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最重要的使命是认清自我

江滨黄昏

今年酷暑。自1873年有气象记录以来，上海40℃以上的极端酷热天气共记录21天，其中19次发生在2000年之后，7次就在今夏。黄梅季草草收场，连年年光顾的台风也没来，感觉所有人都像是蒸笼里的困兽，而这甚至都谈不上往日南方城市那种潮湿暧昧的诗意，倒不如说是酷烈笼罩之下的全盘热情低下。

这并不只是我的感觉。虽然解封已久，但上海的地铁客流量仍恢复乏力：整个7月同比下降32.4%，其中工作日达到常态的69%，休息日则仅有52%。有人说，上海人变“宅”了，但我想，这不如说是一种特定的适应进化：在一种劫后余生的氛围下，人们都默契地选择了“非必要不出门”。我也是经历过后才意识到，其实连出门这样日常的事，也是需要某种安心感作为支撑的。

不时也有外地朋友问起我在上海生活怎样，说起来可能各地也都差不多，无非是72小时核酸续命，此外就是隔三岔五的“大筛”（近一个多月来固定在每周六），小区居民一起捅喉咙。前一阵的新段子，说流行语“yyds”，在上海的意思是“又要大筛”。

每次大筛，按说边门要关起来，因为确保每个人在小区里，但后来发现，其实也常常开着。有邻居问楼组长到底怎么回事，她说，反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你们也别确认了。

8月6日起，关闭已近五个月之久的小区北门每天7:00-9:00，17:30-19:30限时开放；第二天，上海宣布全域风险区清零，实施常态化防控措施。问了小区核酸亭里的工作人员，她说原本合同签到7月底，之前延到8月底，但前一阵最新的消息，核酸免费检测服务将延续至9月底。说实话，没人知道将来会不会又有什么变数。

7月里的一个新闻是：奥地利有艺术家和经纪人告赢了政府，认为去年Delta疫情严重时，文化场所遭关闭属于歧视。但在我们这里，遇到类似的状况只能是拼个人生存技能：出入任何场所都会被要求出示各种二维码，号称“索多码”，以及一种个人的忍受力、警觉性和逃生本领。

Suda月初去云南，她后来说：“每次出入机场地铁都感觉很烦躁。已经完全不追求服务了，只求防疫。”确实，我7月底去杭州，出站时也排队花了整整一小时。后来朋友揶揄：“你已经不满足新情况下的旅游必备条件了，因为其中一条是必须自驾，这样才能给你在封城前及时逃离提供最大的保障。”

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一系列默认的感知，已在无声无息中宣告瓦解。看到网上一个假设：“如果一些人假扮成大白，当街把你拉走，说你是红码，周围的人不敢靠近也不会帮你。你该怎么办？”我认真想了想，确实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之前就有朋友在豆瓣上说，经历了这几个月，想通了很多，很多曾试图去追求的事，现在发现都没多大必要了，是可以放下来，专注于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她这番话引起了广泛的误解，有人反问：“那不正是他们想要的吗？”我理解这种质问：低欲望可能在无意中成为共谋；但我也理解那位朋友的话，实际上，身在其中，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很少的，并且无论如何选择，都不可能完美——你克制欲望，显得像是自我压抑；但你坚持和原来一样，哪怕在你自己看来是用拒绝改变来抵抗，在别人眼里也可能觉得你似乎没心没肺。

我当然知道，欲望也是健康的，那证明我们活着——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需求和欲望就是自我的根基，而完全的自我消解就意味着死亡。不过，在东方哲学中，那种看似消极的自我抑制，只是想从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中解脱出来，通过将自我悬置，更专注于内心，以达到“无我”的境地。

