所提出的“多元决定”论来看，他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质时依然没能跳出决定论思维的窠臼。
二、西方历史决定论的演进逻辑及其局限
由上可见，一方面，以西方学界为代表，历史唯物主义传播史上形态各异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诠释范式，在其深层思维方式上大多体现为一种决定论思维；另一方面，普通大众也特别容易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成某种形式的决定论，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某些学者对以经济决定论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质现象的反驳，亦未能完整呈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目。因此，回应传统上以决定论范式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质的关键，就不在于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决定论，而在于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到底是否是历史决定论。笔者认为，厘清决定论思维的运思逻辑，梳理其在传统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与演进脉络，在此基础上彰显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决定论之间的异质性特征，是有效回应历史唯物主义传统诠释范式，进而恢复历史唯物主义本来面目的最为重要的环节。
我们知道，决定论(Determinism)是传统西方观念论哲学的主导思维范式之一，它诉诸客观事物之外的某种因素，并通过彰显这一因素的决定作用及其“逻辑运算”[33]，来追问世界存在的基础以及人们认识或行动的依据，进而寻求主宰着世界上纷繁复杂经验现象背后的普遍本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因果决定论认为：“每个事件都有原因，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包括人类，都受因果律的支配，并根据因果律而运行。给定如此这般的条件，某个特定事物必定出现。”[34]具体而言，作为西方文化重要源头之一的希伯来传统就是以神学决定论来理解、把握世界的，“神学决定论从上帝的意志推断出现存的世界是惟一可能的世界，所以我们只能接受它，并找到我们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从上帝的全知全能中还可以推出，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35]在神学决定论看来，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宇宙万物都是作为绝对存在者的神所创造的结果，神乃是主宰宇宙万物运行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终极力量，人类历史不外乎是由作为精神存在的神创造并掌控的历史。为了化解其理想与日常现实之间的张力与鸿沟，神学哲学家又试图以神正论来论证、彰显神学决定论的合理性，实际上是把相对与绝对、本质与现象、经验与超验、必然与自由、观念与现实以及普遍与个别之间的矛盾均还原到神本体这一实体因素之中。
如果说诉诸神启的希伯来传统奠定西方决定论传统，并深刻影响西方哲学的发展，那么作为西方文化另一重要源头的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诉诸理性的思维方式则从另一个向度使决定论思维更趋系统化，并使之构成西方哲学谱系中的根脉。柏拉图首先指出事物存在的原因在于理念，“一个东西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由于‘分有’它所‘分有’的那个实体（指理念，编者注），别无其他办法”[36]，在此基础上他继续追问世界存在的最后根据，认为“在一切创造出来的东西中，世界是最美的，而在一切原因中，神是最好的”[37]。显然，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诞生之初，就以二元论和观念论作为其主要运思环节而彰显决定论思维。此后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哲学的任务在于研究原因”[38]，试图纠正柏拉图对形式和质料的割裂，因而阐明了事物存在、变化和发展的四种原因，但认为包含目的、动力在内的形式决定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形式是在物质世界中实现自己的有目的的力量。每一有机体之所以变成它现在那种样子，是由于一种理念或目的发挥了作用”[39]，最终他又指出“纯粹形式”即上帝是最终原因、最高实体和最终目的，“第一原因绝对完善，是世界的最高目的或至善。上帝施作用于世界，不靠推动它，而作为美好的图景或理想来影响灵魂。宇宙万物，植物、动物和人类，都因至善或上帝而希望实现其本质”[40]，实际上又以目的论的形式反映其决定论思维范式。
“一切有希望的思想家们从‘历史’中所认识的那种文明化进程，其目的和范围便是取得‘合理的自由’。”[41]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决定论思维范式突出表现在哲学家试图诉诸历史规律的探讨进而实现自由的过程之中。因为自觉对历史进行哲学思考是世界发展进入近代之后的文化事件，“在人类文明史上，很晚才出现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大约在古希腊的历史学家那里才有这样的意识，但他们对历史意识、时间意识缺乏哲学上、理论上的分析。对历史作哲学的分析是18世纪的事。”[42]近代西方哲学以决定论思维对历史规律加以探讨所形成的思想成果，就表现为各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ism），其共同特征表现为指认“有一个基本因素应对所有历史事件的发生负有责任或必定负有责任。事件都是由这一因素决定的，并且是它的作用的结果。由于历史是这样被决定的，因此，历史是按照客观的历史规律发展的，具有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向或确定的方向”[43]。梳理并考察近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到，康德的先验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叔本华的意志、费尔巴哈的感性，就曾分别作为人们把握世界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动力和规律依据的决定性因素。
康德明确指出“人类历史有目的性和规律性，人性在由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状态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得到完满的实现，这个实现的过程就是人类历史”[44]。为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真相，康德既系统地反对神学决定论意义上的神学历史观，认为“他们绝不可以把压在自己身上的灾难归咎于天意；他们也没有理由把自己的邪恶诿过于他们祖先的原罪，从而把后代子孙某种犯类似过错的倾向说成是由继承而来的（因为自愿的行为绝不会形成任何遗传）”[45]，同时又反对基于经验而形成的历史决定论，认为经验中很少有东西能“揭示有关大自然目标的这样一种进程的任何东西”[46]，因为人类历史发展经历如此漫长的时间，而“我们根据人类在这方面所曾经历过的那小小的一部分还是那样地不可靠”[47]。因此，在着重驳斥“把历史理解为一部拯救史，理解为地球上一切利益和欲望的最终实现的观念”[48]基础上，康德明确指出人类历史进程“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49]，并诉诸对先验理性能力的考察来揭示历史真相及其发展规律，进而将人类历史发展“单纯归结为理性原则自我实现的过程”[50]，也即人类理性不断自觉的过程，它表现为“不是由善开始而走向恶，而是从坏逐步地发展到好”[51]的历程。质言之，在康德这里说“历史是一个合目的而又合规律的发展过程，目的的王国与必然的王国最后被统一于普遍理性。统治这个理性的王国的原则是：正义和真理、自由和平等、不可剥夺的和不可转让的天赋人权”[52]，表明他认为先验理性的能力与理性先验原则就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因此，必然与自由、经验与先验、相对与绝对以及普遍与个别之间的矛盾就被康德还原到理性能力这一实体因素之中，人类历史由此呈现出一种不同于神创史而是由理性原则所决定的历史。
黑格尔特别强调“‘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53]，作为西方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他依然继承并彻底发展二元论和观念论传统，批评神学史观和康德理性史观，奠定了以精神-概念辩证法为特征的历史决定论经典形态。
