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攻关，白猫黑猫一起上
赛格特约作者 维舟
在中美爆发科技战之后，普通中国人都在痛切感受到一点：中国如果要想继续向前发展，当务之急就必须突破瓶颈，掌握一系列“卡脖子”技术的基础原理，才能不受制于人，在全球产业链里向上跃升一个层级，否则就可能被“锁定”在一个较低的层级上。
当地时间5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美国准备对中国安防设备厂商海康威视实施新的严厉制裁。
尤其是2021年初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着力构建“科技联盟战略”，为保持科技优势而制定了“小院高墙”策略，以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进程和潜力，这是中国不得不面对并重视的。
当前的科技攻关，不仅仅是科技发展的问题，也牵涉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转型：在成为“世界工厂”之后，中国已基本实现工业化，2016年起甚至出现了产能过剩，下一步应该是转向知识经济主导的后工业化时代，这就尤其需要大力推动高科技创新，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
现在的问题是，道理都懂，但怎么做呢？
科技攻关
有赖于培植复杂生态
应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科技实力并不弱，除了美国，其他国家都不敢声称科技实力在中国之上。甚至，从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来看，我们还要优于美国。而没有这样厚实的基础，四十年来的中国经济奇迹也无从谈起。
在诸多领域，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迅速进步是“赶超型”的，这尤其体现在大量引进技术、积极与世界科技前沿同步，并通过量的积累实现质的飞跃上。然而，冷静下来看，现在相对容易做的事基本都已经做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否则也不叫“卡脖子”了。
在很长时间里，国内的做法是集中精兵强将进行科技攻关，这往往被视为一项国家战略来实施，整个过程充满军事隐喻，也确实常常能奏效，然而，后工业时代的知识创新更复杂，因为它是在网状结点中涌现的，常常没有确定的方向，也就很难预先设定目标再去攻克它。换言之，这种“科技攻关”已经不像是一个个要攻占的山头了，而有赖于培植一个复杂的生态。
以洞见未来著称的日本评论家堺屋太一在《知识价值革命》一书中早就曾说过：“社会性、经济性现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所谓未来预测，说到底无非是系统地考察整个社会的变化。”
也就是说，真正强大的创新并不是一两项科学技术，而是一个不断接收新信息、新冲击并不断孕育新变化的生态机制，其中不同的个体通过相互碰撞、交流，可以引发极其复杂的化学反应，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思维、新科技。
当社会的演进越来越趋向复杂，我们已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个“非遍历态世界”，一件事只发生一次，无法遍历每一种可能性，这就必须敏捷地捕捉稍纵即逝的机会，又由于成败得失无法事先确保，这就得鼓励试错，给前端赋权——因为往往只有这个复杂网络节点中的前端执行者，才最清楚创新的机会点在哪里，并迅速作出判断和改进。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体系的创新、改进是在分散、不确定且动态变化的网络中涌现的，并由每个个体发起近乎随机的改进型试错，通过市场机制的相互协调，最终达成整个体系的变革与进步。国企与民企携手
创造了“1+1>2”效应
说这些可能还有点抽象，那我们不如以中国的电信行业为例：中国三大电信企业为构建世界最大的网络生态提供了基础设施，可谓功不可没。
但上述仅仅是初阶功能，更重要的高阶功能是，三大运营商经过多年的激烈竞争，不仅推动了技术更新换代，也通过业务增长创造了一个激活了下游企业持续壮大与创新的生态系统。譬如，中移动在2000年初推出的“移动梦网”项目，就曾拯救了低谷中的腾讯、网易等后来的互联网大厂。
在21世纪初，“移动梦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中国主要的几家互联网公司“续命”（图源网络）
进入2010年之后，工信部、发改委多次要求运营商降低电信资费，以1GB流量的使用费用为例，2014年为124元，2017年则降至23元，降幅达81.5%。降费之后，运营商的流量收入反而暴增120%，与此同时，中国移动互联网也进入高歌猛进时代，以BAT为首的中国互联网矩阵开始真正登上舞台。
2020年，中国率先步入5G时代，国内流量单价已远低于欧美日韩等国，这不仅让利百姓，培养了一代移动网络用户，还大大促进了数字经济转型，使中国移动互联网迅速跻身全球领先行列。
正是这样“放水养鱼”后，中国的互联网生态才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各种新技术、新品牌，无线支付之便利堪称举世无匹，由此催生出的许多“黑科技”，甚至出现一度硅谷也要到中国来抄袭的现象。
