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荐读|《从启蒙到解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多元实践研究》包大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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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寄语
弦歌不绝,薪火相传。2017年3月以来,在全国重点马院建设的征程中,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涌现了一批名师大家的学术精品和众多中青年学者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为领略成果风采,感受思想魅力,特开设“今日荐读”专栏。今日,我们荐读的书目为包大为《从启蒙到解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多元实践研究》。
《从启蒙到解放:马克思主义
政治哲学的多元实践研究》
包大为 著
出版信息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6月
字数:450千字
内容简介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政治哲学是对人类政治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为人类建构理想社会的实践提供着理念和方法。启蒙运动以降,政治哲学更是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现实力量。如果说古典政治哲人,尤其是柏拉图,始终需要面临理论与现实的巨大鸿沟,那么启蒙以来的政治哲人则一次又一次地将理论意图转化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治理实践。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哲学不可避免地忠实于阶级性的元结构。不论自由和正义等概念呈现出何种实体性的符号特征,都无法克服阶级政治的实在属性。因此,基于“消灭哲学”这一前提,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其所指向的政治哲学不仅体现历史科学的理论特征,更提示了直接“介入/改变”阶级性元结构的实践意图。
这本“小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生成和实践经验为研究对象,依照从理论到实践、从文本到概念、从历史到现实的线索,试图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方法论界定、实践样态和现实论题。
目 录
绪论
第1章 卢梭与法国大革命中的理念建构
一、理想城邦在何方?
二、古典镜像中的卢梭立法观
三、卢梭重塑自然的政治教化
四、黑格尔法哲学对自然的伦理扬弃
第2章 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辩证关系
一、启蒙与启蒙批判之间的早期文本
二、《共产党宣言》对政治的重构
三、马克思对启蒙主义教育观的批判
四、对政治社会的革命性解读
五、哲学革命的戏剧侧面:布莱希特
第3章 未竟的列宁政治哲学与苏维埃政治实践
一、革命主体的辩证生成
二、新经济政策的正义维度与制度条件
三、辩证法与公共政治在苏联的嬗变
第4章 新旧转承中的毛泽东政治哲学
一、从启蒙到革命的现代中国转向
二、土地改革中的历史正义实践
三、《寻乌调查》中革命政治对宗教的透视
四、毛泽东政治哲学的命运共同体维度
第5章 法国激进左翼对启蒙的再次“远征”
一、黑格尔的“幽灵”
二、青年马克思的双重“遗产”
三、危机语境下的法国左翼及其“启蒙”事业
四、作为嫁接“革命”的法国毛主义实践
第6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指向
一、启蒙政治哲学在当代的抽象“在场”
二、社会主义需要辩护吗?
三、资本主义霸权的意识形态表象与危机症候
四、被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所扼杀的生态公正
总结 “现实支配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参考文献
后记
绪 论
毋庸置疑,危机是当代哲学的主题。这首先意味着哲学所思考的时代处于“断裂”的危机之中。在资本逻辑所宰制的世界,历史被指认为终结之物,关于历史和现实的批判遭遇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障碍。当思想成为欲望的注脚,真实被符号替代,人文社会科学也就失去了继承思想遗产和真理的合法渠道。这最终迫使人文社会科学成为“一种科学”,而哲学则不得不放弃曾经的理念世界和思维范式,哲学要么把自己抬高到一门科学的等级上,在诸科学面前为自己的正当性辩护,要么就成为科学的婢女而蒸发为方法学。在此意义的危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面临的困境更为突出。不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体系,还是“政治哲学”本身所既定的研究方法,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出颇为棘手的挑战。
直观而言,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原著中反复论述“自由”“解放”等概念,并多次写下“反动”“剥削”“掠夺”等语词,其实就已经触发了进入政治哲学的概念途径。当前诸多否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及其可能方法的原因,主要就在于无法通达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定义正义的情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该是直接关涉政治社会中个体生存的经验的学问,涉及对国家和社会的双重批判,如果没有理解经验和事件本身的有效方法,则仍然将成为或左或右的意识形态空话。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方法论的合法性在于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科学,是有别于工具理性和诗意想象的批判哲学,是能够有勇气承担起“扬弃哲学”——扬弃包括作为政治伦理学的“政治哲学”的实践哲学。循着这个方法论向度,那些被“政治哲学”驱赶至经济学、政治科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命题(如剩余价值、剥削、所有权的正义性)将被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新确立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哲学问题。同时,在已有的“政治哲学”中被固定于伦理叙述的政治事件和历史,也将被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还原至物质关系中不断绵延的实践,正如福柯所认为的:“一部历史不可能是断裂,而是变化;不可能是关系的游戏,而是内部的动力;不可能是系统,而是自由的艰苦劳作;不可能是形式,而是某种意识不懈的努力。”
然而,在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由于一些研究者的粗心和思维的惰性,“概念”和“抽象名词”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术语经常被混用,以至于“概念”被降低到了描述性的语言符号。哲学概念具有普遍性,但绝不能将其等同于一般的抽象名词。抽象名词是简单的语言工具,概念却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探索普遍性的不懈努力。而普遍性只有在普遍化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严格意义上的“概念”是衔接语词和实在界的“真概念”,而不是诸如“抽象名词”的单纯具有内涵、外延形式的语词。因此,要以审慎的方法来研究一般政治哲学命题,如正义、平等,但又不失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有的“刺穿”历史表象的力量,就需要重新审视“概念”和“抽象名词”的微妙区别,回归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否则,误用“抽象名词”而陷入人道主义、启蒙理想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会和马克思所批判的“社会庸医”所开出的“药方”无异——“要么停留于哲学提供的结论,要么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要实现“概念”对阵“抽象名词”的方法论胜利,总的途径“只有借助于对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否定,才能得到”。
