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光｜刘同舫：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百年研究历程与经验启示

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已走过传承与发展的百年历程。文本编译数量与质量的双重提升，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学术队伍和专业平台的不断拓展，以及自觉性本土研究与开放性国际对话的良性互动日趋频繁，无不凸显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文本阅读和思想阐发是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两大基本向度，研究方法的自觉反思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趋向成熟的重要前提，在新时代征程中谱写经典著作研究新篇章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百年研究历程与经验启示，有利于在新时代深入挖掘经典文本的重要价值，进而更好地激发经典著作研究的创新活力。

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的辩证关系

中认识经典著作

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认识既来源于直接的文本阅读，又受到基于文本阅读而展开的思想阐发的影响，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构成在认识经典著作过程中互为前提且辩证统一的两个基本向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应力戒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的脱节与失衡，应以充分的文本研究为基础进行深度阐发和广泛宣传，面向时代需求与具体实践，着力摆脱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束缚，为思想阐发释放更为广阔的空间。在国内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百年研究历程中，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二者之间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前，当时的社会局势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造成诸多困难。虽然早在五四运动前，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已先后通过各种方式向国内引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迹、阶级立场和革命主张，但首部《共产党宣言》汉译全本直到1920年才得以出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汉译马克思主义原著出版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没有形成体系化的编译和出版格局，致使基于原著阅读的思想阐发不够广泛和深入。革命运动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从原著翻译、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再到思想阐发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转化过程，这一时期的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尚未得到有效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逐渐成为我国通用和权威的哲学教科书，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典著作研究的体系化与规范化。但它毕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文本阅读和思想阐发的结合上依然不够紧密。在这一体系化的教科书之中，“原理”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概括与逻辑化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在很多时候充当了“原理”的“注脚”，对实践需求提供的理论支持仍然有待提高，从而使如何建构文本编译、考证和解读机制成为了经典著作研究的新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的学术自主与自觉意识不断增强，这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之间有机统一关系的逐步形成。20世纪8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重要文本的编译工作获得进一步发展，这客观上为学者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研究局限，进而展开深度探索提供了文本支撑。与此同时，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学界广泛关注马克思主义原著并注重在思想史视域中把握文本，促进了思想阐释在文本阅读中实现升华，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典著作研究确立了学术传统。学者们通过对新近翻译、引介的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认识。80年代以来在学术界的思想研讨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佐证自身观点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但专门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为研究对象且具有现代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以思想阐发为主要路径，相对缺乏对文本的深度“耕犁”，文本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力量难以全面展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界进一步深化了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方法论的自觉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促使学界意识到文本阅读对于经典著作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在思想阐发的同时将对文本的充分阅读作为前提要求，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的关系不断趋向有机统一。

中共一大会址收藏的首个中文全译本

《共产党宣言》封面

《共产党宣言》（上海社科院图书馆藏本）扉页

对于“何为经典著作研究”这一前提性问题，有学者将其简单视为文本阅读，认为只需阅读文本便可以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本真内涵，把经典著作研究变为一种书斋中的抽象演绎；也有学者轻视经典著作研究，认为经典著作研究仅是“书本功夫”或“不结果实的花”，甚至质疑经典著作持续研究的现实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百年历程向人们昭示，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不可偏废的关系必须予以充分认识。

