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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无光

恐惧或愤怒,你总得选一个才能活下去

城市里一贯让人心生厌烦的堵车,如今在石家庄可能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它俨然成了这座城市“烟火气回归”的证明,意味着终于有越来越多惊魂不定的市民开始走出家门。能这样,还是因为一条冲上热搜的当地新闻:自从11月13日触顶的689例阳性感染者之后,石家庄每天的新增确诊在短短3天里下降了近80%。一面放开,一面感染人数还骤降,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好事。网上有人暗示,只要不查就没有:“以前我电脑老是中毒,后来卸载360后,你猜怎么着?”还有不少人不忘揶揄石家庄人的谨慎:解封的第一天,大部分市民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高兴,而是自愿继续呆在家里,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什么?有人尖刻地挖苦说,这就像是老早那些缠足的女人,习惯了受束缚,到最后“放开裹脚布的那一刻,一群女的哭得死去活来”。确实有不少石家庄人感到害怕,这几天不乏有人这样说说:“这要真是好事,能第一个轮到河北?”“处在解封中的我们瑟瑟发抖。”“我不相信通知,除非看到上班的已经上班,上课的已经上课。你懂的。”“石家庄真成试点城市了,真的放开了,有点害怕了。以后公共场所不看核酸了,核酸点也要取消了,都自费测了。一天新增快500个,结果幼儿园小学全部通知开学了,突然放开大家都不敢去。”在网上流出的一个学生家长沟通群里,一堆父母都以孩子“胳膊疼”、“腿疼”、“牙疼”、“耳朵疼”之类的种种理由,请假不能返校。人们为什么这样?有一种观点甚至将这种“自由到手都不敢要”的瑟缩和犹疑不决归结为某种集体性格:体现在石家庄人身上,就是太温厚了,太淳朴了,太随遇而安了,实心实意的,不喜欢做作,不喜欢刷存在感。这种性格,决定着他们做事,从来都不猛,并不具备进攻性,不具有冒险精神。于是,面临重大选择,他们会有所迟疑,多些观望,过于理性,进而保守。
11月19日 下午 1:04

现在起才是更艰难的时候

所有人应该都知道了昨天午后宣布的消息:对次密接不再管控;取消中风险区,仅设高、低两级风险区,最大限度减少管控人员;高风险区外溢人员由集中隔离7天改为居家隔离7天;取消入境航班熔断,密接管理由7+3天改为5+3天。消息一出,股市应声上涨,机票检索量激增。有人不无感慨地戏谑道:“没想到双十一活动力度最大的竟然是国家卫健委——满7天减5天,全场次密接免单。”大部分普通人的反应恐怕就复杂多了。有些人高兴,毕竟可以提前解封了,次密接或许就可以回家了,三年了,多少人想着能好好出去走走?但也不乏有人怀疑,这样放开能持续多久,何况这似乎仅仅是“开了一条门缝”而已,说不定随时又说变就变了。对这一变化,很多“防疫爱好者”一片沉寂,可能他们还需要时间调整适应。有的人心灰意冷地说“散了吧,躺平了躺平了”;有的人害怕放开后感染人数暴增,“真正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人揶揄:“那你别出门不就得了,让不怕病毒的出门。”“你可以戴一辈子口罩,穿一辈子防护衣。”一位一贯支持强硬清零的微博大V“上帝之鹰”说,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已下单买了一台5L的制氧机,“只是,今后各种卖惨说药费和床位费涨得太厉害了,借钱也等不到床位之类的小作文,麻烦别发给我了,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这些看上去针锋相对的看法,或许都包含着部分正确。这倒不是和稀泥,而是指出一个现实:走向开放的过程,绝不意味着简单轻松,更不是“什么都不做”,恰恰相反,这段航程会遇到很多激流、险滩和暗礁,正需要以坚定的意志和高超的技巧,把握住方向走下去。2020年1月,武汉疫情初起时,我就曾提出过要实现“在流动中管理”,强调一个现代社会不应当退回到在封控中求取绝对安全,而是通过对风险的管理来确保必要的流动性。当时,我还在豆瓣上说过,其实“在流动中管理”才需要更复杂、精细、协同的风险管理能力,兼顾不同的社会需求。没多久,国内渐次平息,欧美却开始了大流行,一时之间,许多人都来留言嘲讽谩骂,无法理解像这样“摆烂”还算是高技能。但这个观点,我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过。