首先，黑格尔反对从神意出发去解读历史，认为由于神学信仰与现实经验是相互割裂的，因而神学史观无法揭示历史真相，“这是所谓信仰于一种普通的‘神意’，并不更进展到确定的应用，或者表现在它对全体——全部人类历史——的关系上面。解释历史，就是要描绘在世界舞台上出现的人类的热情、天才和活力。”[54]因此，黑格尔指出诉诸神学决定论既不能提供确定性的信仰，更不能实现人的真正自由，而只有他所创立的哲学的历史才实现了具体和普遍的真正结合，因而能够真正揭示历史的秘密。
其次，黑格尔不满足于康德哲学中的理性不彻底性，批评康德哲学“把这种对于永恒的、神圣的东西的无知当成了一种良知”[55]，认为要避免“理性的绝望”[56]，真正把握真理，就必须通过揭示概念演变过程进而把握绝对精神的发展才能够完全实现。黑格尔将这一理念推进到历史考察领域，指出精神自由是现实自由的逻辑前提，哲学的最高追求是实现精神的自由，而精神的自由既体现在概念的辩证运动中，也必然要进入经验现象界而体现为人类历史现实发展进程，因此揭示世界历史的合理发展过程，既是精神自由的体现，也是保证精神自由实现的重要环节。由此他指出要超越康德哲学诉诸理性原则自我实现过程对历史的解读，就必须考察概念-精神辩证运动，以此来诠释历史真相并找到实现自由的路径。
“禽兽没有思想，只有人类才有思想，所以只有人类——而且就因为它是一个有思想的动物——才有‘自由’。”[57]离开了思想人类就不可能有历史，更不可能自动趋向自由。基于此，黑格尔认为考察概念-精神辩证运动进而寻求历史-自由之谜，就必须从对思想的考察出发。黑格尔既强调“思想在先”的原则，又强调防止思想与现实历史同一性的割裂，在此基础上通过如下两个环节去揭示思想主宰历史的过程，也即精神不断实现自己进而推进历史走向自由的过程。其一是阐明思想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指出“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惟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58]，“‘理性’是那个以完全的自由自己决定自己的‘思想’”[59]，也就是说只有理性本身能够实现自觉的自由，进而决定思想的自由得以真正实现，而该智慧则体现出“无限的权力”，能够实现“世界的绝对的合理的最后目的”[60]。其二是考察理性与精神之间的关系，深入精神领域考察理性主宰历史的过程。黑格尔认为只有将考察视野推进到哲学的历史，即对历史的考察“进展到以普遍的观点为观点”[61]，才能把握“一个民族之历史中各种事变和动作的内部指导的灵魂”[62]，因此黑格尔才指出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作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63]。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不仅人体现为纯粹的精神性实体，也即人能思维、有理性、具有自我意识，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能通过认识精神的运动而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而且世界万物也都是精神实现自己的环节，所有自然现象也只不过是精神的外化。
基于此，黑格尔得出如下结论：“‘观念’真是各民族和世界的领袖，而‘精神’，就是那位指导者的理性的和必要的意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历史各大事变的推动者。”[64]由此他对历史所做的哲学探索也就体现为考察“精神”何以推动历史的发展，也即对“历史的思想的考察”[65]。由上可见，黑格尔从理性概念出发，指出世界历史的进展“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66]，实际上是把对理性概念的具体运作过程的揭示，转换成对世界精神通过民族精神过渡而推动历史发展机理的揭示，以此阐明精神实现自由的过程，也即以精神概念的辩证运动去把握合乎理性的世界历史过程。可以说，黑格尔认为对历史的哲学考察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阐明世界精神通过民族精神实现自己所经历的“变迁的、内在的、‘理想的’必然性”[67]背后的精神辩证法，这构成其历史决定论的灵魂。
总而言之，黑格尔仅仅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是精神的、文化教养的、思维的动物”[68]，由此便认为“历史有一个秘密计划，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由绝对精神统治的辩证运动”[69]。而黑格尔所谓的历史也就仅仅是理性、精神、自由等概念的自我运动史，“‘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的概念’的发展”[70]，其辩证运动根本上体现为概念在逻辑上的自我创造和展开。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的结尾承认，他‘所考察的仅仅是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71]。可见，与神学决定论和康德理性决定论不同，黑格尔历史决定论实则把必然与自由、经验与观念、相对与绝对以及普遍与个别之间的矛盾还原到了绝对精神这一实体之中。
青年黑格尔派试图把人们从黑格尔哲学和基督教的思想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无论是布鲁诺·鲍威尔对自我意识否定性维度的彰显，费尔巴哈以“感性在先”重新回归人的本质即生理学意义上的由情和爱构成的类的群体，还是施蒂纳试图回归“纯我”“唯一者”，他们都同样陷入了决定论的思维逻辑，依然把思想、概念独立化，“承认思想或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72]，进而把历史的本质依然解读为目的论和决定论，“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73]。有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依然“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74]。
由上可见，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之前，秉承西方哲学二元论和观念论传统而积淀形成的历史决定论占据着西方哲学的主流范式，而无论历史决定论呈现出何种表现形态，其背后根本的思维方式无疑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还原论思维。正如黑格尔所言，“哲学的历史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而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75]把复杂的历史进程还原为一个逻辑运演过程，再把逻辑运演过程还原到一个逻辑原点，由此建构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以此来把握绝对和确定性，构成了西方历史决定论的思维定势。“‘精神’在本性上不是给偶然事故任意摆布的，它却是万物的绝对的决定者。它全然不被偶然事故所动摇，而且它还利用它们、支配它们。”[76]前述黑格尔历史决定论就认为理性是唯一真实存在的东西，它构成整个宇宙存在的基础，并通过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过程表现出来，而经验世界仅仅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否定性环节，是绝对精神展现其意志的结果。由此黑格尔认为借助这一凌驾于人类社会历史之上的神秘力量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发展，就可以实现人类的自由。很显然，在黑格尔这里绝对精神就成为洞悉社会发展奥秘的逻辑原点。
其二，实体性思维。还原论思维的方法论基础体现为实体性思维。“所谓实体，我们只能看作是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一种事物”[77]，传统西方哲学把实体看作不依赖于别的事物而能够独立存在、发展的东西，认为实体构成宇宙万物存在的根基。作为传统西方哲学的根本思维方式，实体性思维就是通过寻求绝对不变的基点及其运行规律，进而构建关于存在（Being）问题的哲学体系，以此追寻世界的本原与把握世界的最终依据。这一绝对不变的原始基点，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这里表现为经验之外的具有自在特性的“理念”，在近代哲学家笛卡尔这里表现为经过“普遍怀疑”之后总结得出的“心灵实体，物质实体和上帝实体”，在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这里表现为与经验具有同一性的具有自在自为特征的“绝对精神”。“‘理性’……就是实体，也就是无限的权力。它自己底无限的素质，做着它所创始的一切自然的和精神生活的基础，还有那无限的形式推动着这种‘内容’。”[78]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是普遍理性通过绝对精神实现自己的过程，而普遍的神圣的理性是“真正的善”，是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实现它自己的原则，在它的最具体的形式里，便是上帝，因而进一步指出上帝统治着世界，而“世界历史”便是上帝的实际行政，便是上帝计划的见诸实行[79]。
