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善璐、季羡林以及厉以宁等北大权贵的那些事
下文摘自谢宁的回忆录《我在北京大学的三十年》。谢宁，北大中文系1981级校友，毕业后留校，在校党委办公室工作，曾任党委书记王学珍的秘书。
他从骨子里和体制融为一体，除了体制内那些僵化的思维和语言，他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
文｜谢宁
朱善璐
朱善璐是哲学系1979级的学生，大约在1982到1983年之间，他是北大的校学生会主席。学生会主席当时在我眼里就是很大的官了，我这样的小干事一般是见不到的。
1985年秋天新生报到入校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在学生宿舍区遇到朱善璐，他当时已升任为校团委书记。朱善璐知道我是刚到党委办公室工作的，跟我说他要去新生宿舍看一看，让我和他一起去。我们去了中文系的女生宿舍，当年中文系破格招收了几个少女作家，我们见到了其中的一两位，只是她们虽然当时很引人关注，但后来都无声无息、泯然众人了。不过我对朱善璐喜欢到处跑、闲不住特点留下了最初的印象。
我早些时候对朱善璐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工作上非常投入，经常没日没夜地干，不过也能感觉出他迫切希望上升的心态。作为1979级学生，朱善璐担任了学生会主席，不过未来的政治领袖毕竟不可能太多，到了朱善璐毕业的时候，就没有再得到特别的安排。只是前面有等迅速升迁的参照，朱善璐难免也对自己抱有很大的预期。本来朱善璐生病后应该好好休息，但他却急于锻炼身体，要尽快恢复工作，实际上是非常迫切地想回到权力的竞技场上。他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可惜从效果上看是欲速不达、事与愿违。
朱善璐病休期间我见他的次数不多，只记得我去他家里送过材料，他当时住在未名湖北边全斋的平房里。朱善璐笑着和我说他是“家徒四壁”，我一看确实如此，不大的房间显得空空荡荡，不多的几件家具更是十分简陋。朱善璐虽然养病，还是很关心时局，我记得也和他说了现在情况不明朗，请他安心养病的话。当时北大教职工普遍待遇低下，朱善璐又上有老、下有小，加之需要养病，家庭经济状况自然更紧张。后来朱善璐身体恢复后当了组织部长，家里没有电话不行，但当时安装一部电话需要五六千块，朱善璐实在掏不起这笔钱，最后听说是由单位出钱给他装了电话。
朱善璐毕竟是学生会主席出身，虽然没有像别人那样平步青云，但从政的起点还算比较高，又当过团委书记、学工部长，所以他恢复工作后就被任命为组织部长，不到一年就升任为校党委副书记。朱善璐当了副书记之后，我作为党委秘书对他才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和了解。
朱善璐任副书记后主管学生和组织工作，这两项工作事情都比较多，以往是由两位副书记分别主管的，朱善璐却是一身二任。学生工作关系到“稳定压倒一切”的既定方针，朱善璐上任时学潮的余波犹在，凡是涉及到学生的事情上面都高度重视，朱善璐自然要竭力表现；组织工作则要面对全校上百个院系、部门，班子换届、干部调整几乎随时进行，更是一项头绪繁多的工作。朱善璐如果有比较强的能力，能够处理好主次关系、轻重缓急，而且善于用人，一身兼二任也未尝不可。但是这位老兄对待工作却是从来不讲章法，眉毛胡子一把抓，往往越抓越忙、越抓越乱。
我在朱善璐身边时，发现他的一大特点是几乎没有时间观念，他每天都从早到晚把日程排得满满的，或是开会，或是找人谈话，或是外出，但一般都是前面的事情还没完，后面的时间就到了，于是不断往后拖延。那时候校领导们没有专车，朱善璐外出时让我向车队要车，例如他要求司机下午5点来接他，但是到了6点，他前面的日程还在进行中。如果偶然几次这样倒也罢了，但朱善璐却从无例外，推迟一小时出发对他来说算是基本正常，往往还要继续拖延。等候的时间长了，司机们也会烦躁，我经常要向上来询问的司机解释，他们也只好叹息着下去接着等。有人约好了或临时来找朱善璐，但他又往往不在，等不及了只好托我传话。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明明随时看到他进进出出，但就是找不到一刻可以插话的时机，或者和人谈话，或者打电话，好容易看他谈完了、打完了，我正想上去说话，他又急着赶往下一场活动了。就这么过了三五天或者更长时间，我硬是和他说不上话，如果事情没那么要紧，也就只好拖过去了。
时间一长，我发现朱善璐的工作方式有有意为之的一面。虽然他负责的头绪比较多，但也到不了需要没日没夜的程度，他这样做更多是在显示一种姿态，显得他比谁都忙，比谁都投入，以此获得领导上的好感和赞赏。当然思维上的混乱、能力上的不足也是造成朱善璐忙乱不堪的重要原因。
朱善璐的另一大特点是非常热衷于拉关系，尤其是喜欢和领导人拉关系。有时候他的办公室堆得东西太多，我作为秘书只好帮他清理一下，时常会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一些领导人的名片，其中我看到过某些省委书记、省长的名片。朱善璐去外地时往往主动去找当地省级领导，他毕竟是北大的副书记，这些领导一般也会给面子。
大约在1995年下半年朱善璐到中央党校学习了几个月，他所在的班上都是和他职位差不多的各地官员。学习期间朱善璐回来说要带班上的同学到北大参观，让我联系安排了参观路线。参观当天他向任彦申汇报了，说带党校的同学来北大看看，这些人以后可能对北大有帮助。那天朱善璐不知又有什么事，让我先带他们到各处参观，晚上在勺园餐厅用餐时他再过来。晚饭开始时朱善璐还没有到，但他让学工口安排了一些女生晚饭后陪着唱歌。结果我们在包间吃饭时就到了一拨女生，我只好出来让餐厅拿一些饮料让她们在外面等，不想等我们吃完饭后又来了一拨女生。大概是学工口之间没有协调好，分别安排了两批女生前来助兴，最后只好让两拨女生都进来了。
那天朱善璐席间反复强调了一个意思，说你们都是很有实力的，北大没什么资源，不过各位如果需要拿个什么学位，我们可以提供帮助。那时候许多官员已经热衷于读学位了，我多次听到朱善璐接待各类官员时，都要向他们表示说北大可以帮助拿学位。其间他本人也读了政治学系的博士研究生，他没有硕士学历，是直接读博的。朱善璐回北大任党委书记后，我在一次会上听他说他的博士学位没时间读，后来看到社会上对官员读学位有很多批评，他觉得自己再读下去不合适，就主动放弃了。
朱善璐对于上面的任何指令都是极其重视的，“唯上”是他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北京市委教育工委是一个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部门，以前叫市委教育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取消市委工业部、农业部等部门时曾考虑过要一并取消。有人认为大学的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关系到“稳定压倒一切”，于是改名为市委高校工委得以保留，后来又更名为教育工委。我和这个部门断断续续打过近30年交道，虽然他们的名称、人员已经多次更替了，但其工作思路和方法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只要有一点小事被他们知道了，一定要寻根问底，上纲上线，把芝麻看成西瓜，把蚂蚁当作大象。然后不断发出指令要求北大做工作，这些指令往往十分刁钻，要么无法执行，要么让人难以接受。假如一件事情可以有多种方式进行处理，他们一定会选择其中最简单、最生硬、最愚蠢、最能激化矛盾的方式，至于“做工作”的实际效果则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我就亲历过有人不过是略有一点想法和动向，被他们要求不断“做工作”，做着做着就做到彻底的对立面去了。其实不光是教育工委，许多党政部门在处理思想动态、安全稳定问题上几乎都是这种思路，结果都是不断激化矛盾、制造对立面。
