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经典｜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本论》精读会纪要（十八）暨《资本论》研读与科研能力提升（1）
3月18日上午，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本论》读书会第十八期（《资本论》研读与科研能力提升第1期）在紫金港校区成均苑3幢521室举行。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访问学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杨东篱和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文辉分别作了题为《文化资本、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资本论>第一卷序言浅析》的分享，刘召峰教授作为与谈人点评了上述两篇论文。近百名校内外师生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参加。
文化资本、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日常生活审美化”
杨东篱副教授首先介绍了论文的摘要部分：文化创意产业在本世纪的兴起使得文化资本概念引起了学界的浓厚兴趣。文化资本可以被理解为通过主动再生产实现既有经济、政治、文化的增值进而影响既有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变化的多种形式的文化资源。我们可以用文化资本来概括当前文化经济语境下文化的现存状态，但这一概括也产生了评价文化价值的困惑。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看，文化的资本化否定了文化的原生态价值，否定了人对文化的需要，否定了真正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创造的价值，还容易导致文化霸权的形成。然而，在考察文化的资本化进程及其中文化价值的变迁后，我们发现，文化的资本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仅仅通过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其完全否定也有失偏颇。由费瑟斯通提出并在我国学界引起热议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似乎可以为公允地理解和评价被资本化的文化提供思路。
一、文化资本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杨东篱副教授在梳理了马克思、布尔迪厄及此后对于文化资本的理解并将之概括为四种类型：将文化资本理解为文化的能力、将文化资本理解为是文化的价值、将文化资本理解为是文化的资源、文化资本的复合性内涵。在此基础上，杨老师将文化资本理解为是通过主动再生产实现既有经济、政治、文化的增值进而影响既有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变化的多种形式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本为文化赋予了资源性、主动再生产性、增值性和结构性。它实质是文化被资本化的结果。最后，杨老师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对文化资本化对于文化的发展带来的后果进行了反思，认为文化的资本化给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四个方面的后果：首先，否定了文化的原始价值。其次，否定了人对文化的需要。再次，否定了真正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创造的价值。最后，容易导致文化霸权的形成。
二、文化的资本化进程与文化价值的变迁
杨东篱副教授将文化的资本化进程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文化作为文化典范的时期。从古代、近代一直延续到18世纪中叶成熟的文化产业类型出现之前，这一时期对文化的精神性、教化功能以及对自由创造的强调使得前工业社会时期的文化通过确证人的自我精神力量实现了对自然的超越，进而完成了对人生存意义的肯定，由此体现出超越于经济基础的文化典范的性质和品格。
第二个时期是文化作为文化产业的时期。文化与产业的结盟同现代科技的进步以及工业革命的成功是分不开的。文化的物化性、消费性和产业生产性使得工业社会的产业逻辑深深渗透进了文化的生产和创作中。文化中充斥着“浙裂”的、非理性的情绪，对人类理性的尊重和弘扬荡然无存，但其表面的花哨新颖与夸张怪诞却层出不穷。形式上的不断更新与内容上的疲软、雷同使得文化失去了前工业社会中的权威性与典范意义，成为被物化、被消费、被产业化生产的文化产品。因此，与前工业社会中文化作为超越于经济基础的文化典范不同，工业社会中的文化是一种与经济结盟的文化产业。
第三个时期是文化作为文化资本的时期。文化与资本的融合是贝尔所划分的后工业社会出现的现象。文化的象征性、资本性、霸权性和跨国运作性使得后工业社会的资本逻辑深深渗透进了文化的生产与创作。文化的实质内容被抽空，连工业社会中"断裂"的、非理性的情绪都荡然无存，更不要说前工业社会对人类理性的尊重和弘扬，在形式上显得随意、荒诞却又充满了象征与指示。内容的被抽空使得文化不仅不具有前工业社会中的权威性与典范意义，而且连工业社会中的原始产业性质也被弱化了，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完全与经济融为一体，成为具有象征性、资本性、霸权性和跨国运作性的文化资本。
三、文化资本化语境下诠释文化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思路