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和实践探索过程中，认识到以还原论和实体思维为特征的历史决定论的局限就在于“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把宗教的人假设为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80]，因此指出以概念-精神辩证法为实质的历史决定论只能局限在解释世界层面，在理论上无助于真正破解历史-自由之谜，在实践上无法彰显出其现实能动力量进而克服现实社会困境，即“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81]。
三、对历史决定论的超越与具体生产辩证法的出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2]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西方历史决定论误读了历史产生的现实根源与历史真相，因而唯有批判继承一切以实体性和还原论思维方式为特征的传统西方哲学，对历史决定论实现彻底的革命性变革，才能为真正化解近代市民社会矛盾并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83]提供科学的方法指南。由此马克思恩格斯以具体的、历史的生产辩证法取代概念-精神辩证法，以功能性关系思维取代实体性思维，进而开启破解历史-自由之谜的全新历史哲学视域，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决定论的超越，带来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飞跃。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逻辑演进以及马克思哲学思考的整体语境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规律探讨最为系统、完整的思考结晶，就集中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其“费尔巴哈”章中。[84]着眼于对该文本完整逻辑的把握可以看到，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在概念、精神及其运动中，而是深入到现实物质生产过程中去寻求历史的真相，从中呈现出具体的、历史的生产辩证法智慧，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人与动物相区分的真正标志入手确定考察历史规律的正确前提。以往思想家如康德、黑格尔固然也是从人与动物的区分来确立分析历史真相的前提，但他们秉承还原论和实体性思维，或者把“先验理性”、或者把“绝对精神”规定为历史考察的前提，实则仅仅界定了考察历史的逻辑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实证考察指出“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85]，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规定为人与动物真正区别开来的标志，就首先明确了人类历史得以展开的现实前提，进而马克思恩格斯再将之规定为考察历史的逻辑前提，真正实现了“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历史决定论所赖以建构其体系哲学的逻辑原点——意识的来源，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86]，也就是说，历史决定论者所规定的“神”“绝对理性”“绝对精神”“类”等逻辑前提，不外乎是对现实存在的某种反映而已。
其次，在对“五种生产”的互动机制的考察中寻求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相。物质生产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作用，体现在蕴含着多重历史维度的物质生产内容及其互动机制之中，而我们所面对的任何历史现象，只有被纳入蕴含着不同历史维度的物质生产之互动过程中去考察，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为此马克思恩格斯系统考察了进入人类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五种原初历史关系：第一，作为一切人类生存和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第二，新的需要的产生；第三，人口繁殖；第四，社会关系生产；第五，精神生产。[87]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的真实发展图景就体现为上述五种生产的互动过程，它蕴含着全部历史的秘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总结出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正是源自人类物质生产过程中由分工所导致的“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归结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88]。进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社会发展中人们所面临的所有不自由现状，都是由上述五种生产互动过程造成的生产关系不合理所带来的后果，因此指出只有“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89]，才能够找到人的不自由的根源以及实现人的自由的科学路径。
再次，指出人类历史的未来以及实现自由的科学路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物质生产视角把握历史规律，就会看到人类历史进程实则表现为与“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90]而不是像历史决定论那样把人类历史仅仅理解为精神变迁的历史。由于人的不自由状况是现实生产进程中现实社会矛盾造成的结果，因此，人类实现自由的路径，就不能诉诸精神辩证运动，而是应“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91]。换言之，“‘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92]。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产生过程的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93]，而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存在矛盾，以往的共同体都是以普遍利益名义取得其统治地位，但实际上仅仅代表特殊利益，因而是虚假共同体，“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94]，也即只有通过现实的手段实现以自由分工代替自然分工，才能推进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而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和人的自由，而承载这一使命的历史主体则是无产阶级，这也是大工业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蕴含着具体历史内容的生产辩证法的同时，还分析了还原论和实体思维的如下生成逻辑：其一，把思想与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承认思想的统治；其二，把思想本身看做是“概念的自我规定”；其三，消除“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95]
由上可见，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第一卷“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物质生产多重维度内容互动机制及其过程的系统考察，揭示了历史的前提、过程、动力、主体及其目标实现途径等关乎历史哲学的重大课题，[96]超越了历史决定论思维范式，以其丰富内涵避免了抽象宏大叙事的局限。作为理论整体，历史唯物主义所凸显的则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生产辩证法智慧，其精髓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97]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体现在具体的、拥有历史性内涵的物质生产过程之中，没有离开物质生产过程的所谓历史规律。因此，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所做的思想解读，都必须能够真实反映人类物质生产过程特别是生产方式演进过程，如果离开了历史发展的现实物质生产基础，像历史决定论这样诉诸“逻辑在先”的抽象思想基础去建构概念-精神辩证法，试图使现实历史从属于这一辩证法的哲学流派，均无法真正破解人类历史-自由之谜。因此，在方法论前提下，只有以“逻辑和历史相统一”取代“逻辑在先”，深入探讨物质生产过程的运行机制，才能洞悉历史真相。
