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的武汉日记｜合集（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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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生于江苏南京，现居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湖北作协原主席，代表作《万箭穿心》《风景》，最新长篇《是无等等》，个人微信公号“方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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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二）

二月初一（2月23日）

自己做的选择，

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

今天仍然是大晴天。想起小时候，家里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大晴天》。内容说什么，早已经忘光了。前阵以为梅花已都谢尽，不料，昨天突然发现，院子里的红梅正怒放着。而且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开得如此明丽鲜艳，一种隆重的在场感。

转眼正月已过。我们已经不再细数封城有多少天了。反正就是在家安静地、抱以忍耐心地、尽可能平心静气地等待。不是等待拐点，而是等待何时可以出门。在我看，拐点来不来，似乎已不重要。它行踪难寻，又何必苦苦去求？或许正如雷神医院王院长所说，拐点已经过去。毕竟，武汉最恐惧最悲惨也是最痛苦的日子，已然远去。现在的疫情，尽管缓慢，尽管难熬，但总还是在向好转。

只是，我们还没有摆脱死亡的纠缠。今天早上，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殉职，像前两天去世的彭银华医生一样，也只有29岁，她叫夏思思。扔下她两岁的孩子撒手人寰。而晚上，又有一位男医生离世，也不过四十出头，他叫黄文军。叹息和哭泣。很多声的叹息和哭泣。然后大家默然地转发这些信息。这已是第几位殉职的医生呢？

今天我在想，不是说，体质差的人更容易被击倒吗？不是说，早期得不到治疗，才容易转成重症而导致死亡吗？以29岁到40岁的他们，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为什么扛不过去呢？带着这种疑惑，我问医生朋友。医生朋友说，是的，老年人中，有基础病的，很容易死亡。医护人员感染，的确会有很好的医疗条件。至于为什么还会死亡，这跟个人体质的差异有关。每个人的敏感度不同。医生朋友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只是再次强调了他过去所说的：这个病毒很诡异。昨天我看到消息说，一位97岁老人治愈出院，当时便想，医护人员死亡率如此之高，会不会还存在别的可能？

今天在同学群里，我大学时的小组长老杨对我和另一同学老夏进行了文字表扬。因为我们俩当年都是他的组员。老杨尽管京城当官，在我们这里，他仍然只是小组长。大学同学多数皆已退休，只有很少的几个六零后尚在工作。老夏便是其中之一。1978年入学时的老夏，只十七八岁，一张娃娃脸，看上去更像十四五岁。不知什么原因，从那时起，大家就叫他老夏。

老夏是媒体人，毕业后就在媒体工作，一直到现在，从没挪窝。老夏说，疫情暴发以来，整个报社就进入战时状态。记者都冲到了一线，哪里有焦点，就冲到哪里。除了做报道，还派有下沉社区的任务。他分管四个社区，严防死守，外加为居民服务，买菜买药之类，真心不易。在我们所有同学中，老夏是唯一一个在疫情前线奔忙的人。他自己调侃道，我代表老八舍去作贡献。老八舍，是我们当年在武大上学时居住的学生宿舍。有同学提议，把今年感动老八舍人物的称号颁发给他。

说到媒体人，据我所知，这次来武汉采访疫情的记者，有三百来个。加上各大网站或自媒体记者，恐怕比三百人更多。正是靠了他们的四处奔走，细致访问，勤奋写稿，才让我们得以足不出户地阅读到许多有现场感、又有深度的报道。有些调查记者，刨根问底，既不放过细节，也不放过关键的时间节点，由此也让越来越多的症结和问题，呈现出来，更让无数英雄人物和事件，为人所知。

其实在武汉，和当年的汶川地震现场还不一样。这里是传染病疫区。你经常会不清楚哪里有危险。你面对的受访人，是不是一个感染者，你可能也不知道。更或者，你已知道，你仍然要前去相见。听说，好多记者都很年轻，非常有职业精神，不怕苦，又拼命。我自己年轻时也在电视台干过，外出采访有多劳累，有多麻烦，实在深有体会。

只是，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文字相当尖锐，也让我颇感刺痛。我要摘录其中一段，留给自己反思。文中说：“非常看不起湖北和武汉这些媒体的老总，有些官员固然有责任，难道你们就问心无愧吗？和几千万本省人民的安危相比，自己的仕途和待遇，真有这么重要吗？你们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难道不知道这种病毒的危害？为什么不敢抗争一下，把真实的情况报道出来？”

