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会成为“终极”的女性主义吗？——格里塔·加德访谈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本文转载自“外语学术科研网”公众号，感谢授权！

引言

2015年，格里塔·加德（Greta Gaard）的著作《根，家园真相》（The Nature of Home: Taking Root in a Place）中译本由南京师范大学韦清琦教授翻译出版。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与加德就生态女性主义的相关话题持续对话与沟通。正如译者韦清琦老师所说：“这不仅是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交流，也是中美学者的对话，还是大洋两岸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一次视域融合的互动。毕竟生态女性主义运动，诚如加德对水的书写一样，是流淌往复、沟通四海的，是可以在大洋两岸彼此呼应的，是属于所有人的。”

格里塔·加德，美国学者、作家、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之一，著有《生态政治：生态女性主义者与绿党》（Ecological Politics: Ecofeminists and the Greens），主编《生态女性主义：女性、动物、自然》（Ecofeminism: Women, Animals, Nature），并参与合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阐释和教学法》（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她的激进思想始于动物权利运动，曾参与各种环境保护行动、美国绿党运动及后来的反全球化运动，现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河瀑分校。

韦清琦（以下简称“韦”）：

加德教授，很荣幸能以译者与学者的身份对您进行访谈。我在翻译过程中注意到，您的写作采用了生态批评学者最得心应手的形式——非虚构性写作。事实上，“走出去思考”大概代表了许多生态学者的风格和写作策略。这让我联想到另一位生态哲学学者对土著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具象”与“表象”之别的分析：“土著原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别是：西方对于自然的知识是‘表象的’（representational），而土著文化对自然界的知识是‘具象的’（presentational）”（Whitt et al.：3）。前者对客观世界是一种间接的、借助符号的指涉，而后者直面世界，与世界有着更亲近的距离甚或零距离，对世界是一种图像化的描述。我感到生态批评广泛采用的“叙事学术”，正是通过这一返璞归真的、更具象化的外在符号与其写作心迹相应。

您显然还有自己个性化的理解，正如您所说，“非虚构性写作……混搭的特点造就了这种杂糅（hybrid）体裁，倒也很对具有杂糅身份的作家口味，在他们眼里，文化与自然、社会正义与环境健康都不可分割地交融于一体”（加德，《根，家园真相》：195）。您是不是认为，像《根，家园真相》这样的杂糅性书写，一来有更大的受众面，二来也更能体现生态女性主义相比生态批评更多的杂糅特质呢？

格里塔·加德（以下简称“加”）：

清琦，如你所注意到的，（创造性）非虚构性写作或叙事学术，可以像任何学术期刊论文那样用于研究，但这一写作形式日益为人接受，是因为它并非孤立地阐述理念，而是诉诸具体的、与这些理念有关系的人，这些人每天都在应对这些问题。不喜欢与冷冰冰的概念打交道的读者，就可以通过人生的阅历故事来理解这些概念。

比较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批评可不是一个小话题。生态批评有两个来源：基于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约翰·缪尔（John Muir）的传统的自然写作，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杰出的女性主义学者安妮特·克洛德尼（Annette Kolodny）便是最早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环境文学的批评家之一。我们可以看到，环境叙事的主流视角一向为异性恋男性白人所把持，他们常常将土地女性化，并把女性化作为贬抑自然的根据。美国自然写作的这一传统在生态批评兴起的早期仍然存留，并促使关心自然与生态的学者于1999年创立了“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SLE），筹备成立了“多元文化小组”（ASLE Caucus for Diversity）。因而生态女性主义既是社会运动，又是一种学术视角，是生态批评的一种视角，它先于生态批评，也与之相互交叉。

“文学与环境研究会”logo

韦：

我很赞同生态女性主义不仅是学术，还是社会实践活动这一观点，这跟生态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

这里我想和您讨论一下麦瑞德尔·勒苏尔（Meridel Le Sueur）。您几乎把最热情的溢美之词献给了您这位精神导师，回想您书中的写作，不少描述像是对勒苏尔的致敬。有趣的是，我感到您在重现勒苏尔，又在超越她，因为后者作为前辈女权斗士，在诗中基本排除了男性（“不见群山”），而您并没有将男性排斥在外。因而我认为您是在对自然与父亲的热爱的双重驱动下找寻女性主义发展走向的：于荒野里发现可以跨越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的看护与关爱的普适存在。

麦瑞德尔·勒苏尔

加：

您的评价很出色，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我对土地的感恩之情。土地如父母般养育我们，这种养育之恩施于所有的生命，超越了物种和性别。

韦：

生态女性主义的议题，始终是与环境、性别、性取向及种族问题纠结在一处的。所以我相信，您心目中的生态女性主义关怀，几乎是对弱势群体的全覆盖。事实上您在论文中也明确指出：“女性主义的包容力（在理想状态下）意味着当一个被剥夺了权利的群体得到确认时，女性主义便能够响应并容纳这个群体所关切的问题，其自身的理论也随之得以重塑。正是在扩展包容性及随后对理论的革新过程中，人们可以找到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以及素食女性主义发展的脉络”（Gaard，2002：128）。那么，您是否觉得这也使生态女性主义成为一种广义的女性主义、“大”女性主义，甚或“终极”的女性主义？

加：

女性主义者对于打造“终极”女性主义的说法是非常审慎的，因为这样的主张会使我们联想到过去的霸权话语将非欧裔、少数族裔的女性主义及同性恋女性主义等更多支派边缘化的做法。诚然，女性主义追寻解决所有形式的压迫问题，试图以富于关联的术语来理解自我，超越物种、性别、种族、民族等领域界限。但这样的努力始终处于行进的旅程中，难以抵达终点；假如我们认为自己“业已”到达终极正确的境地，那很可能是谬误！

韦：

的确如此，您提醒得很好，如果有什么能被普适地称为“终极”之物，那或许是很有破坏性的，对此我也应予以充分警醒，尤其是在我对于所谓“终极”的生态女性主义抱有如此乐观的看法的情况下。生态女性主义的活力源泉在其旅途中，在其对更远更宽广的领域的顾盼过程中。

参考文献：

Gaard. “Vegetarian Ecofeminism: A Review Essay.” 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23(3), 2002: 117–146.

Whitt, Laurie Anne, et al.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A Companion to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Ed. Dale Jamieson. Malden: Blackwell, 2001.

加德：《根，家园真相》，韦清琦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5。

*该访谈主要参考《生态女性主义》（外国文学研究核心话题系列丛书）第二章“附：格里塔·加德访谈”，原载于《鄱阳湖学刊》2016年第2期。

//  主编：狸　｜　责编：猕  //  编辑：鹿　｜　排版：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