我不清楚，这最终会导向人们克制自我，还是更注重表达自我——或许这也并不矛盾，因为既然未来可能是完全不确定的，那么做计划就没多大意义了，能做的时候就去做，因为下一次你或许就再也不能了，即便可能也要等很久。你应该后悔的不是你做了，而是你没有做。既然如此，那么明智的选择是抛开那些不重要的事物，但坚定不移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意味着，当下最重要的使命是认清自我——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原先我们不需要反思“如何生活”的问题，但现在这却可能持续地困扰我们。从好的一面来说，惟其如此，才构成自觉的行动；但大部分人首先感受到的，也许是它坏的一面，那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仿佛只是过一天是一天。

汪天鑫 作品

盛夏的一个夜晚，我和朋友一起去艺仓美术馆看了汪天鑫个展。作品的灵感源自黄浦江日落时的光影，以平面呈现了三维，以空间收纳了时间，不敢说看懂了多少，但在经历了封城之后，对这座城市的死与生、对这一景象的动与静，也有了更深的感受，因为我也不止一次在江边看日落。

那一晚很开心的是见到了不少新老朋友，虽然聊起来，似乎每个人最近都是在被坏消息包围，但这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新常态，不管怎样，这一刻让我觉得“正常的生活就应该是这样啊”。我们不是艺术家，但也理解同样的道理：我们所知道的永恒，或许就存在于某些生活的瞬间之中。

多少年来，不管怎样，人们普遍是在面向未来，是期待着有什么事发生，当然，那种乐观的期待本身就意味着，人们相信那应当是一些好事；然而现在，社会心态似乎觉得，“未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并且很可能不是什么好事”。未来已经不值得期待，它甚至让人惊惧，而与此同时，过往也渐渐被自然淡忘了，我们只剩下稍纵即逝的当下——据说这是现代性的最重要表征之一。

旅行文学作家刘子超在《午夜降临前抵达》中写到中欧的一个无历史之地：“对她来说，缅怀早已不再重要，因为除了这座纪念碑，大地已把一切过往埋葬——它只是无穷无尽的现在时。”那其实也是我们当下生活的写照。

前些天，一位读者写信给我说：

记得当时在上海疫情期间，现实的困难给我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我从来未想过，会有一天在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会因为食物等生存问题而发愁，与此同时网络上的各种消息也让我内心季度焦虑、不安，我当时以为我会一辈子记住在那段时光的某些时刻，不会遗忘。
只是没想到，才过了两个月，疫情封闭的影响，对我个人而言，似乎都已经消失不见。我仔细思索疫情对我造成的改变，似乎也没有多少，生活仿佛重新回到到了轨道，一切又重新开始。但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确确实实不一样了，只是我说不上来。

他当然不必为此自责，实际上，他的感觉相当准确，也没做错什么。他说自己最近重新喜欢上了写日记：

我发现自己如果当时没有写下来，到现在真的是会什么都想不起来，而没有记录的日子，则是一片巨大的空白，我不知道自己在那一天干了什么，有什么想法和感觉。最近的一些日子，则是会随时随地拿出本子开始写，起床后、午休时、睡觉前，有时出去在汽车上、火车上也会记录下来，连带着写一写当时的场景。没有平台的限制，不用考虑传播，也不担心被别人看到，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记录自己彼时彼刻真实的想法和感觉。在记录中，我似乎发现了另一个存在的自我，也仿佛看到了寻找人生意义之路上，前方透出的一丝亮光。

这也是我写作的意义，它不仅可以帮助我理解自己，也可以通过记录帮助我认识这个时代。克尔凯郭尔有一句透着悲观的格言：“个人无法帮助或拯救一个时代，他只能注意到它的损失。”当然，这话很多人并不赞成，因为放弃公共参与，仅仅保有自己的私生活，到头来可能连私生活也保不住，但能够注意并反思时代的损失，本身或许也是一种参与。

当我们从过往和未来的链条中脱嵌出来，肯定要承受孤独感的折磨，但也因此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如果你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进而明确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只属于当下的自我，那你就能更好地采取行动。

这种接近于存在主义的思路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对大部分人而言恐怕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通过这样每一天的自主决定，我们才可以说：“我并不只是活着，我是在真正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