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的标准与路径思考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习近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大创新性论断，是明确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途径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重大历史任务。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典型之一，在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中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要以“五个有利于”推进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这为藏传佛教中国化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清醒认识西藏社会存在的特殊矛盾，引导信教僧俗群众牢固树立国家意识、法制意识和公民意识，团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切实减轻信教群众的负担，实现藏传佛教文化的健康传承，才能不断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

关键词：宗教中国化；藏传佛教；五个有利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将宗教工作纳入党治国理政工作全局的重要位置，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深化对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党的宗教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大创新性论断，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途径选择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五个有利于”为标准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工作。党员领导干部应加强对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学习，强化对宗教基本知识的把握，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在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中的主导作用，团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引导和鼓励藏传佛教深入推进中国化的积极性，有效减轻信教群众的负担，健康地传承藏传佛教文化，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宗教和宗教工作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一、“宗教中国化方向”论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2022年7月29日至30日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政策命题。之后围绕这一论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了新时代全国宗教工作的主要方向和着力点，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坚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深刻分析宗教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对宗教在我国实现本土化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在新时代，我们党解决我国宗教工作领域问题与挑战的重要战略举措。

（一）“宗教中国化方向”论断，是解决我国宗教工作领域实际问题的战略举措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重性，是一种积极性和消极性共生共存的社会现象。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是挖掘宗教的积极因素和抑制其消极因素的过程。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就是在准确认识和把握宗教“两重性”的基础上，做好宗教的引导工作，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的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实现我国宗教同新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全面适应。随着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我国宗教工作形势总体积极转好，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全面深入得到贯彻，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宗教工作法治化大力推进，宗教活动有序而稳定。但是，宗教领域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有的宗教存在偏离初衷、戒律松垮、追求名利、贪图奢华等教风不纯的问题，宗教商业化的问题依然显现；有的宗教在教义理念和组织制度方面曾有丰富的中国化经验和特征，但处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缺乏与当下社会经济文化相适应的新探索与回应；个别宗教在传播和发展中暴露潜在的诸多隐患，并与国际错综复杂的形势密切关联。

为解决我国各宗教工作领域依然存在的诸多问题和不相适应，为进一步引导和协调宗教的各种关系，提高宗教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就应从宗教的观念、体验、仪轨、组织和制度等内外要素，全面深化宗教的中国化，从而更好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

（二）“宗教中国化方向”论断，是宗教实现中国化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发展

回望我国当代五大宗教的发展历史，都有着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中国社会相遇、冲突和融合的复杂历程。从曲折的历史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那就是任何一种外来的宗教，只有与所处的社会相适应，与传入地的文化相融合，才可能深入扎根当地土壤，茁壮生长并不断传承。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同希腊时任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举行会谈时指出，“中华文明绵延传承至今从未中断，从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在包容并蓄中不断衍生发展。通过古丝绸之路的交流，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地中海文明以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相继进入中国，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实现本土化，从来没有产生过文明冲突和宗教战争。”［1］总书记的讲话指出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外来宗教的适应性两个方面。对于宗教中国化的历史方面，习近平总书记 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2］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涵盖了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的一般意义，更包含了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具体要求。对历史上的中国化宗教而言，并非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当前与将来的中国化问题。历史上的中国化不等于当代中国化。佛教曾深深融入中国社会与文化，但并不等于现在就完全适应了。

宗教在中国本土化历史中的努力和探索，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教训。对于历史中的案例，我们要批判性思考，汲取其中的经验与教训，以更好地推进当下我国各宗教的中国化。宗教适应所处社会，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进程不断调适的过程，过去适应不等于现在适应，现在适应也并不意味将来的适应。因此，宗教要坚持中国化方向，不断适应我国社会发展进步，充实自身的时代内涵。

（三）“宗教中国化方向”论断，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对宗教规律的认识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继承和发展，认为，宗教作为构成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是依赖、伴随着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而发展和延续。宗教与社会的相适应是不断经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曾讲到：“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3］2021 年 7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指出：“宗教的发展规律在于‘和’。任何宗教的生存发展，都必须同所在社会相适应，这是世界宗教发展传播的普遍规律。”显然，一种宗教能否存续取决于它是否能够适应所处的这个社会。根据唯物史观，宗教与社会相适应又涵盖着空间和时间的要求。在空间上，宗教要适应其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避免与所处社会相冲突。从时间上看，宗教要适应所处的社会形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变迁，宗教也要随着社会形态发展变化不断适应。翻开人类历史，不难发现曾出现的名目众多的宗教，绝大部分因为无法适应所处社会的发展而渐渐衰亡，留下的只有史书记载。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关于宗教规律的深刻洞察。