此后不久看到朱善璐调任为南京市委书记。我觉得像他这样既没有能力又很喜欢揽事的官员，在教育工委这类政工部门干能量还有限，到了南京这样经济发达，又有近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朱善璐折腾起来的代价可就大了。他在南京的情况我不了解，不过2011年我见到任彦申时听他说过：朱善璐喜欢往下面跑，看到老百姓生活有困难倒是很热心，提什么要求他都满口答应，但是回去后他就把说过的话忘掉了。市委书记说话不算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极端的例子是他答应为某人解决住房，但是按政策又无法落实，市里只好买了一套房子替他圆场。另外2013年落马的季建业，就是在朱善璐任市委书记时当上南京市代市长、市长的。以朱善璐的观察判断能力，对季建业违法乱纪、包养情妇之类的事情或许难以明察，但是他总不会不知道季建业在南京砍梧桐树，大拆大建，大搞政绩工程的行为吧。不过朱善璐也一直是喜欢做表面文章的，在热衷于政绩工程方面他不会和季建业有多大区别。
虽然我早就对任何一位新任书记、校长不抱期望了，但是当我听说朱善璐要回北大任党委书记时，还是感到了深深的失望。我对朱善璐有一定了解，知道他思维层次非常肤浅，做事情没有任何章法，由他当北大的一把手，只会让北大乱上加乱。我当时就说恐怕过不了多久，北大的人就会念闵维方的好，起码闵不至于整天折腾。我还和同事们说最好不要让朱善璐关注我们，任何事情汇报到他那里，没有他不重视的，但也没有他真重视的，如果他经常过问我们的工作，就会让我们非常忙乱，而这种繁忙通常都是毫无意义的。很快我的这些看法就变成了现实，只是其严重程度远远超出我的预计。
朱善璐当副书记时毕竟资历还浅，北大的官场风气也远没有现在浓厚，再说他不是北大的最高领导，虽然能力差一些，讲话啰嗦一些，毕竟还能有些分寸。到了朱善璐当过海淀区委书记、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再回到北大的时候，他已在地方官场上历练多年，虽然还是没学到什么领导艺术，但毕竟体会了一把手的权力滋味；同时北大的风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完全唯领导意图是从的官僚化体制，学校的整体氛围已经能够充分满足他的欲望，他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天马行空、为所欲为了。
同以前一样，朱善璐在工作安排上还是没有任何章法，而且更加任性，预定的日程说变就变、随时在变，不到最后时刻都无法预计。以前朱善璐当副书记时让我通知开会，如果交代的比较早，我多半拖几天再通知，他经常会改变原来的计划。但是现在的朱善璐早已今非昔比，不是光推迟开几次会的那点能量了。
2012年春天朱善璐计划去香港，日程、机票都定好了，统战部长也要随他出行。本来他们预定在某个周三出发，到了这周周一上班时，我听部长说他们不去了。朱善璐这次去要会见曾荫权、李兆基等政商界要人。李兆基此前为北大捐款2亿元建起了人文学苑，曾荫权本来没必要见他，但朱善璐提出他一定要见到特首。于是北大外事部门动用了大量关系，终于安排了他和曾荫权会面，但谁也没想到朱善璐突然决定不去了。据说外事部门的人一闻此讯，连“跳楼的心都有”。北大对外交往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失礼的情况，外事部门只好给港方人士一个个发函致歉，并多方设法补救。朱善璐取消香港之行并非遇到什么天大的事，我注意了一下此后几天他的活动安排，他是去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参加了一次普通的活动，其间见到了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只是一次礼节性会面。
朱善璐虽然善变，但有一点他是从来不变的，那就是以结识、会见各种高官、政界名流为最大满足。大概朱善璐认为汪洋比曾荫权官大，所以他为了见汪洋而可以不见曾荫权、李兆基，这样在别人看来极为反常的事情对朱善璐来说其实是完全正常的。听说他还让外事部门给他安排会见克林顿、潘基文，外事部门也颇感为难，姑且不论他见克林顿、潘基文有什么实际意义，光是和克林顿的见面费就需要一笔不少于10万美元的资金，这笔钱从哪里出？所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他见了克林顿。
我所在的统战部不过是北大很小的一个部门，朱善璐过问的时候并不多，都要被他折腾的手忙脚乱。全校有上百个院系、部门，他又喜欢到处插手，不知有多少次活动因为他而被搞得人仰马翻。当然最辛苦的还是他身边的秘书和两办的工作人员，朱善璐的活动安排经常一改再改，他除了睡觉之外从不休息，但也从不考虑别人的休息时间，这些人只得没日没夜地伺候他。有的工作人员住的远，不得不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更有的年轻人该恋爱的不敢谈恋爱，该结婚的不敢结婚，该要孩子的不敢要孩子；他的专任秘书更是累病了好几次，不得不再找一位更年轻的同时做他的秘书。其他校领导、有的部门负责人据说夜里十二点前都不敢上床睡觉，听说杨河十二点以后就接过他好几次电话，但没有一次是急迫到非要半夜三更不让人安宁的。以朱善璐的工作风格，北大许多部门都需要增加编制，增加大量的工作量和资金投入，因为他而产生的各种效应肯定会对GDP的增加有所贡献。
朱善璐身边的人虽然为他拼死拼活地干，但如果认为这些人能得到安排提拔大概又是一种错觉。前些年朱善璐还在南京的时候，我接待过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的几个干部，中午吃饭时我看司机比较面熟，一问果然就是朱善璐任教工委书记时的专车司机。我看他长得和以前常见的汪家鏐的司机有几分相像，就顺便问汪的司机怎么样了？朱的司机回答说很不错，当了副教授，党校那里又给了一套房子。汪家鏐是从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北大党委书记调任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她的司机跟着去是当了副教授还是相当于副教授待遇，朱的司机未必很清楚，但汪家鏐没有亏待他应该是可信的。我又问朱善璐给了你什么待遇？司机摇摇头说什么都没有，还说海淀区委、教育工委跟在朱善璐身边干的人也没有安排，都是原地不动。朱善璐不用身边人，在外面任职不用北大的人早有传闻，我从他的司机这里又得到了证实。问题是这些人拼命为他干，他是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做适当安排的，无论从人情世故还是官场规则上讲都是正常可行的。但这时候朱善璐却要坚持原则，不讲关系和情面，对这些拼死拼活为他服务的干部视而不见。
对于身边的人或关系比较近的人，朱善璐往往弃而不用，反倒是有的他不熟悉的干部可能一下子被他看中，很快就提拔起来了。朱善璐用人不喜欢“日久生情”，而是喜欢“一见钟情”，所以要想在朱善璐手下得到提拔，最好是离他远一些。身边的人虽然干的多，但他的要求往往不合常理、不近人情，没法让他满意。 就像有的老人身边有子女，但一起生活往往会产生一些矛盾，总有不满意的地方，这时候一个远方的子女回来照顾了几天，老人就认为这个子女最好，全然忘了常年伺候他的其实是身边的子女。朱善璐用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赶时髦、图虚名，例如学历开始吃香了，朱善璐用干部就非常看重学历。以前博士还比较稀少，王登峰二十来岁拿到博士学位，30岁就当上了教授。朱善璐对王登峰似乎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和欣赏，选拔他担任了校团委书记。记得有一次王登峰到朱善璐的办公室，大概是头几天忙什么事情累着了，朱善璐就让他斜躺在沙发上，说话时口气十分柔和，可谓关切备至。现在博士、教授已经多如牛毛了，但朱善璐还是喜欢追求这些名堂，他自己只是学士，那些博士、教授，甚至是院士们能为他所用，或许他也可以从中获得了一种满足。