一个社会越是现代化,保持流动性就越重要,这是常识。试想一下就明白:小农社会的村庄,可以自给自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甚至被视为理想社会。像桃花源这样的村落,完全与外界隔绝,根本不会对它有什么伤害,甚至外界可能才是麻烦和危险的根源。然而,任何一个现代城市必须维持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任何停顿、阻滞和隔绝,都会造成严重损失。既要承受风险、排除障碍,又要维持常态化运转,这当然是更难以做到的——不然你在飞奔的车上检修轮胎试试?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封控了三年,很多人宁可放弃流动的自由和权利,而换取那种受保护的绝对安全,然而,这种状况归根结底是不可持续的。本来,在病毒的毒性已大大弱化之后,逐步放开势所必然,但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们心态要向流动性的风险社会转变,并在医疗资源、管理方式等各方面做好准备。桑斯坦在《最差的情形》中曾写过,面对现实生活中那些“高风险小概率”的事件(诸如地震、恐怖袭击),最容易犯的两种错误,一是过度反应,二是完全忽视。如果你整天担心地震,那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但根本不把它当回事也不行,万一哪天发生呢?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平日就做好防震措施、有避灾救灾演练,即便地震到来也不至于措手不及。我们怎样才能回归正常生活?今年春上海封城时,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我坚信上海只是早走了一步,各地迟早也要走上海走了一半被打断的那条道路;但我也清楚地知道,骤然放开可能导致感染人数激增,且不说到时出现的医疗资源挤兑,舆论也可能会反弹。最好的路径,是及早准备,朝着放开的方向稳步推进。这绝对不是“躺平”——这个词在国内已经被污名化,仿佛是完全放任不作为,因为在我们的社会语境下,强调的是“有形之手”的“积极有为”,连尊重规律的“有所不为”,也会被看作是“不作为”。但事实上,减少不必要的“乱作为”,顺应规律地维持好整个体系的运行,恰恰需要高度的协调能力和平衡感,而这是极难做到的。虽然这三年的封控也一言难尽,但不管怎样,它其实是相对简单的:不管怎样,出现了阳性,封就是了,差别只是封多大范围、封多久而已,有些地方还相信,封得越狠越干净。也就是说,它衡量的标准其实是相对单一的,然而现在,挑战才刚刚开始:你得在确保不失控的情况下,兼顾多个目标,所谓“既要又要还要”。像以往一样,国内的做法是某种“行政发包制”:上面确定了大方向的要求,由底下各自解读完成,所谓“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既给出了统一的目标,又允许各地参照本地实际状况发挥一定的灵活性,也因此往往出现五花八门的情形。广州可能是全国最快速予以响应的城市之一,本来它日增的感染人数已逼近上海封城前夕,但现在迅速调整,次密接解除隔离;上海的做法也松动了,原定明天的大筛紧急通告取消。成都的反应颇有些黑色幽默:它确实取消了次密接,但都改成密接了。至于重庆,你可以去微博搜一下“重庆市民自发静默”。现在,压力其实已转移到了执行人员身上:大方向是明确的,至于怎么才能做到,那是你们的事。放开是肯定要放开的,问题只是如何以最小代价,拉平曲线,避免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冲击,这才是对各地治理水平的真正考验。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说,从现在起的这一年也会很关键。可想而知,在过渡时期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事,其光怪陆离的程度,也许不亚于此前三年。但好在,相比起看不到尽头的封控日子,这总算是有盼头的。经历了这些,我们也应该更明确意识到在一个现代风险社会生存意味着什么,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去捍卫的,代价又会是什么。在此之前,很多人虽然置身于一个现代环境中,心灵其实仍然停留在过去,但这三年足以让人看清楚:在社会意识的现代化完成之前,这个社会就仍然不能说是已经现代化了。
11月12日 下午 3:03

