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 · 特等奖教案 | 王雪超：为什么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为什么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王雪超
2019年教育部举办了首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活动，其中，特等奖获得者51人，前期推送了4位特等奖教师的教案【①张会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理论要点与教学方案（点开可看）；②李梁：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点开可看）；③闫方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点开可看）；④刘艳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点开可看）】
本期推送普通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组特等奖获得者王雪超老师教案，供思政课同仁教学时参考↓↓↓
对应章节：专题十 为什么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帮助学生全面认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包括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全面内战爆发的发展过程、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原因、“第三条道路”幻想破灭的历史必然性、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的历史过程；
2.能力目标：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提高学生辨别历史是非的能力；
3.情感和价值观目标：帮助学生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深刻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认同。
针对学生的主要思想困惑：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靠什么能赢得解放战争？
针对的错误思潮与模糊认识：
1.不能全面认识战后国际国内局势，认为两党都无心于和平建国；
2.否认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努力。
教学重点难点：
1.抗战胜利后的时局；
2.共产党为什么能赢得解放战争。
授课导入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打破了最高庆典只响21响礼炮的国际惯例，足足响了28响。当庆祝人群不时爆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时，毛泽东则将身体探到栏杆外，不断地高呼“人民万岁！”
通过这个案例，让学生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开国大典上，为什么礼炮要鸣28响？背后深意是什么？
第二，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为什么会高呼“人民万岁”？
（一）主题：建什么国，怎样建国
抗战胜利的到来，在全国人民中激起的兴奋和欢乐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著名文学家郑振铎听说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兴奋极矣”“不自禁的拍手”。【《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4-245页】抗战胜利后，人们普遍的愿望是和平建国。尽管人们对和平建国充满希望，但是，关于“建什么国、怎样建国”这一当时中国政治的核心主题，不同政党各有打算。到底谁的建国谋略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在竞争中胜出呢？
1.国民党：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
国民党统治集团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不要和平民主，他们的目标是“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继续维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然而，始终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且致力于和平建国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开历史倒车的主要障碍，所以，国民党必欲除之而后快。
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通过援助手段不断在全球扩张其政治势力。战后，美国延续其扩张战略，积极构建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建立和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控制中国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美苏争霸的政治形势考量，美国的首要目标是 “阻止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年第8卷，美国政府出版局，1973年，第45页】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采取了两面手法，即一面给予国民党政府全方位的援助，特别是亲自出动飞机和军舰协助国民党运送精锐主力，帮助其抢占大城市；一面又不得不做点表面文章，要求国民党政府搞一点所谓的 “民主”改革，帮助其收拢民心。
但是，上述两面做法根本不可能改变国民党要消灭共产党的既定计划。为了消灭共产党，蒋介石竟然派何应钦向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请教”如何对付共产党。据当时担任何应钦侍从参谋的汪敬煦回忆：“抗战胜利后，蒋委员长知道共产党终将称兵作乱，就交代何先生草拟一份清剿共产党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何先生还特别去拜访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冈村建议何先生千万不能对共产党大意，更不要轻视他们。”【《汪敬煦先生访谈录》，台北 “国史馆”，1993年，第20页】