朱善璐虽然当上了北大的最高负责人，但是他对于如何管理北大没有任何思路和主张，只会照搬官场上形式主义、政绩工程那一套。他上任后提出北大要“冲刺入列”，意思是北大要以冲刺的姿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比闵维方的“迅跑”又加快了速度。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标题是“勇担使命、团结奋斗，更加执著地加快推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步伐”，非常符合朱善璐“假大空”的语言风格。为此他提出北大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出了所谓“2048”远景规划和 “三步走”战略设想，把北大的历史分为三个50年，从1898年至1949年前是第一个50年，从1949年至1998年是第二个50年，从1998年至2048年是第三个50年。北大要在2018年建校120周年前后，率先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到2048年建校150周年前后，全面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朱善璐的这些提法被写入了2012年召开的北大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他进而将这些目标简化为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梦”，甚至还对“梦” 进行了分解，要求全校各单位都要有“梦”，例如他要求我们有“统战梦”。有的老同志私下和我说，朱善璐的一系列提法都是完全违背教育规律的。其实这样说还算比较客气，实际上朱善璐本人完全是生活在“梦”中的，他是真心以为他在带领着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他不仅自己做梦，还要求北大的人都跟着他做梦，只是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梦醒的时分。
以我对朱善璐的长期观察，我认为他基本上是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思考问题的。首先他根本没有时间看书看报，我估计他至少大学时代就不大看书了，他一直热衷于社会工作，又当了学生会主席，以他的工作方式，根本不会有时间看书学习。我只是在朱善璐当副书记时见他看过书，那时他要读政治学系的博士学位，曾经把办公室的门关上，嘱咐我不要让人打扰他，说他要准备一下英语考试。还说虽然他肯定能上，但英语也不能考的太差，大概有两三次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了一阵英语，此后我再未见过或听说他看了什么书。我知道的北大历任党委书记中，王学珍写过不少文章，任彦申出了好几本书，闵维方也写过“迅跑”。但是我认识朱善璐有30年了，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署名文章，哪怕是一篇几百字的短文。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大几位主要领导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断向体制靠拢、表现出一种“效忠”的姿态，不过他们的表现还是有区别的：任彦申有自己的思路和策略，是一种有意识的引导；闵维方既要迎合但又不熟悉套路，未免有些生硬、蛮干；许智宏是在体制的庇护下逍遥自在；周其凤显得有些天真烂漫，乃至不自觉地成为了某种喜剧式人物；朱善璐则是从骨子里和体制融为一体，除了体制内那些僵化的思维和语言，他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
加班加点对朱善璐来说是一种正常状态，任彦申多年前就说过什么时候朱善璐不加班了，他的水平就提高了，前两年我听任彦申又说过这个话。任彦申这样说实际上是很看不起朱善璐的，他在新书《如何是好》中有一段话大概主要是针对朱善璐说的，“他们终日劳碌，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地工作着。不论大事小事，交给别人都不放心；不论分内分外，都要亲自过问；不分轻重缓急，只要心血来潮就去抓。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开会，把大部分精力都消磨在文山会海中。他们没有既定的目标和固定的行动计划，谁找他他就为谁办事，谁官大他就听谁的，工作日程不断变来变去，不仅自己手忙脚乱，搞得部下也穷于应付，疲于奔命。这种忙而无序、劳而无功的瞎忙，弄得大家怨声载道。”听说也有其他前任校领导当面劝朱善璐不要太折腾了，但是这些劝告对他都毫无作用。胡同志曾提出“不折腾”，但朱善璐却是无时无刻不在“折腾”。我所能庆幸的是我在朱善璐身边时，他“折腾”的程度还没有这么厉害，对我的个人生活还没有明显影响。
不知道是任彦申他们没有看透还是没有把话说透，从表面上看朱善璐确实是在忙于工作，他整天都忙着会见、开会、讲话、批示、考察，没有片刻的空闲，确实会让人觉得他对工作非常投入，非常有激情。实际上他的这种“工作”状态更多是一种个人的需要，正如有人喜欢运动，有人喜欢打牌，有人喜欢喝酒，有人喜欢夜夜笙歌一样。朱善璐的“工作”对他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娱乐，他从不读书，又不思考，也没有其他爱好，我估计他如果有5分钟空闲就会立刻坐立不安、不知所措。 但是一旦“工作”起来，朱善璐就非常充实，他喜欢那种忙忙碌碌，一声令下手下人都围着他转的感觉。“工作”对朱善璐而言已经是一种须臾不可离开的状态，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病态，我估计他可能有狂躁病的某些症状。至于他“工作”的效果，不知是北京还是南京的人早就给他总结了三句话，“心中一团火，脑中一团麻，办事一团糟”。
朱善璐的一系列表现固然有他个人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制度环境造成的。首先，如果在一种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下，像朱善璐这样早就引起过很多非议，而且思维层次和工作能力都很低下的人，是不适合安排到南京市委书记、北大党委书记这样重要位置上的，尽管他对自己可能还有更高的期望；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目前的体制下，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的主要官员，特别是一把手，往往都处在毫无监督、毫无制约的环境中。他们说任何话，做任何决策，一般都不会听到反对的声音。北大虽然是一所大学，实际上早就彻底官场化了，朱善璐在北大也没有受到任何制约。如果北大的领导层比较正常，朱善璐许多荒唐的讲话、决定是会受到质疑和反对的，例如他要取消和曾荫权的会面，应该有人劝阻他不能这么做，但遗憾的是北大领导层早就没有这样的人了。朱善璐这类官员就像是被宠坏了的孩子，非常任性，无论做什么事都没有人阻止，他也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只是到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后，北大的一些同志对朱善璐的做法实在有些忍无可忍，才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一些意见。朱善璐似乎也有所收敛，连我都能感觉到学校里似乎清静了一些。但是他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就在我们举办的统战系统2014年新年联欢会上，虽然总共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活动安排，但是朱善璐又做了长达半个多小时的讲话，全然不考虑他的讲话完全不合时宜，不顾及（其实他根本觉察不到）会场上普遍的厌烦情绪。今年五四有领导到北大考察，座谈会上让朱善璐发言控制在10分钟，但他还是足足讲了20分钟；今年5月底朱善璐率北大代表团访问台湾，在宋楚瑜安排的招待宴会上，宋楚瑜作为主人讲了半小时，朱善璐则喧宾夺主地讲了45分钟。