方法论自觉中研读经典著作

马克思十分重视研究方法，认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百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贯穿着“翻译忠于原本”“研究服务于革命斗争”“史论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文本阐释与考据”等诸多方法。研究方法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联结中介，经典著作研究的结论或理论成果往往因采取的方法不同而产生差异。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源于不同研究者的思想“前见”和所处的学术环境，在诸多研究方法中实现科学的方法论自觉是经典著作研究的必然要求。方法论是对具体方法的抽象和体系化澄明，方法论自觉表征着对具体方法“何以可能”的前提性反思，意味着研究方法的规范和创新，有益于形成符合文本真实意义和现实思想阐释需要的解读模式，从而推动研究事业的变革与发展。对研究方法的反思与辨析，是推动方法论自觉形成的重要动力。以方法论自觉的发展形态为依据，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百年发展历程划分为方法论自觉的萌芽期、初步确立期以及立足中国话语的创新期三个阶段。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在曲折发展中萌发着方法论自觉的意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方法论规定的反思，促使我国经典著作研究的方法论意识开始由潜在走向自觉。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存在多种研究方法，如在原著编译中坚持的“忠于原本”、在文本研究中贯彻的“史论结合”等，这些研究方法在一般的文本研究中都具有严谨性和规范性。但历史地看，此类研究方法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发展中的作用有限，这主要是由于学界只是一般地使用研究方法，而相对缺乏对方法论自觉的关注和反思。新中国成立以前，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经典著作研究的规模较小，仅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诉诸经典著作研究以服务革命事业，缺少反思研究方法的自觉性。由于苏联模式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影响，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依据成为经典著作解读的“方法论要求”，就是将编订“教科书”或提炼“原理”的方法与研究经典著作的方法等同起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方法论规定为经典著作研究提供了规范性，但也因较为强调“概括性”和“标准性”而存在一定局限：容易使人们忽视经典作家思想发展的过程性，采取同一尺度评价经典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容易将不同经典著作之间和同一经典著作内部表述类似而内涵却有差异的概念或术语混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为对经典著作研究方法的认识深化。学界逐渐认识到，研究方法是连接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桥梁”，恰当的研究方法应当符合并服务于研究对象的存在状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典著作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初步确立。这一时期，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方法的反思聚合了科学哲学、心理学等多种思想资源，并因为依托理论背景的不同，分别形成了文本阐释学和文本考据学两种不同取向的研究方法。文本阐释学以“回到马克思的历史语境”为学术旨趣，主张对任何文本的阐释都必须实现当下语境与历史语境的“视域融合”，既强调“接近”历史语境，又追求文本解读的时代创新，期望通过“视域融合”实现对经典著作的普遍、多维的深度研读；文本考据学则更加注重对马克思文本的历史背景、版本结构等方面进行细致考究，力图还原“本真的马克思”，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本的历史性和理论的科学性。围绕如何理解两种不同取向的文本学研究方法以及如何评价两种研究方法的学术意义，学界展开了持续的学术探讨。这些探讨主要围绕“是否应该回到历史语境”以及“如何回到历史语境”两个问题展开，而探讨肇始于对文本阐释方法所提倡的“回到马克思”这一学术口号的不同看法。支持这一口号的学者强调经典著作研究应当充分考虑文本背后经典作家在不同时期思想发展的差异和细节性问题，并将“回到马克思的历史语境”作为强调学术规范及研究边界的重要途径；而批评者不仅否认“回到马克思”历史语境的可能性，而且认为追求“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与历史是对社会现实和理论批判的忽视，终将走向历史视角所主导的文本研究，从而遏制了思想解读的活力与思维开放的张力。围绕着“回到马克思”的争论既是不同的文本阐释学理论对如何理解和解释文本的争议，也是对如何看待文本阐释与实践导向之间关系的争议。

随着学界对阐释学观点与文本阐释学的实践性立场的澄清，转而兴起了关于文本阐释方法与文本考据方法之间的争论。这一争论的核心在于探讨不同研究方法的价值与必要性，即坚持各自研究方法的研究者都质疑对方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理论内容上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而由于这两种方法都尽可能地追求接近经典著作的原初语境，致使其争论主要围绕“如何回到历史语境”展开。坚持文本阐释方法的学者提出，单纯通过文献与历史的考证而不依赖一定的理论“前见”和经验材料，会导致对学术创新意义的忽视，认为沉湎于历史考古而忽视现实旨趣的研究方法属于逃离生活经验并超乎人的现实经验之外的“历史预成”，缺乏推广的学术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而支持文本考据方法的学者则认为，“回到马克思”的观点虽然强调对文本考据成果的使用，但忽略了文献版本整体性的研究，如缺少对马克思众多信件、札记等文本的关注，也没有更加细致地回顾和梳理马克思及相关思想家的历史关系，从而呈现出方法论自觉的不彻底性。尽管文本阐释方法与文本考据方法之争最终没有形成明确的“和解”局面，但各自在此后的研究成果中还是部分地吸收了对方的观点，形成了重视文本研究、强调方法论自觉的研究风气。在这一系列的争论中，何谓更恰切的研究方法被人们反复追问，方法论自觉的学术地基也因此逐渐确立。