“错过女儿成人礼”为何无法感动人

郑州市中原区平安街社区主任刘红英可能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自己怎么就突然出名了,更不明白让自己出名的那番话到底哪里有问题。11月6日的郑州疫情发布会上,刘红英谈到自己忙于防疫工作,“前几天是我女儿的18岁生日,然而我却缺席了她的这场成人礼”。说到动情之处,她甚至当场哽咽了。让她始料未及的是,这番话在网上激起猛烈反弹,微博上无数人揶揄:“她感动了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想起琼瑶那个剧的经典台词:你失去了双腿,她失去的可是爱情。”“大概是想让老百姓觉得,你看我都错过女儿成人礼了,我多辛苦多努力。这种人根本已经脱离群众了。”有人挖苦,既然刘主任遗憾工作太忙错过孩子成人礼,不如干脆辞职去多陪陪家人。一时之间,全网都在群嘲:“郑州人欠刘主任的小公主一个成人礼。”当公众号“河南演艺圈”发了这么一个告示后,底下有人留言问,演艺圈掺和这事干嘛?作者答:“你不觉得这是近期重大娱乐事件吗?”当然,她并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从流出来的朋友圈、微信聊天截图来看,她从社区的颂扬声中获得了自我肯定,根本不在意网上说了什么。不仅如此,她还本地社区用喇叭公开喊话:“我怎么了?都是为人父母,我错了吗?再说,我的稿子怎么说也是他们通过审核的,不是我一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早有人猜到,她的稿子不会事先没人看过,甚至有人挖出来,所谓“错过女儿18岁成人礼”,是个老梗:2020年3月郑州市妇联“最美战疫家书”系列,就有杜岭街道彭公祠社区抗疫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张保红因忙于工作,2月8日错过女儿成人礼的故事。两年前疫情初期,这倒还不失真实,但这几天郑州全城都封得动弹不得,还能去哪里过成人礼?何况这还是个抄来的梗。别说这事的真实性可疑,甚至有人说:“去查查她是不是真有个18岁的女儿。”有一段戏仿的对话还原了这一翻车事故出台的幕后:事后,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一场正式的疫情发布会上,一个社区书记突然间谈起自己女儿的成人礼和猫?但这其实是再常见不过的宣传套路。“错过女儿18岁成人礼”这个桥段,原本是想要“感动中国”的:一个基层干部,为了大众的福祉,胼手胝足,牺牲了和家人的相处,这在我们的传统中一贯被视为是一种打动人的德性。可想而知,按原来的设想,推出这样一个典型,用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小事来刻画一线人员的辛苦,不仅显得“接地气”,还有助于减轻对防疫工作的质疑,因为这两三年来经常出现的一点是:哪怕人们再多不满,但总觉得一线工作人员不可否认地“很辛苦”。然而这一次却严重翻车了,为什么?很多人被这番话激怒了:这是三年来郑州被封得最接近上海封城的一次,不知有多少人经历着惨烈得多的遭遇,而一个基层干部错过女儿成人礼就好像有多惨了似的——何况这还可能是编的!有人不无恶毒地嘲讽:“又不是错过女儿的葬礼。”但问题的重点其实也不是“比惨”——试想下,如果基层干部真的忙到无法参加亲人的葬礼,难道就能感动人了吗?也不会。人们反而会觉得这没有人情味。在以往的宣传话术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套路,就是诉诸超常的道德行为,因为传统的道德观里,正是超出常人的举止才不平凡。然而,到如今,人们更强调的是“人性”,过分突出那种异常,不仅无法引发共鸣,有时甚至令人反感。也许正是考虑到“怀孕九个月坚持上抗疫前线”之类曾翻车过,这次才没有突出得多惨,而精心选取了“错过成人礼”这样似乎看来更真实可感的小事。也就是说,这试图利用中国社会“情胜于理”的心态,让人们对防疫工作者产生共情。在以往,这确实可能奏效,我之前也写过,中国社会广泛存在一种“对权力的共情”,主动地体谅“当家作主”之难,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往往像是一家人,处于彼此利益未清晰分化的含混状态。然而,当人们自身的处境到了相当坏的时候,就没心情再听得进这种话了。重点并不是对方惨不惨,而是她的讲述与自己根本无关,更无助于解决自己当下的困境。简言之,当人们清楚意识到自身利益时,双方话语的错位就引发了翻车。不少人都为此感到奇怪的一点是,为什么一个社区干部竟然也能如此脱离群众?难道她真的不知道人们在经历什么吗?当然,这确实也有可能。这与地位的高低无关,很多人甚至哪怕是同阶层,对他人也漠然视之,那是一种想象力的缺陷:无从代入来体会或想象他人如何感受。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其实他们并非不知道你的处境,只是希望你来共情他们,而不是他们来共情你。就像现在防疫时也常有社区干部说:“别让我为难。”然而,“不为难”的前提应当是双向的体谅,如果只是单方面的要求你“别为难”,那不过是改头换面的非正式强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次事件折射出新的社会变动:我们能做的也许不多,但至少可以不让自己那么容易被感动。
11月8日 下午 10:43