综上所述，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论断，是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有机统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进程中，需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宗教和宗教工作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4］

二、藏传佛教是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实现佛教中国化的产物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5］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宗教的中国化就是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与我国不同民族文化融合并被本土化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因不同路径、时间和民族文化因素，形成了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南传佛教。佛教传入我国西藏已有 1000多年历史，从最初的印度佛教发展成为富有中国特色和鲜明民族烙印的藏传佛教，实现这一华丽转身的历史过程是藏传佛教不断以其灵活融通的教义教理、忍让和谐的行为规范和随机应变的“方便法”，因时因地对佛法与国法（王法）、出世与世间、宗教戒律与社会伦理等融会贯通，做出积极回应和合理解释的本土化过程，是藏传佛教能够从容应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变化、延绵千年持续生存和新发展的“不二法门”。从佛教走向藏传佛教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坚持宗教本土化——“佛、苯融合”

佛教传入我国西藏之前，苯教是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佛教传入后，最初与当时的苯教发生冲突和斗争，以致在历史上发生过两次“禁佛事件”。后来，为适应西藏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本文化，佛教改变策略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满足民间宗教信仰的需求，并大量吸收苯教的仪式仪轨、神仙崇拜等文化元素，逐渐与本土文化融合、适应，形成了藏传佛教诸多宗派。在后来的发展中，形成了佛教和苯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段历史在藏传佛教历史上又被称为“藏传佛教后弘期”。

因此，佛教传入西藏后，为积极适应西藏当时的经济和政治，不断自我调试，逐渐形成了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其实是佛教与当时西藏的社会发展相适应，而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一个过程。藏传佛教的形成是历史上佛教在西藏的中国化过程。

（二）坚持宗教中国化——汉、藏佛教的交流与融汇

伴随两位唐朝公主进藏，汉传佛教的佛像、佛经、佛经翻译、佛寺建筑、汉僧及寺规相继出现于吐蕃。10世纪以后，藏传佛教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结合中观论和禅宗顿悟思想，同时又重视密宗瑜伽的教理，这种教理逐步发展成宁玛派的理论基础。经过与西藏传统苯教的长期冲突、融合，并与内地佛教和儒、道文化长期交流和互为影响，藏传佛教逐步发展为具有中国文化基因的佛教。

藏传佛教作为中国文化、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唐代开始便不断地汲取中华文化的养分，在元代和清代出现了第二、第三次发展高峰。从元朝起，一方面，中央政府的政治文化和儒家思想等为藏族社会所吸纳。内地历史上崇拜的一些英雄人物也出现在藏传佛教文化中，如关公成为大护法，玄奘象征智慧化身，布袋和尚被纳入第 18 位罗汉，明朝驻藏官员刘琦被一些寺院视作财神等，这些历史实证说明了内地文化对藏传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6］另一方面，元朝统治者将藏传佛教推崇为官方宗教，藏传佛教文化逐渐进入中原，特别是广泛地影响了蒙古族的思想文化和民俗生活。

清朝时期，藏传佛教不仅进入清朝官方文化，而且佛教教义中的慈悲、平等、包容等理念与儒家“仁、义、礼、智、信”等互为影响，逐渐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渗透到中华民族成员的思维深处，积淀成为共同的价值认同，一个以儒、释、道为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文化思想传统逐渐形成。［7］现在，五台山成为佛教圣地，汉、藏、蒙古等各族信众在此共修，共同诠释着团结统一的中国佛教传统。

（三）坚持宗教中国化——藏传佛教深远的爱国主义传统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形成了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这种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精神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传承，至今在藏传佛教界依然焕发着生机，激励着当代藏传佛教广大僧众继续发扬。［8］