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方法论自觉的成熟与创新奠基于对文本学方法争论的反思之上，强调研究方法的中国特色。真正成熟的方法论意识，必然超越“话语移植”，形成着眼于社会生活和现实问题的本土自觉意识。正是通过对文本阐释方法与文本考据方法的再反思，“构境理论”与“中国马克思学”倡议逐渐涌现，标识了方法论自觉的成熟与创新。“构境理论”的提出虽然没有直接依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但其思想渊源和后续实践仍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找到理论佐证的痕迹。“中国马克思学”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研究方法，其在对文本考据方法的继承、对西方马克思学的介绍与澄清中，强调立足中国视野、运用中国话语进行经典著作的研究，顺应与推动了方法论本土化的时代潮流与实践需求。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取向，“中国马克思学”在应对诸多理论视域和现实问题时必然存在不够全面和无法普遍适用的局限，但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发展而言，其至少代表了研究方法上的某种方向性的自觉意识，是中国立场、中国话语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方法上的鲜明体现。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百年来的方法论自觉进程为学界提供了宝贵经验。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及其使用规范也随着学术讨论的扩大和深入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首先，在处理多样研究方法的关系上，方法论反思的历程已表明，研究方法论的意识自觉与研究成果的更新和共享相辅相成，只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通过良性的学术互动在合作对话中相互借鉴，才能优化研究方法。其次，在研究方法的理论探讨和使用上，通过梳理争论观点可以发现，一旦过于强调使用研究方法的基本立场，必然会弱化其对经典著作研究的深刻性。方法论的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对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内在要求，方法论自觉只有在普遍运用中不断认识自身局限、摆脱陈旧观念的束缚，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契机。最后，在把握两类主要研究方法的关系上，学界虽然未必支持将细致烦琐的考据作为经典著作研究的首要工作，但也从未否认文本考据对具体经典著作研究的基础性意义，文本考据理应成为经典著作研究的重要环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历史发展表明，方法论自觉的进程主要是在对各种研究方法的反思与争辩中推进的方法论自觉的成熟，不是指学界凝练出某种成熟的方法论理论形态，而是表明良好学术氛围与基本研究共识的形成，更是内含不断反思既有研究方法的不足，充分吸收历史发展的研究成果避免退回至任何教条式研究的一种自觉状态。唯有基于时代发展与不断深化的现实需求对研究方法进行自觉反思，保持必要的学术争辩，经典著作研究才能葆有活力、持续发展。

新时代征程中谱写经典著作

研究的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开放性和生命力在反思历史、观照现实和开创未来中得以彰显。中国百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始终在回应实践需求与引领时代方向中形塑和建构自身的研究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应在反思与总结以往经验、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立足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伟大改革和伟大创新，在深刻把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不断回应时代主题的伟大进程中进行理论创新，谱写新时代经典著作研究的新篇章。

新时代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时代，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最重要的时代背景和问题意识来源。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与对时代问题的把脉紧密结合，推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对当前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现实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定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事业，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学术界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和指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要求，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研究和诠释，依托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平台发声亮剑，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获取的“真经”点破来自西方的各种谬误，主动抢占理论的制高点，确证着马克思主义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颠扑不破、历久弥新的科学真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为驳斥“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指导地位切实地起到了理论支撑作用。

为引领社会全面发展实践给予思想指引。关注现实、回应现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应有的品格和任务。回应当前时代的重大问题，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具体实际，在深入实践中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原创性贡献，并为引领社会全面发展提供非凡的智识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主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自觉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将一系列理论成果转化为现实社会效益，如深入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的世界历史和共同体理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了人文基础；围绕《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着重推动了资本逻辑批判理论的时代化诠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了理论智慧。在面向时代的实践思索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契合时代发展背景，通过不断探寻社会发展规律，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引领。