贵溪女童事件疑云

这两天,许多人都为这样一件事而气愤:9月10日,江西贵溪一名12岁的女孩被52岁的村支书强奸。案子本身并不复杂,甚至当地很多村民都听说了,嫌犯也很快就被抓了,之所以引发网上哗然,一是因为受害者的特殊身份,但更重要的是,网传她之所以遭侵犯,是在“父母被送进方舱隔离期间”。对此,当地的反应可说极为迅速:9月13日下午4点事件开始发酵,17:07,镇政府工作人员就宣布嫌犯“已移交给司法处理”;18:35,贵溪公安发布警方通告,确认此案并称已抓获嫌疑人,并澄清受害人父母从未进过方舱:这则通告没有提到受害女童的年龄(想来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事发地点,也未提及施害者的具体身份,重心倒是放在阻止谣言传播上——也就是说,这不仅被视为一起社会治安案件,更重要的是“影响恶劣”的舆论事件。然而,这并未能让所有争议平息,很多人仍在追问:“她父母不在方舱,那么在哪里?”还有人揶揄:“没有在方舱,但在别处被隔离了——不是所有的隔离点都叫方舱。”也有人觉得其父母当时在哪里是个“很次要的因素”,重要的是“村干部劣质化”:嫌犯刘亮宗是案发所在的刘桥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此前做生意发家,算是当地的“能人”。讽刺的是,疫情之后他才在村里居住较多,2021年5月又出任现职。今年8月10日以来,鹰潭出现新一轮疫情,贵溪则是全市防疫的重点地区。9月4日,微信公众号“鹰潭人大发布”还报道了刘亮宗的事迹: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贵溪市人大代表刘亮宗不等不靠、主动作为,第一时间组织村干部做好核酸检测、通知宣传和消毒消杀等工作,坚持“应检尽检、应管尽管、应隔尽隔”,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进行。他每天在村组卡口带班值守,排查全村人口流动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以实际行动践行人大代表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当然,这篇如今看来让人尴尬的报道,在案发之后已被悄悄撤下。“鹰潭人大发布”对刘亮宗防疫报道的配图“村干部劣质化”与“受害人父母被隔离”的传闻,乍看起来是两回事,但其实是内在相关的,因为它折射出一种普遍的忧虑:当自己被隔离之后,家人可能就无法得到保障了。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一书在查阅了无数第一手材料后发现,解放战争时农村子弟参军的最大顾虑就是自己走后,家中女眷遭人欺凌。1946年5月,察哈尔省政府调查发现:“由于本人参加部队,老婆被人逼奸、诱奸、改嫁、强霸种种问题是发生了不少。”1947年3月,罗瑞卿在晋察冀土地会议上提到一些贫农曾抱怨:“当兵去?人在人情在,我当兵去了家里没人管,我为什么当兵呢?”并称“这是农民心眼里的话”。同年底,他更明确指出:“使军人最关心最不满的,是有的坏干部诱逼军属改嫁。”贵溪女童事件中的传闻,可能也是出于类似的社会心理:由于这两年来的防疫中,各地都传出屋主被隔离后,家中宠物被消杀、财物遭破坏的种种事例,人们担心是很自然的。女孩父母进方舱的传闻可能不实(如果父母被隔离,为什么她没有?如果是外地归来,那也同样意味着家中无人),但这种心态却是真实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必然导向对当前防疫措施的批评与反思,因为顺着这个逻辑,只要当地工作做到位,消除被隔离人员的担忧,那他们就能安心接受隔离,谣言传播的土壤也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解放战争时动员农民参军,就是在这上面下功夫,确保后方无事,以安定前方的军心。但如今在现实中出现的情况是:官方将此事与防疫分离,在惩处嫌犯的同时,尽力阻止谣言传播。一些更激烈的人警觉地认为,这一波舆情只是有人“借机带节奏攻击方舱和防疫政策”,是为了“搞乱中国”,必须要与这种声音坚决斗争。在微博上,像这样的发言还有很多,多到让人觉得“人性真是不可测”,为什么对这样一个事件受害人朴素、自发的同情,到头来竟会被这么多人排山倒海地攻击?和朋友谈起,他不以为然:“蛆而已,不要在意他们。”但仅仅骂是没用的,如果有很多人这么想,那就构成了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社会心态,就有必要追问,为什么那些人的反应不是去同情那个受害的女孩子,而是质疑有人借此攻击防疫政策?讽刺的是,那些人其实也认为,对方才是不关心受害女童的,只是试图生事,但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在这一点上并无本质差别。确实也有人问:“重点不应该是关注小女孩儿么?就不准备重点关注一下小女孩儿的后期心理治疗?”但得到的回应很少,确切地说,女孩创伤后的心理疗愈也是另一回事了。像这样的事件,一开始的信息极有可能是模糊的、乃至错误的,所谓的“谣言”往往折射出人们内心真实的忧虑与恐惧,这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公开讨论、反思的契机,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一种情绪化、绝对化的碰撞,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更麻烦的是,这种观点往往一上来就揣测对方的动机,把前期因信息不确定带来的模糊一概视为居心叵测。之前就有过不少这样的事例:有人从A地跑到B地,引发了人群感染,流调公布后,无数人谩骂他们有意投毒,乃至是间谍。这假设了他们已经知道自己阳性,出于反社会的险恶居心,有意造成恐慌;但我想更有可能的是:感染者根本不知道自己阳了,只是事后人们出于恐慌,觉得他们是故意的。很多国人的逻辑是:你阳了,又没乖乖地自我隔离,那就肯定是故意的。遇到这种蛮横的逻辑,最大的麻烦是你没法辩解:你说自己真的不是故意的,但他一口咬定你就是故意的,这都根本没办法讲,因为说到底,这样的断言不需要证据。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听话是理所当然、不需要理由的(即便要他们自己遇到很可能第一反应也是跑),所以就只能往“别有用心”来解释了。实际上,在这些激烈的言论背后,常常潜藏着一种特殊的愤恨:要是都像我这样就好了。这是价值观一元的人在遭遇社会多元化时本能的不适,他们心目中美好的社会只有一种声音(恰好就是他们自己那种),而把其它的都看作是“杂音”。他们可能没有想过,这种不容置疑的信条,才是最值得警惕的。
9月15日 下午 1:31

