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化腾、李彦宏们依然在奋斗，黄峥、张一鸣们却已经退休

文/陈季冰
近期资本市场饱受各类“谣言”影响，不仅冲击一线的企业管理者，也令监管方感到困扰，也许，只有那些退了休的创业者才能享受此时的安宁。然而，对于互联网行业的弄潮儿来说，“退休”很难像传统行业那样被渲染成光荣和感恩，相反，他们退休的涵义丰富而耐人寻味，反倒可以看作监管、谣言与市场预期之间复杂微妙关系的一个注脚。

从马云到黄峥、张一鸣

马云的“退休”，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连续剧，而且是马拉松式的。从2013年5月最初不再兼任阿里巴巴集团CEO，到2019年9月最终正式卸任公司董事局主席，期间经过了漫长的6年多时间。而他将要退休的消息，在整整一年前的2018年10月就大张旗鼓地公开对外宣布了。此后又过了整整一年，直到2020年9月30日之前，马云仍担任着阿里巴巴的董事……相比之下，两位“80后”黄峥和张一鸣的“退休”则低调而干脆，展示了两代中国互联网创业者截然不同的风格。2020年7月1日，黄峥宣布卸任拼多多CEO，原CTO、也是黄峥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同学及拼多多联合创始人之一的陈磊接任CEO。当时黄峥称，一年后（即2021年7月）将彻底退出，与陈磊完成董事长职位的交接。但他似乎非但丝毫不恋栈，还有点去意似箭的味道。仅仅过了8个半月，到2021年3月17日晚间，他就正式辞任董事长，且不再担任公司任何管理职位。尽管黄峥的言行举止素来低调到了不能再低调，但这个消息仍然淹没了同日发布的拼多多2020年财报新闻。今年春节假期里遇到一位朋友，曾是拼多多的员工。他说，自辞职消息公布以后几个月里，他好像就没有在公司里再见到过黄峥的人影。更出人意料的消息发生在两个月后的5月20日，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宣布卸任公司CEO，由公司联合创始人梁汝波接任。梁汝波是张一鸣在南开大学时的同学，他们二人在2012年共同创办了字节跳动的前身今日头条，梁汝波此前一直担任字节跳动产品研发负责人。字节跳动在一年多前的2020年3月有过一次内部组织架构调整，那时，张一鸣卸任字节跳动国内业务管理职务，由张利东担任字节跳动（中国）董事长，作为中国职能总负责人；抖音CEO张楠担任字节跳动（中国）CEO，作为中国业务总负责人。面向海外市场的TikTok CEO则由曾任小米CFO的新加坡人周受资出任。虽然张一鸣放权的意味很明显，但市场对他的“退休”仍是严重预期不足的。在宣布“退休”之时，黄峥只有41岁，张一鸣更是只有38岁。以他们俩的年纪，差不多可以做马云这代中国互联网先行者的下一辈了。更大的不同在于，阿里巴巴早就实现盈利，近期虽然面临诸多政策面方面的不确定性，但至少在公司自身可为的经营层面已步入稳定增长。相形之下，即便在黄峥宣布“退休”之际，拼多多在年活跃买家在数量上首次超过阿里巴巴，但是拼多多的快速增长仍是由补贴促销推动的，它依然没有摆脱亏损，展示一个令人信服的盈利模式；而字节跳动尽管在2020年完成新一轮融资后，估值已达1800亿美元，但它甚至连IPO这个必经之坎都尚未越过，更何况来自美国政府的政治警报也远远谈不上已经解除。就在张一鸣“退休”后不到半年，他在国内的最大竞争对手快手的创始人宿华也悄然卸任CEO，由其联合创始人程一笑接掌公司日常管理。只不过由于有黄峥和张一鸣的“退休”大新闻在前，当时39岁的宿华“退居二线”的眼球效应大大缩水了。