以上史料充分证明，国民党置广大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于不顾，一切目标就是为了实现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
2.共产党：为了和平民主团结而奔走。
1945年春夏之交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就提出，抗战胜利要 “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对蒋介石拟采取“洗脸”政策而不是“砍头”政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4页】
尽管不顾人民要求，发动全面内战，是蒋介石集团的既定方针，但由于运兵到前线需要一定的时间，且美国、苏联在战后出于自身在华切身利益的考量，两国均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和平建国，给国民党施加了一定的政治压力。因此，为掩人耳目和争取战略主动，蒋介石又不得不表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1945年8月中、下旬，蒋介石向延安接连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商讨国是。蒋介石是否真心要和谈？不是，而是要为其发动内战作舆论准备。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胡健中等人都认为毛泽东“决不会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我们就可以借此发动宣传攻势，说共产党蓄意制造内乱，不愿和谈”，报社总主笔陶希圣说：“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5页】
蒋介石的三封邀请电报发出后，公众渴望和平建国的情绪在短时间内高涨。中国共产党虽明知邀请电只不过是蒋介石瞒天过海的骗人招数，“企图嫁其责任于我”，“为内战做文章”。【《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3页】但为回应全国人民热望和平的心理，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权衡，“决定毛泽东去重庆”，确定谈判口号为“和平、民主、团结”。在谈起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表现出大无畏的英勇气概，“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毛泽东文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使许多人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张治中也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10月10日，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确认和平建国方针。这个会谈纪要的签订，使渴望和平的人们感到一些宽慰，但仍无法放心。郑振铎在《读国共会议记录》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复杂心情。他写道：“国民们在十五年喋血作战，流离迁徙，九死一生，家破人亡之余，需要的第一件事，便是休生养息。我们决不愿再看见血，再看见战争，再听到炮声枪声！谁要再行发动内战，谁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郑振铎：《读国共会议记录》，《民主》1945年第2期】
（二）政协协议的达成和全面内战的爆发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达成了五项协议。但是，国共两党对于政协协议，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和行动。
1.共产党：真心实意履行，积极落实。
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准备履行这些协议，采取了如下措施：
其一，整编军队。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要求 “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的妥善的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3页】在实行中，晋察冀部队复员人数最多，进行也最快。那里原有野战军九个纵队，二十六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共三十二万多人，这次率先复员了十万多人。【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20-22页】
其二，初步商定了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和改组后的行政院的成员名单。
其三，准备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中心从延安转移到距离南京较近的苏北淮阴。当时在解放区担任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的李一氓回忆：“在淮阴的时候，我曾得到华中局一个通知，说党中央要从延安搬到淮阴来。参加南京工作的同志有事情要开会就去南京，没有事情又不开会就可以回到淮阴的总部。中共中央的总部就要建在淮阴，就由我负责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建立中共中央总部。……还没有定下来的时候，解放战争就开始了，这个计划自然没有实现。”【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4页】
2.国民党：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内战。
国民党当局没有实行政协协议的诚意。政协会议结束后不久，国民党直接策划了 “较场口血案”，殴打了准备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郭沫若、李公朴等人。原来渴望在战后社会安定、和平建国的民族工商业者深感失望，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回忆说：“在这一段频繁的政治活动中，我深感蒋介石的言行不一，不民主，不可靠，不得人心。”【《胡厥文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85页】