杨东篱副教授针对文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某些观点对当代的“文化资本化”重新作出反思：首先，文化的资本化虽然否定了文化资源作为原生态文化时的文化价值但它创造出了文化的新形态。其次，即使是对文化能指的需求也是一种文化需求，文化的资本化实际上创造出了人对文化的新的需求形态。再次，文化的资本化更新了生产和创造文化的方式，使其更加民主化。最后，文化的资本化虽然有形成文化霸权的危险，但这一点并不能被绝对化，因为文化通过信息科技实现的广泛的生产与创造的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抵制甚至阻止文化霜权发生的，无论是在国际关系层面还是社会生活层面。
然而,依鲁兹所说的批判也是必须的。不过,这种批判不应该着眼于道德化角度的文化是否异化与洗化的问题,而更应该关注文化资本化的现实效果。文化的资本化一方面带来了文化活动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民主与自主,但另一方面在现实中确实容易形成文化的能指拜物教。如前所述,在文化资本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文化能指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渗透也愈来息广泛和深入,以至于人们对现实利益的崇拜与追求在某种意义上演变成了对文化能指的崇拜与追求。这种崇拜与追求就是能指拜物教的体现。
能指拜物教构成了文化资本化真正值得批判的后果。除此之外，文化能指拜物教造成的文化活动一定程度的异化、文化能指的过剩造成的文化、政治、经济危机的可能隐患等也是值得关注的文化资本化的负面效应。但我们不能放弃对这些弊端的纠正，更不能因此就否定文化资本化语境下文化的其他积极作用，否定文化的全部价值，甚至否定文化存在的意义。目前，通过产业化方式对历史文化资源做出的保护性开发就可以被看作是纠正文化资本化弊端的尝试和努力。同时，文化的资本化也赋予了文化资源性、主动再生产性、增值性和结构性等各种特征。这使得被资本化的文化为当代社会生活带来了新的文化形态、新的文化需求、高度民主与自主的社会生活与国际政治。不过，在现实中，文化资本化带来的优点与弊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来都是深刻而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或许这才是当前文化资本化语境下文化价值评价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作为知识分子，以历史阐释者的姿态对这样一些复杂的现实问题做出抽丝剥茧，正本清源的努力既是履行职责和使命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日常生活，这或许也可以被看作是某种程度的“日常生活文化化”。
刘召峰教授点评
对于杨东篱副教授提出的“文化积累”概念：“文化资本可以被理解为通过主动再生产实现既有经济、政治、文化的增值进而影响既有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变化的多种形式的文化资源。”刘召峰教授认为这一定义没有区分文化产品的再生产和文化产品的资本主义再生产，有泛化“文化资本”之嫌。对于杨东篱副教授提出的“文化资本为文化赋予了资源性、主动再生产性、增值性和结构性”的观点，刘召峰教授认为这一观点可能过度强调了资本的作用。
刘召峰教授根据《资本论》的观点，做出了自己对于“文化资本”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资本不仅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而且渗透到精神文化领域；不只是物质生产，而且是精神文化生产也资本主义化了。具体说来，生产精神文化产品的主体雇佣劳动者，与少数人控制的文化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产出的精神文化产品被资本家占有。即精神文化生产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因此，研究文化资本，就要考察精神文化领域产品的生产、流通是如何资本主义化的。
刘召峰教授以劳动产品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的区别作为对比，指出要区分精神文化生产与精神文化产品的商品化、精神文化生产与流通的资本主义化，指出如果混淆上述区别，就会导致将精神文化生产的资本主义化视为永恒化。
对于杨东篱副教授提出的“文化积累”概念：“积累起来的文化使文化能够遵循已有的文化规律和模式，被迅速容易普遍便宜地生产出来，这些积累起来的文化就是文化资本。”刘召峰教授指出，文化的累积意味着会有新的文化产品创造加入，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资本。但人类社会一直处于文化积累过程中，如果把文化积累起来就是文化资本，那么似乎可以说文化一直处于资本化进程中。
刘召峰教授还就“文化剩余价值”的概念指出，文化剩余价值应是文化领域雇佣劳动者的报酬与创造的价值的差额。对于杨东篱副教授提出的文化的资本化给文化发展带来的四个方面的后果，刘召峰教授提出质疑：首先，文化资本不能否认文化的原始价值以及人对文化的需要；其次，如果文化产品商品化，应该会有更多的文化交流，因此文化资本不能否认真正的文化交流；最后，文化资本化之前是否也存在文化霸权？文化资本化之前的文化霸权与文化资本化之后的文化霸权有什么关系，特别是有什么区别？
对于杨东篱副教授提出的文化资本化第一时期的文化的精神性、教化性和第二时期的物化性和消费性，刘召峰教授认为任何时期的文化都应具有上述特点，因此上述特点不足以成为区分不同时期的文化的特点。
对于杨东篱副教授认为资本与文化融合只发生在后工业社会时期的观点，刘召峰教授提出质疑，认为资本的渗透不应是在逐个领域中渗透，而应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领域同时渗透，程度不断加深。
刘召峰教授还指出杨东篱副教授文中使用的“拜物教”仅仅是在“崇拜”的意义上使用的。刘召峰教授就“拜物教”概念的考辨推荐了吴琼的《拜物教/恋物癖：一个概念的谱系学考察》。
《资本论》第一卷序言浅析