话说得很重，但这是值得反思的事。只是撰文者也应知道：具有基本常识，专业水准、外加职业精神的媒体领导还有吗？长年的优汰劣胜，致优秀的媒体人大量流失。矮子中间拔长子，把媒体当官场用来混位置的人应该更多吧？他们当然不会在元月这个时间段里，去为民疾呼。元月要做什么，每个媒体人都知道吧？若提及人民，人民在他们眼里是个零。他们只需对上司负责就可以了，因为他们的位置是上司决定的，跟人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而湖北或是武汉，勇敢的富有职业精神的记者，多的是。张欧亚不还爆喊了一声换将吗？只可惜，他的领导对这种声音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对病毒的敏感。他们常常会第一时间处理喊出不同声音的人，却将病毒这恶魔全然不当回事。

离病毒最近的，除了医护人员，正是这些记者。记者们可以在病毒面前那样无畏无惧，却在疫情前期选择了缄默无语。这是件悲哀的事。话又说回，媒体人也可怜。可谓两头受气。上面不要他们讲真话，下面要求他们讲真话。他们经常无从选择。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听上面的。既然如此，当下面的人骂他们时，他们大概也只能承担。我一向认为，只要是自己作的选择，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

今天，我家门前好像又消了毒。呆在家里，并不知外面动静，倒垃圾时才看到纸条。晚上，又收到负责这一片管理员小周的短信，说有“爱心蔬菜”放在了我家门口。跑出去一看，是两大袋“上海青”，非常新鲜，也非常有看相。不知道是哪里捐赠的，但这正是我需要的菜。

二月初二（2月24日）

检验你的只有一条，

就是你对弱势人群的态度

二月二，龙抬头。春耕应该从今天开始吧？但不知道，今年此日，地里有没有劳作的农人。继续晴天，很暖和，有一种大太阳能把病毒晒死的感觉。院里月季都在抽枝发芽，我几乎没有怎么打理它们，但它们依然旺盛生长。

平时经常吃仟吉系列的“工匠面包”。今天他们的老板陆先生让物流给我送了一箱。真不知该怎么感谢。我的同事道波正在门口值班，老远看到我，说一看走路就知道是你。我属于大步流星走路的人，而道波永远穿双尖尖的高跟鞋，慢速行走。以前一起出差，她基本跟不上我的步伐。道波帮我把东西拿回家，我也顺手分送给她一袋。我们平时经常交换食品。我送她喜欢的铁观音，而她做的菜也经常倒腾到我这里。这种事进行过多少年都记不清了。她做的藕夹和珍珠元子，是我们的最爱。住文联大院里最大好处，就是不缺吃的。

北京同学在群里转发一帖，乃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的18号令，问怎么回事？马上有知情同学解读说，先发了17号令。发错了，现在改正。18号令是为否定17号令而发的。坏事传千里这句话，真是没说错。很快就看到网上有教授解读“朝令夕改”这一成语。然后说，这简直不是朝令夕改，而是朝令午改呀。唉，全国人民都盯着武汉，而武汉偏偏昏招频出，真是让人头大。

早期已然拖成重症的病人，医生们仍在全力抢救。但死亡率居高不下。可见这个病进入到重症阶段，真是不太好治。是死是活，全看个人抵抗。而不让轻症转为重症，现在应该做得不错。听说住进方舱医院的病人，病好了也不想出去。因为方舱医院空间大，伙食好，跳舞唱歌聊天斗地主，一点都不缺玩伴。此外诸事有人管，重要的是还不收钱。远比寂寞地待在家里要踏实得多。说起来，有点像冷笑话。

控制疫情，不让其蔓延，是眼前的最大事，也是眼前的最难事。尽管武汉新的主政领导下严令逐户排查，但面对尚有900万人口居住的城市，地域阔大，众生复杂，逐户敲门排查，难度实在太大。社区人员加下沉的干部甚至大学老师们，要以一对十甚至以一对百、对千的人群且不说，还要冒被感染的危险。碰上不肯开门的，完全奈何不得。不可能总是派警察去抓，而警力也是有限的。再加上，社区人员或公务员，别说防护服，能将口罩凑够就不容易。前几天，作协同事电话给我，问有没有办法帮他们弄点防护服。我打探了一番，知道很难。总不能跟医生抢防护服吧？面对疫情严重的社区，这些工作人员的安全很难保证。如果他们被感染，回家再感染家人，岂不是更糟糕？要命的是，不将那些四种人寻找出来，给予隔离或治疗，武汉开城，便永无指望。为此，一户户排查，以防疫情蔓延，无论如何，是武汉的重中之重。