在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要求他的部下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正如当时一篇文章所言：“在他们想起来，开会无非哄哄洋人，哄哄老百姓而已”。【丕强：《从政治协商会议到国民党二中全会》，《周报》1946年第27、28期合刊】就连美国国务院1949年发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也写道：“中国舆论对停止冲突及政协决议的反响是热烈赞许，同时也认识到决议的履行，将是敌对的两党有无诚意合作的严重的考验。国民党内部有势力的集团对政协表示强烈的憎恨，国民政府军事将领们恐惧地位的动摇而反对军队整编，凡此种种表示着国民党方面顺利履行决议的障。”【《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201页】最终蒋介石以扩大内战的行动，使政协协议沦为一纸空文。
就在国民党当局公开抛弃政协协议时，国民党军队主力在美国军用飞机和运输舰的帮助下，运兵并抢占大城市的控制权。1946年2月初，国民党在东北的总兵力达到30万人，5月3日攻占本溪；5月18日，攻占四平；5月23日，攻占长春；5月28日，攻占吉林；5月30日，攻抵松花江南岸；6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共产党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10月11日，共产党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被国民党军队攻占，梁漱溟听到消息后百感交集，惊叹地说道：“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李洲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年谱》，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04页】
1949年12月，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两月有余，蒋介石乘坐中美号飞机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从此离开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大陆。据专机机长衣复恩回忆：“他坐在飞机上，一言不发。”【师永刚、张凡编著：《蒋介石：1887—1975（下）》，华文出版社，2011年，第116页】
为什么他会“一言不发”？也许有一个疑问深深地困扰着他：短短三年时间，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如此迅速？共产党会赢得如此彻底？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实，蒋介石开始全面内战之初，毛泽东就说过“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45页】共产党能赢得解放战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让我们尝试以“信仰”为视角来回答上述问题。
信仰，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包括宗教信仰、文化信仰、国家信仰等等。对于政党，主要是指政党的政治信仰。政党的政治信仰标志着一个政党的价值取向，它不是一套空泛的说辞，每一种信仰都有其具体内容和现实指向。信仰的内容，就是政党为之奋斗的目标；追求信仰的过程，也是每一位党员的自身价值体现的过程。政党的信仰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民众的认同，也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意识形态来源。在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党的政治信仰始终和两个问题紧密相连，即“为谁而战、靠谁而战”。
（一）国民党的信仰：三民主义→生存主义
1.为谁而战：个人。
（1）金钱。
国民党的信仰是三民主义，抗战时期众多国民党官兵为了民族独立抛头颅、洒热血，可当抗战结束后，部分国民党官兵却将三民主义抛之脑后，转而信奉了生存主义。在生存主义指导下，什么最可靠呢？金钱成为最可靠的“护身符”，国民党上至党政要员，下至普通官员，无不以敛财为能事。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发“国难财”，当时全国上下约有2300多个接收委员会，打着“接收”的旗号中饱私囊，结果将敌产变为私产，将接收变为“劫收”。蒋介石的爱将汤恩伯，甚至敢在共产党军队渡江战役前夕，将汽油等军事物资拉到黑市上卖。对于国民党的腐败现象，蒋介石并非置若罔闻。为了反腐，国民党相继开展了“肃清贪污运动”、“自力更生运动”，但结果却是空言反腐。
（2）权位。
国民党党内流传着一句话：“不问党不党，才不才，只问亲不亲，派不派”。派系纷争是国民党的一大特色，大的来说有蒋系、桂系、粤系、奉系，小的来说蒋系又分为嫡系和旁系。派系斗争形成的出发点，就是国民党众大佬为了维护个人的权位。由派系衍生出若干私利集团，这些集团把自己的权位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演化成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使得国民党军队之间矛盾重重，难以步调一致、协同作战。
比如孟良崮战役，国民党整编美式装备的74师被共产党华东野战军围住后，蒋介石认为该师装备精良，并与左右两邻靠近，正是与共产党进行决战的良机。他一面命令该师坚守阵地，一面严令国民党的10个整编师驰援，企图内外夹击，围歼共产党华野部队。可是等战役真正打响的时候，国民党派系纷争又开始发挥作用。离张灵甫最近的是国民党的83师和25师。83师师长李天霞因为和张灵甫争当国民党第五军军长不成，对张灵甫心存芥蒂，不愿全力相助。同时，张灵甫自视甚高，又不愿听25师师长黄百韬的节制。最终，共产党华野部队将整编74师歼灭的时候，离它最近的国民党军队只有几华里之远，但“炮声相闻，而终不见援兵之至”。
2.靠谁而战：美国援助。
从抗战结束到1948年6月，美国仅根据“租借计划”一项，就移让给国民党的物资总价值达7.81亿美元，其中2/3都和军事直接相关。
在美国援助下，国民党有39个师装配了美式装备。为了帮助国民党，1946年3月以后，美国在华专门设立了美国军事顾问团，为了增强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美军担负起为国民党训练军队、特务、交通警察、军医、军需等军事人员15万人的任务。
在美国的援助和加持下，国民党高官对以武力消灭共产党信心满满。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介石就认为：“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31页】
结果如何呢？解放战争越到后期，国民党的士气就越消沉。共产党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几乎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渡江战役开始后，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南京和上海相继解放，国民党长江防线土崩瓦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共产党渡江战役的部队构成中，70％-80％都是“解放战士”，有些连的指挥员都是由“解放战士”担任。所谓“解放战士”，即国民党俘虏。辽沈战役打国民党廖耀湘兵团，共俘敌人8.7万人。按照政工条例，抓了俘虏是要甄别的，这么多俘虏怎么办？战士们就端枪排出一座“解放门”，宣布，凡是放下武器从这个门过去，即算解放。【《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507-508页】