除了“工作”之外，朱善璐确实没有其他嗜好，特别是没有听说他有什么桃色新闻，他似乎也没有明显为自己和家人谋取过更多的利益。从我和他的接触中，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朴素、比较随和的，按一般标准他可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官、清官。虽然人们都痛恨贪官，那些贪官们一经暴露几乎无不是财色兼收，但在朱善璐身上我却感到了一些迷茫。他确实既不贪、又不色，我甚至假设朱善璐如果多少好一点色，有限度地谋取一点个人利益，只要不像动辄富可敌国、情妇成群的大贪官们那么过分，或许能耗费掉他的一些多余精力，可能还比他这样整天折腾的破坏性更小一些，浪费的资源更少一些。
其实早在朱善璐当副书记的时候，有一位车队的司机可能是被他折腾的烦了，这位司机平常就爱说点怪话，有一次我乘他的车时跟我说：你回去告诉朱善璐啊，让他晚上多陪陪老婆。原话的口味还要更重一些，但是我现在越琢磨越觉得这位司机的话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季老
在北大只要一提起季老，所有人都会知道是季羡林先生。和季老同时代的老一辈学者中，虽然不乏一批大师级人物，但能够有季老这样的知名度，得到季老这种政治礼遇的，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人。
我有一次和季老直接接触是在1999年底。当时我的大学同学曾楚风在湖北主编《今日名流》杂志，因为马上要进入21世纪了，他们想请一些名人发表对新世纪的看法、展望。季老是北大辈分、名望最高的学者，于是找到我希望能请季老谈一谈。我和李玉洁联系后征得季老同意，于是陪杂志社的几个人到朗润园季老家中拜访。我是第一次进季老家，看到季老家里的摆设十分简朴，家具都比较老旧。季老应该是刚吃过午饭，桌子上还摆着一些没吃完的白菜豆腐之类的家常饭菜。我们还未坐定，就在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上看到电影明星许晴的照片，季老爱猫是很有名的，照片一看就是许晴抱着季老的猫拍的。我们都有些好奇，我感觉季老似乎也在等着我们询问，果然曾楚风刚一开口，季老马上就用十分愉悦的口气说：噢，那是许晴。进一步解释说是他的学生刘波正在和许晴恋爱，是刘波和许晴来家里时拍的。
刘波其人此前我见过，但不知道他正在和许晴恋爱，只知道他是诚成文化公司的董事长，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可能也受过季老的指教，所以对外说他是季老的学生。刘波曾策划出版过一套影响不小、售价很高的《传世藏书》，并请季老任主编，不过季老自己说他那个主编是“挂名的”。刘波还出资200万美元设立了以季羡林为名的研究基金，我参加了在友谊宾馆举行基金成立仪式。经季老解释后我们才明白了，一位是才子、富商，一位是当红女明星，更有一位名满天下的前辈学者，他们之间的交往对任何一方而言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季老当然也可以为女明星的崇拜而感到几分自得。至于听说刘波和许晴分手，破了产并跑到国外，这些已经是后话了。
但是当问及季老对21世纪的看法和展望时，我却不禁有些失望。作为一位享有盛誉的大学者，又是一位饱经风霜、年近九旬的世纪老人，我以为季老理应对新世纪谈出一些深邃、独到的见解。但季老似乎没有多少想说的话，经曾楚风他们一再恳请，也只是简单地谈了一点看法。或许是这些看法太平常了，我已经想不起来季老都说了些什么，总之感觉是像我这样学识、阅历都非常浅的人也能认识到的。后来我从季老的文章里看到他对21世纪做过一些展望，例如季老在《梦游21世纪》一文中就写到：“我梦到，我们的国家继续安定团结，繁荣昌盛下去、、、、、、56个民族团结得像一个人。南方不再洪水泛滥，北方没有森林火灾、、、、、、”；“我梦到，在每一个家庭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相爱，相忍相让、、、、、、对待爱情坚贞真实，谁也不做露水夫妻，把离婚当作家常便饭、、、、、、”。诸如此类的一些梦想和期待，作为一种愿望也许是好的，但是在中国社会还充满着各种问题和冲突，人性在可预期的未来不可能有太大改变的前提下，季老的想法只能是一种“梦游”。
如果和一些真正的大家相比，季老的思想深度的确比较有限。例如爱因斯坦虽然是一位大科学家，但他对人类社会的问题也有深刻的洞见；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北大前辈学者，无不以思想的深度和力度而贡献卓著、影响至今。相比之下，季老的见解恐怕就太简单、太理想化了一些。我不是苛求季老，不要求他一定达到大思想家的境界。但季老毕竟是这个时代年龄最长、辈分最高、名气最大的学者之一，以他的阅历、身份、影响力，完全可以对这个时代及国家民族的未来发表更深入一些的见解，他也应该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但是季老显然离这样的期待相距较远。
对季老的专业研究我是一窍不通的，他的散文我看过一些，不是太多。我认为季老的散文是写得不错的，例如写胡适的，写胡乔木的，虽然不见得全面，但写出了很多真情实感，文笔也比较质朴。王学珍说季老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远不是最重的，《牛棚杂忆》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但是这本书最大的不足，还是对“文革”这样一场空前浩劫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缺乏分析；《留德十年》我感到也有类似缺憾，对于德意志这样一个科学和文化素养很高的民族为什么会走上法西斯道路，季老似乎也没有多少涉及。
前些年季老发表了一些观点，例如他讲过“21世纪必将是东方的世纪，将迎来东方文化的全面繁荣与复兴”；还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是指西方文化虽然长期占据主流，但将会逐渐让位于东方文化；他尤其推崇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些观点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对于博大精深的东西方文化都所知甚少，不过总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还没有经过深入的思想启蒙，民主、自由、法治等人类公认的普遍原则还远没有深入人心的国度里，是否急于期待东方文化的复兴？汤一介先生明确讲过不同意季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看法，认为我们现在主要还是要学习西方文化。我对季老的见解比较认可、印象深刻的是他积多年阅历的一些经验之谈，例如他讲坏人不知道自己是坏人，坏人是不会改好的，倒是很让人信服的名言。