绝对安全之下的风险

成都封城传闻一出,超市里的蔬菜食品遭疯抢(图源:联合早报)8月25日,本轮成都疫情爆发。8月29日,一位名为“热带雨林”的人在网上说,成都很可能将要封城。一时之间,无数市民涌入商超抢购,这一天被戏称为“热带雨林购物节”。第二天,此人被行政拘留15天并处以1000元罚款,理由是“寻衅滋事”。16:51,“成都发布”发表《不!用!囤!》,告知市民理性,底下一堆留言都表态大力支持,不乏呼吁严惩哄抬物价者。还有人揭发这位“热带雨林”在现实生活中是倒票的黄牛,说的话多半不可信,有些已囤货的群众决定退货。让他们没料到的是,9月1日,成都宣布从当天18时起,“全体居民原则居家”。近期被疫情猝不及防打断生活的不止成都人,8月30日,深圳一口气取消亚洲宠物展、3D打印展等六个展会,且是在离展会开幕仅有8小时的半夜12点取消。1万家宠物品牌的布展商仓皇撤离,搭建、货品全废,各家损失十几万到上百万不等,很多人苦等了12个月的展会,一夜之间打了水漂。疫情三年来,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哪怕你再小心,但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不可测的风险可能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就像生活这部机器的齿轮突然停转,而你不凑巧正被卡在里面。对这样的事,人们早已没脾气,不管是自己的不幸还是他人的不幸,都谈不上愤怒,往往大抵是哈哈一笑。前一阵还有这样的事:婚礼要举办了,新郎却突然被封控了,没奈何,做了个新郎的纸牌替代。很多人都说“笑死了”,确实,我们中国人善于把悲剧活成悲喜剧。但有时候真的让人笑不起来。如果你为了考注册会计师认真准备了整整一年,明天就要进考场了,但突然之间,小区却突然只进不出了,你怎么办?前几天,深圳就至少有上百人这样,而考试主办方也没办法,让你自认倒霉,有的人心态崩了,困在小区里哭出声来。我也有朋友,在要进考场时,被告知没有24小时核酸阴性报告,不能进去。尽管她辩解说已经做了,只是结果还没出来,但不行就是不行,眼看着自己一年来的辛苦要泡汤,她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来,而门卫只是看着她,一副“虽然同情,但我也无能为力”的样子。幸好在时间截止之前,阴性报告总算出来了,但那一刻的无力感,她说自己会永生难忘。事后她跟我感慨:“在强大的系统面前,个体实在是不堪一击。在没有看到变化的信号之前,大家宁可进入形式主义也不肯面对现实。”每个人看起来都在忍耐,在温驯地照章办事,哪怕看到不幸,但每个人又都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好像把这一切都当作命运一下接受了下来,认命了。问题是,以往就算是“命”,好歹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当下给人的感觉是:这种风险的出现几乎是完全随机的,有时跟个人的道德、行为没什么关联。8月里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安徽南陵县藉山广场上,有两人被雷击致死。事后的说法是当事人在“跳广场舞”,然而谁会在雷雨之际还停留在那跳舞?网上传闻她们当时其实是在排队做核酸检测,这确实听起来更合理,毕竟现在能对中国人来说,不管打雷下雨都非做不可的,大概也就核酸了,可算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南陵雷击事件这可以说是我们当下生活的一大悖论:这种让所有人陷入惶惶不安的不可控风险,本身却正是这个群体追求绝对安全的结果。疫情以来,有个问题始终挥之不去:一个人可以得到绝对保护,但避免任何由此引发的风险吗?在一些人看来,答案是肯定的;但在我看来,回答是否定的。自从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社会尽管也存在激烈的争议,但总的来说不可否认的是,多数人想追求的毕竟是一种“绝对安全”:最好在第一时间将病毒清零,确保社会有机体的纯洁,并且在杀灭所有这些污染物之前,最好保持静态。这与“在流动中管理”的现代理念,差异之大是一目了然的。对相信唯意志论的人来说,这不仅是可以实现的,也是必须要实现的。棘手的问题是:正是这种试图实现绝对安全、绝对掌控的努力,才导致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也就是说,问题并不在于投入的资源不够多、决心不够大,而是行为本身会带来一系列无法预期的后果(unintended
9月2日 下午 2:31

人墙里的一块砖

图源:重庆晨报(周瑄
8月28日 下午 2:21

从“女排口罩事件”看公众心态变化

中国女排队员吴梦洁在比赛中这两天,无数人都在关注一件事:在菲律宾举行的女排亚洲杯小组赛上,此前三连胜的中国女排在对阵伊朗队时,第一局全场戴着口罩,结果以24:26输掉了比赛。幸好从第二局起,她们摘掉了口罩,后面三局以25:19、25:10、25:13轻松拿下,最终以小组第一晋级八强。比分的大幅翻转,愈加给人一种印象:女排姑娘之所以在第一局输给伊朗队这样的弱旅,完全是因为她们呼吸不畅,被束缚住了手脚,进而质疑有何必要这么做——“剧烈运动时不该戴口罩,难道不是常识吗?”一时之间,网上出现了大量段子,不知道这样不顾选手运动状态的做法有何必要,甚至影射这实属“愚昧”,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怪诞行为艺术。在遭受广泛的公众质疑之后,中国排协发表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是今天凌晨03:55才发布的,此时距离比赛结束已有10个小时。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状况说明,就算加上打电话沟通、写沟通的时间,1小时也足够了。为什么会搞到半夜才发,可想或是兹事体大,领导们需要时间商量,又或是特意找个没人会怎么在意的时间点,免得一发布出来就炸锅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所谓“保护运动员健康”、“临场经验不足”,大抵都是托词,当时真实的想法恐怕是这样:眼下有两个相互冲突的KPI,一是防疫,二是赢球;防疫是当前重中之重,本以为伊朗是弱旅,戴着口罩也能拿下,但没想到输了一局,要真输了比赛可就难堪了,于是发现还是另一个KPI更重要。本以为这是小事,没料到舆论哗然,这时它说,自己最看重的其实是第三个KPI:队员的健康。“张3丰”在《看看排协道歉信是如何推卸责任的》中说,这番说法是在轻描淡写,这一段话叙事的精髓,就是巧妙使用三个主语,“我们”“我们运动员”和“队伍”。当谈到责任时,多使用“队伍”和“我们运动员”(看上去是“我们”,其实是“运动员”)这样范围更大含义也更模糊的词。在“承担”责任的时候,同时甩掉了责任。你们不是打排球,是踢皮球。对于这些责难,胡锡进挖苦:我觉得女排不是比赛临场经验不足,是应对互联网的“临场经验”不足。她们不知道自己在赛场打球,自己的临场判断首先要和互联网的判断接轨,让网友们觉得对。否则的话,他们发现不对劲摘了口罩也白搭,3比1赢了、4战4捷也白搭。有一点他倒是说对了:排协所表现出来的反应,确属“应对互联网的‘临场经验’不足”,它看来既没想到公众会有这么大反应,甚至也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反应。至于胡锡进,虽然对公众的反应敏感多了,但他却讽刺网友吹毛求疵,要让一切都顺自己的意。我在意的既不是这场比赛本身,也不是这份声明所隐含的体育官僚主义(这也都是老话题了),而是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反应:至少从网上来看,人们普遍觉得运动员戴口罩比赛是不必要的,甚至根本就是个笑话。当然,也有人翻出早先巴西队、美国队在比赛中戴口罩的照片,然而很快就有人提醒:那最早也是2021年时的事了,当时确实疫情很严重,可现在都2022年了。这就是问题所在:无论是胡锡进还是“别人也一样”的旧照片,都已经无法证明当下戴口罩比赛的合理性。在疫情初期的2020年3月,我就曾在一篇《日常心态与战时心态》中写过:“欧美社会进入战时状态慢,但一旦结束,摆脱出来快;中国社会却相反,进入很快,摆脱出来却往往很慢,有时,这种被围心态(siege
8月26日 下午 4:14