面对如此兵败如山倒的战况，蒋介石曾经痛骂国民党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国民党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阀。
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士兵，在国民党军队就士气低沉，到了共产党军队中就能够英勇作战呢？
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对 “解放战士”进行信仰塑造的？
这些出身农民的士兵，在国民党军队中不知自己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国民党老兵王鼎钧曾这样回忆：“尤其是‘老百姓’，这一条是每个新兵的原罪。班长打一下，骂一声死老百姓，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那时国军士兵所受的训练，要把‘兵’从百姓中分化出来，与百姓对立，以百姓为耻。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王鼎钧：《关山夺路》，三联书店，2013年，第32页】
同样的士兵，到了共产党军队中，要经过诉苦和阶级教育，诉说自身的苦难，引导士兵思考穷人为什么穷、地主为什么凶，从而认识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是一切苦难的根源，启发他们的觉悟，重塑他们的灵魂。当信仰在他们的心中扎根的时候，昨天的俘虏，就变成了今天的英雄。“在举行了这种诉苦大会的地方，成千上万的俘虏兵打开了眼睛，他们立即就觉悟到一系列的问题，立即就自动要求加入我军与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者拼命。往往昨天还是战场的敌人，戴着‘汉奸帽子’（蒋军士兵对美国式军帽的称呼）被迫同我们打仗，今天当了俘虏，明天已经拿起武器对蒋介石英勇作战。”【《好好进行俘虏工作》，《解放日报》1946年10月7日】
国民党士兵没有信仰，不知道自己为谁而战；到了共产党队伍中经过诉苦和阶级教育，确立了信仰，知道自己为谁而战，所以能一改之前的低落士气而变得勇敢，用一句话概括，即信仰的力量。
（二）共产党的信仰：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
唯物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心里有杆秤，谁能赢得人民，胜利的天平就会倾向谁。
1.为谁而战：为人民群众打天下。
与国民党为个人金钱与权位而战不同的是，当时的共产党，从领袖到普通士兵，一般没有私人财产的概念，住的一样，吃的一样、穿的一样，连身上的补丁都一样，以至于外国记者在战场上常常困惑于一点，他们没有办法将共产党军队中的军官和士兵区分开来，出现了官兵不分的情形。陈毅曾经这样描述朱德：“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8页】
共产党不为个人的金钱和权位而战，为的是人民群众打天下。被称为“纸老虎女士”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陕甘宁边区时提到：“在延安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人民’。谈到最后总是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间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这些词儿似乎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涵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刘维宁、何政安、郑刚译，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25-26页】
但是，任何政党的信仰都不能只停留于口号阶段，因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7页】
当时，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谁？是农民。农民最根本的物质福利是什么？土地。
（1）为人民而战：土地。
土地是千百年来农民最迫切的期待。抗战结束后，东北成为权力真空。国民党在美国飞机、军舰的帮助下，运兵东北，目的是抢占大城市和占领交通要道。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把目光投向了千百万的农民。因为毛泽东深深懂得一个道理：“谁赢得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美]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王恩光等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第47页】
当国民党抢占大城市的同时，共产党发出了党内号召：“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8页】到农村去干什么？分土地。
到1949年上半年，仅东北就有2000多万原来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本来东北农民在日本十几年的殖民统治下，要么对国共两党都没有多少认知，要么将国民党和蒋介石视为“正统”。共产党在东北的农民工作未必比国民党好做。但是，当地里插上牌子，上面写着张三李四分了几亩几分地的时候，农民明白了在国共两党中谁才是他们真正的代言人。
（2）为人民而战：权利。
如果只是从农民获得土地的视角来理解共产党领导的土改，未免过于简单化和线条化。在土改中，农民不仅成了土地的主人，而且在政治上翻身做了自己的主人。曾在华北大学任教的美国人韩丁在观察了华北地区的土改后，这样写道：“……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扉页】
在国民党统治下，底层民众被认为是沉默的大多数，是“供别人玩政治游戏的棋盘，而不是游戏者”。【冯祟义、古德曼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72页】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这些被认为是历史上“沉默的大多数”的农民开始觉醒。
在土地改革后新建立的农村权力体系中，农民不仅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利益主张，而且拥有了以往不曾拥有的民主权利。