自 13 世纪中叶开始，以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伯侄为代表的爱国爱教的人物群体，为争取和维护国家的统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公元 17 世纪以后，西方帝国主义通过插手西藏政教事务，企图破坏和阻碍中央与西藏地方的政治隶属关系，我国西南边陲的安危受到了严重挑战。在这段历史时期，藏传佛教界的爱国主义传统主要表现在反对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和主权完整方面。这时期，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爱国的藏传佛教界人士，如第四、五、六、七世班禅额尔德尼等。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藏传佛教界的爱国主义传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时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祖国的势力，是藏传佛教界人士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这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有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第六世热振活佛、第十一世帕巴拉呼图克图等一大批藏传佛教界的爱国人士。［9］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众多活佛和高僧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他们坚持爱国爱教，积极配合政府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积极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宗教的实践，充分挖掘和弘扬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

可见，历史上藏传佛教是在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历程中展开的，是在与中原文化互动中发展演变的，藏传佛教的兴衰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不断的本土化与以积极的姿态融入中华各民族文化，铸就了藏传佛教历史上的中国化。

当然，历史的中国化并不等于现在的中国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由“宗教在中国”向“中国宗教”的深刻转变，藏传佛教的教义思想、教规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要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充实时代内涵，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成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宗教。使藏传佛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着力推进西藏“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例”的时代浪潮中贡献智慧与力量。

三、坚持“五个有利于”标准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我们当前和今后的主要工作任务。全面深刻把握“宗教中国化方向”这一宗教工作总方向，就要将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重要论述，系统地学习；要结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融会贯通；要结合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次代表大会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准确领会和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作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十个必须”内容之一，强调在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坚持“五个有利于”为标准，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五个有利于”为标准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工作，要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在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中的主导作用，团结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辩证地看待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不断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一）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

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是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前提和保障。其核心内容是“三个树立”，即树立国家意识、树立法律意识、树立公民意识。

国家意识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认知意识，是社会个体基于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国情等的认识和理解，逐渐积淀而成的国家主人翁、自豪感和归属感。我们应广泛开展和引导僧俗信教群众学习历史，通过深入学习历史，深刻认识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一步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让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心灵深处。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发自内心的认可、崇尚、遵守和服从。国家处理宗教工作的原则是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我们需要进一步在宗教团体和信教群众中开展和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引导他们深入学习宪法、民法典、刑法、义务教育法、社会治安处罚法、宗教事务条例及实施办法、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自治区关于藏传佛教事务管理的政策规定。使深刻认识和牢固树立宗教活动应当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开展，任何干涉教育、司法、行政职能和社会生活的宗教行为被视为突破法律底线。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后才有其他社会身份。藏传佛教界人士和寺庙僧尼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都是中国的公民。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树立公民意识，就要超越个人的身份特殊性和特权意识，牢固树立公民大于教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理念。其次，任何公民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根据权利和义务作为相平衡的原则，公民既然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也就应当履行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公民应该履行的基本义务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依法纳税；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等等。

综上所述，在“三个树立”的基础上，要积极引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做到明确倡导和鼓励什么、反对和禁止什么，明确国大于教、国法大于教规、公民大于教民，明确宗教不能干涉社会事务。在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大是大非面前，能够立场坚定；在面对各种斗争的关键时候，起到重要作用。

（二）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增进“五个认同”

增进“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核心。“五个认同”作为全国各族人民思想的政治基础，也是我国所有宗教传承的发展之基、安身立命之本。我们应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丰富有趣的教育活动形式，不断增进和铸牢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鼓励和支持他们积极投身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10］

在“五个认同”中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引导文化认同，其根本任务就是要吸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宗教教义教规的阐释中，推动宗教思想观念的现代转型；把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入宗教组织、制度、教风的建设中，建构民主办教、依法活动、服务社会的现代理念。此外，宗教教义教规的阐释要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是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大一统”理念，把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谐包容理性崇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植入宗教思想中，铸牢中华民族认同、宗教和睦的文化基础。

（三）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团结宗教届人士和信教群众

团结宗教届人士和信教群众是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强调：“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要把能不能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作为评价宗教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11］