百年来的研究史昭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具有丰富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创造力。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继续行稳致远、再创辉煌，仍然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个“源头活水”中汲取养分，不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和解读。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广大理论工作者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着力在总体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等三个维度推进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

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总体性研究，在多元视域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经典著作不是固定的、僵化的整体，而是由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本群”所构成。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究，既要全面地以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为研究对象，也要努力拓宽研究视野，在多元融合的学科领域中综合把握。只有全面系统地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准确把握某一经典著作与其他著作或全部著作之间的关系，才能从总体上揭示马克思主义深邃的思想内核和伟大的理论旨趣。美国学者大卫·哈维将《资本论》视为“令人惊奇的丰富之作”，因为他发现《资本论》中不仅囊括了经济学、哲学、人类学和时政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材料，甚至还涉及了莎士比亚、雪莱或巴尔扎克的剧作、民间传说和诗歌。经典作家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收集、吸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来进行思考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应超越单一学科屏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所面向的现实问题为主题，以主题驱动代替学科驱动，围绕主题开展跨学科的研究。要做到对经典著作的全面把握，除了继续坚持文本考据的优良作风，冷静、细致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梳理之外，还要保证以开阔的胸怀和广阔的学科视野面对经典著作，在秉持规范性阐释的要求之下，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拓宽研究路径，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总体、多元和全面的把握。

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历史性视角，在继往开来中不断推陈出新。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发展的前提在于每一代人对之前各个时代生产材料的合理继承和利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前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读，对经典著作蕴含理论观点的阐发、交流与争鸣，形成了极为丰厚、极富价值的研究成果，是无数学者的心血结晶，也是我们必须倍加珍视和善加利用的宝贵资源。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需要秉持历史性视角，在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锐意创新和不断发展，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百年经历转化为推动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有益经验。要全面总结、提炼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优秀成果、有益经验和研究模式，探索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科学规律，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夯实基础，更要站在历史发展进步的高度，敏锐捕捉时代变化对经典著作研究提出的新要求，增强经典著作研究的使命感和任务感，在承袭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接续奋进。要牢牢坚持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大方向，瞄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沿和需求，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理念、思路和方式方法，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成果宝库，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水平，形成卓有成效的经典著作研究范式，推动新时代经典著作研究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站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实践性立场，在观照现实中凸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实践的观点揭示了人与时代的辩证统一关系，它不仅要求个体对生活世界的深入探求，还强调在这一过程中以主体的能动性推动对象与自身的共同发展。当代中国的发展为经典著作研究提供了广阔丰厚的理论背景，也带来了亟待解决的时代难题，跨越式发展带有历时性矛盾共时呈现的特殊性，要求在经典著作研究凸显中国特色和问题导向。“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不但要对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进行思辨式考察，更要掌握不同著作研究的特定时代语境及其所揭示的实践规律，不同时代的实践或同一时代不同领域的实践都可能成为激活经典著作研究的现实动力，历史上的部分“争议观点”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可能得到理论界的重新认识，达成新的研究共识。因此，我们应当充分把握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坚持以实践需求为导向进行自我省思，确认实践在检验真理中的优先地位；在经典著作研究中坚持真理的重要性，任何理论研究只有投入实践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但也只有始终坚持高于现实的反思与批判才能彰显经典著作研究的巨大价值。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要不断以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思想表达，以对中国特色的学理化坚持，在世界思想舞台中展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中国魅力。

我国最早的《资本论》中文译本封面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百年历史，是文本阅读与思想阐发走向有机统一的进程，是方法论自觉在前提性反思与争论中不断生成的过程。对百年经典著作研究史的回顾与梳理为新时代的学者认识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而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我们应当坚持以文本研究为基础，秉持严谨和规范的研究方法，总体性地把握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以历史性视角推陈出新，以实践需求为导向进行思想阐发，彰显马克思主义文本蕴含的思想在武装人民头脑、推动解决现实难题上的指导意义，并在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中坚守与发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指导作用，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研究贡献智慧与力量。

作者简介

刘同舫，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此文整版刊发于《光明日报》2020年11月16日第15版理论版。

图文：《光明日报》

编辑：新闻中心  李曼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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