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春节：当我们不再生活，而只是生存

流水记录一下这个春节。

我在离春节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回到老家，广东江门下面的一个小城市，恩平。那时候天气晴朗且暖和，中午气温高达二十四五度。坐在恩新广场边上的茶饮店，能看到锦江从眼前缓缓流过，远处的鳌峰山清晰可见。对于受够了成都冬天阴霾天气的我来说，恩平真是一个适合过冬的所在。 

与中秋我上次回来的时候相比，恩平出现了一个新事物：美团助力车。我是在到家的第二天早上发现的，几辆黄色的车子散落在我家对面的停车点，一开始我还以为是OFO居然复活了，走近才发现是助力车。所谓助力车，本质是电动车，不费力气就可以骑行，续航里程通常在15-30公里之间，视乎车的剩余电量而定。电动车对比自行车的进步，堪比自行车对比步行的进步，它让一个人可以探索的世界瞬间大了数倍。我骑上助力车，犹如初中刚学会骑自行车般兴奋，马上便绕着县城转了一圈，去探索那些我不熟悉的角落。我之前对恩平的认知，大致是两三个商业广场再加上一两条适合步行的街道，我的所有出行都是点到点，对于其它地方一概不知。而助力车把我头脑中的地图上的迷雾驱散了，我熟悉的几个点被真实地联结起来而不再是滴滴地图中那条绿色的连线。我甚至骑到了城市的西南角，我从没到过的地方，并意外地发现了一栋黄色的小洋楼，样式古老，皮肤新鲜，才意识到恩平也是侨乡之一。最终我骑回到常去的恩新广场，点击结束骑行，计费，意味地发现助力车的计费似乎并不是按里程，而是按起点与终点的直线距离来计费的。我骑行了14km，但收费的时候只按1km计算，收了我两块五。 

就这样，助力车代替了步行，我每天往返于城市中有限的几个咖啡馆及数量近乎无限的茶饮店。

到了春节前两天，疫情陆续发酵，但恩平的商业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人们还是热烈地走动。我去过人群最密集的地方是大年三十晚上和侄子一起逛花市，我们沿着江边的花市走了一公里，花市没有专门的灯光，只能依靠头上的路灯照明，全程乌灯黑火人潮汹涌，仿佛巨大的地下市场。

大年初一初二那两天下雨了，气温骤降，我只得龟缩在家里。广东冬天一下雨屋里就变成冰窖，我熬到了初二下午，实在忍无可忍，看到雨终于停了，就往外走，然后发现茶饮店的人少了很多，城市开始变得冷清了。 

到了初三初四，这个趋势愈加明显。马路上的行人几乎不见了，车子也没几辆，人们开始相应号召，都安心在家呆着。 

戴口罩的人大概是初五开始多起来的。初五前一天，江门发布了第一例的确诊。然后，第二天所有人都戴起了口罩。再然后，大概是从初六或初七开始？所有商场和快餐店进门都要求戴口罩和测量体温了。

这种体制的动员能力，还是强。

这过程中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大概就是在这场疫情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了。

不说别人，只说我自己。

自从人们开始响应号召尽量不出门在家宅着开始，我就感觉开始和人们隔开了距离，关系也变得微妙。以前，我不会认为陌生人是危险的，他们就像背景噪声，你浸入其中，完全忽略它的存在。而如今，陌生人成了一个需要注意的对象。每个迎面而来或在附近坐下的陌生人都会引起你的警觉：他有没有可能是病毒携带者？我要不要离他远一点？

于是，只要一出门，我就把自己锁在一个无形的箱子当中，我目测了一下，这个箱子的半径大约是三米。每当有陌生人走近这个箱子，我就会产生一种危险临近的预警，并开始自觉远离。在街道上，我会尽量隔开与另一个同方向行人的距离，走在后面的时候我会放慢脚步拉大距离，走在前面则会加快脚步。在餐厅里，我会选择坐到一个离其他人足够远的位置。这从根本上消解了我和他人的关系，那种我和陌生人之间默认的连接崩溃了，我们不再是氧气，而是两颗孤独的氧原子，带着同样的电荷互相排斥。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生活体验有点像语言上的自我审查。在语言的自我审查中，一些不成文的规则在限制着你的表达，你不再完全掌控自己的言语，有些话你不能说，而说出来的不一定代表真实想法。当我们思考要说什么的时候，我们从“我的思考是什么”变成了“别人会怎么看待我的思考”再变成“我的思考是否安全”。你和语言之间不再亲密无间，它们被某种恐惧所分隔，语言成了需要被审查的“客体”，而你是审查官。这从根本上损害了你和语言的关系，那种原有的亲密感、信任感和掌控感被剥夺了。同时，我们还失去了思维的独立性，进而失去了个体的独立性。