2005年前后我因为要编写北大统战史略，偶然在统战部的档案里看见一份1950年代有关季老的材料。当时季老40多岁，任东语系主任。材料里有两点评价我还有印象：一是说季老比较好名誉，什么荣誉都要争，如果西语系受了表扬，他就会比较介意；二是说季老一个人在北京生活，长期把妻子留在山东老家不接过来，想和妻子离婚，又不好意思提出来，毕竟是妻子多年承担了家庭责任。季老和夫人的关系从季承的说法里得到了证实，虽然材料带有那个年代的特点，但这两点评价应该是大体不差的。季老去世前几年，忽然提出要辞去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博得了舆论的不少好评。但北大有学者认为这也是季老获取名誉的一种方式。我不知道季老的想法，也不敢完全苟同这种看法，不过季老好名誉的特点看来北大有一些人还是了解的。
季老去世前后还出现了一些戏剧性事件，不断形成热点新闻，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平息下来。先是钱文忠以季老的“关门弟子”自居，给季老行跪拜大礼，着实炒作了一番；然后又传出季老收藏的书画“失窃”，时任秘书杨锐被停职，此事甚至惊动了温总理；再有季老13年未见面的儿子季承回到他身边，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后续情节。2009年季老逝世后，围绕季老的遗产季承和北大发生了持续纠纷；季承出版了《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全面披露了季老特殊的家庭生活。中间还穿插了季老故居被盗等事件，整个过程颇似一部跌宕起伏的电视连续剧。
季老愈到晚年名气愈大、影响愈大，所谓树大招风，可利用的价值自然也大。刘波、钱文忠等人可能都听过季老的课，但是“亲授弟子”、“关门弟子”之类恐怕是谈不上的。季老的秘书中我只认识李玉洁女士，有一年我和李玉洁一起去机场接从韩国访问归来的季老和郝斌副校长，一路上李女士十分健谈，感觉是一位干练、直爽、风风火火的老太太。李玉洁长年照顾季老，早就被很多人视为是季老的家庭成员，那一次我带《今日名流》杂志社的人去季老家，他们都以为李玉洁是季老的夫人。2003年底我所在的党委统战部搬到燕南园53号办公，紧邻54号李玉洁家，但我只见她回来过一次。为了翻建53号小楼，施工部门在54号东侧搭了几间临时建筑，没有及时拆除。李玉洁看到后大为不满，不仅骂施工单位，也高喊着让统战部长出来，后来干脆找来一帮人把临时建筑拆了。我不禁感慨老太太跟着季老见了很多世面，口气、脾气都大了许多。我不了解李玉洁等人对季老的作用，但是季老受到身边一批人的包围、影响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季老生前和身后，各种宣传、介绍、回忆、评价他的文章都非常多。我和季老的接触十分有限，本来是没有必要再写这些文字的。不过季老毕竟名气极大、影响极大，是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北大前辈学者，我也不能不对季老有所关注。尽管我没有能力对季老做全面评价，也不妨把我知道的一点季老的事情，把我对季老的一些看法告诉世人，或许能对人们了解季老起到一点拾遗补缺的作用。
我想季老作为一位大学问家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他在梵文等领域的造诣、贡献、成就是得到公认的，他对待学问的认真、刻苦、勤奋早就被奉为学界的典范；季老还是一位不错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很有影响，不乏许多对真、善、美的追求。但季老又是有局限的，首先他不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以他的身份、阅历、影响，他没有对时代、社会发出多少令人警醒、发人深思的声音，而是比较顺从、配合，充当了某种适应体制需要的角色；其次季老应该是一个公认的好人，虽然他在家庭中未必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但他远不能称得上是伟人，尽管很多人希望他成为伟人，甚至有人认为他已经是伟人了。在季老去世前的若干年里，他一直是北大资格最老、名望最高的教授，是最能代表北大形象的一位前辈学者。但是季老的局限也是比较明显的，有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同样是盛名之下，被许多社会公众还寄予厚望的北大，其实早就彻底依附于体制，整体上失去了为社会贡献有价值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何况在今天的北大，能够达到季老做人、做学问境界的学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
几位经济学家印象
1981年我参加高考的时候，经济学已经开始热门起来了。当时北大经济系和中文系的规模差不多，每年都招收100名左右本科生。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中文系还是叫中文系，本科招生规模也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原来的一个经济系已经发展演变为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两个学院，还单独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近年来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的经济学科和过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成为了北大发展最快、规模最大、名声最为显赫的学科。
北大的经济学专业学科齐全，专家、学者数量众多，许多教授都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但是要说起其中名气最大的，则恐怕非厉以宁、林毅夫、张维迎三人莫属。
厉以宁是三人中年龄最大的，成名也最早，他毕业于北大经济系，后来一直在北大工作和任教。大约在1980年代初期，厉以宁就提出了组建股份制企业以解决就业问题，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提出股份制问题的，并以“厉股份”而成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股份制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厉以宁也蒙受了不少压力。不过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些争议，愈发使厉以宁声名鹊起，连我这个经济学的门外汉，厉以宁的大名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让我如雷贯耳，尽管我对他的理论完全谈不上了解。到了1989年之后，厉以宁一度受到更大压力，我曾在《中流》杂志上看到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被作为当代最反动的思潮之一受到批判。好在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1992年邓南巡讲话之后，姓“资”、姓“社”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厉以宁很快又开始大红大紫。