几乎可以这么说，年轻的黄峥、张一鸣和宿华在创业尚未完成的中途就隐身而退了。

市场变幻与英年早退

与过去那些到了年龄的正常退休或功成名就后的提前交班很不同，第二代中国互联网头部公司创业者的“英年早退”，更多地被笼罩在某种无可奈何和欲言又止的模糊情绪之中。按照黄峥在致股东信中的解释，他提前“退休”的主要原因，是要在公司变得“像是正进入青春期的少年”之际，“跳脱出来去摸一摸10年后路上的石头”。黄峥认为，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的以规模和效率为基础的竞争形态已遇到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需要从核心科技和理论基础上寻找答案。另一方面，疫情加速了公司内部运营和管理团队的发展，拼多多已经从轻资产模式逐渐转变为重资产模式，由此产生的新业务推动了新一代管理者的成长。黄峥称，自己辞职后将从事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做“科学家的助理”，力争为提升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水平做出贡献。张一鸣的表态更加谦卑，他自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熟管理者，”也“不是很擅长社交”，更喜欢“自己上网、看书、听歌、发呆。”进而坦陈自己在忙碌的日常工作中，已经与很多新信息脱节，“感觉过去几年很大程度都在‘吃老本’”……虽然现在公司业务发展良好，但未来更长时间不应停留于此，公司应该变得更有创造力和富有意义，自己对探索远景新战略、研究组织和管理、提升社会责任的三个目标并不满意。因为这些缘故，他考虑了一段时间后决定卸任CEO，此后将专注学习，尤其是关注机器学习技术（人工智能）的新进展，同时将深度参与公司在社会责任和公益方面的工作。并聚焦远景战略、企业文化等长期和根本性目标，“以十年为期，为公司创造更多可能。”看得出来，无论是黄峥还是张一鸣，他们似乎都在刻意贬抑自己在商业管理和技术研发领域的才能，而对成为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和理论家，抱有更多自我期许。这当然也是十分符合人之常情的：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人们总是低估已经到手的东西，而对尚未拥有的东西憧憬不已。问题在于，黄峥和张一鸣们表面上对未来“更上一层楼”的追求，是不是更多地在掩饰其当下所面对的窘境：他们意识到，自己过去取得的商业成功在新的市场环境里已无法复制，监管环境则尤其凉意袭人，他们本能地想要逃避日益迷茫的前途中可能遭遇的滑铁卢？我在前文已经简要提到，单从市场规模扩张的各项指标来看，拼多多的数据似乎大多不错。尤其是，其活跃用户猛增至7.88亿，已经一举超越了阿里巴巴的7.79亿，更将京东的4.7亿远远甩在身后。但这些扩张仍是靠巨额的补贴和亏损来实现的。此外，拼多多的年化GMV（平台经手的货值总流量）虽然仍在迅猛增长，但其增速已经开始明显放缓，且与阿里巴巴和京东仍存在数量级的差距。再看字节跳动，其冠军产品TikTok已连续几年在手机软件应用（App）榜上高居全球下载首位，但在国内，无论是短视频还是直播，市场都已趋近饱和。到2021年底，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用户已接近12亿，短视频用户渗透率也已经超过80%。考虑到人口总量，这意味着接下来已几无可能获得增量用户，竞争只能转向存量用户。此外，自从疫情触发了一场直播热潮，阿里巴巴和腾讯都大举进入这一领域，其市场竞争更是趋于白热化。所以，尽管抖音近年来的销售收入持续翻番，但其未来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是可见的。为了保持现有的高增长，字节跳动必须开拓出新的电子商务模式。据称，张一鸣原来曾对游戏和教培两个市场寄予很大希望。但过去一年多来，针对这两个行业的监管已经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相比黄峥，张一鸣眼下还多了另一层压力和困境：来自美国政府的强烈的政治敌意。由于TikTok在全球赢得的极高人气，华盛顿方面一直将它视为一个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此前，TikTok和微信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诉讼已进行到达上诉法院，且都获得了法院发布的初步禁制令。去年6月，现任总统拜登撤回了特朗普时期针对TikTok、微信、支付宝、QQ等应用相关交易的三个禁令。

但这仅仅意味着，TikTok的在美国已被判处的“死刑”可以缓期执行而已。鉴于中美关系的现状，它在美国遭遇的政治打压短期内不可能有根本性缓解。而印度政府则在2020年就彻底禁封了TikTok，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更多国家的政府跟进对它的绞杀。
TikTok迄今仍是美国和全世界下载最多的一款应用，其全球月活用户在短短4年里增长了5倍，到去年9月已超过10亿，但它面临的政治不确定性是极其令人不安的。简言之，市场和政策的双重风向转变促使或加速了黄峥和张一鸣们的离去。资本市场对几位80后互联网巨头“退休”消息的解读无疑是非常负面的。黄峥卸任董事长的消息发布后，当日拼多多美股盘前大幅跳水，最终收跌7.1%；字节跳动尚未上市，但张一鸣辞任CEO的内部全员信公布后，公司员工和投资者都大为震惊；而宿华不再担任快手CEO的消息传出后，它在香港市场的股价当天下挫3.5%……