事实上，电信网络、移动互联网、手机、无线支付这些，都不是中国人所原创的，但中国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实现弯道超车，不仅是应用推广更快，还研发出硅谷也没有的新应用，就是在于这种高效协同机制：国企提供一流的基础设施，牺牲短期利润来保障更大的公共利益，而企业则依托这一良好生态环境，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孕育出更多新技术，进而抢占国内外更大的市场。
可以说，在信息技术领域，国企与民企虽然也不乏竞争，但二者在总体上实现了各有分工，合作大于竞争的安排，在提升中国在该领域国际竞争力上，获得了1+1>2的成效。
国家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引擎
5月1日，《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文。文章强调，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还得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关键是要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这样才能充分激发不同群体、各类人才的创新活力。
这意味着一种“新型举国体制”：国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重大科技创新的组织者，是整个生态的引擎，激发所有各方的活力，适应复杂化的内外部环境，并推动整体结构的合理。
毫无疑问，国家科研机构、国企仍然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集中力量做好基础研究、筑好公共基础设施，赋能给整个生态；与此同时，社会资本和各类企业也是重要的创新主体，尤其是因为它们处于市场最前沿，能不断地将捕捉到的创新点反馈给后端，并将科研与推广应用更好地结合起来，形成良性循环，共同增强中国科技创新的竞争力。
在发达国家，尽管与中国国企与民企发挥“1+1>2效应”的场景、规模、案例有所不同，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模式确立得更早。
最成功的著名案例无疑是硅谷。物理学家威廉·肖克利曾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近20年（1936-1955），期间于1947年发明晶体管，并因此于1951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56年又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担任斯坦福大学教授，他所创办的肖克利实验室，是硅谷公司最早的母体，从中孕育出了英特尔等诸多一流企业。同样，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也是1993年在日本日亚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任职期间发明“高效蓝色发光二极管”的。
1945年，著名物理学家威廉·肖克利（中）回到战后的贝尔实验室，带领固体物理研究小组，研发制造能替代电子管的器件。（图源网络）
这些成功的协同创新模式至少表明，企业完全可以为科技创新作出更大贡献，并通过相应的机制，将科研、技术应用和市场更好地对接起来。国内此前所面临的困境之一，正是科学技术与实际应用脱节，难以有效推动技术落地和产业进步。
在这方面，企业内部创新型科研人才完全可以成为企业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解决企业和社会面临的实际技术问题，打通科研机构、院校和企业之间的人才培养，建立科技人才标准体系，既能推动前沿的科技发展，又能落地应用，实现良性循环。
按照科技部2022年初公布数据，中国76%的研发投入都由企业完成，不仅如此，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还可以把从市场上获取的利润用以支持科学基础研究。如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都在2018年分别设立了“青橙奖”和“科学探索奖”，旨在资助青年科学家心无旁骛地从事科研工作。近期，腾讯又推出“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计划10年投入100亿元，资助中国科研新生力量聚焦“从0到1”的原始创新。这些做法，无疑都是对国家基础研究的有益补充。
2019年“科学探索奖”全体获奖成员合影（图源网络）
如今，大国竞争正在5G、人工智能、新能源等诸多领域展开，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中国绝不能掉队。面对新局面，我们需要新思维：如果说以前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鼓励在自由竞争中试点出创新模式，那么现在讲科技攻关，则需要“白猫黑猫一起来抓老鼠”，在一个开放的复杂生态中各司其职，相互协调，推动整体结构的合理和突破。
说到底，14亿中国人不缺科技攻关所需的聪明才智，关键在于如何激发出每个个体的潜力，并使他们协同配合，为国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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