最终,我们有必要追求一种作为“元政治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之所以在方法论上长期难以被其他“政治哲学”,不论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所接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基本哲学立场是将“消灭哲学”作为社会批判的重要前提。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过错,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更无须被“史前史”的“政治哲学”所“接纳”的无用殊荣。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的“消灭哲学”的任务也包括了政治哲学,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事实和价值、个体和社会、人类和自然之间否定性关系必须在“消灭政治哲学”的范畴内得到和解。哲学一旦回归现实,思辨和逻辑一旦让位于“存在论的解释学”,不言自明的存在经验和实践就成为革命性实践的主题,并由此决定了新的政治哲学前提和内容。相反,在一般“政治哲学”中被误用为实证和经验的方法,实际上不过是相对价值的判断,以及对片面事实的价值化——“使不可计算的变得可以计算。”因此,历史科学或人文科学最关键的特点不是思辨,而是生动性。这种生动性与其说展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毋宁说是无法以“政治哲学”来命名的批判理论。
唯物辩证法对于“史前史”时期政治伦理的解构,以及对共产主义政治理念的建构,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元政治学成为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元政治学当中,一切政治冲突都被正确地放置于另一场景——即经济过程的事件当中,并“在这个影子剧场中得以演出”(齐泽克语)。通过在历史客观动力(如人类的直观需求)以及经济运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契合的发展过程)的剧场中对政治学及其伦理基础从头至尾的重演和分析,“真实”的政治冲突因而得到了完全的断言,也就是说,被超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不仅是哲学的自我消灭,还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真实”的政治学其根本目标不过是与哲学一样的,就是自我取消。因此,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一种史前史意义上的政治伦理观念吗?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只满足于自认为的——对于资本的“彻底批判”而忽视对于政治学、伦理学乃至哲学的彻底反思,无异于马克斯·韦伯所嘲讽的“浅尝辄止的头脑”那种浅尝辄止的研究习惯,即对于问题的彻底剖析被已成套话的假设所替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唯一的真实的”等等理论设定的习惯性运用就已经提供了足以束缚脚步的方法论惰性。唯物史观对唯心主义的法哲学的批判并不是最终目标,而只是为了达到革命理论所作的必要准备。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和道德感之间的矛盾不是历史客观性与主观价值之间的冲突,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从政治经济批判走向现实批判的初级阶段而已。在此意义上,实践原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得以在历史现象和现实的鸿沟中得以自我持存的秘密,更是其反政治伦理的政治设想在当下被理解的必然前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并不是道德批判的结果,但是却最终必然成为产生共产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理论要点,并不可避免地在推动作为基于历史合理性的革命实践的同时,产生革命信念和作为政治指令的历史事件。在当下要继承马克思探讨正义的历史遗产,不仅需要坚持革命实践信念的勇气,更需要洞穿现实事件的冷静,无产阶级不是“被命名”却在历史中缺场的“虚拟实体”,无产阶级革命也不是21世纪版本的政治形而上学,而是现实生活、困境、非正义的彻底扬弃。
政治并不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能够实现的概念,脱离了扬弃阶级矛盾的实践,政治就是抽象名词,而“政治哲学”也不过是一种“废墟的写作”(écriture des ruines)。通过反思方法论而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内涵、目标和界限的思维努力,对于有志于“马克思主义地”写作政治哲学——或直接勇敢地开创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元政治学研究的研究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理论环节。因为这种针对方法论的批判,将提供反思和建构有效的方法论途径的多个侧面。正是在马克思对伦理立场的基础性批判中,绽露了现代主流的合法性正义仅仅是最低层次的“正义”,但它却被现代道德—政治哲学张扬为正义的一般形式,惟有此种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不可能萎落为无批判的实证主义。
后 记
本书是笔者对八年来阅读和思考的一个总结。八年前,赶着政治哲学这一“显学”的“余温”,笔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和视角,对启蒙、正义、自由和解放等概念进行学习和反思。在此期间,在张文喜教授的言传身教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的阅读成为主要的日常工作。虽不敢妄言熟稔文本,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确已经成为笔者研究过程中“熟视无睹”的习惯。另外,为了尽可能完整地触摸到关于政治的哲思,笔者或出现在周濂教授讲授罗尔斯哲学的课堂上,或参加张旭教授组织的政治哲学研讨,或时而混迹于汪晖教授的清园读书会。虽不能说每一本书都能够读透,但至少在面对政治哲学这一总体人类经验时,能够保持一份必要的谦虚和客观。这些年来,笔者既倍感书海无涯带来的巨大压力,更深切体会到政治之于学术的沉重。
在本书写作、校对和出版过程中,张文喜教授始终对我进行耐心细致的指导,虽然他所提出的批评并没有被笔者全盘接受,但是却为笔者初步形成研究风格和坚定学术理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也要感谢包利民教授、陈先达教授、韩立新教授、罗骞教授、刘同舫教授、俞伯灵研究员、王俊教授、林志猛教授等前辈长期以来的支持!同时也要感谢王甄玺、田重同学在校对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此外,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杨乐博士,以及父母和岳父岳母在生活和工作中提供的帮助!
作者简介
包大为,1989年生,浙江萧山人,哲学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同时担任数本核心期刊外审专家。曾赴巴黎政治学院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研究》《文学评论》《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七十余篇,其中十数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高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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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新闻中心 尹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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