架构、股权与行业差异

许多人或许会认为，像马云、黄峥和张一鸣这样的公司创始人，掌握着公司最多的个人股权，即便从CEO乃至董事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也不会影响到他们对公司的掌控，不过是让他们从具体而繁琐的日常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而已。不能说这种看法完全没有道理，以马云为例，“退休”后的他仍可以通过阿里巴巴特殊的“合伙人”机制，掌握董事会半数以上席位的投票权，从而将阿里巴巴的人事任命和重大决策的掌控权抓在手中。黄峥的情况稍有些不同。根据2020年7月黄峥卸任CEO持股变动说明，由于当时黄峥捐赠并划转部分股权进入一家慈善基金和拼多多合伙人集体，他个人控制的股份比例从43.3%降至29.4%，投票权也从88.4%降至80.7%。而在他辞去董事长一职后，他所持股票具有的1:10的超级投票权也随之失效，拼多多Vie结构也回到了同股同权的普通股权构架。此外，拼多多模仿阿里巴巴而试图建立的合伙人制度迄今尚未生效。这实际上意味着，未来拼多多公司内部的权力结构是存在一些变数的。张一鸣的情况则更加复杂，因为字节跳动还面临着被美国政府责令“强卖”的现实风险。当然，就算黄峥和张一鸣彻底退出了各自公司的一切领导岗位，他们仍将对拼多多和字节跳动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一点是毫无疑问。考虑到他们已经在公司的文化基因里深刻地打下了个人烙印，就更是如此。但这种影响力在未来究竟表现为怎样的性质，现在看来并不确定和清晰。但无论是从单纯的市场竞争还是监管环境来看，黄峥和张一鸣往后退一步，对他们的公司摆脱当下的不确定性，应该是有好处的。企业的主要管理者换了，它的对外竞争策略和对内管理风格都会发生显而易见的改变。当企业发展面临瓶颈时，这不啻为“柳暗花明又一村”创造了可能性。而在政策和监管环境方面，企业决策层的换人在宏观方向上或许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但在微观操作层面则绝非完全不可能催化出一些新气象。所谓企业的政府关系事务，最终总是会落到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人换了，气场也会随之改变，处理一些较少涉及到宏观导向和根本原则的具体事务时，一定会有很大不同。还有人会问，为什么传统行业、特别是所谓“实体经济”行业里的那些老板们往往做到高龄都不轻言退休？内地的宗庆后、曹德旺们就不用说了，香港的李嘉诚90多岁了还没有真正退休！我认为，两个主要原因造成这两类企业家和创业者行为的差异。首先，传统行业的变迁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而互联网产业确实是瞬息万变，短短几年里整个市场格局会完全颠覆，变得面目全非。这就需要这些企业随时准备作出伤筋动骨的根本性调整，这对它们掌门人的知识结构和精神状态来说，是一个严峻考验。正如黄峥和张一鸣公开流露出来的情绪那样，他们的确有力不从心之困。其次，可能也是更为决定性的，对于一个拥有巨额财富的老板来说，他的财富是从实业经营中一点一滴逐渐积累起来的，还是从资本市场中瞬间“圈”来的，也会直接而有力地影响到他们的心态。对前者来说，个人财富与自己对公司的掌控和管理权力是密切相关的；对后者来说，独树一帜的战略思想及其延伸出来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商业逻辑，才是金融市场最看重的，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微观具体的企业经营管理是脱节的。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喜欢以理论家自诩的深层动机。简单地说吧，这些互联网弄潮儿们成为亿万富翁时，他们的公司没有一家是赚钱的！他们的财富是通过卖概念而非卖产品或服务获得的。这一路径差异会令他们对财富与权力的关系产生与老一辈实业家迥然相异的认知。

两代创业者的技术-市场理想

但更有意义的问题毋宁是：为什么60后、70后的马化腾和李彦宏们依然在兢兢业业地奋斗，而80后的黄峥和张一鸣们却已经或打算甩手而去？事实上，不仅51岁的马化腾和54岁的李彦宏，几乎所有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都还勤勉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57岁的马云只是一个罕见特例，的确，他实在是太特殊了！这种区别，恐怕要从70年代中期以前和以后出生的两代人所经历的截然不同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环境及其之上形成的总体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不同之中寻找原因。我是上世纪60年末生人，是典型马云那辈人，对我们这代人的人生价值最具决定性的青春期是在80年代度过的。而当时那种物质依然极度匮乏、精神世界却异常活跃、开放和丰富的时代特质，让我们这一代人通常理所当然地将社会理想置于职业理想之上。展现为大者即家国天下情怀，小者则是对身边人——如企业员工——的责任感。对黄峥、张一鸣和宿华这一代人的成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上世纪90年代，那是一个国家经济开始腾飞、物质快速丰裕起来，但人们的精神世界却相对单调刻板的年代。我猜想，这种成长经历或许会让这一代人整体上缺乏思考宏大和抽象事务的兴趣与能力。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多体现在完成一个个清晰可见的具体目标，例如黄峥所说的，用技术手段更好地提升食品安全。这是一种典型的“技术理想”，或“市场理想”。对马云这样“60后”来说，它们大概只是他宏大思考中的某一个环节，甚至都未必是特别重要的环节。但对黄峥这样的“80后”来说，它们可能就是他当下思考的全部问题，至少是首要的问题。也许是出于商业逻辑、特别是资本市场的需要，“80后”的黄峥和张一鸣们别扭地把自己描绘成未来的思想家，但他们其实都缺乏成为思想家的青春期底色。“60后”的马云们则正相反，他们在考虑任何关于企业经营的问题时，都十分自然地表现得更像一个思想家。工程师和总经理总有离职的一天，无非是早点晚点而已，布道人和启蒙者永远不会退休。很难说这两代中国互联网创业者的不同精神气质孰优孰劣，我只是想指出他们之间的这种“代沟”以及造成这种深刻“代沟”的原因。一定要说些什么的话，我想用一句回顾历史的话来结束本文：纵观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程，如果立足于民间视角，那么，真正有效地推动中国社会取得了一些扎扎实实进步的动力，主要是技术理想和市场理想。

  赛格大道的第57篇文章排版 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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