1990年代初期我曾听过厉以宁的两次讲座，一次是在办公楼礼堂，他讲的很生动，用“靓女先嫁”和“靓仔先娶”比喻国有企业的转制问题。“嫁”有给的意思，“娶”则有拿来的意思，厉以宁说如果把“靓女先嫁”改为“靓仔先娶”，或许可以增加人们对国有企业转制的接受程度。厉以宁有比较高的文学素养，能吟诗填词，讲演时还善于用一些文学名著中的例子说明问题。办公楼礼堂内座无虚席，许多人都站在楼道里听，足见厉以宁的人气之高。
对于厉以宁的学术著作和经济学理论，我既没有读过也没有能力去系统了解。但是前些年厉以宁提出小康家庭的标准是拥有第二套住房，随即遭到了不少批评，他也多了一个“厉二套”的称呼。近年来厉以宁毕竟年事已高，继续撰写系统的经济学理论著作可能有些力不从心了，但他有极高的名望和影响，他对于经济问题的任何看法都会引起高度的关注。厉以宁提出过许多好的建议，但是确实也有一些观点饱受非议，除了第二套住房之外，我注意到的厉以宁的观点还有：根据他的新基尼系数算法，中国的基尼系数将是一个低于0.2的数值，厉以宁进而表示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中国的问题恰恰是贫富分化太小；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中国的穷人不应叫穷人，而应该叫“待富者”。诸如此类还有不少。这些观点我没有亲耳听过，都见之于各媒体，或许有一些断章取义，但至少“第二套住房”、“待富者”确实是厉以宁提出来的，其他受到批评的言论也很难说都毫无根据。
厉以宁谈这些问题没有多少经济学术语，不涉及高深的理论，一般人都很容易理解。我虽然是经济学的外行，但是对中国社会还算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坦率地说他的这些观点我很难接受。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很久都没有官方的权威说法了，但是仅仅凭自己的实际感受，我也无法接受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的观点；西方有些福利制国家确实有一些弊病，但中国的老百姓却是普遍缺少福利、缺少保障，一般老百姓拼尽全力，也难以实现基本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需求，在这种背景下谈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是否有些脱离国情；至于把穷人称为“待富者”的观点更不新鲜，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实秋就曾将“无产者”称为“尚未发财的有产者”，并要求他们“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为此遭到过鲁迅的批评。
最令我惊奇的是厉以宁可能并不知道梁实秋的观点，但一个“待富者”，一个“尚未发财的有产者”，虽然具体表述不同，时间也相隔了七八十年，含义却是如此惊人的相似。我以为唯一能解释的就是他们所持的立场，是站在富人还是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待富者”也好，“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也罢，都只能是富人看待穷人的态度，穷人们大概不会这么乐观。厉以宁早就“名满天下”了，他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应该是有很大贡献的，但他近年来确实也有些“谤满天下”。我没有能力对厉以宁做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但我认为他不断受到的批评并非都是无端指责，他站在既得利益阶层立场的时候恐怕多了一些。
厉以宁曾提出过“两个北大”的观点，我不好说他现在代表的是“第一个北大”还是“第二个北大”，或者是二者兼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时常能看到厉以宁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在校园里穿行。大约在2000年前后，我还去过厉以宁位于中关园的家中，那是一套只有70平米的普通住宅，地面是水泥的，房间的陈设也非常简单、朴素，沙发坐上去还有些塌陷。以他当时的名气和收入，享受更舒适的生活应该不成问题，但厉以宁过的还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我不了解厉以宁现在的生活状况，只是感到那个骑着旧自行车的朴素学者的身影离我们很遥远了，他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离中国的现实社会，离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比较遥远了。
林毅夫的名气丝毫不亚于厉以宁。与大陆背景的学者不同，出生于台湾的林毅夫身上更带有几分传奇色彩。林毅夫曾经是台湾国民党军队驻金门马山连的上尉连长，年轻时的他品学兼优，在台湾军界也是明星式人物，曾经受过蒋经国的接见。但林毅夫却在1979年从金门泅渡到厦门，先被安排到北大经济系学习，然后赴美留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又回到大陆，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国外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1994年，林毅夫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回到北大，同几位同道者一起，创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大概在1990年代中后期，我曾经为《今日中国》杂志做过一篇林毅夫的专访，介绍他本人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些情况。此前林毅夫曾提出过一个观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都是在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产生的，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那么谁能解释中国的经济腾飞，谁就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时被媒体炒得很热，似乎中国人快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我采访林毅夫时专门问过他这个问题。林毅夫其实很低调，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离世界前沿还有很大距离，中国人在今后的二三十年内还不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另外林毅夫从台湾回大陆的背景当时知道的人还不多，我也问过他为什么要回来的问题，林毅夫避而不答。同其他“叛逃”大陆的台湾军界人士相比，我没有发现林毅夫有很明确的动机，于是在专访中推测林毅夫可能是觉得台湾的天地太小，要在大陆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抱负。这种推测后来基本上得到了证实。