这些通过土改“翻身又翻心”的农民，在“保家、保田、保卫解放区”的口号中，和共产党结成“命运共同体”，掀起参军热潮。在解放战争整个东北参加解放军的144.5万名青年民兵中，绝大多数都是老解放区的翻身农民。
2.靠谁而战：人民。
陕北佳县是《东方红》的作者李有源的故乡。今天的陕北佳县县委大院中央，竖立着一座石碑，上面写着几个大字——“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题词背后有一段真实的故事。
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进犯陕甘宁边区，毛泽东转战到陕北佳县。毛泽东估算了一下，此役大约需要10多万斤的粮食作为后勤供应。但此地已经被胡宗南部“扫荡”过了一番，俗话说“兵马未到，粮草先行”，粮食问题没有解决仗就很难打。困难之际，佳县老百姓给了共产党最大的支持，他们表示家中和地里的粮食都可以给部队吃，如果不够就把驴和牛杀了供应部队。在物质条件极端贫乏的陕北，驴和牛不仅是重要的家庭财产，更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毛泽东担心没有了驴和牛，农民耕地怎么办，得到的回答是：“解放前，我们穷人哪有什么驴和牛，种地全凭一把老镢头，请主席和副主席放心，只要能把蒋胡匪军消灭了，佳县人民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能用老镢头把明年的生产搞好。”【《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28页】佳县老百姓就是这样义无反顾地支持共产党，部队转移到哪里，他们就带着粮食跟到哪里。
正是靠着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共产党成功度过了陕北最艰难的战斗岁月。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十分感动，才有了这副题词。
中国有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谓“天下”，就是政权，所谓“民心”，就是人民选择。国民党为了个人的金钱和权位而战，最终是失掉了民心，也失去了执政权。中国共产党不为个人而战，而是为了人民的土地和权利而战，凝聚了民心，得到越来越多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最终成为执政党。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在国共两党围绕中国两个命运、两个前途的强势竞争下，还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党派。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就是其中之一。解放战争中，民盟由坚持独立于国共之外到最终弃国择共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又说明了什么？
（一）民盟的自我定位和政治目标：独立地位和中间路线
抗战结束后国共对峙局面的形成，为中间党派活跃于政坛拓展了空间。在各中间党派中，最有影响的是民盟，在坚持中间路线的立场上它也最有代表性。民盟将自身定位于“一个具有独立性和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所谓独立性是说它有它独立的政纲，有它独立的政策，更有它独立自主的行动。所谓中立性是说它介在中国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中，是两大对峙力量组织中间的一种。要求它保持不偏不倚的谨严态度，不苟同也不立异”。【《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87页】
围绕“建什么样国”的问题，民盟主张国共之间的中间路线，“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周刊1946年第118期】在“怎样建国”的问题上，民盟为顺应抗战结束后人民渴望和平建国的期待，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主张，希望通过和平道路实现政治改革，把中国逐步建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
1946年国民党主导的政协会议召开后，民盟对中间路线的实现充满乐观，比如罗隆基对政协的总结就是“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39－140页】
（二）民盟与国民党关系的发展演变
1.不满。
1946年政协协议确定的建国原则，对国民党一党独大地位作了许多实际的约束，引起国民党内的强烈反弹。1946年2月2日，重庆各界为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召开，定于2月10日在较场口举办庆祝大会。对政协会议始终心存不满的国民党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对庆祝人群使用暴力，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民盟中央执委李公朴被打伤。血案发生后，梁漱溟写抗议信谴责国民党的暴行，“只要社会人士明白，现在政治是这样黑暗，统治者已经超过法律，用恐怖手段行其统治。凡在政治上有主张能说话的人，都不能见容”。【《李公朴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5页】
2.愤慨。
然而，国民党在压迫中间党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蒋介石不仅听不进中间党派人士的意见，反而对他们恨之入骨，不惜大开杀戒。1946年3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不法教师污辱党国，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杨奎松：《四次血案幕后：蒋介石的智与不智》，《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7月1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街头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15日，又暗杀了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员、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
惨案爆发，举国震惊。身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痛斥国民党对民盟的暴力升级，表达了强烈的愤慨之情：“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我们正告政府当局，这种机关不取消，民主同盟断不参加政府。”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完这个书面谈话后激动地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58－559页】