其次，人类社会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98]。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物质生产过程体现为进入人类客观历史进程的五种历史性关系也即物质生产、新的需要、人的生产、生产关系生产和精神生产之相互作用的过程，而“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99]，历史决定论所诉诸的上帝、先验理性能力、绝对精神、意志乃至感性需要等实体，都是进入人类物质生产过程的某种历史性关系内容，它们均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派生物，其自身也只有被放到整个物质生产过程之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也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00]。因此，历史地、具体地考察进入人类物质生产过程之中的这五种历史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状况，在此基础上把握并克服每一时代的具体社会矛盾，真正推进社会进步，最终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
显而易见，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决定论有着异质性差异。把历史唯物主义还原为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乃至实践本体论、物质本体论，试图以此凸显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性，是对进入人类历史进程的五种历史性关系加以割裂的结果，必然会遮蔽客观的历史真相。进而言之，以决定论思维去解读历史唯物主义，其结果只能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封闭的逻辑体系，带来历史规律解读中的人的缺场，削弱其理论力量。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变化规律便可以看到，由经济力量居统治地位仅仅是暂时的历史性现象，它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失。因此，前述几种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诠释范式，特别是那种认为“马克思用经济基础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101]，以此去界定历史唯物主义实质的观点，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康德知识论诠释范式层面上的解读,均是把人类物质生产过程诸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与互动关系进行割裂的结果，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
把握作为具体历史生产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还要求我们处理好如下几种关系。
第一，正确看待作为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现实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与观念论哲学不同，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102]。作为对观念论思辨哲学和历史决定论的扬弃，作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103]，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104]，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和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其对现实社会生产过程的具体分析过程之中。换言之，如果离开对具体的现实生产过程的探析，这种概括则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可言。而即使以之分析现实生产过程，也“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105]，因为在分析现实具体社会发展过程时才会遭遇到更大的困难，“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106]。为此，马克思才写出了《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重大历史事件的经典著作，创作出《资本论》这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光辉作品。由此看来，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使命。
第二，正确理解社会关系生产与全面生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以全面生产理论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质时，也特别强调探讨所处时代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状况，以社会关系生产的探讨为中介去解读某一时代社会发展状况，因为“这些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107]，现实市民社会之所以呈现出非自由的、非人的现状，其根源不在于人的观念的异化或意识的不自觉，而来自于现实的私有制以及被这一制度所规定的社会物质活动之中，因此人类历史目标的最终实现，就必须诉诸改变不合理所有制形式的实践变革来完成。在此意义上俞吾金先生指出把“对一切哲学问题的思索都恢复到社会关系的框架中去”[108]，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实际运用时的主要特征，正如他所言，马克思在谈到现代土地制度变迁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时，就特别强调“一切关系都是由社会决定的，不是由自然决定的”[109]。同样地，马克思在谈到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才能存在时，也指出“这种情况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完全否定；因而个人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的”[110]。这就说明“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生产是最具本质性的生产形式”[111]，而“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112]，意味着非常有必要以社会关系生产探讨为中介去寻求历史的真相。实际上列宁为此专门批评以往的历史学家不注重探究生产关系，而是“直接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113]，并特别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114]。在此意义上我们看到，《资本论》的确是马克思通过分析历史上一定的、具体的生产关系的生产过程，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从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并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之后，坚决反对“离开现实的历史基础而转向抽象的思想基础，不再研究一定的、具体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研究抽象的‘人’的关系”[115]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第三，处理好把握历史真相与历史阶段不能主观跨越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所做的探讨，尽管使现代社会“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16]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但我们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目的，并不在于违背客观规律去超越某一历史阶段，而是在于运用客观规律树立历史主体意识，在现实实践中发挥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避免走历史弯路，进而切实推动人类历史的真正进步。换言之，作为具体的、历史的生产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展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客观趋势，但其主旨在于要求我们具体分析进入每一个时代客观历史进程的前述五种历史性关系状况，处理好这五种历史性关系之间的结构关系，进而找到克服社会矛盾、推进社会进步的切实路径，最终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仅仅诉诸观念变革或简单地改变生产关系来试图跨越某一历史阶段的思路，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
