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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女性：中国女性主义的“大盲区”
在新书《她们》中，作者阎连科记述了西方女性主义的崛起，同时讲述出作家身边的女性——母亲、姐姐、侄女等——的故事。在阎连科看来，中国女性的平权和女权主义及女性学，在庞大的中国乡村和农民身上没有更多的跟进、改变和解决，无论在都市、精英和知识阶层怎样的讨论和实践，都不能证明中国女性的平权、女权主义和女性学有深刻的进取和变化。成千上万的中国乡村女性是女性主义遗忘的最大人群和被视而不见的大盲区。为了钱，为了物，更为了欲望而重新回到了“奴隶”的古老身份，男人们在权力的游戏规则之下也不过是另一种性别的“沉默者”。看清世态炎凉，知晓“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世界，那些“失语”的人们，在“忍字头上一把刀”中消耗生命，抹掉曾经的桀骜不驯，慢慢地变成当年那个自己最讨厌的人。如此，运气好的可“寿终正寝”，运气不好的也就“死于非命”了。那些拿着女性主义理论“玩游戏”的人，大概从未想过自己看不到的“折叠空间”里无数还在“沉睡”的女人们，大概她们的痛与苦，无奈与绝望都不过是“过眼云烟”。至于“田园女权”只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浅陋”而已。女人们的命运，除了教育改变命运外，还能有什么呢？！靠谁也不如靠自己，即便在“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渊，“盲区”让她们一代又一代地“殒命”，也许在一种不自知的“可悲之处”，她们在“丛林”中依旧艰难地行走...
...而我说的第三性（狂言妄语），首先是指超越了女性自幼应允并接受的那部分。...但在这之外，在我老家那块土地上，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女孩除了与生俱来的第一性的生命与生理（女性），和后天加诸于她的历史与政治的第二性（波伏娃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还有历史、环境和文化加诸于她们的第三性——女人先天是女性和后天历史、政治加诸她们女性的第二性，在那块荒野广袤的土地上，她们还有文化、环境、政治、历史加诸于她们必须有的“男人性”的第三性——女性作为’“社会劳动者”身上的他性之存在。 三拉旗擂鼓地往大处说，无论是欧洲女权主义、女性学大本营法国的西蒙•波伏娃、西蒙娜•薇依，还是安托瓦内特•福克，再或是女权主义在美国方兴未艾而又有别于法国偏则理论、而在美国偏则实体物质研究的苏珊·鲍尔多和朱迪斯·巴特勒，这些在独一领域鼎鼎大名的女性学者和思想家，没有人否定过人类是“天生两性”这一本质之现实。... ...“‘妇女能顶半边天’当然是法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起源之一，是最诗意的起源”。...人们查遍档案和文献，也无法得知毛泽东说过这句话。也不能证明毛泽东没有说过这句话。...而且至今这笔遗产都还对中国女性、女人的解放与平等，是支撑着“女权主义”旗帜终不倒下的筋骨与力量。...自此后，“男女同工同酬”，不仅成为中国妇女解放的思想之纲领，也是具体的实践之措施。由此在这个历史脉络中，这句不知出之何处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便真理一样遍及天下了。连安托瓦内特•福克也为毛泽东的这句话激奋和雀跃。但细心的中国人们都知道，这句话真正、本质的含义是和“劳动”、“劳动力”、“大跃进”及社会主义建设密切相关的。...在后来中国的各个阶层和领域，或多或少都改变了人们对妇女的看法和认知，提升着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走出家门的“劳动权”。... 这不好吗？非常好。 ....在劳动场域外，女性并没有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没有真正尊重女性的权力与人格，而且在劳动场域外的任何场域里，那些男权世界的中心地，依然是“女人嘛，呵呵”的暧昧和固有。如果我们只是在国家、时代最出力流汗的劳动场域才能看到“妇女能顶半边天”，那么我们会怎么去想象自由、平等、平权这些关于女权主义的理想、诉求、理念与精神？会不在这些光辉的词语下面想到侵占、剥削、占有、预设、预谋等等这些词汇呢？ ...而繁华之后灯暗时，历史的幕布徐徐落下后，那些戏台上的舞者也成为观望历史的看客时，我母亲总是不解地回忆着她和十里八乡几乎所有能爬能动的妇女都被动员去修水库那抬石头、挑泥土和砸石子、运沙子的场景时，总是很感慨地说：“那时候人都疯了呢，把人不当人。