这种生活体验也是类似，同样的是恐惧造成的割离，不同的是，这时候我们审核的是他人而非语言，我们失去的是社会生活中的自在感而不是自己的独立性。 

这就是这种生活让我难受的地方，它甚至不能说是生活。我们获得了安全，同时也失去了生活。我们不再生活，而只是生存。我们不再享受这个世界，不再享受美食和氛围，不再享受意外的相遇，我们的唯一目标变成了安全地填饱自己。我们不单主动隔离成一个个孤独的原子，同时也主动降格成一种生物性的存在。

这当然是一种不得不承受的恶，但绝对不是我们向往或应该自豪的生活。

这种人与人的疏离感或多或少影响了我的情绪。春节有那么几天，大概是从初一到初七的样子，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就想赖在那儿等死。明明有很多应该做、可以做或者值得做的事情，但一想起它们就有一种烦躁感，就像游泳池底的硬币，看着触手可及，但总有一种力量阻止你去靠近它，而且越是接近，阻挡的力量越是强大。最终你干脆放弃，只想让时间过去，最好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一闭眼，一睁眼，天气回暖，疫情散去，街道繁华。

这种感觉很糟糕，于是我寻求解药，为自己在这样一个孤独、戒备、无聊的春节寻找一些可做的事情。

一开始我看电影。整个春节看了十部的电影，两三季的美剧，很快就厌烦了。纯粹的娱乐无法让我兴奋，有时候甚至觉得影像拖沓（当然它们都是好片子）。这时候阅读拯救了我。我开始每天花大量的时间看书，白天在户外晒着太阳看，早晚就躲在被窝里看。看各种的书，特别是历史，传记，小说。有少数几本是珍宝，大部分都可以接受，至于垃圾，已被我提前剔除。

更有意思的是往外走，走出家门，走到户外去，这有点把囚笼打破的意味。没有人鼓励我这样做，包括家人，我弟弟就对我每天的外出深感焦虑，不时在微信给我转发一些告诫的文章却又不忍当面指出，对此我深感愧疚，毕竟在恩平是他当家，他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阳光如此美好，怎能辜负？从初三开始，虽然恩平气温降到了10-15度，但一直是晴天，阳光下非常暖和，而阳光能让人产生希望。最终我找到了锦江边的一个茶饮店，离家五六百米的样子，朝南，整个下午都能晒到太阳，我可以坐在露天的椅子上看一个下午的书，然后看着自己一天天变黑，唯一的遗憾是旁边的超市的音乐有点吵。

晚上，我会去茶饮店旁边的麦当劳。当所有咖啡馆都关门的时候，麦当劳成了一个最适合工作的空间，音乐不算吵，灯光也好，我在这里看书，工作，写文章，开视频会议，比家里阴冷的房间舒服十倍。

另外一个好去处是我家的楼顶，居民区相当安静，而楼顶能被太阳一整天照到。我把客厅的塑料躺椅搬到楼顶，加上一把木椅当作书桌，头顶着蓝天，这就成了我的新书房。坐在躺椅上，我可以看一个下午的书。这样的环境，安静温暖，担得上岁月静好四个字。

逐渐地，我开始重建自己的生活，一次户外的散步或者闲坐，一次愉快的个人阅读，一次有连接感的在线讨论或者协作，我有了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并从这些小事中找到疫情时期中生活的意义。

想起十七年前的春节。03年2月，我辞了职在越南旅行，在网上看到广东的非典爆发，打国际长途给老爸，老爸叫我别回来，滚哪里都好。于是结束旅行后我到了北京，打算找工作。哪里找得到？非典的消息已经蔓延到北方，市场萧条，每家公司都恨不得裁员。到了三月份，超市已经基本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只有方便面和大白菜。一个人蜗居在租来的房子里，每天看书听音乐，吃了两个月的方便面，穷得连房租都要拖欠。回想起还是觉得有趣，那时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却是自足的。 

终于，迎来了星期一。春节结束，正式开工。今天早上的视频会议上，我跟同事说：

“好了，我们终于可以每天早上开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