第四，正确把握历史发展总趋势与各国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117]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内在必然性，但它绝不是一种对历史发展的单向度线性描述，不是突出强调历史客观必然性在所有时代、所有民族都总以同一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共时性特征，[118]也即它不是旨在强调东西方各民族、各个国家遵循着相似甚或同一的发展模式，经历相同的历史阶段来展开自己的历史，而是强调基于“整体性”生产辩证法，对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进入物质生成过程的各种历史性关系之间的互动机制进行具体研究和探讨。就此而言，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征之一在于指出了“人类社会既是统一的，但在其各联结点上又是特殊的”[119]。因此，马克思才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指出：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20]。换言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就要求我们探索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历史条件下各个民族物质生产过程的复杂状况，进而寻求各自独特的发展道路。
（本文系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专项项目“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思想关系的历时性特征研究”（2019THZWYX11）成果。）
参考文献（[①]为作者简介，见前文）：
[②]参见[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770～771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
[⑩]《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页。
[1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页。
[1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9页。
[1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页。
[14]《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7页。
[16] [法]拉法格：《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王子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20] [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王柯平等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
[24]参见[德]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徐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42页。
[25]参见[意]安·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潾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8页。
[26]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庄倩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4页。
[27] [美]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金克、徐崇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27页。
[28]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38页。
[29]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
[30]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
[31]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08页。
[32]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08～209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0页。
[34] [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王柯平等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3页。
[35] [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王柯平等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4页。
[36]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4页。
[37]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8页。
[38]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3页。
[39]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8页。
[40]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9页。
[41]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英译者序言”，第3页。
[42]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08页。
[43] [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王柯平等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8页。
[44]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08页。
[45]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80～81页。
[46]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6～17页。
[47]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7页。
[48] [德]奥特弗里德·赫费：《康德：生平、著作与影响》，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5页。
[49]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6页。
[50]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译序”第14页。
[51]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81页。
[52]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译序”第14页。
[53]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8页。
[54]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55] [德]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梁志学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56] [德]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梁志学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57]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58]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8页。