1946年10月，蒋介石得到国民党军队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的电报，当即下令召开“国民大会”。11月25日，民盟领导人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谈话，拒绝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3.决裂。
1947年5月，国民党宣传机构谩骂民盟为“奸盟”，盟员为“奸匪”，“为中共操纵指使之工具”。1947年10月，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被国民党以“通共匪”为名，公开枪决；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取缔一切活动。11月6日，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宣布解散。
民盟的被迫解散标志着和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站在政团的立场，我们应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民盟既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团，我们依据我们的政纲政策以争取国家及人民的福利，民盟对国事自然应该是非辨曲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266页 】
民盟和国民党的决裂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间道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三）民盟与共产党关系的发展演变
1.相互信任。
不同于国民党对中间党派的打压和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对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一如既往地采取团结政策。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出于民主、和平、团结的愿望和需要，遇事及时通报中间党派，认真和他们交换意见，争取在求同存异基础上采取共同行动。
1944年底，中国共产党与民盟签订了一份合作协定，其中包括“双方得保持其政治最高原则，但在奋斗过程中得随时交换意见”，“双方不得单独对国民党作妥协合作，如有谈判，得相互通知，并取得双方同意后，始与国民党成立条件。”【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中华书局，2000年，第116－117页】这份“君子协定”的订立，是中国共产党和民盟与国民党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民盟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必然要求。
2.向共产党靠拢。
全面内战爆发特别是国民党对民盟的暴力迫害不断升级后，1947年民盟内部对中间路线的实现可能性进行了半年之久的大讨论。
1948年1月，民盟召开一届三中全会，认为“民盟坚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至于独立的中间路线，从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看，更难行通。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实早已被彻底粉碎了”，“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为了彻底肃清封建残余和驱逐帝国主义，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394－395页】
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其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民盟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和所奉行的中间路线，标志着民盟开始实现由中间路线向新民主主义路线的转变。
3.选择共产党。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46页】这个口号得到民盟等11个中间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1948年8月后，中共中央开始邀请和护送各界民主人士分期分批进入解放区。1949年1月，李济深、沈钧儒等中间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无党派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216页】1949年9月，以民盟为代表的各中间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了具有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
至此，标志着民盟从行动上彻底抛弃了中间路线并作出了“弃国择共”的政治抉择。
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全国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从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出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所以得到了人民群众衷心地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喊出“人民万岁”，正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和人民支持的最真实表达。开国大典上的28响礼炮，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走过的28年革命足迹。28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幼稚走向成熟，把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带上了独立富强之路，使饱经列强侵略和蹂躏的中国人民终于挺起胸膛站了起来。
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观望当下，或者是瞻望未来，我们必须牢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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