我对于林毅夫的著作和理论同样了解极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提出过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林毅夫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利用了中国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装、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国际市场。林毅夫预测到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后来他又将这个时间提前了。林毅夫一直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看好，2014年3月在北大举办的北京高校统战大讲堂活动中，林毅夫做首场报告时更是预测到2030年中国总体经济规模可能达到美国的1.5倍至2倍。此外，林毅夫还非常关注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他在1999年就提出了“新农村建设运动”，建议国家财政应增加投入，改进与农村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比如上水、下水、电、道路等。他认为农村有很大的市场空间，但是由于公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限制了农民对电器等现代制造业产品的消费。“新农村建设运动”可以增加农村的内需，消化中国过剩的产能。林毅夫的这个建议应该为后来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策提供过参考依据。
林毅夫可能是中国最具国际化色彩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对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应该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不过我对他一直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乐观态度却不敢苟同，以我粗浅的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固然不小，但积累的问题更不容忽视，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资源、环境、技术等领域，更体现在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否让全体国民分享，能否让全体国民感受到公平、公正。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乃至如林毅夫的预测，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很大程度上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更是涉及到政治、社会领域的问题。让我感到困惑的是，虽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重重、困难重重，普通人都不难看出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难看出其潜在的重大危机。许多发展中国家曾经历过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后由于制度的瓶颈使得经济发展不能持续，甚至使整个国家陷入停滞和混乱。但从林毅夫的观点中却几乎看不到这些问题，一向都是正面、积极的看法，中国的前景似乎是一片光明、莺歌燕舞的。林毅夫提出的“新农村建设运动”，确实也有经济发展成果让农村居民分享的考虑，只是没有制度建设的保障，这一美好的愿望恐怕也很难成为现实。
林毅夫本人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几乎所有同事都对林毅夫的个人品德有很高评价，甚至有人认为他已经达到了孔子所讲的“仁”的境界。2002年林毅夫的父亲去世，他因“叛逃”大陆而无法回台奔丧，只能在经济研究中心设立灵堂，并做了文情并茂的《祭父文》，其传统文化功底也令人称道。林毅夫是在台湾出生并长大的，后来又去美国留学了几年，从他的背景和经历来看，他对大陆的政治、社会状况可能会有些隔膜。但林毅夫毕竟在大陆生活多年了，以他经济学家的观察力、判断力，应该不难看出大陆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但林毅夫为什么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对大陆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看好、一味“歌德”，他是有政治上的考虑，还是有意地选择性发表意见。林毅夫身上确实有一些让我不太理解的地方。
2008年林毅夫担任了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这当然是中国经济学界特别是他本人的很高荣誉。到了2012年林毅夫卸任之际，许多人都预测他回国后将获得重要位置，其中的一个传闻是他要出任北大校长。但是同以往的传闻往往会得到证实不同，林毅夫最后并没有当上北大校长，也没有得到其他重用，只是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常委。但是林毅夫毕竟担任过世界银行副行长，可能有关部门认为世界银行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正部级单位，于是给林毅夫安排了一个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的位子，算是给他解决了副部级待遇。前些年为杨振宁、李政道安排国内寓所的时候，据说就是按正部级标准掌握的，大概只有在中国才会有这些讲究。
如果光从名气、身份上考虑，林毅夫出任北大校长或许是一种合适的安排。但是基于林毅夫极少对政治、社会问题发表看法，对于北大的现状，我也从未听说他有什么看法。林毅夫管理过主要由高层次、高素质的海外归国人员组成的经济研究中心，但是对北大这样机构、人员非常庞杂，政治上又很敏感的地方，林毅夫并未表现出能够掌控的能力。何况目前的北大早已是污浊不堪、病入膏肓，我几乎可以肯定林毅夫不会对北大的实际状况有深入的认识，如果他真的坐上北大校长的位置，他的一世清名或许就会毁于一旦。所以我倒以为林毅夫没有当上北大校长，对他而言其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爱惜羽毛的他没有必要去趟北大这道浑水。
听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们还说过：林毅夫在世界银行负责发展中国家事务，访问过不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同一些非洲国家的首脑都有私交，有的首脑来华后还要专门会见他。林毅夫的出身、背景、经历，在国内经济学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能把他安排到相应的位置上，发挥他这些方面的优势和特长，或许可以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当然我们更期待林毅夫作为一位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经济学家，能够直面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发出一些更有力量的声音。