当下最重要的使命是认清自我

江滨黄昏今年酷暑。自1873年有气象记录以来,上海40℃以上的极端酷热天气共记录21天,其中19次发生在2000年之后,7次就在今夏。黄梅季草草收场,连年年光顾的台风也没来,感觉所有人都像是蒸笼里的困兽,而这甚至都谈不上往日南方城市那种潮湿暧昧的诗意,倒不如说是酷烈笼罩之下的全盘热情低下。这并不只是我的感觉。虽然解封已久,但上海的地铁客流量仍恢复乏力:整个7月同比下降32.4%,其中工作日达到常态的69%,休息日则仅有52%。有人说,上海人变“宅”了,但我想,这不如说是一种特定的适应进化:在一种劫后余生的氛围下,人们都默契地选择了“非必要不出门”。我也是经历过后才意识到,其实连出门这样日常的事,也是需要某种安心感作为支撑的。不时也有外地朋友问起我在上海生活怎样,说起来可能各地也都差不多,无非是72小时核酸续命,此外就是隔三岔五的“大筛”(近一个多月来固定在每周六),小区居民一起捅喉咙。前一阵的新段子,说流行语“yyds”,在上海的意思是“又要大筛”。每次大筛,按说边门要关起来,因为确保每个人在小区里,但后来发现,其实也常常开着。有邻居问楼组长到底怎么回事,她说,反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你们也别确认了。8月6日起,关闭已近五个月之久的小区北门每天7:00-9:00,17:30-19:30限时开放;第二天,上海宣布全域风险区清零,实施常态化防控措施。问了小区核酸亭里的工作人员,她说原本合同签到7月底,之前延到8月底,但前一阵最新的消息,核酸免费检测服务将延续至9月底。说实话,没人知道将来会不会又有什么变数。7月里的一个新闻是:奥地利有艺术家和经纪人告赢了政府,认为去年Delta疫情严重时,文化场所遭关闭属于歧视。但在我们这里,遇到类似的状况只能是拼个人生存技能:出入任何场所都会被要求出示各种二维码,号称“索多码”,以及一种个人的忍受力、警觉性和逃生本领。Suda月初去云南,她后来说:“每次出入机场地铁都感觉很烦躁。已经完全不追求服务了,只求防疫。”确实,我7月底去杭州,出站时也排队花了整整一小时。后来朋友揶揄:“你已经不满足新情况下的旅游必备条件了,因为其中一条是必须自驾,这样才能给你在封城前及时逃离提供最大的保障。”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一系列默认的感知,已在无声无息中宣告瓦解。看到网上一个假设:“如果一些人假扮成大白,当街把你拉走,说你是红码,周围的人不敢靠近也不会帮你。你该怎么办?”我认真想了想,确实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之前就有朋友在豆瓣上说,经历了这几个月,想通了很多,很多曾试图去追求的事,现在发现都没多大必要了,是可以放下来,专注于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她这番话引起了广泛的误解,有人反问:“那不正是他们想要的吗?”我理解这种质问:低欲望可能在无意中成为共谋;但我也理解那位朋友的话,实际上,身在其中,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很少的,并且无论如何选择,都不可能完美——你克制欲望,显得像是自我压抑;但你坚持和原来一样,哪怕在你自己看来是用拒绝改变来抵抗,在别人眼里也可能觉得你似乎没心没肺。我当然知道,欲望也是健康的,那证明我们活着——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需求和欲望就是自我的根基,而完全的自我消解就意味着死亡。不过,在东方哲学中,那种看似消极的自我抑制,只是想从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中解脱出来,通过将自我悬置,更专注于内心,以达到“无我”的境地。我不清楚,这最终会导向人们克制自我,还是更注重表达自我——或许这也并不矛盾,因为既然未来可能是完全不确定的,那么做计划就没多大意义了,能做的时候就去做,因为下一次你或许就再也不能了,即便可能也要等很久。你应该后悔的不是你做了,而是你没有做。既然如此,那么明智的选择是抛开那些不重要的事物,但坚定不移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意味着,当下最重要的使命是认清自我——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原先我们不需要反思“如何生活”的问题,但现在这却可能持续地困扰我们。从好的一面来说,惟其如此,才构成自觉的行动;但大部分人首先感受到的,也许是它坏的一面,那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仿佛只是过一天是一天。汪天鑫
8月21日 下午 2:52