[59]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60]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61]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7页。
[62]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8页。
[63]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7～18页。
[64]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8页。
[65]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8页。
[66]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67]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79页。
[68]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译者导言”，第43页。
[69] [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王柯平等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54～755页。
[70]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450页。
[7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3页。
[7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4页。
[7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页。
[7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4页。
[75] [德]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梁志学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76]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77] [法]笛卡尔：《哲学原理》，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0页。
[78]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9页。
[79]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6～37页。
[8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546页。
[8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527页。
[8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8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84]此后时期著作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征的某些表述，则或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观的补充，比如马克思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涵义较为宽泛的“交往形式”，具体化为《哲学的贫困》中的“生产关系”；或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验证、科学证明和微观升华，比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法国社会结构和阶级矛盾的分析，《资本论》及其手稿对分工的进一步论述，以及对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系统阐述等。
[8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
[8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8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533页。
[8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7～568页。
[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3页。
[9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1页。
[9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7页。
[9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7页。
[9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页。
[9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6页。
[9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4页。
[96]参见李成旺：《历史唯物主义的超越对象与超越路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5期。
[9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9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9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
[10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101] [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王柯平等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55页。
[10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
[10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
[10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
[10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
[10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
[10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95页。
[108]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4页。
[10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5页。
[1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111]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4页。
[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页。
[11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页。
[114]《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页。
[115]唐正东：《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
[1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1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
[118]参见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绪论”第18页。
[119]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25页。
[1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width=500&height=375&auto=0&vid=j0638vq5u0n《马克思是对的》主题曲
《你的名字，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