另一位最出名的经济学家应该就是张维迎了。他们三人中张维迎年纪最轻，但是出名也很早，我还上大学的时候，就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过张维迎的《为钱正名》一文，从此记住了这位出语惊人的陕西老乡的大名。当年张维迎只有20多岁，还是西北大学的一名学生。过了若干年之后，我听说张维迎来到了北大，和林毅夫等人一起创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此后他又去了光华管理学院，并成为厉以宁的副手。
迄今为止我和张维迎没有任何直接接触，对于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我同样没有能力分析评价。不过张维迎后来当了北大的校长助理，并在2003年春季策划了北大的人事聘任制度改革。此项改革虽然是闵维方主张并坚决支持的，但改革的思路和具体的操作，则是张维迎提出并实际负责的。改革方案一经公布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受到广泛的质疑和反对。此前对于张维迎经济方面的一些看法和观点，我还是不无钦佩之处的，但是他的“改革”却一下子让我大为失望。同北大众多的反对者一样，我也认为他的“改革”完全脱离了实际，根本不具备可行性。
为了阐释他的改革理念，张维迎还出版了《大学的逻辑》一书。我只是知道其中部分观点，他对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看到了一些，提出的理念也不无可取之处，但开出的药方却并不对症。凡是对中国大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看出，中国大学最大的弊病是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张维迎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不能正视，却在“改革”中将大学教师的近亲繁殖，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这些具体的问题当作改革的突破口，其失败是必然的。在受到强烈的反对之后，张维迎的改革基本上无疾而终，他本人也在当年召开的北大第十一次党代会上以倒数第一的票数落选党委委员，基本上断绝了进入北大更高管理层的可能性。
此后张维迎经过一些周折，还是当上了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我曾认为张维迎管北大的事情不行，但是掌管光华管理学院或许可以，他那些教师职务聘任的办法在国际化、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的光华管理学院可能会比较适用。我不了解张维迎当院长的情况，但学院内部对他应该是有争议的，其间曾风闻解聘邹恒甫引起的纠纷，以及学院内部会议上对他的批评言论，令我这样的局外人难辨是非。不过以张维迎对待教师聘任制度改革时激进、坚决的态度，他在学院的管理上恐怕也难以做到比较灵活、善于妥协，引起一些争议估计是难免的。张维迎只当了一届院长，2010年他刚51岁时就卸任了。
作为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我偶尔会看到一些，他喜欢用“博弈”、“逻辑”、“理性”、“帕累托改进”这些词语说明经济学问题，令我这样的外行不能完全理解。张维迎的观点曾遭受过不少批评，例如他提出过公有制下官员腐败的存在，对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把握不适当，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这些观点单纯从实用的角度看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实在和一般人的常识与感受，和人民群众对公平公正的追求相去太远，令人难以接受。
不过张维迎在卸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之后，他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倒让我有耳目一新之感。例如他说中国的大学像一艘破船，到处漏油，政府不去修船，而是不断地加油，以为加足够的油就能跑好。我以为这番话对中国大学的根本性弊端是看的比较清楚的，至少比他力主北大改革时更接近大学的核心问题。张维迎对于语言腐败的批判更是令人赞赏，他指出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语言腐败的程度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密切关系，他号召人们向语言腐败开战。张维迎还对国家发改委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质疑，认为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并没有使相关企业良性发展，而是导致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认为发改委只关注发展，不太关注改革。
特别是我看到张维迎在《炎黄春秋》杂志社召开的落实宪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市场经济需要宪政，认为中国不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实行宪政民主，靠单兵突进的经济改革无法走下去，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未来的改革首先是真正落实宪法、宪政、法治，然后才能够走到健康的民主道路上。我以为这些言论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抓住了实质性的问题。或许是离开了管理岗位，摆脱了官场上利益纠葛的张维迎，才能够以一位学者的敏锐眼光更加客观地看待问题。年少成名的张维迎现在还正值壮年，期待他能以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洞见，进一步大胆直言、勇于批评，为中国的改革发出更多高屋建瓴、振聋发聩的声音。
经济学是当今的显学，北大的经济学家又是极受关注的一个学者群体。我在学校里耳濡目染，难免也会对他们形成一定的印象。我反复说过我不懂经济学，所看到的仅是这几位经济学家的某些侧面，即使我对厉以宁、林毅夫、张维迎等人有一些看法，也绝无否认他们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意思。以我比较粗浅的理解，经济学是经世致用的，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北大曾经有过马寅初校长这样的经济学家，他对于国民党特权阶层的抨击，对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远见，乃至对于无理批判表现出的“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的精神，无不体现了一位杰出的北大前辈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傲然的骨气。我想社会公众对北大的经济学家，对北大的学者们最为期待的，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勇敢无畏的精神。希望北大的学者们不要再让他们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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