被豆瓣禁言365天

黄昏下班,到小面馆坐下,点了一份大盘鸡拌面,还没等到面端上来,忽然间手机叮咚一响,接到一条通告:我被禁言365天。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面条端上来了,当然也还是得吃下去。本来前一阵曾想过发个通告,万一本号被封,我会在豆瓣说明的——还好没发,现在豆瓣也被封了。今年1月6日,我就曾被豆瓣禁言了180天,到7月5日才放出来。为此我还写了一篇《远离豆瓣的180天》,现在,刚回到那儿开口说了一个半月,我就又得远离它一年了。老实说,年初第一次被禁半年,起初还是有点难过的,而这一次虽然更长,却并没有激起我内心多大的波澜——如果说有,那主要是觉得很不便,毕竟本来我还有不少书和电影想要标记一下。也不算太意外,今年的大环境有目共睹,我朋友当中被豆瓣永封的也不止一个了。可能也迟早会轮到我。这次回到豆瓣,为时虽短,但能明显感受到豆瓣的凋零,往往一早起来刷一下,没几条就看到了昨晚读过的。虽然我也只关注了300多位友邻,但记忆中早先一整晚他们输出的内容,够我一大早看挺久。被封了半年,我也一度好久不刷豆瓣,以至于现在感觉这反差特别大。很多人或是离开了,或是被迫沉默了,或是不想多说了,这样的结果自也不意外。想想我自己也是如此:虽然解封后无所顾忌,反正这号没了就没了吧,但这些天事实上就是提不起多大兴致,基本上偶尔发一条,就扔在那儿,随它什么时候过审。想想早先,豆瓣是我唯一使用的平台,一度甚至每天可能发10条以上,以至于有友邻发豆邮给我说:“你写得很好。但我只能取关了,因为你发得太勤,感觉每天被你刷屏。”这样的日子应该不会再有了。我上豆瓣整整十五年了。以前从没想过离开,但现在这么长,我或许是时候考虑下去别处看看了。别的就没什么了。请大家安心,我没事。只不过我被封后,请不要给我写豆邮了,我能看到但不能回复。见谅。
8月17日 下午 8:24

健康码何以一再被滥用?

今天这篇写完,又发不出来,也不意外。各位想一读的,请照例去本号首页底部输入消息,提取关键词是“滥用”,已设置好自动回复长图。第一步:点到本公众号首页,点右上角的“发消息”:第二步:点左下角,出现对话框,在框内输入“滥用”:虽然这篇是谈河南的事,但我想通过对背后逻辑的分析,旨在说明:这样的事件发生,绝非某个地方偶发的失误,相反,它是结构性的产物。不论如何,这就是我们需要看清的社会现实。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对此悲观,我的兴趣只是分析问题本身。我知道,不止一次有人说,“维舟现在的心态也变了”,又或者说“你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我想这不是问题的重点,我希望的是能帮助大家理解一点当下的现实。疫情已经第三年,感觉所有人也都疲了,又或是习惯了——来来去去不知重复操演了多少回,但却看不到尽头。我想说,如果这些经历让我们更好地看清了周遭的现实,那我们就没有白白受苦。
8月4日 下午 9:08

谁“抹黑中国”?