张文辉首先介绍了写作这篇论文的相关文献：聂锦芳教授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发表了论文《遭逢危机之际向马克思请益——重读〈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和〈跋〉》（以下简称《重读》），围绕《序言》中马克思提到的“铁的必然性”等论述，提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所有国家不可跨越的必经阶段的观点。丁堡骏教授和刘泽在《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年第4期发表论文《为资本全球化游说，还是为共产主义宣言？——重温〈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兼与聂锦芳教授商榷》（以下简称《商榷》）则认为马克思在《序言》中宣示了共产主义。
一、社会统计对资本主义灾难的揭露
对于《重读》提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的变革，它也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建制，由此会产生很多以往不曾有过的机构、行业和业务。”“资本制度的‘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上，当时英国的社会统计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的同时存在造假的现象。
但马克思引用这些社会统计的结果并不是为了赞美资本主义建制了全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带有科学性的社会统计也不足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是无可怀疑的、是具有“铁的必然性”的不可跨越的阶段。
二、资本主义灾难的“铁的必然性”
《重读》提出马克思在表述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更迭的序列和过程时只使用“大体说来”的谨慎判断，而在论及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时使用“铁的必然性”的说法。但事实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大体说来”这一说法也被马克思用来表述资本主义。“铁的必然性”这一说法只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向德国读者发出的提醒：虽然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在德国所引起的劳资对抗的发展程度上目前还较英国低，但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抗的加剧、工人阶级遭受残酷剥削的灾难必然会随着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发展而到来。
三、看待资本家和地主的辩证态度
根据马克思在《序言》中提到的“自由的科学研究”，《商榷》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阶级性的研究，因此不是自由的科学研究。但“自由的科学研究”应该是指不因私人利益影响而主动放弃科学性的研究，因此，马克思的研究是具有无产阶级阶级性的自由的科学研究。
正是因为马克思的研究是不偏不倚的“自由的科学研究”，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无产阶级带来的深重灾难的同时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态度仍是客观的、辩证的：对统治阶级既不盲目乐观又不要求统治阶级个人对他们无法超脱的社会关系负责。
四、共产主义的实现是时代的标志
《序言》中提到的“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像18 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 19 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这一说法，早在1864年就已被马克思提出，这一说法事实上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预言。
《序言》中提及的威德的言论出自《资本论》之前，马克思收到的左尔格来信。这一来信使马克思得出了共产主义正在实现的判断。但出于一个科学家应有的严谨态度，马克思在《序言》中以相对隐晦的方式表达了共产主义将要实现且正在实现这一判断。
刘召峰教授点评
刘召峰教授指出当前论文还存在《<哥达纲领>批判》式的批注性质，带有碎片化的特点，还未能做到《反杜林论》式的“以我为主”的阐述自己观点，还不是一篇逻辑严密的论证文章。刘召峰教授指出作为客观事实的资本主义必然造成灾难——作为主观认识的社会统计对于资本主义灾难的揭露——马克思对于社会统计材料的利用，才是符合唯物主义的论证逻辑。
刘召峰教授认为论文第一部分中对于否定第二个问题的论证存在逻辑不严密的问题，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法回答“资本主义是否跨越”的问题。
刘召峰教授指出论文应补充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自由的科学研究”的关系，还指出论文在叙述上存在的不足。
最后，刘召峰教授指出研读《资本论》对于提高思维能力和科研水平、特别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思维能力和科研水平有重要意义。
图片：朱要光
文字：张文辉
编辑：新闻中心 鲍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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