中午，京城同学转来同系七七级张AD的建议。AD说，庞大的潜在感染人群基数无法确认，对全国疫情的防控和治理将造成最大障碍。今早想起这件事就很焦心堵心！为此，他提了一份建议，希望我能帮忙传达出去。我看后觉得或许有用，转贴在此：

我的建议：通过国家层面，动用国家三大通讯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强行联络全国每一位手机用户，发布通知，建立有效的国家紧急状态的反馈机制。每人必须回应每天的健康打卡，学习杭州深圳等地的健康二维码系统。除上述三家，还需要加上另外两家民间支付网络（微信支付，支付宝）。五管齐下，全国14亿人口，估计可以覆盖绝大多数。没有手机和支付宝的人群，一般情况下也不在疫情集中爆发的地区。老人基本有家人协助，能够被通知。

再加上深圳的大疆无人机和众多优秀的无人机公司参与（国家紧急状态下征集征用），实行疫区无人机巡查。广播，通知，监控的空中网络，最大限度减少地面人员的列入，最大可能提高工作效率，尽快解决所有没有查证的潜在感染者。这是当务之急。

通过电话微信支付宝找人，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同时精准锁定所有人相当一段时间内的行动轨迹（11月1日至今），谁也跑不了！

上述文字，是AD原文，我完全照搬，是否合理或是否适用，由专家们考虑。AD的父亲曾是《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真巧，我前面提到的同事道波，其姑夫便是《黄河大合唱》的作曲冼星海）。我办《今日名流》杂志时，曾经登载过张老的数篇日记。后来日记结集出版，张老给我寄来书，并夹了一封信，其中还提到AD跟我同学一事。因张老地位太高，又是同一系统的人，我觉得不方便回信，就没回。那时，我年轻，对自己要求过于严苛，不允许自己借办名人杂志之便利去与各地名人交往，反倒是尽可能与名流们保持距离。但在后来听到张老去世的消息时，我感到十分后悔，觉得自己未免迂阔。

今天下午，还读到财新记者的一篇文章，内容主要谈福利院、养老院的老人们在疫情中的生存情况。其实，就算没有疫情，这些老人便已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处于社会边缘之边缘。他们的日常生活能不能在人均水平上下，很多人是存疑的。而当病毒将健康人纷纷击倒时，他们的状况便不堪想象。其实大约在近十天前，我已听说福利院老人因受感染而连续死亡的事。尽管信息源可靠，但我因无法进一步确认，也就没提。毕竟，那么多人在等着骂我，而封号的刀也一直架在头上。现在，记者极尽详细的采访，地点数字人名时间，都清清楚楚摆在面上，还有谁能回避这些呢？“眼泪都哭干了”这样的话，已远远表达不了我们心中的悲痛。

财新记者（向TA致敬！）的文章说：昨日，“部分家属接到康养中心老人的电话，称院里通知部分老人出去隔离。‘去哪儿隔离？是否有人照料？符合哪些标准能去隔离医治？剩下的老人是否被感染？能否得到有效防治？老人们的核酸检测结果能否告知？院方能否及时披露真实情况？政府能否增加养老院的医疗、护理人手和资源？’”家属们忧心如焚，还在焦急等待回应。但我想，既然政府已经接管下这些人这些事，人心都是肉长，他们自然不会再漠视这些老人现存的问题。

但我更想说的是：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从来不是看你楼有多高、车有多快，不是看你武器多强大、军队多威武，不是看你科技多发达、艺术多高明，更不是看你开会多豪华、焰火多绚烂，甚至也不看你有多少游客豪放出门买空全世界。检验你的只有一条：就是你对弱势人群的态度。

今天还有一件事，需要记下：我的微博几天前已经解封。起初，我并不想再回去。说来也是一种失望感吧。更何况那里的流氓很多，同学们也劝我别上微博，以免坏了心情。但是仔细想过后，我决定还是启用微博。记得前不久听过一个音频，其中最后一句话是：“别把世界让给你鄙视的人！”同理，我不能把我喜欢的微博地盘让给我鄙视的人。好在微博有黑名单系统，对那些前来叫骂的人，我可一律拉黑。黑名单就是我隔离流氓病毒的防护服和N95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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