2021 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信教群众首先是群众，这是基本属性。宗教活动往往体现群众性的社会现象。宗教的传承，是以信教群众的信奉为前提。因而信教群众作为宗教的载体，也成为宗教的主体，是宗教中必须予以重视的重要考量因素。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共同宗教信仰为认同基础的广大信教群众，作为一种社会实体和现实存在，在任何一种社会和国家都是无法忽视的社会治理范畴。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决定了宗教由“居庙堂之高”向“处江湖之远”的转变，也即宗教领域的世俗化。当今社会，无论宗教仍处于其政治活动的中心，或者已经更多地进入到了个人领域，宗教在国家和政府的政策实施过程中仍是重要的政治考量因素。其次，团结好信教群众，要正确看待信教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在具体工作和政策执行中，我们既要保护信教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的信教群众，还需要做足耐心细致群众工作。［12］《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13］因而在具体工作中，既要维护好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又要关注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差异性，正确处理信教群众的特殊诉求，有针对性地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14］

西藏宗教的群众性相对突出，在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宏大而复杂的工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加强统筹，避免顾此失彼，要尽力避免把整体目标任务简单而机械的划分，要避免政策执行一刀切。“致广大而尽精微”。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应该既有软引导又有硬规范，既立足当前而又着眼长远，既有紧迫性而又有战略定力，既要注意发挥外因作用更要注重发挥内因作用。［15］

（四）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引导藏传佛教健康传承

藏传佛教健康传承是中国化方向可持续的根本。鉴于藏传佛教历史上曾经和现在依然存在的诸多问题，全方位推进藏传佛教思想建设、教风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应不断剔除在藏传佛教中千百年积淀的封建糟粕、迷信愚昧的思想，培育理性思维，推动理性信仰，促成藏传佛教自我革新、自身建设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推动宗教中国化，宗教界是内因，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是最关键的能动因素。要按照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代表人士，为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提供人才保障。要不断创新培养模式，完善藏传佛教三级学衔制度，优化宗教人才的层次和结构，既培养一支规模适当、质量过硬、梯次合理的基层教职人员队伍，也培养一些大德高僧。以推动藏传佛教在坚持中国化方向的道路上实现自身的成功转型，以及在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健康发展。

（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减轻信教群众负担

减轻信教群众负担是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关键。引导找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教理依据，把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与人民利益至上原则统一起来，以适应时代发展寻找利教利民的发展契机。

应鼓励我们的宗教界人士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围绕经典教义、思想观念、教规制度、文化艺术、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进行系统梳理，开展深入研讨，厘清哪些需要坚持和传承，哪些需要完善和发展，哪些需要调整和扬弃，在此基础上列出重点阐释清单，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和推进措施，以革故鼎新的精神、较真碰硬的劲头推动解决，去除不利于当下时代精神的消极内容，改变那些陈规陋习，使宗教文化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取得新的进步。［16］

应激发宗教界的内生动力，突破因循守旧的思想，从“要我变”转变为“我要变”，顺应新时代社会发展潮流，不断突破自身束缚。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应当鼓励宗教界在慈善公益、绿色环保、和平和睦等方面积极作为，从而在减少宗教消费和减轻信教群众负担、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等方面发挥教化引导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程洪猛 .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理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N］. 人民政协报，2022-11-3.

［2］同上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M］. 人民出版社，2017：3.

［4］程洪猛 .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理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N］. 人民政协报，2022-11-3.

［5］《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宣讲提纲》［G］.2020：17.

［6］沈桂萍 . 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N］. 中国民族报，2020-9-8.

［7］同上

［8］新华社 . 藏传佛教的爱国主义传统［EB/OL］. 光明日报_光明网（gmw.cn），2008-04-18.

［9］新华社 . 藏传佛教的爱国主义传统［EB/OL］. 光明日报_光明网（gmw.cn），2008-04-18

［10］王作安 . 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N］. 中国民族报 .2022-3-21.

［11］新华社 .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EB/OL］.www.gov.cn，2016-4-23.

[12]新华社 .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EB/OL］.www.gov.cn，2016-4-23.

［13］习近平 .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N］. 西藏日报，2021-12-5.

［14］王作安 . 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N］. 人民日报，2013-11-26.

［15］李德成 . 关于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的思考［J］. 中国宗教，2021（4）.

［16］王作安 . 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N］. 中国民族报，2022-11-17.

本文作者系区党委党校（区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