《隐入尘烟》剧照电影《隐入尘烟》近日来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但争议的原因却不是其艺术水准,而是很多人觉得这部乡土电影所呈现的西北农村面貌,为什么2009年还有这样土气的打扮,“搞得好像是七八十年代还不如”?更进一步,就有人怀疑海清饰演的女主角形象“更像是西方人定义中的中国农村妇女”,“为什么入围国外电影节的影片都是这类型的”?根据这种理解,这部影片就成了迎合西方的偏见的新证:“很符合获奖三要素:苦、丑、穷。”有人据此写了一篇《海清这个形象也“抹黑中国”了?》,在梳理这些论争之后,举出大量实证,认为影片所呈现的都是相当真实的农村面貌,导演李睿珺不仅把镜头对准了自己老家(甘肃高台县罗城镇花墙子村),还经常让村民客串出演。这乍看是在争论真实性,但其实并不是。因为如果你加以美化,即便失真,也不会招来这样的抨击。实际上,即便你呈现真实,也会被视为别有用心,为什么不多看看好的一面?为什么不赞美进步的地方?《隐入尘烟》中海清的剧照对许多人来说,这涉及到“面子”——如何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他人,但把不堪的那一面尽可能地掩藏起来。不难看出,这种意识与真实性恰恰是冲突的,因为“真实”势必意味着不论好坏完整地予以呈现。很多年前,我带Suda(那时还只是女友)回乡,去小姨家小住了会,她歉然说:“我们这乡下没什么可看的,要不你们一会去旁边手帕厂转转吧。”饭后出门,Suda忍不住问我:“好奇怪,你小姨为什么让我们去手帕厂?”我想是这样:在小姨的心目中,乡下实在一无可看,唯一还算拿得出手的“现代”景观,就是这个手帕厂。当然,我们后来也没去,对城里长大的女孩子来说,这种工厂实在再无趣不过,村里随便一间老屋、一道沟渠都比它有意思多了。几年后,我们去婺源,拍了一堆照片回来,但她父亲和姑妈看完后的反应都一样:“你们花了那么多钱、跑那么远,就为了看这些破房子?”事实上,在我们的旅途中,也不时会遇到这样好奇的本地人,“为什么这些游客会喜欢那些没什么可看的东西”,但对我们来说,跑那么远当然也并不只是想看几座最新的水泥楼房。婺源篁岭1934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应一群半裸的黑孩子的要求给他们照相完,就被两个便衣警察抓起来,理由是他“刚刚进行了一项对巴西不友好的行动”,当时的巴西精英容不得任何人提起本国内地的原始状况:他们说,我照的那张照片如果拿去欧洲的话,可能会被人认为巴西确实有黑皮肤的人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而且,更可能被用来证明街头儿童的确是没有鞋子穿。他们把我拘留起来……在这种自尊背后,潜藏着一种自卑,事实上,这才是把殖民者的视角内化了,因为它情不自禁地根据“文明”的标尺,将那些令人羞耻的角落掩藏起来。1972年尼克松访问莫斯科时,为了给外宾留下好印象,甚至“整个街区的旧建筑被焚毁拉走,成百的人被迁出去,街道加宽重铺,房子重新油漆,栽上树木,铺上草皮,边上还围以花坛”(《俄国人》)。给外人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布景。后起的民族国家,往往有一种焦虑感,在潜意识中不断地将自己与发达国家作对比,下意识地要掩盖自己见不得人的一面,同时不管对方是否有兴趣,骄傲地炫耀自己新取得的成就。在这一心态下,被人肯定和羡慕是最使他们满足的,而对传统/“落后”事物的兴趣则被视为不受欢迎的阴暗心理。邀请他人前来观察的本意是肯定自我,只是不幸这经常与外人的观察角度构成冲突。梅棹忠夫在1960年代就发现,在中东各国旅行时,“随处都可以遇见阻止你拍摄他们以为羞耻的现象的认真的爱国者们”——镜头前的景象,彼此都看到了,但你呈现这些真实,就已令人不快。安东尼奥《中国》剧照1972年意大利左派电影导演Michelangelo
7月26日 上午 11:00

征集杭州对谈者

原本春节后就想继续去各地访谈,但谁也没料到,上海封城折腾了那么久,现在终于可以恢复了,这一次我想就近先去杭州。我下周三(7/27)中午到杭州,停留3天,预计下周五(7/29)午后返程回沪。这些年里,杭州我大概少说也去过二三十次,但大抵是去旅游、访友,并没有找人来对谈过这座城市本身的发展、变迁和未来。除了数据、文献之外,我想在其中生活的普通人的感受是更为重要的,我主要关心如下问题:和其它城市(尤其是长三角城市)相比,你觉得杭州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近十年来本地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你生活有什么实际影响?你为什么选择在杭州?如果有机会,你会想去别处吗?其它的,可以随便聊。我特别想了解的,是那种书本上没有、外地人也很难了解的本地信息,那种作为外来游客单靠自己去看无法得知的信息。比如说,外地人印象最深的杭州通常是西湖风光,又或是近年来的“网红城市”,但对杭州人来说,生活在其中意味着什么?所以,杭州的读者朋友,如果有兴趣对谈,请在下面留言,最好能有2-3句话简短说明下您了解哪些。我会据此来确定对谈者。这个新号现在仅有不到5000关注,其中杭州有147位,虽然肯定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和兴趣过来对谈,但因为我本人停留时间也有限,恐怕难以一一对谈,所以到时不得不有所选择,待我再后续联系确认彼此的时间。谢谢!
7月22日 下午 2:25

远离豆瓣的180天

其实不止180天。我是1月6日被封的,按说7月5日就解封了,但这一天真到来时,我甚至都提不起兴致去看一眼豆瓣页面。今天我又活过来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原本在被封之前,我也已有几分意兴阑珊。两年多来,豆瓣上的言论尺度一步步收紧,去年底我还曾拿这开玩笑:自从这两天豆瓣新的审核机制出来后,感觉和豆友的距离拉大了很多,因为现在看到的每一条广播,都可能是po主几个小时前发出来的,就像我们看到的星星,其实是几年前发出来的光,只不过由于隔开了几光年,所以现在才看到。据此推算,大概现在豆友人均拉开了1/365光年的距离。当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先被锁一阵(有时甚至以天计),慢慢地自然也就觉得没意思了。那段时间里,我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几乎都被打回来了,这当然会极大地打击我的表达欲。唯一还能做的,似乎就是默默转发,但即便这有时也不能,因为常常发现被拉黑了。今年元旦那天,我因此说,将会慢慢淡出豆瓣,除了留着标记下书影音、发发书评之外,不再说什么了。我确实没再说什么。然后,多少让人觉得有点诧异的是,1月6日收到了被封180天的处罚。当然也有人拍手叫好,不过更多的似乎是物伤其类的哀伤,“子文阿东”说:1月1日说完这段话后维舟再没说过什么,只是转发一下友邻的广播,然而到底没能幸免。还是有点儿难过的。虽然没关注,也基本没交流,可一直确定维舟在豆瓣的存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这么多年一直在思考和分享,做出那么多贡献也尽量遵守规则的用户,最后仍然免不了被远远放逐。我们的豆瓣去哪儿了?
7月8日 下午 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