每天干十几个小时，一干个几个月或者大半年，累得挑着担子都倒在地上睡着了。”每每说到妇女都被“解放”到坝上劳动时，母亲的脸上都显出奇怪、不解的笑，接着她会妮妮喃喃道：“把妇女也不当妇女看，每月来经时，也不能请上半天假。有妇女月经来了还挑沙、砸石头，经血就顺腿流在裤子和地上。” 母亲的经历，只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新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大建设时期成千上万的女性中最为普通、普遍的一个或一例，连成为一个独特的个案都不算，但她的“把妇女不当妇女看”的认识和结论，却无意间让她成为了一个最特殊、朴素、原始的“乡村女性”和女权主义者，道出了“女人也是人；是人也还是女人”...说明着“女人是人，但不是男人”——可又“不得不是男人”——这样一个大约只有中国女性才身心共有的——第三性。 四谈论女性之他性——第三性时，我总是想到我的母亲、大姐、二姐和我们村我所熟悉的那些女性们。她们到底是女人还是男人呢？亦或为人类两性中的混合人？这里说的混合人是没有性向指涉的，和女性主义经常讨论的同性恋、双性恋毫无杂染与关系。 似乎我们村的女性、女人们，都与此无关无纠葛。 ...“男外女内”这个数千年的妇女枷锁确实在 1949 年以后被彻底打破了，但打破了这一枷锁后，妇女此前所有肩上的承担并未从肩上卸下来。不仅未卸下，反而把原来男人肩头的承担又朝女人的肩上转移了很大一部分。使女人“既里又外”、“既女又男”了。使得她们再次陷入被侵占、被剥夺、被占有和付出与牺牲的双重、多重角色里。
这段分析与论断，讨论的是中国文学故事与电影中的女性问题，但却也极度准确的应对着新中国之后现实中的中国乡村之女性。...但她们却像沙尘中的任何一粒沙或一捧土，没有缺少过新中国成立后任何一场沙尘暴般的运动的袭扰和夹裹。...她们没有成为作为人的女性享有女人与男人同样的平等、自由权，而是做为“劳动力”把自己“女变男”（劳动者）地同男人享有无差别的劳动的义务与责任。
这个劳动与劳动力的变化之过程，就是她们接收他性、塑造第三性，“女变男”的起始、中段和目标。 在这个走向第三性的过程中，无论是由波伏娃的“女人是由后天形成的”，尽而引出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二性”论；还是由安托瓦内特•福克所纠正的“人生而为两性”的两性论，再或是朱迪斯•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提出来的疑问样，“为了这种女性多重性的出现，对性别差异的思考框架必须是二元性的吗？为什么这种性别差异的框架不能越过二元性进入多元性。”.... 苏珊•鲍尔多在她的《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一书里说：“我的论点是一个请求，不是请求审查，而是希望我们认识到来自通俗文化的形象的社会语境的重要性，它们通常在对这些形象中的‘抗拒性’要素的后现代和其他形式的赞扬中被抹杀。”...我不喜欢“花木兰充军”的故事和人物（身体）。...“女性身体”在这儿完全消失了。.....
然而无论何说，花木兰都是中国文化中“女男人”最成功的传奇和典例。...“这种抽象的、没有定位的、没有得到体现的自由美化自己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对人们的物质现实的抹杀，文化形象的标准化力量，和现实中主导和从属的持续存在。”...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清晰、明确面对女性的。因此不能否认我们上代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表现的不得不有的车轮滚滚的“男人气”。但当历史来到今天时，她们的女儿、儿媳们，“能够不这样，却又不能不这样。”于是，后者便更自觉地在享有单一的与男人一样“劳动权”的平等权力下，自愿地接受着第三性的注入和改变，让自己时时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建设者”“劳动者”和“女男人”，从而使“第三性”最终成为了中国乡村女性——尤其是我们家族和那块博大深厚的中原大地上，女性最鲜明的与其他任何地区、国度的女性都不同的独有之特质。...成千上万的中国乡村女性，是女性主义遗忘的最大人群和被视而不见的大盲区。不正视她们的处境和存在，就是站在土地上怀抱鲜花而对脚下土地有意的隔离和忽略，是有意的遗忘和抛弃。...
文章来源：单读；转载自：Shirley ART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